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注定了會因其巨大的爭議性而被載入史冊，就連某些民主黨人也不得不承認，它暴露了美國選舉體系的若干缺陷與漏洞，選舉所造成的傷痕和分裂絕非短期之內就能彌合。
這場選舉在華語世界引發了一九八九年以後三十年來最為激烈的一場論戰，比九零年代末自由派與新左派的那場論戰規模更大、分歧也更大。對於美籍華人而言，他們擁有投票權，誰上誰下，直接與他們的生活品質（甚至具體到子女教育）息息相關，他們對此念茲在茲，自然可以理解。而對於那些並非美國公民的華人而言，對美國總統大選這一議題的過度參與和全身心地投入，則顯得有些匪夷所思。他們在“莫談國（中國）事”的禁令和陰影之下，偏偏熱衷於“大談國（美國）事”，多少有“以遠水解近渴”之意——中國沒有最高領導人的選舉，習近平已成為終身國家主席，無甚可談，那麼就只能以討論美國大選來解饞了。
然而，在華語世界中關於擁川還是非川的爭論，大都是低層次的臆想和謾罵，絕少進入憲政建設、精神價值、思想觀念的層面。大潮退去之後，沙灘上只能留下一堆垃圾。
即便是自稱川普支持者的群體，不少人亦陷入“中南海厚黑學”的胡思亂想之中。很多連一句英文都不會說的、也沒有任何專業知識背景的華人，居然斗膽創辦以討論美國大選為主旨的自媒體，仿佛深諳美國高層政治鬥爭，高談闊論教宗被捕、佩洛西被捕、華府軍管、彭斯捲入販賣雛妓案等假消息，宛如當年我在北京遇到的計程車司機，個個都大談中南海內幕，好像他們剛剛開完政治局常委會出來。當這些“自媒體達人”的每個“預言”都落空之後，似乎沒有人道歉謝幕，他們反倒大言不慚地辱罵川普沒有接納他們的獻計獻策，發動美軍入首都“勤王”，他們真把美國當成中國了。我更感到奇怪的是，這些漏洞百出、異想天開的誇誇其談（比《西遊記》還神奇）居然有那麼多人願意聽，那麼多人自願弱智化。其實，這跟吸毒有什麼差別呢？尼采說的沒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末人”的時代到臨了。奧地利學派的政治經濟學大師米塞斯說過，唯有觀念才能打敗觀念；所以，用謠言來反對謠言，既無法拯救美國，也無法解構中國。
我從二零一二年離開中國之後，就不再使用推特，因為我無法適應推特中文圈如水泊梁山的暴戾之氣。推特中文圈上罕有理性討論的空間，一言不合即惡言相向、破口大罵，若是在現實生活中，那些人必定是報以老拳乃至刀劍齊上。推特中文圈充斥著某種豬圈般的氣味，我有潔癖，忍受不了這樣的氣味。這正是我對中國的民主轉型相當悲觀的原因。劉曉波當年說過，“未來自由中國在民間”，但我看到中國民間包括海外華文圈整體的民主素養和寬容觀念的缺失，就感到“民間”未必值得信賴和期許。
有朋友偶爾給我發來推特中文圈上的一些“天方夜譚”，每次都讓我跌破眼鏡。最新的一次是萬延海的一則推文：他建議眾人“分頭搜集證據”，將那些“造謠鼓吹美國大選陰謀論”的人士和團體（他點名了曹雅學、傅希秋等人）的言論“立此存照”，然後起草一封告密信給國會、國務院和民主基金會。在其推文之下，流亡瑞典的茉莉興高采烈地回應說：“請你們轉告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不要再資助中國民運川粉。這是一批又蠢又壞的白眼狼，美國納稅人資助他們，他們卻破壞美國民主。”——雖然我既不是“中國民運”也不是“川粉”，更與美國民主基金會沒有什麼關係，而是名副其實的“美國納稅人”，但我對此前因參與六四而被中共當局迫害的茉莉女士的言論仍然感到莫名驚詫：她在福利國家的瑞典，數十年不工作、不納稅，享受“瑞典納稅人”為她提供的種種福利，然後整天在網上惡毒謾罵跟她觀點不一樣的人，難道她就對“瑞典納稅人”毫無愧疚之心嗎？此種不願通過辛勤勞動養活自己的“廢物”，有什麼資格談論民主自由呢？
此前，我應邀到台灣清華大學演講時偶遇在那裡當“訪問學者”的萬延海，並當面斥責他的若干荒謬言論。他沒有出版過一本專著和一篇學術論文，有什麼資格當“訪問學者”呢？他若真的是“愛滋病患者權益活動人士”，為什麼配合中共將同仁胡佳從愛知行研究所開除呢？他在二零一零年離開中國赴美後，在費城接受自由亞洲電台專訪時表示，機構在國內發展受到當局各路封殺危機四伏，希望“通過自己離開突破困局”——這段話讓人百思不得其解：他要在美國大展宏圖嗎？但美國的艾滋病患者的權益似乎並不需要他來保護。此後十年，人們並未看到他做過什麼實事，他靠什麼維持生活呢？難道靠搜集反共人士的言論呈送給不知名的“有關部門”（此類“有關部門”顯然不是美國國務院、國會或民主基金會）來獲取賞金嗎？從“愛滋病患者權益活動人士”變為“賞金獵人”，這一轉身是何其華麗！
萬延海、茉莉的言論並非孤案，在推特、臉書等社交媒體上，反川甚於反共的人士滿坑滿谷。他們作出種種激越言行，在我看來，背後原因無非有三。
其一，很多反川甚於反共的人士，原本就是中共體制內的既得利益階層，只是在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中遭到“誤傷”而成為犧牲品，這才誤打誤撞成為“民主自由人士”，進而流亡到海外、獲得美國的政治庇護。諸如前《中國改革》雜誌社社長及兼有紅二代身份的李偉東、前《南方都市報》總編輯程益中、前中央黨校《學習時報》主任編輯鄧聿文等人，他們在此前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都在中共體制內吃香喝辣、呼風喚雨，甚至號稱可以給“海裡”遞送諫言。他們長期在體制內生活，就不能不受“體制內思維”的同化與限制。如今即便身在海外，仍未徹底放棄成為“帝王師”的宏大夢想——若能回歸體制，重新獲得君王的“大用”，遠比在美國當普通人更為“體面”。他們當然不覺得當一名披薩快送員，過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生活是光榮的，他們的價值必須依靠來自掌權者的肯定。他們發表的那些貌似批評中共政權的文字，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是“小罵大幫忙”，最多就是屈原式和海瑞式的“第二種忠誠”罷了。他們對“體制”（無論是中共的極權體制，還是美國的“深層政府”體制）都充滿了烏托邦想像，自然對來自“體制”之外的川普極端不屑與排斥。若是用捷克異見作家克里瑪的話來說，他們的言論“充斥著陰溝中的氣味”，敏感的人遠遠就能嗅出來——我一看到他們的文字，只需花幾秒鐘的時間掃幾行，就能讀出“皮袍下的小”來。
其二，很多海外華人反川甚於反共，或者根本就不反共，甚至用反川來幫助共產黨轉移視線，這並非某個人單一的、孤立的選擇，而是中共在背後實施的廣泛的宣傳戰和情報戰的一部分。在美國，反川和擁川都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換言之，言論自由這一美國憲法保障的公民的基本人權高於反川或擁川這一具體的政治立場和政治選擇。如果因為反川或擁川而企圖剝奪對方的言論自由，就跟中共的暴政無異（只是暫時還沒有掌握像中共擁有的那種戕害言論自由的權力罷了）。北大法學博士滕彪支持推特、臉書對川普封號，甚至說“封得太晚”，那麼他有什麼資格譴責美國名校在中共的壓力之下取消他的演講呢？他又有什麼資格譴責中國政法大學取消他講課的資格呢？如果越過言論自由這一底線，任何人立即變得“無足觀也”。很多海外華人其實跟川普並無不共戴天之仇，卻耗費巨大的時間和精力反川，這種做法看似不符合常識、常理、常情。這種看似不符合常識、常理、常情的事情，只能放在中共的“一盤棋局”之下才能看得明白。雖然我沒有證據、不能輕易指控某人是中共安排的特務，但正如聖經中所說，從一棵樹結出什麼果子就能判斷這是一棵什麼樹，從某些人的公開言論中亦可判斷他們非同尋常的身份。據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公布的克格勃檔案顯示，克格勃當年投入重金在蘇聯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中招募和收買線人、特務，這個群體中近三分之一的人都跟克格勃有著若即若離的關係。今天的中共比當年的蘇聯更財大氣粗，這方面的工作自會綿密而細緻。我們且等著看中共垮臺、檔案公布的那一天。
其三，很多反川甚於反共的人士，確實跟川普有仇，因為川普動了他們的享用多年、習以為常的“奶酪”。有不少來自中國的流亡人士，像儒家士大夫一樣“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到了西方，根本不願從事一項普通的工作來養家糊口，他們要當孫文那樣的“職業革命家”。但是，今天的華人社群早已厭倦了民運的內鬥，極少人願意捐款支持這些“未來的總統大人”。所以，他們只能依靠各大國際人權NGO機構和像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這樣的半官方的基金會的資助來維生。長期以來，這些大型機構與這群“民主人士”形成了某種奇特的共生關係：這些機構的撥款需要及時花出去，而這些“民主人士”又擅長撰寫項目報告來獲取經濟援助。而實際上，這些名為“推動民主”的項目，大都收效甚微甚至是無效的。川普上台後，看到此類左派撒錢計畫的漏洞，遂大筆削減各政府和準政府機構的“民主援助金”。這樣，自然導致很多“被養起來”的人士丟了飯碗，或者飯碗中的肉少了。古語說得好，斷人財路，甚於殺人父母，這些人自然對川普恨之入骨。他們不遺餘力地辱罵川普和歌頌拜登，就是希望拜登上台之後繼續此前類似於習近平的“大撒幣”政策，這樣他們才可利益均沾、繼續大塊吃肉、大碗喝酒。他們看重的並非究竟是川普的政策還是拜登的政策對中共的打擊更大、更能加速中共政權的垮臺，而是誰上台可以讓他們碗裡的肉更多。這不是人的思維方式，這是狗的思維方式。
某些人反川甚於反共，看似荒腔走板、匪夷所思，但若訴諸常識，則可庖丁解牛、迎刃而解，答案很容易水落石出，原因大都不出於以上三點。我們可以繼續觀看這些人的精彩表演。
（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