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走的那天，连饭都没顾上吃。”这是我和姐姐失散69年终于相见时，姐姐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2018年6月23日，在得知找到姐姐的消息后，86岁的我经由台北飞抵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比我年长3岁的姐姐陈光仪不顾亲人劝阻，和孩子们一起，从位于秦岭山下的周至县翠峰乡乘车，奔波近百公里来到机场接我。

姐姐对我的牵挂，和我对她的思念一样，情真心切，尤其是在人生暮年，愈发浓烈。

姐姐说的“那天”，发生在1949年。那年的插秧季节，在国军96军学兵营服役的我，匆匆赶回南京的家里，告诉母亲和姐姐，部队要开始撤退了。姐姐要给我做饭，我告诉她，来不及了，就转身离开。那时，我不知道要撤往哪里，更不知道何时再能回家。

1949年，我只有16岁，刚刚当兵一年多。所谓的撤退，其实已乱如覆巢的蜜蜂，各自逃命。我和一群惊慌失措的散兵，从南京步行到了福州，出发时，稻田里正在插秧，而到了福州，田地里的稻子已经开镰。

在中秋节的前一天，我们从厦门太古码头乘船前往台湾高雄。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告成立。

我叫陈光楼，1933年出生于河北保定，我的出生地，如今属于横空出世的雄安新区。

我的父亲做了多年的盐业生意，为家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在我的记忆里，保定的家里有一座共计36间房子的四进宅院，有专门的厨师、丫鬟和车夫等，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位奶妈照顾。

这段安逸的日子被打破，是在卢沟桥事变后的1937年9月，日军出动数十架飞机，对保定进行狂轰滥炸。当月24日，国军战败，保定沦陷，我们全家开始了第一次逃亡。

那年我只有4岁，我清楚地记得，我被奶妈紧紧抱在怀里，坐上一辆黄包车逃跑。在路上，黄包车夫中暑晕倒，奶妈找来水给车夫冲洗面部。后来，我睡着了，等醒来时，发现在奶妈的家里。

3个月后，我们全家终于在北平团聚。那时，我的大哥在北平就读辅仁大学，二哥、三哥、四哥分别读中学和小学。我是陈家最小的儿子。

毕竟家底还在，我的父亲买下了北平西四牌楼前口袋胡同一号的一座四合院，将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在沦陷区里，苟且度日。

1990年，我从台湾第一次回到北京，专程去看这个四合院，发现里面一片乱糟糟，住了好多户人。

为了养活一大家子，父亲开了店铺做生意。曾做过老师的母亲，负责我们的学业。母亲对我们要求很严厉，不好好读书，就不给饭吃。我是幼子，小时候很调皮，没少被母亲收拾。

69年后，当我见到姐姐陈光仪时，姐姐问我，“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你不好好学习，母亲不给你吃饭，我偷了一个馍给你。”

“怎么能忘得了呢！”我笑着回答，“如果不是姐姐，我可能被饿死了。”

这段儿时的记忆跟随了我一辈子，所以在后来，当被政治切割约40年的整个家族重新聚在一起，而唯独没有姐姐陈光仪的消息时，我的落寞可想而知。

在沦陷区的日子并不好过，尤其到了抗战后期，占领北平的日军似乎感觉到了末日将至，四处搜刮民财，我们家所有值钱的东西，被抢劫一空。父亲的生意，也破产了。

市面上已经没有粮食卖，只能吃政府限购的混合面，一种用玉米心、豆饼、糠秕等混合磨成的粉。

那时，我的大哥已完成辅仁大学史地系的学习，前往重庆的教育部任职；二哥亦从辅仁大学经济系毕业，任职于徐州的日中经济合作株式会社。

1943年，我们全家再一次举家南下，后在南京安家。

日本终于投降了，绵延八年的战火，让我们这个曾经拥有36间房屋四进院落的陈家，变得一贫如洗。

姐姐陈光仪在南京结婚了，姐夫是一位名叫吕达志的宪兵，他们的相识还有一段故事。姐姐有一位闺蜜，她和母亲在南京火车站摆摊谋生，被宪兵驱赶，生活一时没了着落，后来经人介绍，他们认识了吕达志，心地善良的吕达志，帮他们开了绿灯。

闺蜜的母亲，将吕达志介绍给姐姐，姐姐被他英俊的外表吸引，而对方的善良，更让她倾慕。

1947年，吕达志随部队移防台湾基隆，姐姐随军前往。但仅仅在一年后，思乡心切的姐姐希望回家，吕达志选择了退役，两人返回南京，并且有了孩子。

不知道后来，姐姐有没有为这一选择而后悔。

1948年，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15岁的我去了部队，成为一名娃娃兵。

1949年，我们家的命运再次发生重大转折。当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有一天中午，我匆匆回到家里，向亲人们告别。那时，母亲和姐姐已经住进了难民营。母亲嘱咐姐姐陈光仪给我做饭，我忍着眼泪告诉他们，没有时间了，我必须马上回部队。

那是一个我至生都难以忘记的时刻，我甚至能感觉到母亲和姐姐在目送我离开，但是我不敢回头。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大时代，每一次告别，可能都是永别。

部队开始南撤，解放军紧追其后。在福建永泰，我们被陈毅的部队追上，死了好多人，有一颗60炮弹落在我的身边，我跳进了稻田，没有死。

我想妈妈，我想回家。我告诉我的班长，班长警告我说：你回去了，会被打死。

若干年后，我去台北西门町的剧场看戏，散场时，被人流裹挟前行的我突然回想起1949年南撤时的场景，都是三五一群，各自跑路。

没有选择。

在前往台湾的轮船上，我不停看到有病死的士兵，被扔进海里。那是1949年的中秋节，从海上可以看到硕大的明月，而我们，却在为活命而逃亡。

后来我才知道，偌大的陈氏家族，从1949年开始，天各一方，命运迥异。

来到台湾后，我随部队辗转多处驻防。刚开始时，我一直坚信，再等几年就会回到家乡，因为蒋介石告诉我们：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

反攻一直没有开始。

受母亲的影响，我心里明白，只要刻苦学习，才会不误此生。在业余时间，我就去书店看书，因为不好意思在一家书店看得太久，就一个书店看一个钟头，再换一家书店。对于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科目，就去专门的补习班学习。

后来，我陆续参加了陆军工兵学校、陆军军官学校的培训以及“国防部”行政及技术人员考试，从一名传令兵成长为工兵科技术人才，并进入国防部工兵署，专司工程图纸设计等工作。

我曾主持设计蒋介石在阳明山的一处住所，以及陆军军官学校校庆时蒋介石的临时官邸，还因此在蒋家吃过饭，早饭就是馒头、炸花生米、咸菜和稀饭，午饭有客人的时候也不过是四菜一汤。

令我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发生在1978年1月31日。那年，我已经45岁。

那天正值农历腊月二十三，一位同事因为太太生病，换我来单位值班，那时，我在陆军总部工兵署任中校工程官。

当天中午，我接到人事部门电话，咨询我是否有一个哥哥在兵工署服役。同属陆军总部，工兵署在2楼，兵工署在3楼。我明确告诉对方，没有。放下电话，我突然感觉奇怪，怎么会说这样的问题？我回拨电话去问，对方告诉他，是兵工署有一个人在问，这个人在楼道看到值班表上写着“陈光楼”的名字，和他的弟弟同名。

我想，都在一个楼上办公，既然和他弟弟同名，见见也好。我约了对方在楼道见面，等他来时，我愣住了，他长得和我很像。我们相互对视了几秒钟，我已经感觉到，他是我的哥哥，根据年龄不会是大哥，也不像二哥和三哥，于是我问：你是四哥陈光棫？

对方已是热泪盈眶。

我们兄弟两个，同在1949年逃亡台湾，虽然在同一个单位同一座楼上办公，竟然最后以这样的机缘重逢。

在四哥的介绍下，我才得知，曾在教育部工作的大哥也到了台湾，在新竹清华大学任教。我们连夜赶往新竹，和大哥见面。

因为时代而离散的兄弟姐妹们，在经过漫长的分别后，终于一点点开始靠拢。

曾记得沙滩会一场血战

只杀得血成河尸骨堆山

只杀得杨家将东逃西散

只杀得众儿郎滚下马鞍

……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我好比浅水龙被困沙滩

我好比弹打雁失群飞散

我好比离山虎落在平川

思老母不由儿肝肠痛断

想老娘不由人珠泪不干

……

一曲《四郎探母》，会让每一个台湾老兵泪流满面。

1987年11月，台湾允许老兵返乡，我们三兄弟终于可以回家了。

回到家乡的大哥，终于见到了在大陆的妻子和孩子。1949年，他仓皇离开南京时，大嫂和孩子们所在的北平，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他们这一别，已近40年。

因为我是军官，直到1990年才被批准返乡。父母早已去世，坟墓已不知所终，我在荒野长跪不起。

父亲和母亲，分别于1958年、1959年相继离世。这对置办了陈家大业的夫妻，却没能躲过时代的饥寒。

留在大陆的亲人，给我送了一份珍贵的礼物，那是一张有些模糊的黑白照片，一位时值妙龄的女人，身穿一袭绣着花边的棉布旗袍，淡定绝美。

那是娘。

这个生育了14个孩子的母亲，在临终时，却没有孩子陪在身边。他们或早早夭折，或散落于天涯。

我的二哥和二嫂，在1949年时已经拿到了两张前往台湾的机票，在排队等候飞机的时候，接到了一位在解放军任师长的舅舅来信，告诉他们，等新中国成立了，需要知识分子，留下来建设新中国吧！况且，如果你们走了，家里的老人谁来照顾？

在最后时刻，他们选择了留下。

在文革期间，二哥因曾在沦陷区的日中经济合作株式会社工作，被认为是汉奸，遭到免职和批斗。虽然在后来平反，但二哥愤愤不平，他说，当年进到沦陷区为日本人工作，是通过在教育部工作的大哥介绍，替国民政府的情报机构收集日军的情报。

有朋友宽慰二哥，如果当年确认他是旧政府情报机构的人，可能他连文革都活不到。

曾任国民政府军法官的三哥，也是为了照顾父母而留了下来，后来被劳改21年。

政治的对峙缓和之后，我们兄弟姐妹，终于再一次团聚一起，而唯独没有那个最疼爱我的姐姐陈光仪的消息，这个庞大的家族如凸月，似圆非圆。

大陆的亲人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后，依据新政府“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政策，姐姐和姐夫吕达志回到了老家四川荣县。在上世纪50年代末，还收到过他们的来信，但之后就没有消息。我们通过当地公安查询，依然没有结果。

命运多舛的姐姐，她和身为国民党军官的丈夫，能熬过那个比战争更为混沌的年代吗？

2002年，我的女儿陈婉容考入山东大学，成为首批赴大陆读大学的台湾生。对于台湾学生来说，这并不是很好的选择，但我却特别高兴，我嘱咐女儿：到了大陆，帮我在网上发帖，找找你的姑姑，虽然我已经不抱希望了，但还是希望能有她的消息。

越到暮年，我越发思念那个当年最疼爱我的姐姐。

女儿没有忘记我的嘱托，但发帖毫无消息，也是意料之中。或许，我们只有在天堂相见了！

女儿告诉我，她的大学第一课是军事理论，穿着军装的教官讲的是如何攻打台湾，满堂学生看着她哄堂大笑。

女儿在大陆上学，让她对大陆的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认识了很多大陆朋友。正是缘于此，十多年后，又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发生了。

2018年6月10日晚上，我一时心血来潮，翻出自己的“考试院特种考试及格证书”给女儿看。人到了暮年，总是喜欢回忆。

这张证书获得于1968年，证书上盖的时任考试院院长孙科的印章，引起了女儿的注意：国父的儿子竟然当过考试院院长？

她随手拍了一张照片，发在了大陆朋友的微信群里，她还发了张我一身戎装的照片，告诉大家，我们家曾经是河北保定的一个大户。

突然，女儿对着手机大叫起来，“爸爸，快看，二姑找到了？”

“什么？”我一时愣住了，“你说什么？”

女儿给我看一张发在微信群里的手机截图，上面有一段文字：

人到暮年，思亲心切，我叫陈光仪，出生于河北保定市……七弟叫陈光楼，生于1933年。解放前我作为一名中学生，流浪到四川，后辗转至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我目前已儿女成群，生活幸福。年轻时，因生活所迫，无暇思亲，但想在晚年和亲友见面相聚，了却我毕生心愿，使我含笑九泉……

陈光仪，这不就是我的姐姐吗！

女儿迅速打电话过去，发现这段文字的是一位名叫陈宝成的记者，陈宝成说，他看到女儿在群里发的消息，因为职业习惯，就通过网络搜索“陈光楼+保定”，突然看到一段寻亲启事。

网上的资料发布于2009年8月，没有留任何的联系方式。9年了，姐姐还在吗？

当陈宝成了解清楚来龙去脉后，他找到龙越慈善基金会，对方是帮助寻找战争失踪者的公益机构。

后者通过做警察的志愿者，查询到在周至县翠峰乡陈家村有一位名叫陈光仪的老人，年龄相仿，而且还在世。

第二天，志愿者上门走访，问这位已经89岁的老人，是否有一位弟弟，名叫陈光楼。正在做家务的陈光仪放下手中的活，睁大了眼睛，问了一句话：他还在世吗？

1949年，我的姐姐跟随姐夫吕达志来到了四川农村。从1937年，再到1949年，这个国家每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都是我们家族的一次滑铁卢。

因为姐姐文化程度较高，被安排到生产队担任记工员。1958年，大炼钢铁开始，吕志达在挑煤时，煤堆起火，因其国民党旧军官的身份，被扣上“破坏生产”的罪名，送往劳改队。

一年后的冬天，姐姐被允许前往劳改农场探望丈夫，她带着孩子，在劳改农场的一条河边，看到了河对岸的丈夫，正在地里干活。丈夫也看到了他们，他们双方远远地相互望着，没有敢说一句话。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不久后，姐姐接到消息，丈夫病故。让她略感欣慰的是，负责管教的警察告诉她，“他在里面问题认识到位，没有受太多折磨。”

也是在那一两年，姐姐陆续接到娘家的消息，父母先后离世。父母不在，这个四分五裂的家族，不再像之前的那样，在受伤之时，如同人体内的血小板一样，迅速聚集，凝血愈伤。

姐姐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

1962年，一位熟识的人说，陕西有一个地方叫周至县，粮食较多，可以吃饱饭。为了活下来，姐姐卖血换了路费，来到陕西周至县，嫁给翠峰乡陈家村的陈建国。位于秦岭北麓的周至县，是全国的商品粮种植基地。

生活的落魄和时代的辗压，加上父母已经离世，要强的姐姐在这次迁徙之后，与整个家族断绝了联系。

但是，苦难并没有终结。

1976年，姐姐的第二任丈夫因病去世，当时，他们最小的孩子，仅有7岁。

有一天夜里，生产队的几名妇女找到姐姐说，“总不能让娃娃饿死，我们一起去乞讨吧。”有着5个孩子的姐姐没有拒绝，为了孩子们能活下来，这个出身大户人家的小姐，放下了所有的尊严。

幸运的是，她乞讨的第一户人家，非常善良。她至今记得，那是县里一名30多岁的干部，正在院子里擦拭着当时很少见的自行车，他看到打扮还算讲究却满脸泪水的姐姐，招呼说，“讨饭不丢人。”得知她的生活现状，这位干部就让妻子做饭，给了姐姐一捧麦面、一个馒头和几包苞谷粒。

慢慢地，孩子们长大了，加上改革开放政策的到来，姐姐一家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是到了晚年，她常常告诉孩子们，想念她的兄弟姐妹，尤其是弟弟陈光楼，“他走的那一天，连饭都没顾上吃，还是个16岁的孩子，兵荒马乱的，还活着吗？”

村子里有人去北京当兵，她委托对方帮找曾在北京23中当老师的大嫂，但没有消息。

2009年，姐姐80岁生日时，儿孙们齐聚一堂。她告诉孩子们，她此生最后的牵挂，是失去消息的亲人，在她的口述下，孩子们在网上为她发布了一个寻亲帖，写下了我们兄弟姐妹的名字，也写下了无尽的思念：

年轻时，因生活所迫，无暇思亲，但想在晚年和亲友见面相聚，了却我毕生心愿，使我含笑九泉……

直到9年后，这个帖子被一位好奇的记者偶然发现。

在得知姐姐的消息后，我立即办理手续，在孩孙的陪同下，我从台北飞抵西安。散落于天南海北的陈家后人们，也再一次集结。那轮凸月，终见圆满。

原本定好在家里等我，但在前一天晚上，姐姐临时改变主意，要和孩子们一起到机场。为此，她专门穿上一件红色上衣，胸前绣着一朵绽放的白牡丹。

在国际到达出口，隔着玻璃门，我远远地看到一个白发老人正在向里面张望，那一定是我的姐姐。离开那年，她只有20岁。在之后的69年时间里，我们都是保持着这样眺望的姿势，隔着海峡，却不能相见。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紧紧相拥。

姐姐一口浓重的陕西方言，让我一时听起来有些吃力，而姐姐听力衰减，根本听不到我在说什么。我们姐弟两个，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各说各话。幸亏姐姐认识字，孩子们把我说的话写在纸上让她看，她再接话。

其实，除了思念，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你走的那天，连饭都没有顾上吃。”姐姐对我说。似乎这一场景，就发生在昨天。1949年的插秧季节，我永远无法忘记。

我告诉姐姐，那天告别时，我还专门抱了抱她的孩子，我的小外甥。姐姐的神情突然有些落寞，我才知道，那个孩子，在不久后就夭折了。

如果不是战争，家境富裕且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姐姐，她的人生，怎会是这样一个场景呢！

在周至县翠峰乡的家里，姐姐为我备好了满桌的饭菜。她一边给我拿着各种吃的，一边重复着那句话：“你走的那天，连饭都没顾上吃。”

我带给姐姐的礼物，是一张有些模糊的黑白照片，一位时值妙龄的女人，身穿一袭绣着花边的棉布旗袍，淡定绝美。

姐姐把照片捧在手里，异常平静地说了一句：那是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