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中国恩典的逃城，这是中华民族3000年文明衰微之时，上帝为中国的未来，预备的一块新大陆。

逃城是一个法律的概念，据《约书亚书》中记述：“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作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这样看来，往逃城去的人，差不多都是走投无路的人、过失杀人的，这是他们生命得以留存的唯一安歇之地。

香港就是这样的地方，戊戌变法逃亡的改良派，推翻满清的仁人志士、白色恐怖中的共产党人、抗战时的爱国主义者、红色恐怖中的异议人士、大饥荒时垂死挣扎的灾民……大凡社会动荡引发的人道灾难，香江都曾为他们辟出了一处“可安歇的水边”！

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纪念香港，无关乎他历史的忍辱，无关乎他回归与否，无关乎他是东方之子还是西方之子抑或是东西方的混血儿，也无关乎他今天非凡的自由之争，我们纪念香港，仅仅只是往生的纪念，香港之于整个中国，都是有恩德的。

雷蒙•阿隆在《历史哲学》一书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历史总是为生活服务的，它提供范例，评价过去，或者把目前这个时刻安放到生成——演变中去。我们追忆逃城香港，也是这样。

1957年，毛泽东引蛇出洞后，旋即在全国大规模镇压右派，法律成为束缚一个政党行动的“绊脚石”， 毛泽东说：“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要有我们这一套”，毛泽东这一套是什么呢？就是开会，毛称，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党政文件开始代替法律，成为社会集权治理的方式。毛甚至公开坦承：“宪法我是参加制定的，但我也记不得了”。扫除一切政治协商的障碍后，全国50多万知识分子被划为“敌对势力”。

1957年6-9月，随着反右扩大化，饱受整风整社、开会斗争之苦的大陆公民第一次越境逃亡到香港，历时3个月遭到镇压而平息。那之后，一大批社会名流因着政治迫害，冒着“投敌叛国”的死罪偷渡来香港，他们中有马思聪、李摩西、倪匡等百多人。

踢开公检法后，毛泽东开始筹划大跃进，他下意识地以为，一搞大跃进，人们就没有时间犯法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道灾难由此触发，1959-1962年，仅在这三年时间里，全国有3500多万人死于大饥荒。这一时期逃港人数暴增，差不多每天都有数万乃至数十万逃难的人群，黑压压地挤在粤港边界线上，生死之隔，天堂地狱，犹悬一地。深圳有一个村出逃后剩下最大的男人是8岁的男孩，而一位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丢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至文革时，踢开公检法已不能满足捧毛为神的红色造反派们扫除牛鬼蛇神，清除异已的需要，在“砸烂公检法，停产闹革命”这一竭斯底里的口号下，法律残存的秩序被彻底扫除，全社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风暴中跌宕起伏。这一时期，社会危机在粤、港边境线上再次呈现出真正人心，不但广东人，全各地走投无路的各色人群，纷纷聚集于此，甚至一些反偷渡积极分子、优秀党员、执勤的军人也趁工作之便“投敌叛国”。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广东一地方上演革命样榜戏《红灯记》，开幕时才发现扮演李玉和的演员趁着夜色溜之大吉；而那厢，饰演《白毛女》喜儿一角的女演员，也利用演出间隙乔装逃港。至1978年文革结束时，全国有近250万人成功逃往香港，仅深圳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1978年后，被打倒、关押十多年的习中勋复出，主政广东，逃港问题才开始在一轮的治乱循环后，由当权者反思症结所在。这一年，邓小平也承认：“这是我们的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自由差距太大……”事实上，这种反思是不全面的，逃港问题的核心症结，仍是体制之弊，是人治代替法治、专制代替人权的必然恶果！

此后，审时度势的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猫论”，政治挂帅让位于“唯生产力论”，社会主义开始改弦更张，事实上也是间接地改旗易帜，究其本质，也称得上是一场默默的“颜色革命”。那之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红遍华夏大地，逃城香港再次展现出它强大无比的输血与反哺市场的功能，正是借助香港资本输入的“维他命”，深圳特区得以迅速崛起，成为整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的主引擎。

而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构想，经历前30年的政治动乱后，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是权大还是法大？是官大还是法大？这些触动体制灵魂的问题，在现实利益集团面前始终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至邓小平逝世时，依法治国依然是一个犹未完成的目标。当然，犹如摩西当年没能进入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一样，年岁不饶人，邓小平也没能遂愿“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

邓小平被他的继任者们共举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字里行间，差不多就与那位“伟大领袖和导师”的位格相匹了，但毛与邓，其实就是矛与盾，当局大概也是被社会上那些纷纷扰扰、七拱八翘的岐议烦死了，想起历史就会脸红，想起苦难就羞愧，没有勇气也没有胆量去面对曾经的过往，意识形态的文宣干脆一甩嗓子就出弄出个“互不否定”来。

但只要条分缕析，我们就会明白，作为两个灵相同，魂炯异的时代，若互不否定，是不是意味着互相肯定？若是互相肯定，为什么又要大讲特讲“互不否定”？这种否定与否定的逻辑关系又像是在讲肯定，而肯定与肯定的实底好像又是在互相否定。正是这种说不明、道不清，也把根本持不住的“二元悖论”，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铸造成了“封资修”三位一体的混合型体制，以至曾“兼济天下”的香港，如今也不能“独善其身”了！

今天，逃城香港正在异化它非凡的历史角色，成为孕妇们为下一代改变命运，贪官们为未来转移资产，权贵们为明天选择退路的风水宝地，某些惯性张狂的政治势力也试图用爱国主义的把式把它打造成为红色中国的“私家大院”。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插在香港这块大蛋糕上的叉子，谁有资格来动呢？现在又是谁在动呢？谁能为香港打上一把大大的雨伞，为历史的香港遮风，为未来的香港挡雨？

香港，哪里是你今天的逃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