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谭雄飞 谭爱梅

一九四八年，我父亲谭展超跟随孙立人赴台训练新兵，我们家人来台后，住在屏东市青岛街的一座日式房子里。孙将军的职衔是陆军副总司令、陆军训练司令兼第四军官训练班班主任。在意大利受过骑术训练的父亲在高雄凤山营区先后担任过骑兵总队长和步兵指挥官。那时父亲的官衔是陆军少将。

我们在青岛街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虽然当时台湾的大环境风雨飘摇，但也影响不到我们。周末常有父亲的同事朋友来家中聚餐，同我们家颇有往来的广东同乡有专长于山地作战的罗觉民，还有孙将军的摄影官罗超群。罗觉民后来在谷关的山地寒地作战训练中心，曾担任父亲的副手。罗超群原是广州《大光报》的摄影记者。母亲用水缸改造成的烤炉烤出的挂炉烤鸭和烧鹅，也是大人口中的名菜。像其他孩子一样，我们在院子里爬龙眼树、打弹珠、玩官兵捉强盗，完全没有想到天上的乌云正在聚拢。

左二为谭展超

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巡弋台湾海峡，这对不久前在台湾“复行视事”的蒋介石来说，不啻吃下一颗定心丸。接着，孙立人的厄运就开始了。一九五四年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从美国的战略利益来看，只要蒋介石能守住太平洋、围堵共产党、保住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也愿意容忍蒋的独裁统治。已升任陆军总司令的孙立人突然被蒋下令解职，调任无实权的“总统府”参军长，原职由黄杰接替。第二年孙就因涉嫌“兵变”事件被革除参军长职位，他的罪名是“包庇匪谍”和纵容部属“武装叛乱”，从此遭到软禁。

这个打击，对孙立人的部属来说，直如晴天霹雳，父亲也因此受到株连，军阶被降了两级，从少将变成中校。他不但不能再带兵，而且部队完全被肢解，昔日袍泽被编入不同的部队中。长官被整肃，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和他的家属，连部属的职业生涯也都因此而改变。以前与父亲往来的军中朋友，有的被调职到远地，有的转业去学校教书。大家逐渐疏远了，包括我们当时的玩伴。青岛街也变得冷清。

住在台中市的表叔曾告诉我，父亲有时周末到台中，会一个人到台中公园网球场，站在铁丝网外默默看着被软禁的孙立人在那里打网球。孙一见到父亲，就使眼色示意父亲不要接近，因为附近都是监视他的特工人员。

在屏东家中，父亲房间的一张书桌，正中的抽屉一直是上了锁的，里头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们都不知道，有时不免感到好奇。读小学时，我曾试着蹲在书桌底下，从抽屉后面伸手进去摸索，摸出了几张泛黄的照片，还有一张广东当地的中文剪报，内中报道了父亲的意大利妻子当间谍被捕的事情。我很小的时候从奶妈口中闻悉父亲的意大利妻子一事，也多少得到了证实，当时父亲已经去世。这关于父亲的意籍夫人的一切，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早已成了尘封的过去。

一九九一年的某个周末，我先生到联合国秘书处值班。他闲着没事就翻看他同事张北海桌上的一本英文新书，书名很新奇，叫作《鸦片茶》（Opium Tea）。翻着翻着，忽然看到一张我父亲的结婚照，合照的不是他岳母，而是一个外国女人。那个女人就是《鸦片茶》的作者贝安加·谭（Bianca Tam）。“Tam”是广东发音的“谭”。他打电话问我是否知道父亲有这么一个名叫贝安加的太太。披着婚纱又姓谭？我不明所以，他才告诉我，在一本名为《鸦片茶》的书里看到父亲和贝安加的结婚照。他从没见过我的父亲，只看过父亲的照片。

他继续看下去，才发现贝安加原来是意大利贵族出身，母亲是美第奇（Medici）世袭家族，有女爵的封号，小时候她和意大利强人墨索里尼的小儿子维托里奥（Vittorio Mussolini）玩在一起。

十五岁那年，贝安加在她母亲招待她表哥军校同学的舞会上，遇见了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国学生Tam Gianciau（谭展超三字的广东拼音），两人一见钟情。一个星期后，Tam手持玫瑰，登门拜访，两人迅速坠入情网。临走时，Tam向她母亲致敬，还请求女伯爵答应将女儿嫁给他。然而贝安加当时只有十五岁，对方又是中国人，在法西斯种族主义的社会，这样的恋情是不能见容的，所以她的父母极力反对。她父亲是墨索里尼政府海军部的高阶军官，社会地位很高。岂料贝安加坚持非Tam不嫁，甚至不惜为此与父母断绝关系。闹到最后，疼爱女儿的父母也只得屈服，安排他们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举行了一场少有什么亲友参加的冷清婚礼。婚后他们开车去度蜜月，缠绵的男欢女爱，少不得有一帖催情剂，这就是书名《鸦片茶》的由来。

此时德国与意大利已签订同盟条约，形成柏林—罗马轴心，父亲的军校同学，包括他的好友，也就是贝安加的表哥安东尼欧（Antonio）都对欧洲局势感到振奋，他们也希望日本在亚洲战场获胜。当时日本已全面入侵中国，占领了沿海大都市，父亲身为中国人，当然气愤填膺，他决心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这个立场使他在同学中变得很孤立。

父亲的想法是，为抵抗日本，中国可以征募许多兵员，却缺少受过现代军事训练的军官，所以这正是他回去报国的时候。贝安加支持父亲的决定。父亲在一九三八年以优异的成绩从陆军大学毕业。此时贝安加已生了两个孩子，要带着两岁半的女儿玲珑格（Lylongo）和刚满一岁的儿子乔纳森（Jonathan）乘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她丝毫不觉危险，但她父母对她的远行却忧心忡忡。尤其她母亲，对女儿前去战乱的中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贝安加和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们

一对时髦夫妇从香港上岸，回到广东乡下，还引起不小的轰动。这段时间，怀了身孕的贝安加住在婆家，有女佣照料孩子，生活是平静的。后来她在香港法国医院顺利生下一个女儿尤拉（Yula）。没过多久，婴儿尤拉不幸患了胸膜炎，死在法国医院的急诊病房。父亲奉派到贵州都匀，加入孙立人统帅的部队。贝安加作为军眷，也不辞辛劳跟着去，住在营区附近的农舍里，与一切文明设施隔绝。但就在临时搭建的简陋木板屋中，她又生下一个女儿，沿用了死去的尤拉之名。

贝安加1940年在贵州都匀网球场

日军在南京成立了汪精卫领导的新国民政府，并由中国沿海向内陆挺进，都匀成了与日军交战的前线。父亲在前线带兵作战，日机轰炸时，家眷还得带小孩躲警报。但就在蒋介石有一次前来检阅部队，召见父亲等年轻军官的时候，贝安加意外地发现了父亲的婚外情。

从父亲凝视坐在医护营房门边的一个护士的眼神中，贝安加立刻感觉到他们之间有一种不寻常的关系。那个护士就是我的母亲何懿娴。她本来是香港圣玛利诺医院的护士长，为了抗战报国放弃香港的工作，来到都匀。贝安加自然怒不可遏，她母亲当年在意大利警告过她的话浮上了心头：“中国男人很麻烦的，有了妻还要有妾，有了妾还要有小，你最后一定会被遗弃！”于是贝安加决定离开这个背叛她的男人。她带着小孩和贵州女佣，乘坐一辆卡车到桂林，再转民航机飞到香港，最后抵达上海。

贝安加这个当时才二十出头、脾气倔强的女伯爵，为了报复父亲的负心，毫不犹豫地东行。临行前，她要父亲知道，她的离去绝不是因为她害怕什么。“是的，贝安加，我当然知道你是什么也不怕的。”父亲吻别了三个孩子，为每个孩子挂上一条象征着福运的小红象项链。然而，在“冒险家乐园”的上海，等待着贝安加的又是什么样的命运，她可曾了然？不久之后，父亲随部队西行，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又是另一个陌生的前程。这一东一西的两个不同的命运，还有可能再交会吗？

父亲和母亲

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上海，贝安加翻开了一页新的生活。抵沪不久，在都匀已怀身孕的她，在上海耶稣会医院临盆，生下了另一个女儿艾洛玛（Aloma）。四个小孩，最大的只有五岁，加上贵州女佣和一个上海阿妈，开销大不用说，还得缴付医院生产费用，父亲让她带去的港币很快用罄，由广州汇到上海中央银行的钱也不够用。但贝安加决意不向意大利的家人求援，她父母也不知她身在何处。

贝安加搬出了租界区的旅馆，迁入公寓。她将小孩交由佣人照顾，自己到一家法国夫妇开的服装店上班并兼职模特儿。她和谭家认识的一个银行经理发生恋情，在金钱上得到他的帮助。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在太平洋展开对日战争，局势开始对日本不利。在上海这个日军占领的国际城市，气氛变得格外诡谲。轴心国与同盟国的外交使节团，尔虞我诈，互相套取对方的情报。

这段时期，贝安加结识了一位举止有欧洲风味的中国女人，经由这女人的介绍，她变成周旋在外交官社交场合的一名交际花，舞会饮宴中，暗中买卖情报。南京汪伪政权“外交部”的一个特别顾问，日本大使馆的情报官黑田中校通过那个中国女人，要求跟她见面，向他们提供情报。黑田向她出示美国支援中国抗战的飞虎队队长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的照片，要她说明陈纳德在都匀停留的时间，飞机跑道建在哪里。她如实说出后，黑田给了她一个装满钞票的信封，还邀请她参加第二天德国大使馆举行的为希特勒祝寿的宴会。但她当晚就目睹旅馆外一名日本军官用军刀刺杀一个年轻中国妓女的一幕，这使她战栗不已，连夜赶回上海，心情恶劣至极。

见到孩子，她安慰自己，她必须谋生，这一切都是为了生活，为了孩子。但她的儿子乔纳森却在法租界的公园里被一条流浪狗咬到，染上狂犬病而死。

她逐渐成为社交名媛，一个名气愈来愈大的交际花。她还涉足黄金走私，利用广州和上海的黄金差价来牟暴利。她寄到部队给父亲的信杳无回音。此时她听到的传言是，父亲的部队已经开拔，父亲在缅甸的一次战役后失踪，生死不明。

我们一家

贝安加终于从她事业的巅峰中摔落。日本战败后，那个中国女人劝她迅速逃离中国，但她固执地要留下来等待父亲的消息。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国空军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父亲随部队到广州时，贝安加已沦为阶下囚，被关在广州市郊的沙面战犯拘留所，罪名是：间谍和走私。初由盟军机关审讯，后转到中国法庭审理。

这时，二十七岁的女囚贝安加才了解自己处境的危险。她托律师发电报到意大利向她父母求救。他们责怪她到中国后音信全无，现在身历险境才想起父母。她母亲原是当时的罗马教宗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的一个侄女，于是恳求教宗设法营救。在贝安加关押期间，我母亲先去探监，后来父亲也去探监。贝安加在求生意志下突然想到，如果怀有身孕，说不定就能免于一死。于是要求父亲在牢房里让她怀孕，父亲也满足了她的愿望，后来果然怀了孕，和父亲生下最小的儿子，取名强尼（Johnny）。

中国法庭最后判决贝安加死刑。但在行刑前的最后一刻，法庭宣布了蒋介石的特赦令，免除她的死刑，但她必须在六十天内离境。

此时，父亲的部队已被派到东北同共产党军队作战。贝安加名分上仍是中国将军谭展超的妻子，却被要求限期离境，心情难平。但她一直没有父亲的消息。她写信去新一军指挥部查询，接到的回电说，父亲已经在一场战役中阵亡。万念俱灰之下，她回到上海。一家五口，在一个同情她的犹太成衣商的资助下，乘船归国。

贝安加和我的哥哥姐姐们

回到久别的意大利老家，贝安加并没有停留太久。她将小孩送到瑞士的一家寄宿学校后，自己前往战后的巴黎找工作。由于她在上海法国人开的服装店有工作经验，很快成为时装大师克里斯汀·迪奥的特别助理和模特。贝安加回意大利后也开了服装店。

不安于现状的她，历经数年打拼，从模特做到了老板，再次成为社会场所和时尚圈的耀眼人物。

此后，贝安加先后与五个男子结婚，却一直都保留着贝安加谭的名字，孩子也是冠着谭的姓。 

60多岁的时候，她回想自己的一生，把自己的游历写成了一本书名为《鸦片茶》，里面记录了自己和谭展超在一起的日子及她在中国所经历的一切。也许这本书是为了纪念谭展超，又也许是一种爱的寄托。

读毕《鸦片茶》，我觉得这个故事在一九四九年后，变成了东西半球各自发展的两个故事。贝安加居然不知道父亲当时仍然健在。我认为有必要让贝安加知道父亲后来的下落。所以我写了一封信，寄给发行《鸦片茶》英文版的出版社，要求他们转给作者贝安加·谭。信中略述我们家到台湾后的情况，并附上纽约的地址电话，表明很希望从未见过面的她，能和我们这些同父异母的姐弟相聚。

信寄出后，石沉大海。打电话到出版社问，对方答复说，早已将信转寄意大利，并开玩笑说，这样离奇的故事，真值得做一个特别访问。在英文版之前，《鸦片茶》已经发行了几种欧洲语言版本。日文版出版后，当时香港《九十年代》月刊有一位日本女作家还当作一个传奇故事介绍了一下。

鸦片茶

东西半球两个谭家的故事，终于在一九九三年年初衔接上了。

那是在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就职典礼前两天，正在纽约家中地下室捏陶的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报姓名说，她就是贝安加·谭，此刻正在纽约曼哈顿。我着实吓了一跳。我和先生立刻赶到曼哈顿的罗斯福酒店去见她。这时才知道，她接到出版社转去的信时，人正在科威特。她当时是意大利一家新闻周刊的特派战地记者，在那里采访海湾战争的新闻。我先生当下就觉得，一个快八十岁的人还到科威特当战地记者，这个老太太真不简单。

贝安加说，她已经从意大利搬来加州圣地亚哥附近。这回她来美国东部是应邀参加克林顿的就职典礼。我先生的同事张北海很高兴，还让我将他买的那本书拿给作者签名。就职典礼之后的第二天，贝安加来电说，总统夫人希拉里有一个早餐会，会后她会飞回加州。

在纽约时，贝安加曾告诉我，她患肝硬化四十年了，自知已不久人世。但为什么她还远渡重洋，孤单一人搬到美国呢？难道是圣地亚哥附近的景色让她想起当年她和父亲在意大利拉斯佩齐亚（La Spezia）海岸附近的定情之地，所以她打算在那里孤独地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

“蝴蝶效应”在科学上是说得通的自然现象。一只蝴蝶扑翅引起的气流变化，能够形成几千里外的飓风暴雨吗？我不知道。但我相信许多事情都是由偶然引起的。要不是张北海在纽约逛书店买了一本《鸦片茶》，我先生也不会翻看到书中照片，认出他的岳父。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动作，不但让我们了解父母生前隐藏的秘密，也让我们在东西两半球分隔五十年的家人，有了团聚的机会。

老年的贝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