难民危机 | 德国为何愿意接受那么多难民？

原创： 大安17   自由的眼                                          

第一个理由：情势所逼下的“不得不”

2011年年初叙利亚内战爆发，几百万人流离逃亡。绝大多数失了家园的人都挤在了土耳其，黎巴嫩，约旦，塞尔维亚这些编排在新闻报道末尾小板块的国家。以黎巴嫩为例，截止2015年9月共接受111.4万叙利亚难民，占其总人口24.9%，而那时欧洲仍一片祥和。突然，难民来了，来了欧洲，「难民危机」四字便跃入了所有人的眼里。

这儿说几句为何危机偏偏爆发在了2015年9月。彼时眼见叙利亚内战结束无望，黎巴嫩等地的难民营条件又极为恶劣，而地理位置接近的欧洲，正是社交媒体渲染下的天堂，趁着夏季的好天气，许多难民决定经由蛇头提供的“专业化服务“，通过水陆两线前往欧洲。

难民逃至欧洲路线图

聚集在土耳其的难民抵达的第一个欧盟国家便是希腊，这位正饱受着债务危机经济全面崩溃的国家，一抬眼发现乌压压的人群已经拱到了门前。根据「都柏林协议」，任何难民必须在第一到达国就地避难，而不能在拿到正式身份之前去往其他国家。若严格遵守这份协议，已是泥菩萨的希腊无疑将直接溺毙于爱琴海。因此一方面，德法决定打开边防，救救已然不堪重负的希腊；另一方面，难民面对希腊断水断粮式的人道主义救援也自行继续大踏步向西欧进发。沿途的匈牙利对其态度一直极为强硬，北欧虽说风景优美自由开放，但路途遥远凛冬将至，不如留在同样十分发达的德国。如此周折，倏忽间德国便需即刻面对从希腊流转而来的百万难民。

聚集在希腊的难民

关卡将开未开之际，一张照片引起了德国国内舆论悯然炽烈的发展。三岁叙利亚儿童艾兰溺亡于地中海，小小的身体趴在沙滩上，像是等着父母过来查看便能跳起来吃吃笑的样子。艾兰库尔迪之死作为导火索，让德国以决然的姿态打开了边境，由慕尼黑作为连接点，开始接纳难民的涌入，「欢迎文化」至此弥漫全境。

第二个理由：法律赋予的国际责任

首先是德国宪法第16条“避难权”中规定，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员享有避难权。而针对叙利亚战争难民这条基本法起到的作用可忽略不计，因其主要针对的是由种族，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等遭受迫害的难民，而非战争难民。

其次为日内瓦难民公约，1951年德国成为第一批参与签署公约国家，至今已有约150个国家签字。公约规定，难民的定义为由于种族，宗教，民族，政治信仰而必须离开祖国的民众。大多数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及索马里的难民将通过日内瓦难民公约得到德国的难民庇护。

最后一个法律支柱名为辅助性保护（Subsidiärer Schutz）。来德难民中，有一些民众并未遭受政治迫害者，亦不满足日内瓦难民公约的条件，但遣返会导致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这个法律主要针对由于战争，刑讯，拷打等逃亡海外的难民，他们将首先获得一年的居留许可，之后每两年延签一次。在德国居满五年则有可能取得长居，但必须具备相应的德语知识且有独立工作能力。

第三个理由：历史身后的“负罪感”与“负责感”

对二战的赎罪以半隐秘半煌煌的姿态渗入到每个德国民众的心中，有勃兰特的华沙之跪，亦有代替童话故事“很久很久之前”的纳粹史教育“那是1933的一个冬天“。对待以往父辈犯下的罪行，许多人仍用近乎严苛的方式不断自省警惕，持续地匍匐在赎罪的道路上。对于叙利亚难民，尽管是美俄踹翻的锅，但德国人是否因着赎罪之思而用双手直直地去接滚烫的乱粥，无法定论。至少在询问周边朋友这个问题时，他们言语间透着的无奈反思，令人无法忽视这个缘由。

除却赎罪，其余闪回的历史事件亦是多米诺骨牌的其中一张。说说三件事。1939年，圣路易斯号客轮的船长试图运送937名德国犹太难民到古巴和美国避难，但因当时的反犹浪潮，古巴美国均拒绝接受这些犹太人，最终客船无奈返回欧洲，这些犹太人四散进一些欧洲国家，大部分在德军入侵时被捕，最终惨死于集中营。这次事件后德国人总想着的教训倒可以用一句中国古语概括：“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1939年拒收犹太难民的美国古巴间接导致了最后他们的死亡，那如今若拒绝接受难民并遣返其回叙利亚，无疑一如美国，不沾血腥地推着他们去死。

时间过渡到六年后的二战结束，根据波茨坦协议，德国归还1933年后侵占的土地，且确立奥得河-尼斯河线作为波兰政府管理区域的边界，世代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德国人将通过“民族转移”驱逐回国。在波兰，南斯拉夫，匈牙利及罗马利亚的1300万德国人被剥夺财产后狼狈回到已分裂为两个国家的“德国”——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尽管当时许多人都处于以一手一足残疾之躯，白日重建残垣，夜宿灰烬之上的难堪境地，但对于或许会抢占仅有生存空间及救援物资的外来同胞，他们仍给予了最大程度的欢迎接纳。得益于马歇尔计划，西德缔造经济奇迹迅速崛起，1300多万难民同胞恰到好处地填补了劳动空缺。

再倏忽三四十载，由于劳动力的短缺，西德引入大量土耳其劳工，东德则允许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输入众多劳工，德国开始逐渐转变为移民大国，至2016年官方数据显示，五分之一在德居住人口有移民背景。面对曾经的成功移民历史，依靠着欧洲经济火车头下的强大财力，当时的德国对打开边防接纳难民有着很大程度上的骄傲与自信。

第四个理由：欧洲价值观下的人道主义精神

欧洲的人道主义精神大约是近几年被众人批判最惨的一点，最普遍的批判专用术语便是「圣母」。对「圣母」的定义极为多样且模糊，其中最令人反感的并不是「农夫与蛇」中试图救蛇却被反咬一口的农夫，而是要求别人把冻僵的蛇揣进怀里捂热自己却在一旁看戏，等蛇一醒逃之夭夭的看戏人。当然，德国接纳难民并不能简单地用农夫与蛇的故事进行类比，因为试图将难民脸谱化成反面形象正是极端右翼份子乐此不疲做的事，更为重要的是，德国被简单地嘲笑为「圣母」其实并不公正，因为他并未单纯的慨他人之慷，他主要割的是自己的肉。

再说到欧洲的主要价值观“民主，平等，自由，博爱”，它致力于形成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倡导公民尊重他人平等的社会权益。通过德国的战后公民教育，这些观念不断扎根于德国民众脑中。因此，对于许多德国民众而言，接纳难民是一件符合自身价值观，保护他人人权的善意之举。在采访过程中，许多被采访人言语中对难民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悲悯是真挚的。此外，亦有许多人表示德国隶属于西方世界，它主要由欧洲和北美组成，这些国家制定运作着世界规则，因此他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便有着同等负责感，这些事包括叙利亚战争及其引发的难民危机。

就国家层面而言，默克尔曾多次强调，“如果没有人道主义精神，那么欧盟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一个统一及有力的价值观对国家的统一强大至关重要。如果当初德国政府以极其强硬的姿态拒绝接纳难民，那么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给长期宣传价值观一记尴尬的巴掌。

第五个理由：人口老龄化下缺失的人口红利

从道德的角度凝视接纳难民一举，是人道及人文主义精神的闪现，但身处利益至上的国际丛林中的政治家在做决策之时，必然不能只想着展现人性之善美，接纳难民在情势所迫之下，亦或许对德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西欧发达国家大多为高福利社会，德国亦然，而社会成熟发展至后期裹挟而来的少子化，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便愈发凸显。贝塔斯曼基金会于2015年初发布一项调查研究“至2050年，德国对非欧盟国家的移民需求”。调查指出，劳动力的不断供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劳动力不断萎缩的趋势下，高昂的社会福利将无法保证。经预测至2050年，德国的劳动力将由现今的四千五百万减少至两千九百万，对此最为有效的应对措施即为接纳大量移民。2015至2025年间每年需接纳大约450.000名移民，2026至2035需大约600.000名，直至2036至2050则需550.000名移民才能保证现今的社会福利运转。

根据Statista的数据调查

至2040年，有移民与无移民的德国人口结构对比图

另一方面，成功抵达欧洲的叙利亚难民虽是九死一生，几经艰难，但根据调查显示，他们大多在叙利亚为失去不动产的中产阶级，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培训，对当时的德国而言，大批非文盲难民的到来可以填补人口赤字，保障人力供给，经济界也普遍支持政府的难民政策，期待“难民经济”刺激德国经济发展。

诚然，三年已过，在难民归置问题上德国政府付出的超额财力物力，使当初着眼经济效益的政府陷入未曾预料周全的尴尬境地，并且除却叙利亚难民以外，许多北非东欧的难民也趁着危机辗转来到德国，试图谋求更好的生活条件，他们大多文化水平较为低下，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2018年申请难民签证的难民国家来源 

第六个理由：德国的政治抱负及国家形象

德国对自身政治地位的探求一直周折不断，经由一二战的挫败无奈长时间被迫龟缩于经济领域，但它始终诚恳承担纳粹历史责任，谋求世界对其的重新认可。后冷战格局中，凭借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起死回生，与法国连成盟友代表欧洲与美国进行政治对话。直至两德统一后，德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开始彰显更多的政治抱负，欧盟的推动，俄乌冲突，欧债危机等重大国际事件中，德国隐隐以欧洲领导者的身份出面协调斡旋。

一切顺风顺水之际突如而来的难民危机几乎冲垮了德国费心推动的欧盟一体化，除却英国脱欧，东欧波兰匈牙利对待难民问题时表现出桀骜态度，长期基友奥地利也始终呈摇摆姿态，甚至部分申根区欲暂停申根条约以防止恐怖分子自由流窜，威胁国家安全，这些现实令邻国全是申根区成员国的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急需慎重思索对策，以身作则接纳聚集于意大利与希腊的大批难民，以维护欧盟从司法，经济，政治及价值观上的统一稳定。

另一方面则是对自身国家形象打造的考量。2015年前半年，如火如荼的Pegida运动（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右翼分子频频焚烧难民营的举动等让德国与排外形象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当时大安正在学习德语，老师让我们用几个形容词形容德国，一个姑娘脱口而出“ausländerfeindlich”(排外)。当时那位整天眯着眼睛笑的德国老太太沉默了一下，随即耷下眼睑说“以前这个单词还从没学生用来形容过这个国家。”此外在希腊危机中，德国政府强硬的使希腊接受严苛的救助贷款协议，也为它打上了“冷血欧洲霸主”的名声。

以此种种，在三岁艾兰之死的舆论浪潮下，德国打开边境接纳难民，一时间德国柔和亲切负责任的国家形象跃入所有的新闻媒体中，难民背着行囊艰难而来，手中不忘攥着“默克尔妈妈”的照片，2015年默克尔当选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文中形容默克尔：“她是自由世界的总理，彰显人性、慷慨及宽容的价值观，展现德国可将强大国力用于拯救而非毁灭，不管是否认同默克尔，她走的并非一条轻松道路。”这句话属于默克尔，亦属于2015年以来的德国。

近年来涌入欧洲的难民不断增加，除却治安问题以外不同宗教的信仰也令“欧罗巴斯坦”成为愈来越多人口中惴惴不安的预测。诚然，在这次难民危机之下，欧洲的政治经济，人口宗教，价值观乃至社会结构都遭到了始料未及的解构。而德国以一己之力承担百万难民，其重塑过程便更为漫长阵痛，对自身承担能力初时的极为（过于）自信，人道精神的彰显，历史缘由的善意，经济利益的考量，法律系统的支撑乃至政治地位的谋求都在这三年的现实前遭受了重创与谩笑。

现实已成，反思的必需性不必多言，但一再沉浸于过往却是害了自身。德国政府已试图加大难民筛选力度，遣送非战争难民回国，与土耳其缔结盟约减缓难民涌入趋势，努力促进在德难民融入当地社会。它将如何继续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我们将持续见证着。最后，用一首约翰多恩的一首诗作为结尾：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
　　在大海里独踞；
　　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
　　连接成整个陆地。
　　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刷，
　　欧洲就会失去一角，
　　这如同一座山岬，
　　也如同一座庄园，
　　无论是你的还是你朋友的。
　　无论谁死了，
　　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
　　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因此，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丧钟为你而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