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萌看完了《老炮》。网上有很多评论。

有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哪有这样的老炮？ 我想有谁见过那样的上海滩许文强？

有人说老炮讲究的是规矩可他自己并不守规矩。我说他处处守规矩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当初还进得了炮局吗？

有清华教授批评说电影脏话太多。 脏话不多还叫老炮吗？

导演试图通过这部片子塑造一个“英雄迟暮”的，不合时宜的，被这个时代的“江湖”淘汰了的老炮。新老社会的交替，导演的怀旧意图明显。特别是一再从老炮嘴里说出的“规矩”，暗讽当今社会的无良连过去的老流氓都看不过去了。。。

对那些看不懂的，尤其是没有从六七十年代过来的北京人来说，网上的几篇的评论介绍都特别好， 对更好的理解这部“美化”流氓的片子很有帮助。下面是其中一篇：

文革无政府主义与老炮儿的起源

老炮儿的词源说法之一，是来源于北京有条炮局胡同，清末开始就一直有个监狱，是北京城区少有的两座监狱之一，吉鸿昌、川岛芳子、安子文、薄一波等都曾关押在此。

1949年以后，监狱改成劳改局，专门收押打架斗殴之类的流氓。流氓们以进局子蹲号儿次数多为骄傲，因此“老进炮局”的狂言就简化成“老炮儿”成为这类人的称呼。

老炮儿是个贬义词，是多年混迹江湖老流氓的意思。他们中的部分处于半退隐状态，但也会在有大事时作为前辈出来平事。他们打的都是些违法犯罪的擦边球。一般的学生打架，校门口堵着交女友，顶多是淘气和无知。而真正能打得起来的，以“切钱”满足自己开销的是少数。

混混是天津的说法，哪的混混都有当地的玩法。过去天津卫混混斗殴，能派一个人出来挨打，认怂了就栽了。或者出人比剁自己的手指头，往腿上放烧红的煤球。双方比狠，非死即伤，胜了一战成名，败了地盘给人家，死了有被“保护”的商店铺保抚恤家人。

电影描写的老炮儿特指出没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的一群人。1966年“文革”爆发，一些高干子弟成为红卫兵，在“满街红绿走旌旗”的“红八月”里除了抄家、批斗，还有一项“革命”内容就是“镇流”，甚至还在工体召开过十万人大会，将铁拳挥向流氓地痞。孰料很快他们的父辈也被打成“黑帮”，他们一下子从“革命小将”沦落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失去革命资格的他们仍以老资格红卫兵自居，自称“老兵”，在脱离了家庭和学校双重管教的情况下，整日游手好闲，自恃“血统”高贵耀武扬威，终于引来平民子弟的不满，于是胡同顽主与老兵成了两股彼此为敌的力量，在那个公检法缺失、时局混乱、斗争成风又英雄主义当道的特殊时期暴力丛生。

后来，北京在1968年底进行了一次大清查，集中处理了一批人，顽主们关的关躲的躲，加上上山下乡已经开始，许多人都成为知青被分配到不同的农村，也有的大院子弟参军，于是“江湖”就此崩解。再后来改革开放，世道大变，虽然知青回城以后一部人还想重操旧业，不过政府几次严打，这些老炮儿完全没有复苏的可能了。

文革是这一代老炮儿产生的根源。新政权刚刚建立的50年代，包括60年代初并没有听说过什么老炮儿，因为那时候政府很强势，老炮儿很容易被镇压。同时，老北京基本是顺民文化，怕官怕事，强势政权很容易搞掂老北京人。

但是文革起来，政权瘫痪，也就是整个社会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当时大院占尽资源可以无法无天，而胡同里的老北京却突然发现自己没人管了，经常处于被欺压的状态，就必须自己管自己、自己救自己。

于是一些强横有力的胡同少年奋身而起，从对抗大院红卫兵开始，渐渐建立起自己的秩序和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不信任政府，因此老炮儿文化基本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在电影里我们看到，文革过去三四十年，六爷依然不信任政府，所以他打城管耳光，摊上事儿宁可自己搏命而坚决不肯报警。

老炮儿文化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认礼、认理、认命，强调很多事情“不是钱的事儿”。先礼后理，两者皆不通，最后赌命。这同样是一种无政府主义价值观，因为他们抱定的最终解决方案不是政府不是法律，而是自己的性命，用生命去做最后的证明。

他们也需要钱，但是拒绝承认钱能够作为一切交换的等价物，甚至认为金钱是追求礼和理的障碍，扭曲了生活乃至生命的基本价值。这在电影里有许多体现，六爷认为讲钱那是你们的规矩，对方索赔10万或者贿赂100万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数字，甚至都没经过计算，只要觉得合理或者不合理，就毫不犹豫地答应或者拒绝。

老炮儿年轻时干了什么

1968年夏天，在文革最高潮时，北京发生了“小混蛋事件”。多年来，经由王朔小说、电视剧《血色浪漫》等文艺作品的演绎，这一事件已成为江湖上的传说，至今仍众说纷纭。

据说，小混蛋是什刹海到新街口一带的胡同玩儿主，是个很文静的男孩子。他看不惯大院子弟的嚣张，最后在1968年的6月24日，被仇家在动物园对面的回民餐厅扎死了。至今仍有不少人在怀念他，因为他敢于为胡同子弟去抗争。

八十年代，玩儿主也随时代大潮下海经商，他们的资本尚可为自己壮胆，但很快就不行了。北京玩儿主来源很广，阶层分明，不仅不抱团，还总认死理、畏官、不灵活，有着息事宁人的本分。南城和北城在承包地皮经营小商品上打了多少年，一夜之间都被浙江人打跑了，老炮儿的战斗力再高，狠劲儿远赶不上东北内蒙，新疆西藏。

时至今日，玩儿主们都发现，玩儿得小了，多是被狠揍过后渐渐收敛，但找不到好工作，难以上升；玩儿得大了，只有古城的工读学校或少管所在等他们。而那些牛气哄哄的岁月，也随着年龄增长而消失了。如今北京到处都有释放过多青春荷尔蒙的地方，每个人都很忙，用不着寻衅滋事了。

五十年代以来，北京的玩儿主分为“胡同”和“大院”两派，直接导致了两派红卫兵的形成。胡同落寞，大院嚣张。红卫兵运动先是大院子弟闹起来的，是老红卫兵，简称老兵，强调“血统论”，认为自己最革命，都知道谁家是什么级别，一般不带胡同里的玩。

他们有紧俏和特供的商品、食品，家里工资比地方上同级别的干部高上两三倍，父母又经常在外，他们打架打不过就往大院里一跑，院里抽冷子再出来一拨人，这架就没法打了。而身处弱势的胡同玩儿主若能打赢了大院子弟则更为光荣。他们有时只是眼神犯照，用不着谁真惹了谁，心里头说一句：“递葛（冒犯、挑衅。犯欠），是吧？行，口里口外，刀子板儿带。”

常用武器是长条型的砍刀、菜刀、弹簧刀、三菱刮刀、军刺、木棍、车锁、鱼叉、管叉、板砖等，板砖车锁算不上管制刀具，真折进局子没两天也就出来了，而“文革”中也没人管。地点多在东单、北海、什刹海、地坛，甚至街心小公园等人少的地方，像影片中的颐和园野湖，多是干大仗的了。

北京玩儿主的历史悠久。清末就有玩儿主会把辫子梢拴个铁丝翘起来，或系上个铃铛，歪戴着帽子，再蹬个自行车。也有职业当打手的，多是八旗子弟无以为生，世代只会承传表演撂跤。他们把头上的锅圈剃掉很多，只留中间一小根辫子盘在头顶，走路都是横着出来。那时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会，很多人是混混出身，否则无法在江湖谋生。

那时候，讲究的是头戴剪羊绒的帽子，身穿将校呢或美国苇子绒的皮搂儿，三节头的皮鞋，骑着永久牌二八锰钢13型的自行车。“文革”时新衣服少，多是五十年代甚至再以前的，以显示有家底儿，这些在电影中都有反映。六爷最后的着装是一种仪式，日本武士刀不是一般人能有的，这家底是以前切下来的，显示老炮儿当年的江湖地位。

它在表明北京人的思维方式：老子有家底儿，我玩儿的时候，你们算什么？那年月没有什么娱乐，但有健身的风潮，也流行练肌肉，也有人为了打架占上风，练过两手拳击或撂跤。玩儿主们大多会在什刹海冰场滑冰，只有大院子弟才会每人花上三块，在老莫（莫斯科餐厅）撮上一顿。

北京理论上叫顽主，生活中叫“玩儿主”，但一般不这么用，只说你在哪里玩儿。北京城自古以来东富西贵，南贫北贱。南城狠，北城恶，南城人敢到北城混，北城人一般不敢到南城混。人的关系以地域和血缘的远近分亲疏，胡同东口和西口打，若遇到其他胡同的则一致对外。玩儿主讲的“戳”哪儿，“震”哪儿，认谁当哥或当姐，由谁罩着或罩着谁，即表明哪一片是你混迹的地方。

东单、北新桥、地坛、和平里一路都有各自的玩儿主，多是干一些打篮球、打台球、争夺地盘或泡吧、争女友的事。交女友在文革时叫“拍婆子”，后来叫“嗅蜜”。《古惑仔》的流行为各地培养了一代工读生，但“马子”这个词始终没在北京流行开。也有女玩儿主为了争爷们动手伤人的。

若是惹了事必然去学校找，很多学校一放学，门口都蹲满了染着黄杂毛，穿着大肥裤子，叼着烟同时往地上啐着痰，打着耳钉，胳膊上纹着“带鱼”的人，不像电影里的那么娘，一般假充样子的居多，越咋呼越不敢打，悄么蔫的都狠。那时的飙车党还以摩托为主，流行的是趴赛。影片中“三环十二少”这样的倒有，好像有个东城十几少，也会像武侠小说一样起个绰号，叫什么东单几条狼之类。多是道听途说，不可考证。

终归是英雄主义的一场空梦

电影虽然美化了老炮儿，但英雄情结仍然掩盖不了老炮儿实际生活的困窘。六爷当年的兄弟们在修自行车，摆小摊，家庭窘迫或重病在身。发家的不过是个别人，仗义和友情虽在，但心却越走越远。这一次，管虎替胡同老炮儿们立了回传，但不知是未曾亲历的偏差，还是缅怀压倒一切，往事被记忆修正，许多地方显露出一厢情愿的可堪质疑的味道。

胡同玩儿主和大院子弟都被上山下乡的洪流所裹挟。大院子弟能当“后门兵”参军，当工农兵大学生上好学校，但也曾因不再备战和裁军萧条一阵。有一段部队待遇赶不上物价上涨，造成了不少人才流失。

胡同玩儿主多是实实在在地在荒蛮中劳动十年，返城后才发现城里已无容身之处，继而沦为底层，时至今日。生活中既没有英雄，也没有贵族。老炮儿不是被社会所抛弃，而是社会始终不接纳他们。非主流游戏规则的破坏，不仅是新一代非主流所希望，更是主流社会所不屑的。

老炮儿要找回青春，他们还能在什刹海冰场上滑冰，但已无法重归江湖舞台的中央。张涵予演的闷三儿还能打，但没给他上战场的机会。六爷永远停留在他的八十年代。他持着武士刀，身着将校呢，一个人跨过颐和园结冰的野湖并摔倒在冰面上。这种对英雄的向往和对贵族的契约精神的膜拜，都将是一场空梦。

电影一开始就是六爷教育小偷，但实际上当年顽主的一大经济来源就是“吃佛”（北京方言里管小偷叫佛爷），只要小偷们乖乖认怂、老实上供，顽主们才懒得管。再比如闷三儿说“咱什么时候受过这个”，话匣子说“当年你爸一个人拎着刀对十几个”，好像顽主都是以一当十没吃过亏的主儿。

但其实当年约好的茬架绝没有单骑闯关的玩法，而且大规模茬架真正打起来的并不多，因为双方都有互相认识的人，一讲和就不打了，即使真打起来，插子（顽主们管刀子叫插子）一般也只往大腿上招呼，放放血就得，绝不要命，通常放倒一个其余的就全跑了。

电影想表达的很多，其中一点是时代变迁、新老更迭，于是余威犹存的六爷只能在身居一辈子的后海胡同里享受尊敬，出了自家地盘便处处显出无力和生疏。但其实，当年的他们也不过只在各自的区域里横行，无论大院子弟还是胡同少年，轻易不会走出自己的势力范围，就算名震一时的小混蛋也只是名义上统一南北，实际上仍只活动于德胜门到新街口一带。

至于插手城管执法、对抗官二代则完全是投观众所好、发泄社会情绪的廉价把戏。当年的老兵们都已接过父辈的枪，犯得着雇佣一帮闲散打手还用原来的简单方式来要回罪证吗？而寄材料给中纪委这种桥段，就真的是拿小老百姓的智商逗着玩儿了，也说明这帮老炮儿真实的思维里早就不拿自己当老百姓了。这里可能会有审查的讨好之谋，但尚不到只此一招的地步吧？

这些还都是边角，最核心的是从人物塑造的起始就脱离了真实。六爷被刻画成一个有情有义、尚规崇礼、每天端范儿活着的老英雄，弄得好像一百多年前破落的八旗遗老似的。事实上，他们都不过是喝着阶级斗争的奶、揣着造反有理的心、砸烂一切旧世界的革命小将。

他们是最反规矩的，他们的“理儿”其实是“面儿”，他们的“规矩”只是参与江湖的准入标准和身份认同（顽主们有过一个简单的四条道规，拟定的初衷是避免再次被连锅端掉）。“文革”局面一变，上山下乡一走，这个江湖就解体了，“规矩”也无处适用，理也好勇也好，全不如知青点里面临的生计和前途来得真实。再后来改革巨变，这代人站到了时代的崖边，精明的占得先机，迟木的被淘汰到边缘，他们的“规矩”早被权力市场规则同化。

六爷看不惯当下的这个那个，但这个那个正是他们这代人走出来的，如今掌握资源和权力的是他们这代人，失语失势、世故逾则、油滑算计的也是他们这代人。何况当六爷提笼架鸟养起了“不文不武”的八哥时（“文百灵，武画眉，不文不武养八哥”是老北京养鸟的一种讲究），回归的是那个旗人的老北京，满嘴的仁义也都是老礼儿，他自己都在经意不经意间背离了红都的色彩。

《老炮儿》是让人坠入快意的一场酣梦，却少了《美国往事》式对梦境的戳穿。它只负责缅怀，不负责反思。因此《老炮儿》只是一曲浪漫主义的咏叹调，而非现实主义的安魂曲。它不过是一群老男人的自恋春梦，用来安抚无可减慢也无可挽回的衰老之势。它用小鲜肉与老硬汉的刻板对比和昆汀式的单刀赴会、孤胆独行，完成了自我崇拜和动人煽情，没有也无意于剖析一代人的精神结构和探索解决困境的真正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