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和飛將軍們的傳奇

谢谢老朋友鲁国明转来这篇林徽因梁思成之子梁丛戒悼念中国空军抗日英烈的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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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全名是“悼中國空軍抗日英烈” 是梁思成、林徽因的兒子梁從誡所寫。  由薩蘇加上前註，在清華校友總會網上發表的。 我閱後深受感動，中國空軍飛將誓死無歸抗日殺敵，以弱擊強，景象如在眼前。 我判斷這篇原文是約在2005年發表的。但好像沒看到有完整的中文繁體字版在網上。我將之轉成繁體，校對、轉傳。  魯國明 2023-9-4

（艺萌从油管上传，是每次阅读有关二战战场，特别是鹰击长空的英烈们时，我都会打开收听这个令我血脉喷张，热泪盈眶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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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18 | 1575

記得梁思成先生遭到批判，有一個原因是珍藏一柄國民黨軍人的短劍。據說，這是林徽因先生留下的，是林先生小弟弟林恒的遺物。林恒是中國空軍飛行員，在抗戰中戰死於成都空戰，林徽因念念不忘這個英俊剛毅的弟弟，因此把這短劍終生收存。

近日，看到梁公之子梁從誡先生的一篇文章，才知道梁思成林徽因伉儷，和中國空軍的飛行員還有一段傳奇的交往，這些優秀的中國軍人，全部在八年的血戰中，為了民族的獨立和尊嚴血灑沙場，化作了空谷中呼嘯的風音。

——薩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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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中國空軍抗日英烈

梁從誡  (梁思成、林徽因的兒子)

那是發生在58年前的事情，我們家曾經同一批年輕的中國空軍有過一段特殊的友誼。這些飛行員的英勇事迹幾乎不為人所知，但是，我相信，對這些曾以鮮血換取中華民族生存權的人們，歷史是不應該忘記的。

“友誼從邂逅開始”

我的父親梁思成，“七七事變”前在北平從事中國建築史的研究，母親林徽因與父親是同行，又是詩人和文學家。1937年7月底，為不願見到日本侵略軍的旗子插上北平城，他們領著外婆、姐姐和我，匆匆離開了這座古城，往西南大後方撤退。沿途一片混亂，10月間才輾轉到達長沙。不久，戰火又燒到長沙。12月初，我們又乘長途汽車前往昆明。

破舊擁擠的公共汽車曉行夜宿，幾天以後，才在一個陰雨的傍晚到達湘黔交界處的晃縣。

為了投宿，父母抱着我們姐弟，攙著外婆，沿街探問旅店。走完了幾條街巷，也沒能找到一個床位。就在那走投無路的時刻，竟發生了一個“奇迹”：從雨夜中傳來一陣陣優美的小提琴聲，全都是西方古典名曲！

令人頗有“如聽仙樂耳暫明”之感。誰？會在這邊城僻地奏出這麼動人的音樂？他想：這位拉琴的一定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或許能找他幫一點忙？

他闖進了漆黑的雨地，“尋聲暗問彈者誰”，冒然地敲開了傳出琴聲的客棧房門。樂曲嘎然而止。父親驚訝地發現，自己面對的，竟然是一群身著空軍學員制服的年輕人，十來双疑問的眼睛正望著他。父親難為情地作了自我介紹並說明來意。年輕人卻出乎意料地熱心，立即騰出一個房間，並幫忙把母親攙上那軋軋作響的小樓。原來，他們20來人，是中國空軍杭州筧橋航校第7期的學員，也正在往昆明撤退，被阻在晃縣已經幾天了，其中好幾個人，包括拉提琴的一位，都是父親的廣東同鄉。這一夜，母親因急性肺炎高燒40度，一進門就昏迷不醒了。

我們家同這批飛行員的友誼，就是這樣開始的。

“父母成為飛行員的“名譽家長””

1938年初，我們終於到達昆明。父親所在的研究機關和西南聯合大學也都陸續遷到這里，生活開始安頓下來。很快，我們就同在晃縣相遇的飛行員們又見了面。他們都來自江、浙、閩、粵沿海省市，家鄉有的已經淪陷。20歲左右的年輕人，遠離親人，甚至無法通信，在這個陌生的內地城市，生活十分寂寞。坐落在郊區巫家壩機場的航校，訓練生活枯燥艱苦。軍隊中國民黨的法西斯管理辦法常激起他們的憤恨。那時，昆明的外省人還不很多，我們家就成了他們難得的朋友。假日里，他們總是三五成群地來這里聚會，恰好我的三舅林恒也是抗戰前夕投筆從戎的航校第十期學員，不久也來到昆明。這一層關係更密切了我們家同這批空軍的友誼。

然而，戰時後方的空氣，畢竟嚴峻多於歡樂。空軍部隊里，充斥著無能和腐敗現象。直到抗戰初期，中國空軍是按照德國的體制來訓練的。但後勤部門的長官則盜賣零件，汽油，使地勤工作全無保障，飛機經常發生故障。最使他們焦慮和憤慨的，是由於當時政府的無能，使得中國空軍的裝備極端落後，遠遠不能同日本侵略者相匹敵。當時，他們是多麼希望早日得到美國或英國的新型驅逐機啊！

大約在我們到達昆明一年多以後，他們從航校畢業，成為正式的空軍軍官，將作為驅逐機（後稱殲擊機）駕駛員，編入對日作戰部隊。畢業典禮在巫家壩機場舉行。由於他們中沒有任何一位有親屬在昆明，便決定請我的父母作為他們全體畢業生的“名譽家長”，到典禮上去致詞。那一天，我們全家都去了。父親坐在主席台上，也致了詞。講話之後，畢業生們還駕著那些“老道格拉斯”進行了飛行表演。

這時侯，日機對昆明等地的空襲日益加緊。正式編入作戰部隊之後，他們難得休假，同我們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少，而“跑警報”卻成了我們日常功課。不久，我們家又從城里疏散到了市郊農村。由於我們沒有制空權，猖狂的敵機常常肆意低空掃射轟炸，有時就從我們的村頭掠着樹梢尖嘯而過，連座艙里戴着風鏡的鬼子駕駛員都看得清清楚楚。

飛行員們偶然來到我們家，講些戰鬥故事。但我記得這時的氣氛已和過去大不相同。談起空戰中我方的劣勢和某些我們不認識的老飛行員的犧牲，他們是那樣的嚴肅和憂憤，使人覺得，好像有什麼可怕的事情即將發生。

果然，不久就傳來了他們的噩耗。

“飛行員為國捐軀的噩耗不斷地傳來”

那是從部隊寄給我父親的一封公函和一個小小包裹——

―一份陣亡通知書和一些日記、信件和照片等遺物。死者名叫陳桂民，是我們的飛行員朋友中第一個犧牲的。因為他在後方沒有親屬，部隊就把這些寄給了“名譽家長”。母親捧著他們，泣不成聲。

說話帶著濃重的廣東口音的陳桂民，是個愛講故事的小伙子，個子不高，方方的臉。他的戰鬥故事最多，也最“神”。有一次，他說自己在空戰中把子彈打光了，一架敵機卻從後面“咬”住了他。但碰巧敵機也沒有子彈了，兩架飛機並列飛行，互相用手槍射擊，手槍子彈又打光了。陳桂民說，他決心把敵機撞下來。敵人卻靠著飛機性能的優勢躲開了。

陳桂民的死，只是一連串不幸消息的開始。據我的回憶，隨後犧牲的一位，名叫葉鵬飛，也是廣東人。他個子瘦長，不善言談。由於飛機陳舊失修，他居然兩次遇到機械故障，不得不棄機跳傘。那時，不少飛機是南洋華僑和各界同胞集資捐獻的。他摔了兩架，心情非常沉重，曾對著我的母親落淚，說自己無顏以對江東父老。雖然父母一再安慰他說，這不是他的錯，但他卻發誓，絕不跳第三次。不幸的是，這樣的事竟真的發生了。在一次警戒飛行返航時，他的飛機又發生嚴重故障，當時長機曾命令他跳傘，他卻沒有服從，硬是同飛機墜落地面，機毀人亡。他的死，使他的戰友感到特別壓抑和悲哀。

由於日機對昆明的轟炸越來越猛烈，1940年冬天，我們家隨父親所在單位再次從昆明遷往四川宜賓附近的一個偏遠的江村————李莊。從此，我們同這批空軍的朋友已難以直接來往，只有一些通信聯繫。然而，空軍部隊卻仍在堅持他們的慣例。不久，“小提琴家”

黃棟權的遺物也寄到了李莊。 後來我曾聽父親說，黃棟權犧牲得特別壯烈，他擊落了一架敵機，在追擊另一架時自己的座機被敵人擊中，遺體被摔得粉碎，以致都無法收殮。我們全家對於黃棟權的死特別悲痛，因為當初正是他的琴聲才使我們同這批飛行員結下了友誼之緣的。

這時，母親肺病復發，她常常一遍遍地翻看這些年輕人的照片、日記，悲不自勝。

這以後，又陸續有人犧牲。父親為了保護母親，開始悄悄地把寄來的遺物藏起來，不讓母親知道。但是不久，她又受到一次更沉重的打擊。剛剛從航校第十期畢業的三舅林恒（他們的訓練基地後來遷到了成都）也在成都上空陣亡了。那一次，由於後方防空警戒系統的不力，大批日機已經飛臨成都上空，我方僅有的幾架驅逐機才得到命令，倉促起飛迎戰，卻已經太遲了。三舅的座機剛剛離開跑道，沒有拉起來就被敵人居高臨下地擊落在離跑道盡頭只有幾百米的地方。他甚至沒有來得及參加一次像樣的戰鬥，就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父親匆匆趕往成都收殮了他的遺體，掩埋在一處無名的墓地里。

面對著猖狂的日本空中強盜，當時後方的許多人曾寄希望於美國的援助，卻一年又一年地希望落空。直到1941年底以後，在“珍珠港事變”中挨了日本人痛打的美國被迫參戰，情況才開始有所轉變。

然而，戰爭初期中國的老飛行員們已經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1942、1943年前後，美國開始向中國提供P-

40等新型驅逐機，並在印度等地為中國培訓了幾批新飛行員，中國空軍裝備上的劣勢開始有所好轉；同時，由陳納德上校率領的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即赫赫一時的所謂“飛虎隊”，也活躍了起來，配合着中國空軍，逐漸奪回了西南地區的制空權。空軍成了後方報紙上的英雄，“新一代”的中國飛行員也“神氣”起來。但是，我們家認識的那一批老飛行員，除了一位傷員林耀之外，到這時已全部殉國了！紀念着他們的，也許只有我們一家。自從陳桂民犧牲後，每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紀念日中午十二點，父親要帶領全家，在飯桌旁起立默哀三分鐘，來悼念一切我們認識的和不認識的抗日烈士。由於年代久遠，我今天已記不起更多的人和事。只有林耀除外。

“最令人難忘的是林耀”

林耀，廣東鶴山人，僑居澳門。在同期飛行員里他年齡最長，也最沉穩。在其他飛行員和我三舅相繼犧牲後，母親待這個同姓而非同祖的青年人更如親弟弟一般。我們家搬到李莊以後，林耀常給父親和母親寫來長信，母親總是反復地讀，並常說他是個“有思想的人”。據林耀的侄子林萬暉先生提供的資料證明，林耀是1939年在著名的重慶“5-3”空戰中負傷的。

當時中國空軍以劣敵強，擊落日機多架。

戰鬥中，林耀一人即擊落敵機兩架，自己也左臂中彈，被迫跳傘，昏迷中墜落重慶附近銅鑼峽山上，被農民發現，送進了醫院。傷口癒合後，醫生又給他動了二次手術，強把斷了的大神經接上了，但從此手臂不能伸直，而且出現嚴重的神經痛。在療養中，他開始用各種體育器械來“拉”直自己的左臂，常常疼得頭上冒汗，他仍然頑強地堅持著。最後，終於恢復了手臂功能。但出院後，未能獲准回作戰部隊，而作了航校教官。1941年6月15日敵機對重慶狂轟濫炸，造成上萬群眾窒死防空洞中的“大隧道慘案”。林耀悲憤異常，堅決要求調回作戰部隊。幾經申請，終獲批准，後曾到印度受訓並接收美P-40式戰鬥機。

在歸隊之前，他曾利用短暫的假期，到李莊來看望過我們，在我家住了幾天，這大約是1942年的深秋。母親被病魔擊倒，痊癒無日，困於床榻；而林耀也正經歷着同輩凋零，人何寥落的悲哀。他們常常秉燭長談，或者相對無言。

他歸隊不久，曾奉命到新疆烏魯木齊（當時叫迪化）去接收一批蘇聯援助的戰鬥轟炸機。飛回成都後，他又來了李莊小住了幾天。帶給我們一張蘇聯唱片和一把藍色皮鞘的新疆小刀等物。

這以後，林耀又“來”過一次。那是他駕駛了一種什麼新型教練機從昆明轉場到成都，“路過”李莊，順便到我們村頭上超低空地繞了兩圈，並在我家門前的半乾水田里投下一個有長長的杏黃色尾巴的通信袋，里面裝了父母在昆明西南聯大時的幾位老友捎來的“航空快信”和一包糖果。

1944年秋天，我離開李莊到重慶讀中學，一個學期才回家一次。 這以後林耀同家里有過什麼聯繫，我不知道。

就在這年春季，日軍發動了“南下戰役”，衡陽在日軍圍困47天後失守，接著是湘桂一帶中國軍隊的倉惶潰退。第二年的春天，我回到了李莊，母親才告訴我，就是這期間，在衡陽地區的空戰中，林耀失踪了，他的飛機和遺骸始終沒有找到。

今年7月7日，我一個人在學校里，按照父親的榜樣，默哀了三分鐘，為林耀，也為所有其他的人。這是我在抗戰期間最後一次“七.七默哀”。

後來才知道，林耀在那次衡陽戰役中曾擊落敵機一架，并升任中隊長。1944年6月26日，他的座機在長沙上空戰鬥中中彈起火，在被迫返航時飛機失控，他再次跳傘。因傘未張開，犧牲於湖南寧鄉縣巴林鄉橫塘嶺。當地百姓掩埋了他的屍骸並立了墳墓。林耀陣亡後被追認為空軍少校。

“英名永垂不朽”

就這樣，在抗戰勝利前一年，我們失去了最後一位飛行員朋友。林耀的最後犧牲，在母親心上留下的創傷是深重的。她懷著難言的悲哀，在病床上寫了長詩《哭三弟恒》。這時離開三舅的犧牲已經三年，母親所悼念的，顯然並不只是他一人：

“……

啊，你別難過，難過了我給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樣想過了幾回；

你已給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樣，獻出你們的生命；

今天你沒有兒女牽掛需要撫卹同安慰，

而萬千國人像已忘掉，

你死是為了誰！”

（這首詩曾於1948年5月發表，現已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林徽因詩集》。）

關於這段往事，我曾在9年前寫過題為《長空祭》的文章，發表在《中華英烈》雜誌上。文章發表後，台灣一位早已退役的空軍老軍人曾輾轉來信，用極為熱情的語言感謝作者，說許多在台的原中國空軍老飛行員讀了此文後都異常激動，沒想到大陸還會有人記得他們當年的業績。此後，我又收到林萬暉先生經政協轉給我的信，才知林耀還有這麼多親屬健在，不僅一直在懷念著他，而且經過他們多年的努力，弄清了林耀犧牲的詳細經過，還為他爭取到了廣東省人民政府頒發的革命烈士證明。

現在，林耀、黃棟權、陳桂民和他們的許多抗日戰友的英名已被鐫刻在1987年在廣州建立，由徐向前元帥題寫碑名的“廣東省航空紀念碑”上，真正得以永垂不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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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林恒（1916年—1941年3月14日 †），福建省闽候县人，空军官校第10期毕业，空军少尉^[1]。

祖父林孝恂，父亲林长民，母亲程桂林，林徽因同父异母之庶弟。俄亥俄大学美术学院院长、美国越战纪念碑设计者林璎的叔叔。

1941年3月14日在四川双流上空与来犯日军零式战斗机展开空战，因我国飞机性能差，林恒飞机被击坠双流南门而殉国。三年后，林徽因写下悼亡诗《哭三弟恒》。-维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