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氣貓
很多人都知道這個軼事：二戰時，日本發動了對珍珠港軍事基地的攻擊，美國總統羅斯福因此罵日本說：“日本偷襲（珍珠港）後送來斷交通知，卑劣如此的國家也是沒有了。”經常有中國朋友拿這句話教育我說：看看，日本人卑鄙，這可是美國人說的。其實，處於交戰狀態的國家之間，這個程度的辱罵的話是不稀奇的。不要說對戰爭時期的敵國，就是現在，特朗普在會見金正恩之前，也是彼此罵得很難聽的。 按照日本人的思維，就算是處於敵對狀態，就算各自國民之間有不滿甚至有暴言，但直接辱罵對方國家領導人還是非常不妥的，即便是老死不相往來不必面對對方。更何況如果還要會面，那多不好意思啊。日本的領導人對關係惡劣的國家的領導人，從沒聽到有過辱罵之言。 羅斯福總統罵日本的這句話是很有名的，他信奉一種“研究結果”，認為日本人從頭蓋骨來說“發達程度遲於我們2000年”、“ 應該鼓勵日本人戰敗後和其他人種通婚。”基於當時盛行的這樣的種族差異觀念，可以想見，對“遲於我們2000年”的人種嘗試性地使用核武器看看威力如何，在他們的倫理觀念中是很少有阻力的。 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總統死於腦梗塞突發。羅斯福總統逝世前的一個月中，美國發起了對日本市民的攻擊，用燃燒彈轟炸東京，比如3月10日夜晚，東京一夜就有超過10萬市民死於燃燒彈。而且，在當時的日本人眼裡，羅斯福總統是用“赫爾備忘”（“赫爾備忘”戰後才對一般美國人公開）這種日本無法接受的條件來逼日本開戰的人。 儘管如此，羅斯福總統逝世時，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公開發表了悼詞，全內容為：“現在美國的對日作戰處於優勢，這是羅斯福總統生前卓越的領導的結果。我僅向美國國民致以深刻的哀悼。美國不會因為羅斯福氏的去世而改變對日本的作戰努力，而我們也同樣會為對抗英美的武力政策和世界支配而繼續戰鬥，日本的決心不會有絲毫動搖。” 和日本的這個態度有對比的，是希特勒在對德國國內廣播中對逝世的羅斯福罵了一堆髒話。當時流亡美國的德國作家、諾獎得主Thomas Mann敬佩鈴木首相的公開悼詞，說：“東洋之國日本依然保有騎士道精神，對人的死亡抱有深厚敬意的品德仍然切實存在，相比鈴木首相高潔的精神，你們德國人難道就不覺得羞恥嗎？” 
▲Thomas Mann（1875-1955）德國小說家，192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無獨有偶，另一位諾獎得主、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的愛因斯坦，也詳細談過對日本的觀點，本文（下）中會提及。 現在的日本人都沒有目睹過近代日本，只能通過當時的一些記載來了解一些只鱗片爪。而當時的記載，因記載人個人的經歷、個人喜好，又可能會有一些偏差，造成以偏概全。外國人的評論通常被認為是相對具有一定客觀性的東西，同時，對異族和異文化的闡述，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又經常多少帶有某種偏見。我想，要全面了解歷史上真實的日本（或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本來就是不能完成的任務，我們只能儘量追求接近歷史真實。所以我只能看資料、看資料、再看資料、看各種各樣的，不同渠道的資料。本文和大家分享一些我所見的外國人談近代日本的資料。（本文介紹的外國人的闡述/論述，儘量用原話，所以不修改其中可能帶有為今天主流所不容的種族歧視的表述/詞彙，請見諒） 我們可以把時間再往前推移一點，在美國和日本之間發生戰爭之前，美國人及其他國家的人是怎樣看待日本的。美國駐日本第一代總領事Townsend Harris於1856年來到日本，他在他的《駐日本記》中寫道： “日本人營養狀態都很好，穿得也不錯，看起來很幸福，而且貧富差距小，這恐怕是人民真正的幸福。我有時候想，把日本開國了，使其受到外國的影響，對這些人的幸福的增進是否真的有意義，我對此是有懷疑。我從日本能看到比其他國家更多的質樸和誠實的黃金時代。”他在日記中還寫道：“日本是好望角以東最優秀的民族”、“室內非常乾淨，讓人舒服。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出下田（譯註：下田是靜岡縣海濱城市，日本對美國開放的第一個地方）這樣的勞動者階層生活幸福的地方。”不過，有意思的是，作為基督教虔誠的聖公會教徒、終身未婚保持童貞的他，對日本當時普遍的混浴習俗非常不習慣，說：“我不能理解這種沒品的惡事。” 
▲Townsend Harris（1804-1878）美國駐日本第一代總領事 醫生、植物學家，瑞典人Carl Peter Thunberg1775年來日本，在日本住了一年多專門研究日本植物，他通過向箱根等地民眾採購植物標本而對日本普通民眾了解甚多。他在他的《江戶參府隨行記》中寫道：“地球上的民族中，日本人可謂是第一等級，可與歐洲人並肩。……其國民性隨處可見的值得信賴、國民的一貫的熱情，而且在無數其他事實中我們不得不驚嘆。政府也並不獨裁，也不徇私舞弊……幾乎沒有飢餓和饑饉，即便有也極其罕見，等等。這些簡直讓人不敢相信，但這又是無疑的事實，值得我們注目。”、“日本人的熱情善良的氣質，我在各種實例中常見。在日本做生意的歐洲人有使用骯髒的手法或欺瞞，對此，就算日本人有輕蔑、憎惡或抱有警戒心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日本國民卻依然是寬容而且善良的。……日本人認為正義對外國人也一樣不可侵，一旦締結了合同，只要歐洲人自己不破壞，日本人絕不會撤銷，也不會變更哪怕一個字。” 
▲醫生、植物學家，瑞典人Carl Peter Thunberg（1743-1828）
英國人Basil Hall Chamberlain從1873年起來日本當教師，在日本居住了38年。他是當時最著名的日本研究專家，曾經把日本的國歌《君之代》翻譯成古體英文。他對日本文學的評價很低，認為“才能和原創性、對思想倫理的把握、深度廣度都欠缺，詩歌也缺乏知性。” 他對日本人的美學觀的闡述是：“繪畫和家庭內裝修以及依賴線條和形狀的任何事物上，你可以看到日本人的審美品味是低調的，從日本人的思路中，你看不到那種把龐大當成偉大、把炫耀和浪費當成美好的俗惡。”他對日本人的社會性的評價是：“富人不高調，貧者不卑下。沒錢人是存在的，但是沒有人窮志短。即相信大家彼此都是一樣的人，這種真正的平等精神滲透於社會每一個角落。 ” 
▲Basil Hall Chamberlain（1850-1935）英國人，日本研究專家 Basil Hall Chamberlain在他的著述《日本事物志》中對日本人的國民性格的評價是：“我在日本人之間常住，熟悉了日語，得以了解最近的戰爭和其他的變化中國民的各個階層的態度。給外國人以深刻印象的事實是，日本人的國民性格堅強而健康。遠東的諸國民-至少從日本國民來看，證明了智力上比歐洲人劣等的想法是錯誤的。同時，異教徒-至少從日本國民來看，證明了道德比基督徒低下的想法也是錯誤的。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熟知此國種種事情的任何人都無法主張歐洲的基督教國家中有哪個國家像日本這樣迅速承認先前的錯誤、易於教授所有文明技術、外交上率直穩健、在戰爭中有如此的騎士道精神的國家。如果說有“黃禍”，那也是這個新的競爭對手具有了比歐洲自身所保有的優良品質更為高度的優良品質。能有如此驚人的成果，完全是因為日本人明白自己處在艱苦環境中，需要決然改善事態，並且全體國民兩代人持續熱情工作。” 從他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作為深度了解當時的日本的研究者，他對當時白人國家盛行的對黃種人的偏見是反對的。他對八國聯軍平定義和團之亂中日軍的表現的闡述是：“日本派遣軍1900年參加了赴北京救援（被困外國僑民和外交官）的聯軍，表現出色。他們進軍最迅速，戰鬥最勇猛。他們紀律最嚴明，對被征服者採取了最為人道的行動。”
英國著名的女性探險家、旅行家、攝影家IsabellaLucy Bird在1878年用幾個月時間深入日本腹地，跑遍了包括北海道在內的大半個日本，在她的著述《Unbeaten Tracks in Japan》中，她寫道： “在歐洲多個國家以及我們英國的一些地方，穿外國服裝的女性一個人旅行，即便沒有實際受害，也會有無禮的侮辱或者被斬客。而我在日本卻一次也沒有遭遇到失禮，也沒有遭遇斬客。”、“英國的母親們經常會威脅孩子或者用各種方法騙孩子服從，而這種情況在日本卻沒見到。我很佩服這裡的孩子他們自己就能玩的很開心，孩子們非常講規則，有疑問的時候他們並不是停止玩耍開始爭論，而是由年長的孩子出來發號施令解決問題。孩子們自己就能玩得很好，不需要大人插手。”她對日本人外形的描寫也很有意思：“日本人穿上西裝的時候看起來很矮小，穿什麼都不好看，這使日本人貧乏的軀體、凹胸、膝部向外這種國民缺陷更顯現。”、“日本人皮膚黃，頭髮像馬一樣硬，眼皮貧弱、小眼睛、眉毛下垂、鼻梁低，身材小。” 
▲英國旅行家Isabella Lucy Bird（1831-1904） Isabella
Lucy
Bird在1894年旅遊過朝鮮，其後3年間4次去朝鮮。這個期間正逢甲午戰爭後，大清勢力退出朝鮮及日本勢力進入朝鮮。1897年去朝鮮時她注意到日本主導下朝鮮建設和衛生的顯著改善，這在她的著述中留下了詳細的闡述。我想對於討厭日本的朝鮮/韓國人來說，這樣的闡述可能是十分令人不愉快的。對於東亞人的外形，她說：“朝鮮人和清國人或日本人不像，朝鮮人比清國人或日本人都長得好，體格比日本人好多了。”她嚴厲批評朝鮮的“兩班”的腐敗專橫欺壓百姓，並說：“日本已經着手對徹底墮落的朝鮮官僚制度進行淨化，但是這極其困難。” 美國人動物學者Edward Sylvester Morse1877年起3次來日本，前後在東京大學執教2年。他在自己的著述《Japan Day by Day》中說：“外國人在日本幾個月後，慢慢開始發現：他想教給日本人一切，但是很驚奇很遺憾的是，在自己的國家以人道為名的善德和品性的道德，日本人卻好像天生就具有了。服裝的簡樸、家裡的井然，周圍的清潔、富有魅力的潔淨的藝術、舉動的禮儀、為他人着想……這些並非富貴階層的人才具有，而是最貧窮的人也都具有的特點。有這樣的感受的並非只有我一人。我們曾數日間在日本鄉下住宿，對我們的過錯，連女傭都有禮地謙讓。借用我國社交界頂端的一位人士的話說是‘這些人的態度和典雅，即使比起我國最高級的社交界的人，即便無過之亦無不及了。’” 
▲美國人動物學者Edward Sylvester Morse（1838-1925） 美國女教育學家Alice Mabel Bacon1884年起2次來日本，前後任教3年，她對日本匠人精神和普通人的美學的闡述是：“（日本）匠人兢兢業業，工作堅韌不拔，同時具有藝術家的的技術和創造力，能做出富有個性的作品。他們不會因為有人想買或能拿到工錢就仿製樣品或製作他們自己不喜歡的東西。日本人即便是窮人使用的便宜的東西，也做的很有品位，而美國的工廠的勞動者做出的裝飾卻幾乎毫無例外很沒品味。……日本昂貴的藝術品當然體現了匠人的才能和細緻的工作，但是我佩服的不是這樣的高極品，而是便宜的日用品。從貴族到體力勞動者，都重視自然的美及人工的美。” 
▲美國女教育學家Alice Mabel Bacon（1858-1918） 從這些闡述中，除去一些有時代背景的對不同人種的看法外，我們可以清晰看到，今天日本被世界所肯定的一些優點，比如敬業、乾淨、守信、為他人着想，在明治時代甚至更早的時期，在外國人眼裡已經是顯著的日本國民特性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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