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習近平的一日緣

   高瞻

（一）

上世紀改革開放之初直至“六四”前的十年間，是共產黨僭政後中國大學生群體最受恩寵和垂青的歲月。按共產黨的遊戲規矩，每個時代都要隨形勢和政治的需要樹立一個典型群體作為全民教化的榜樣和自我吹噓的標本：五十年代是工人，六十年代是解放軍，七十年代是各行各業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新生力量和反潮流者，八十年代則成了大學生。八十年代的大學生，特別是北大清華這樣學校的大學生如日中天：重要活動首秀必在兩校、兩校學生作秀必上《新聞聯播》前條、大學生集體外出地方首長必出面迎送如後來接待外商投資團。到了“六四”之後的九十年代，共產黨延續出蘇聯娘胎後一以貫之的本性，絕不檢討自己的過失，反而痛定思痛，傷透了心的憤恨自己情深意重的養出了一群忘恩負義的白眼狼，結果導致大學生群體的地位一落千丈，至今已三十三年之久仍無翻身跡象。期間，雖偶爾有北大、清華學生聯名給當朝寫信阿諛拍馬效忠而爆紅一時，但更多的是動輒出個岳昕之類的讓黨心驚肉跳、恨之入骨、不堪其擾。現在的共產黨也是受了錢理群提醒，看透了這“後三十年”的大學生全都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機心深重，平日好話說盡、巧言令色，一旦到了曹雪芹說的“食盡鳥歸林”的時候，無一不是落井下石、牆倒眾人推、翻臉不認人的異己份子變色龍和殺千刀的負心漢，所以對大學生們總是愛理不理、沒個好臉。

歷史上經常有弔詭的時刻：自“六四”鎮壓到九十年代正式開啟之間一年多的縫隙里，罪大惡極的北大和北大學生卻偏偏在國內外享受了空前絕後的關注、青眼和殊遇。

孫子兵法講“欲擒故縱”，中國古話說“養寇自重”，民間俗語道“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國際政治里亞非拉小國一會兒斷交一會兒復交玩得中國政府花錢耗神暈頭漲腦團團轉，策略都如出一轍，而北大和北大學生無意中也應了這一招。“六四”後，共產黨通緝的21個罪魁禍首中有8個出身北大，占了三分之一還多。記得親戚們當時看着電視幸災樂禍地說：“這下你們北大可臭透了！”我隨口回答：“臭豆腐臭，但人人都爭着吃。”我果然有先見之明，那一年後來的日子裡，北大在國內外如日月經天、威名赫赫、舉世矚目：在世界上，各國朝野偶有所遇無不斂衽青睞，美國大學爭相接納北大學生下嫁屈就；在國內，應屆高考者遺棄舊愛、移情投懷，共產黨則是因恨生“憐”——“恨鐵不成鋼、偏要你成鋼”，強迫症似的“愛你沒商量”。正是在這個天堂向地獄轉換的命運節點上，我和習近平有了一生中的一日緣。

1990年暑假前夕，黨和政府對89屆畢業班和全體涉案學生的整肅、清查、處置、秋後算賬暫時告一段落，驚魂甫定、劫後餘生的北大學生們又開始琢磨上了夏天的旅遊安排。當然，名目上除了歷年屢冒不爽的“社會實踐”外，還着眼當下、與時俱進、一擊中的的賦予了“痛定思痛、自我改造、脫胎換骨”的嶄新意義，以此理直氣壯的向學校榨取道義、財務和人事上的支持。遭到徹底清洗後全盤重組的北大新班子雖然明知有詐，但像所有因為貪心被坑得吃了滿肚子啞巴虧的活該倒霉蛋一樣，仍心懷僥倖的想：萬一是真的呢？於是，利令智昏的北大新領導們，除了在外出生活標準上過於葛朗台之外，對當年那次“1990年暑期北大學生赴福建社會實踐團”還真是不遺餘力的協調、聯絡、安排，包括讓大家親密接觸了時任福州最高領導的市委書記習近平。

（二）

1990年7月中旬，我們一行教師、專職團幹部、研究生和本科生中的學生幹部計二十幾人，在三十多度高溫中坐着舊的僅能開動的綠皮車，二十分鐘一停二十分鐘一停、比騾馬快不了多少的向福州徐行。到了江西境內，不知因何故障，居然原地停駛了將近9個小時。綠皮車窗戶平常如果使出吃奶的勁是可以打開的，因此開動的時候尚有微風可借；一旦停下來，火車裡的人真就一會兒蒸饅頭、一會兒被燒烤了。虧得那時正值青春壯年，正是扛二百斤麻袋走幾十里山路的年齡，也不知道幾天幾夜，竟然九死一生、人不人鬼不鬼的到了福州地界而沒橫屍車上。後面的十幾天裡，我們去企業、去農村，去開發區、去鄉鎮村；參觀合資石材廠、和農民工一起同呼吸打磨大理石生出的濃重粉塵，深入農戶家裡，聽取他們向“黨中央”派來的“領導們”申述苦難。一圈下來，除了女生們搔首弄姿在各個場合拍照留念、發朋友圈——哦，不對，那會還沒微信——、男生們記住了村幹部概括自己本職工作的名言“催糧放款、刮宮引產”之外，這次社會實踐活動就再沒什麼成果帶回北京了。在以上各種行為藝術之外，我們還幹了不少正經事：重點遊覽了不著名但優美的鼓山和著名但乏味的馬尾——因為中學歷史學的好、又實地考察過，所以我後來就不會像不學無術的《解放軍報》編輯那樣，把“馬尾”當成“馬尾巴毛”，把習近平“馬尾的事，特事特辦，馬上就辦”的批示，讚美成“習總書記特別重視馬尾巴毛那樣的末端小事”——；一一拜訪事先聯繫好的北大在福州的大人物校友，比如我僅記得的福建省高法院長陳新秀，為的是給同行的福建籍學生日後找工作尋方便；在燈光昏暗的舞廳里男男女女狂跳迪斯科……

最後的一項重點行為藝術活動，就是我們和當地最高首長、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見面，或者說是習近平和我們見面。

習近平見我們，現在我分析應該是同為紅二代中從政的佼佼者、當初的少年舊交、“六四”後中央派到北大主管學生拯救工作的黨委副書記、以匡正天下改天換地救黨護國為己任和志職的林炎志主動為我們行程安排的，目的是希望老朋友就近幫忙教育一下這幫見風使舵不成器的牆頭草，從而間接協助自己剛剛被委以重託的本職工作。對習近平來說，既是同朝為官的少年好友請託——習林二人及其父輩交情頗好，不是我瞎猜，而是深知林炎志身世的美國最大投行的中國籍大佬親口告訴我的——，而預防性挽救尚未失足的大學生們也是“六四”後一項全黨人人當仁不讓的政治任務；當然，也不排除他整天和一幫棄之可惜食之無味的平庸官僚在一起耳鬢廝磨深感未老先衰，確想找一些青年學生暢聊一下自己同齡時的人生經歷以顧舊抒情、撫今追昔、緬懷青春和重獲活力外加憶苦思甜，於是欣然應允。

當時，同行的其他人也許對習近平為何許渾渾噩噩，但我自己算是對他稍多一些了解和興趣。

1987年暑假，我到河北保定38軍巡視軍訓新生期間，被當地安排去附近正定縣新建不久的榮國府參觀，陪同導遊一再強調這是習仲勛同志的兒子、已經調走的原縣委書記習近平的任內傑作。榮國府的具體形跡我已印象全無，只模糊的記得狹窄空蕩、灰頭土臉的胡同里長長的圍牆。1984年央視為拍攝電視劇《紅樓夢》在北京南菜園建起了大觀園，同時尋找外地政府合作共建榮國府臨時外景地。遠在河北一隅，沒有任何旅遊資源、和《紅樓夢》與曹雪芹八竿子打不着的正定，在習近平策劃和運作下拿到此項目，並獲批建成永久建築。榮國府建成後除了《紅樓夢》劇組拍攝，究竟帶動當地旅遊的效果有幾許無據可查，但此一大膽舉措，確是顯示出習近平很早就有超前思維和創意，也證明他幾十年後的雄安千年大計並非無本之木的抽風舉動。寫此文時我查到正定榮國府今天已成為國家4A旅遊景區、基本建設先進工程、河北省定點旅遊單位，而我在去榮國府之後很久才唯一一次光顧、精緻度和榮國府不可同日而語的北京大觀園才是3A，這顯然是主管單位馬屁拍的咣咣響的結果。

不久之後，在1987年初鄧小平下令、薄一波牽頭逼宮胡耀邦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習仲勛獨自一人拍案而起、義正詞嚴，斥之為嚴重違反組織原則的政變行為的消息在高校廣為流傳，愛屋及烏，使我對習近平也產生了幾分好感。

我另一個對習近平有興趣的原因，是因為她的妻子彭麗媛。

我在北大讀書前幾年，彭麗媛已經成名，連我們這些身居簡陋象牙塔、平常看不上電視的學生們都耳熟能詳。此時，她參加過第一屆央視春晚，演唱了傳遍大江南北的《我愛你，塞北的雪》和《在希望的田野上》，獲得了第一屆冼星海、聶耳聲樂作品比賽“民族唱法金獎”和第三屆梅花獎，也調進了北京的總政歌舞團。當然，這些都是後來我了解到的，在當時僅知道她正在距離北大相當遠、尚屬荒野遠郊的葦子坑的中國音樂學院學習，而我們因她一個老鄉的關係請她來過北大，幾個人一起歡歌笑語。所以作為廣義的從前娘家人，我很想看看她後來嫁雞隨雞的究竟找了一個什麼樣的傻女婿。

（三）

我們一行人和習近平見面，是在所住招待所的會議室里。如果三十年後我還沒有記錯，那次住的是福州市委招待所。一般一個城市黨政機關直屬招待所有好幾個，條件天差地別。我們住的當然是最低檔的一個，因為最便宜、最符合此行的經費。那個招待所，今天整個中國恐怕連最貧困角落的黑店也強它十倍，更別說各地黨政機關瘋狂建設的山外有山的樓堂館所了——當然，這只能說明當年黨和政府的清貧、簡樸和節儉。招待所的會議室，場徒四壁，牆上水浸黃泛，地面水泥裸露；座椅是清油刷的黃木頭色，上面麻點、劃痕、油漬、污濁，不知用了幾十年；桌子居然也還有一個——除了這些最起碼否則就不成為會議室的物件，連電扇都沒配一個。就這樣，在七月流火中中國最南部的福州，在近四十度高溫里，習近平扇着摺扇，衣着齊整，和我們天南海北、上下今昔的聊了整整四個小時。

那天習近平來我們這裡的時候只帶了市委秘書長，兩人一人一把摺扇，搖着直接走進我們尚在其中嘰嘰喳喳的會議室，既沒有我們的人事先在外迎候，也沒有市委隨從預先進來檢視環境。從謙遜親民到輕車簡從、簡單隨意，他真的無可挑剔。作為我們求見的當地最高領導，習近平完全可以安居不動，讓我們把自己拉到市委，在帶空調或至少帶電扇的會議室里接見，完全沒必要為方便我們而風塵僕僕來到一個準難民營，在酷熱里揮汗如雨受四個小時罪。在整個一下午時間裡，習近平對環境的惡劣好像習以為常、完全無感，其實他有理由怪罪手下人事先不做實地考察——也許那時他苦盡甘來、烏鴉成鳳還沒多久，對當年梁家河的惡劣條件記憶猶新——。後來年頭裡我參加過數不清會議，也組織過不少，會場都比那次好的天壤之別，就這樣還常遇到比當時習近平小的多的官員不滿環境當場發作，而此時他們還都收着高額出場費。看看這些官員，我覺得習近平把他們折騰的死去活來，也真是活該呀。

按照中國現代《禮記》、官場規制和絕大部分官員的品味和趣好，領導光臨下處都是前呼後擁。如果是地方首長，一定得再加上警車開道、沿途警戒、一路暢通。習近平們孤單單的兩個身影直接找了進來，連招待所所長都沒在前面引導相陪，這是我親眼目睹；至於來的路上有沒有風馳電掣、雞飛狗跳，我無從知曉，但我相信沒有。人或不解這一瑣事何以牢記至今、不吝讚許？他們或許不懂，但見了大半生官場現形記的我，卻深知茲事體大，值得大驚小怪。

上世紀九十年代前，北大還沒有像今天這樣監獄化管制，東南西北四大門晝夜洞開，守門的也延續舊時代門房形式。當時北大資格最老、也最有名的一個職工，不是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的校長，也不是出了本系就很少人知道的資深教授，而是一個從上到下背後叫他“老趙”、當面叫他“趙大爺”的老門房。據說這個老門房從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學時代就開始看大門，雖歷經政權更迭、王旗變換卻始終不離崗位，連歷史反革命都沒被評上。有人為了吹噓燕園的風水好，而且包括我在內確曾看見老趙上班期間思想開小差兒手捧一本《英漢詞典》，就神乎其神的說老趙幾十年下來英語自熏成才已達相當水平，但我仍覺得這同近年頻傳的“北大保安工作間隙自學考上北大”一樣純屬心靈雞湯：老趙會寫多少中國字我都懷疑。不過這不要緊，老趙雖然沒有文化，更講不出大道理，但他的記憶就是歷史，他的常識就是真理，他的心靈就是裁判，他的眼睛就是照妖鏡。五、六十年漫長的歲月里，老趙看遍了燕園土地上的風雨蒼黃、興衰浮沉、城頭變換、魍魎魑魅，也見夠了數不清的各個時代風光顯赫、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大人物。八十年代的老趙老的面容枯乾、形同病叟，已經直不起腰來，到冬天就穿一身破舊的黑棉衣，脾氣倚老賣老也變得一絲不苟；但那時的北大既樸實簡慢又不勢利，只有大師沒有大樓，也不懂什麼叫體面和高大上，還殘存着幾分胡適之對工友雜役的尊重與體貼，所以仍舊讓忠心耿耿看家的老趙把守在學校最重要的門面處。有次國務委員兼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到北大巡視，開道車燈閃聲喝，命令打開大門，以便首長長驅直入。老趙自然明白，如今的燕園早已不再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陣地和門前赫立下馬石的文廟國子監，今天的中國更不是皇帝當道的封建王朝，輪不上他玩周亞夫軍細柳式的精忠報國，因此只得滿心不爽的開門揖盜，然後望着一向橫衝直撞、從不減速、好像成心要把人往死里撞但又奇蹟般從未撞死過人的國級領導人的座駕絕塵而去，破口大罵：“什麼玩意兒？真是一代不如一代！當年周總理來北大的時候，把車停在門口，自己走進來，還和我打招呼問好哩……”像極了賈府三世家奴焦大喊出名言：“往祠堂哭太爺去：哪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時的憤怒。事有湊巧，這一幕偏偏讓我碰到，於是我站住不動饒有興致地看，等着聽他會不會一生氣說出：“當年江青和中央文革領導，招呼都不打、警衛也不帶，直接就到學生食堂和大家一起吃飯”的忤逆之言——別的是非不說，當年江青們的勇敢和自信，現在的大家長們都死絕了——。老趙應該死在九十年代中期，否則有一天看到以前抬頭不見低頭見、一口一個“趙大爺”的小李同學克強同志當了總理榮歸北大，蛙人們要提前潛水把未名湖掏個乾淨，他沒準會氣得效仿隔壁的王國維直接跳湖死在蛙人堆里。

大概1994年春末，我去廠橋北大醫院看病，出來時忽見醫院辦公樓外警車遍布、警察林立，粗略數數不下七、八輛閃着長條紅藍燈光的警車和二十幾個警察，封鎖周圍通道、驅趕附近行人——在那麼一個狹小熱鬧區域，這足可以讓所有人側目而視、心思忐忐。我心生好奇，心想李鵬來這裡幹嘛？晚上看電視，六點半北京新聞里第一條就是市長李其炎帶隊考察北大醫院。我不氣反笑：一個小小的北京市長，下個基層居然也要“三百鐵甲”、地動山搖，這成什麼體統？之後不到一年，陳希同事發，李其炎樂極生悲，從台基廠被踢到和平里，當了勞動部二把手，再想威風八面，只能在夢鄉了。

順便值得一說的，也是九十年代初，海淀區委和海淀公安局都隱落在蘇州街一帶曲里拐彎的巷陌里。海淀區委是一座四、五層灰色磚樓，院子很小，門口有一個傳達室，90年我去找區委書記沈仁道，傳達室草略一問，聽說我去見北大老師還特地告訴了我沈仁道辦公室房間號。海淀公安局則是一個舊的大四合院，我偶爾晚上溜達進去過，都能聽見拷打人犯發出的慘叫聲，可見面積多麼小。十年後，新的海淀區委駐地我沒有再光顧過不知其所以——就是想進去恐怕也得長上翅膀，雖然我和當時的區委書記朱善璐更熟——，海淀公安局大樓倒是天天開車經過，巍峨矗立、直入雲霄，仰望的脖子疼，面積粗略估計相當於美國兩、三個州議會大廈加起來。其實別說海淀區委和公安局了，光講北大領導上班的辦公樓，2000年前，大門敞開、人往人來；如果不巧內急，推開書記校長辦公室的門道個歉借用一下廁所，他縱然不高興也不會拒絕；誰能料得到，2000年後辦公樓居然成了安全禁地，曾經有老校友進去找書記反映問題遭到保安痛毆；就是僥倖混入，也要被整整一層樓新增編制的秘書們攔下來再請出去，根本別想得見天顏。七、八年前因為北大子弟上不了附中的事，阿憶帶着一幫教師找黨委書記朱善璐理論，結果在樓門口被保安阻攔，阿憶氣得大吵大鬧；保安還未採取斷然手段處置之際，朱善璐正好從外面回來，看見阿憶問清緣由，趕緊說“快進來快進來”，只不知他後面怎麼向保安解釋。十年前我去吉林延邊州的圖門，當地幹部講：新任的市委書記第一天上班，就下令把市委大院門口的武警全部撤掉，說：“誰想進來隨便進，哪有共產黨怕群眾的？”這個市委書記看來不是真共產黨人，連黨的性質、宗旨和特點都搞不清楚，到了關鍵時刻準會成為戈爾巴喬夫之類的叛徒。不過，即便撤掉武警也不說明什麼：2010年6月把去省委大院拜訪領導的湖北省政法委綜治辦副主任黃仕明的老婆揍的奄奄一息的，也不是大門口木雕泥偶一樣的守門武警、而是黃仕明自己派去專伺拾掇拜訪領導的群眾的便衣警察。前不久，有一個微信公眾號文章《最新的俄羅斯走上正軌，顛覆你的想像！》流傳，看了之後，才知道公眾號文章也有名副其實的：它真的顛覆了我對俄羅斯的想象。一般印象中，俄羅斯仍舊是一個獨裁、枉法、缺乏人權、總統動不動就把政敵做掉的黑暗國家，可這篇文章告訴我們，如果它是黑暗國家，我們就是在十八層地獄底下哩！文章作者在俄羅斯外交部大樓外、在第二大城市彼得堡政府所在地斯莫爾尼宮前、甚至在克林姆林宮的大部分地帶里，沒有看到木僵的武裝部隊，沒有看到埋伏的便衣打手，連內部僱傭的臨時工保安都沒見到，看到的是人人抬腳就進、人人都懶得去進——我突然想起幾年前我去菲律賓那個據說允許警察在大街上當場射殺毒販的“土匪”總統的中南海馬拉卡南宮，因為不知道要預約才可進入，在現場和總統府護衛交流了半天，人家幫忙跑進跑出協調還是未果，我只好改為參觀街對面的總統信訪接待處：一排大平房，一堆接待員，上百個或趾高氣昂或氣勢洶洶的訪民在那兒排隊、登記、義憤填膺——。你也許說，國情不同；那麼，究竟是誰、是什麼把從前溫良敦厚的中國人，變成了一群比“戰鬥民族”還要危險的必須舉傾國之力嚴防死守的恐怖分子？

（四）

習近平和秘書長兩人走進會議室，乍一看，這兩人的組合着實滑稽：一個高大白胖，一個瘦小黢黑；一個少壯浮華，一個年長持重；一個養尊處優，一個滿面滄桑。習近平站住，挨個和我們握手，一個一個問姓名、工作、年級、專業。因為場地實在不堪，直到這會兒，我們主場一方還沒能決定在物理位置上怎麼安排即將開始的對話，可見我們是多麼怠慢。習近平看了毫無準備的會場跡象，笑眯眯地問：“咱們一會怎麼個坐法呀？我看人也不多，別搞成報告會的樣子了，就是和大家拉拉家常，搞成座談的形式最好”。對此我倒早有經驗，知道領導們都喜歡對年輕人這麼說，年輕人也都喜歡領導對自己這麼說，但每次最後都無一例外還是領導們的獨角戲。大家轟然贊成習近平的提議，於是就現場搬椅子。搬來搬去，最後擺成了一個最可笑的形式：北大二十多個人一人一把椅子緊挨着坐成三排，習近平和秘書長孤伶伶並坐一起，和北大人彼此而對、面面相覷、大眼瞪小眼，距離隔着大約三、四米；習近平他們前面空空蕩蕩，連個桌子遮擋一下腿腳或者放個水杯都沒有。這種可笑的坐落樣子，讓我一下想起文革的批判會現場。習近平還好，一講話身體可以自然移動而且心無旁騖，最不幸的是那個秘書長，在對面二十人一目了然的注視聚焦下，束手束腳、一動不動沉默着坐了三個多小時，連個小動作都不敢搞，目光也不知往哪裡放：一直扭頭盯着領導講話不好，和對面人群直接對視不大像話，只能假做目光茫然邊聽邊做若有所思、深刻體會狀，時不時大有心得、恍然大悟的重重點頭——可惜領導大部分時間目視前方，難以看見手下人這種投入、深思、驚喜的樣子。這個秘書長的名字可惜我沒有記住，在習近平舊部親隨無一不雞犬升天的今天，除非他早死或者後來失寵，想必也已飛黃騰達。

從當時留下的照片看，習近平對面的我們個個蓬頭垢面、長毛短髮、衣冠不整，比後來的犀利哥還不如，但當時我們一律不自覺，習近平也毫無輕視這群天天半飽的叫花子的神情：誰沒有個窮困潦倒的少年時呢？沒準他心裡還羨慕我們比他同齡的時侯幸福、體面的多了。那天習近平一個人足足講了三個半小時——真的是像拉家常：天南地北、海闊天空，沒有大道理，不打冠冕堂皇的官腔，當然也沒表現出什麼深刻的思想。他語速平緩，慢條斯理，口才平平，但說話的音質很有穿透力。習近平整場講得最多的，是陝西插隊時的經歷，看來“梁家河大學問”確實大有來歷，那一段生活對他來說記憶太深刻了。當然，即便他當時說了無數遍“梁家河”，我們也沒一個人去往心裡記。我印象深的，是他談了很長時間路遙，說自己怎樣和路遙是好哥們——可見路遙昔日名氣之大，連習近平都要靠他與有榮焉，還有他說那時最愛抽幾分錢一盒的“叨羊”牌香煙。

三個多小時裡，我閒極無聊，就在心裡比較着他和那時我最熟悉最多接觸的兩個比他名氣大得多的紅二代——當年叫“太子黨”——的異同：一個是陳毅的長子陳昊蘇，一個是林楓的兒子林炎志。眼前的習近平，講話慢慢悠悠、一板一眼、四平八穩，不像陳昊蘇那麼輕佻漂浮、脫口而出，也不像林炎志的不假思索、語無倫次；另一方面，他相貌表情、舉手投足悠哉游哉、緩慢遲滯，既像遊手好閒的紈絝八旗，又像逍遙閒逸的神仙活佛，全不似陳昊蘇的敏捷揮灑、大包大攬，更沒有林炎志的挽起袖子、潑辣沖闖——這種超現實主義的另類共產黨官員，老實說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所以頗有異樣和不真實感。不過，他們三個人卻有着驚人一致的高乾子弟共性，都是講話隨性、不拘常套、少有顧忌、滿不在乎、上天入地想到什麼說什麼，同時也散亂無章、缺乏邏輯，真知灼見和思想深度乏善可陳，不像草根出身戰戰兢兢仰人鼻息歷經屈辱千辛萬苦爬上來的官員，說話循規蹈矩、中規中矩、章法謹嚴，但大部是正確的廢話、大話。像習近平旁邊的那個秘書長，一本正經、舉止言談比習近平有官像多了。儘管秘書長坐在習近平身邊常做目光茫然邊聽邊若有所思、深刻體會狀，時不時大有心得、恍然大悟的重重點頭，但我早就看出好多時候他不尷不尬的神情，顯然是對這個最高主官的說話不以為然、無法苟同甚或不屑一顧，而這甚至影響他在後來讚美上司的時候相當勉強以至沒夸出什麼內容。這種場景，讓我感覺不像幫襯的幕僚陪着主人來壯行，倒像是嚴肅的家長來監督問題和不良孩子的表現，可這個孩子又不是親生，只是寄養在喬三槐家裡的喬峰。後來好多年裡，我都忘不了一個年長謹嚴的部下在少年輕狂的上司身邊——這個上司背景大的還讓他無可奈何——局促不安、有苦難言的情景。

習近平終於結束講話後剩下的半個小時裡，先由秘書長總結讚美，特別提到習書記舍小家為大家、和夫人彭麗媛長期兩地分居，之後輪到我們發言提問。可是習近平家常拉的實在是漫無邊際，我們想問卻不知從何問起，因為找不到頭緒。領隊怕冷場，有的沒的提了一、兩個問腿，算走完了座談、交流的程序。最後合影留念，習近平正襟端坐，雙手扶膝，身體略向前傾，這該是謙遜的表現，倒是我們這幫少不更事、不懂規矩的叫花子，有幾個還大大咧咧、四仰八叉的坐着。迎接已經缺失，相送的禮貌尚懂，於是我們簇擁着習近平一起往外走。到了招待所門口，習近平讓大家留步，我恰好走在他的身邊，他拉起我的手，一字一頓、語重心長的對眾人說：“歡迎你們今後再來福州作客，看看福州的新變化、新面貌！也歡迎大家和我常聯繫、多交流。”

（五）

和習近平一日緣的兩、三年後，我偶爾問一個福州籍的北大女生：習近平在你們福州干的怎麼樣呀？她說：“哦，有名的花花公子”。

我所以不重視也不喜歡老百姓對公眾人物的臧否褒貶，正因為他們如此的不專業：對正經事與大格局沒有關注和概念，只對街頭巷尾的八卦津津樂道，問什麼總是答非所問。我到底是炎黃子孫，中國傳統文化一向對政治人物的生活小節沒有苛求，只要你真的善待百姓、體貼民間、飲冰憂患。即便共產黨在“前三十年”對老百姓私生活錙銖必較、全面統制期間，對大人物依然寬容如舊；“後三十年”更好了，至少從輿論人心上在這方面實現人人平等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請當年著名的“京城四少”之一魏傑給一群央企二級企業老總講經濟形勢，魏傑從中國講到全球，提到美國經濟在克林頓治下蓬勃繁榮、一派生機，不屑地說：“美國人神經病，這麼好的總統，為個女人居然還要彈劾他。一個總統，搞個把女人算什麼？”台下幾百個大公司老總，聽得全神貫注、心領神會、頻頻點頭，都暗自在想回去加倍身體力行也未可知。

不過，最近幾年裡，儘管大力倡導國學和傳統文化，但上述“後三十年”的平等寬容環境卻大為改變，加上互聯網和不懂得養蠱反噬的朝陽群眾們助紂為虐，本來純屬老百姓私域範疇的行為卻害的李雲迪、李易峰們相繼身敗名裂、人財兩空——但這都是因為政治需要，而非真的移風易俗了。張高麗的待遇和二李相比恍如隔世就不說了，只講小的，比如警察最喜歡抓嫖娼，可按人群比例統計，警察嫖娼概率不輸於普通群眾。我問過一個熟人警察頭頭：“你們自己老找小姐，抓別人找小姐的時候虧不虧心啊？”可千萬別小看了基層警察，他的回答既不裝腔作勢又不猥瑣無恥，既不出賣組織機密，又曲盡了抓嫖的重大意義：“嗨，生活是生活、工作是工作，怎麼能搞混呢？正因為我們在生活上有瑕疵，才更要在工作時加倍彌補。再說，領導哪能光派髒活兒累活兒險活兒，總得經常有個好差使勞逸結合吧？況且，老百姓平常別的不能議論，再不時不時搞個喜聞樂見的新聞上熱搜，你讓他們在群里聊什麼呀？”

1990年7月以後，我再也沒有去過福州，而習近平的名字也基本消失在我的生活中。但1997年秋天的中共十五大後，我卻偶然在剛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按得票多少排名的151人名單的最後一名處看到了他的名字。此時李克強、劉雲山、回良玉、劉淇、王樂泉、李建國、周永康、張德江、俞正聲已經是中央委員，王岐山、張高麗、王剛、劉延東、許其亮、郭金龍、孫春蘭、孟建柱倒還是候補委員，但都排在他的前面；其他的候補委員，比如他福建省委副書記和福建省長的繼任盧展工、後來被判處無期徒刑的蘇榮和有期徒刑的陳良宇與秦光榮、拍電影的吳貽弓、打排球的袁偉民、企業家倪潤峰、北大校長陳佳洱、科學家趙忠賢和白春禮以及名聲不佳的鄧朴方等等的票數都遠遠超過他，就連比他小四歲、在他行走軍機處——中央軍委辦公廳——的時候還在寧波一個副食店當售貨員、級別低他一級的紹興市委書記沈躍躍的得票數都把他遠甩在後面——後來聽說，這還是十五大主席團一直做工作才達成的。這個結果對我並不意外，雖然那時我對習近平不反感，但也相信從各方面講他都不會給同僚留下好的印象，所以如果是無記名的自由投票，他的票數不會太高。我心想，按照正常遞補的速度，到退休能當個正兒八經的中央委員已經不錯了；看來這個人的仕途，一個省委書記也就是天花板了。

沒想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薄熙來機關算盡、處心積慮，到頭來為他人做了嫁衣裳，而習近平無心插柳，生活工作兩不誤，卻“無憂無慮到公卿”。天上真的能掉下餡餅，我始信也。

（五）

2007年十七大習近平剛剛正式備位後，還鬧過一次有關他的烏龍：一個在南美國家任大使的朋友發來一個郵件，裡面講述習近平最近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今後不要再提毛澤東思想”，受到與會者熱烈響應。朋友讓我分析消息屬實與否，從他興奮的文字中看出他已經相信確有此事。現在想來，當初習近平的面目是多麼模糊，即便在官場上混跡多年的圈內人也難以釐清。

不算2012年後我多少次車行路過中南海，在他成為一國至尊后的某年5月，我又有了一次與他在物理距離上最近而且“險些重逢”的經歷。

我一直睡眠不好、入睡困難；雖然醒來即起，無奈醒的很晚，而且像毛澤東，沒自然醒來時天大的事也不能打攪，被吵醒就煩躁不堪。那天大約十點，爸爸下樓買菜，一到電梯口，就看見兩個警察搬了椅子坐在那兒；爸爸奇怪的問：“兩位有事嗎？”警察忙說：“沒事兒沒事兒，您忙您的。”此情此景雖然見所未見，但既然警察說沒事，爸爸就沒多想，接着坐電梯下到一層。一出電梯，一層電梯大廳也同樣如彼的坐着兩個警察。這時爸爸覺得有點不對勁了。等到爸爸出了樓門，一下驚着了：不大的小區里竟然站了足足兩個班的武警。爸爸情知有大事，但菜還得買，於是繼續出小區，在旁邊便民菜棚里一邊買菜一邊聽到兩個小販說：“快賣呀，賣完了咱也看主席去！”爸爸這下明白了：原來是有超級大人物要來這裡！買完菜往回走，爸爸一路上用常識和邏輯推想：“大人物要是去別處，武警不可能警戒到我們院兒里來啊，看來會到我們院兒；既然警察把我們樓門都封鎖了，看來會來我們樓門；而且警察還把我們樓層都管制了，看來會上我們樓層；我們樓層常住的只有我們一家……哎呀不好，一會看來會進我們家了！可我兒子還在睡覺呢……”想至此，爸爸趕緊回家，進去就直接敲我的門：“快起來快起來，一會兒可能習主席或者李克強要來咱們家！”我迷迷糊糊被吵醒，氣不打一處來：“什麼呀什麼呀，他們到咱家幹嘛？您不知道我每天半夜才睡嗎？我現在困死了，這狀態也沒法見人呀！真要來了您接待一下吧。”當然，最後一上午誰也沒來，一切照常。很快，午間新聞報導：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上午考察了某某學校並發表重要講話。當天晚上，我把這段趣事發到大學群里，一個同學跟帖說：“你爸爸怎麼這麼敢想？以為總書記會去你家？想什麼呢！”我不服氣地回覆說：“怎麼了？領導人下基層，走訪民眾、體察民情、接觸人民、深入百姓，不是我黨的優秀傳統嗎？你認為這是騙人，我爸爸這一代人可是堅信不疑啊！再說了，當年‘六四’之後第一個除夕夜，在江澤民突然到了春晚現場，遞紙條給宋祖英‘有事找大哥’的同時，李鵬不就是到了百姓家拜年嗎？當時我還說要是走到我家絕不給他開門呢。現在新班子上台，重新表現一下有何不可？而且，我爸爸年輕時總理、劉少奇、朱德見了無數次，他哪裡想的出臨到晚年，世事全非、天下不古，如今頭頭訪問八百米外的地方，隔着一百道牆，居然能警戒到我們家門口來了呀！”說的同學啞口無言——雖然事實證明他是對的。也是當天晚上，爸爸告訴我，他當時最擔心的是家裡掛的一幅寫着胡適最喜歡的王安石的話“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書法，他一直在想如果習主席問起“這字是什麼意思、為什麼要掛它呀？”自己該如何回答。彼時的我，還沉浸在兩年前黨的第二次“引蛇出洞會議＂造成的虛幻中——在2013年1月7日舉辦的中共中央領導同黨外人士共迎新春座談會上，習近平發表講話說：“對中國共產黨而言，要容得下尖銳批評，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對黨外人士而言，要敢於講真話，敢於講逆耳之言，真實反映群眾心聲，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希望同志們積極諫諍言、作批評，幫助我們查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幫助我們克服工作中的不足。中共各級黨委要主動接受、真心歡迎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監督，切實改進工作作風，不斷提高工作水平”——，就對爸爸說：“要是真碰上這麼一問，您就說：這幅字的意思是，要讓人們講話、講真話，如果人民有怨氣，就應該讓他們發出來。”

當然，那天我迷迷糊糊中拒絕爸爸的時候，確實也不相信真有習近平突訪我家的奇蹟發生——前幾年教師節前胡錦濤看望北京師大附中朱正威，市政府提前半年就把他家門口坑窪的路最高質量地修的平坦無痕——，但事後我還是認真、誠實地叩問自己：如果當時能確認習近平要來，我真的會因為貪睡恨起以致臥而不見嗎？

不談什麼“侮公卿、慢王侯”、“見大人，則藐之”、“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也不談對領導有無成見——那個時候，其實對新的領導集體仍舊懷抱幻想——，只講最基本的人性。從人性角度而論，絕大部分人都不是天生的奴顏媚骨，也都不願意仰人鼻息，同時還都自以為是和無利不為。人們對大人物所以卑躬屈膝、所以溜須拍馬、所以刻意迎奉，都是有功利原因可溯、都是為了達到個人目的，缺乏信仰和敬畏的中國人尤其如此，因此孔子才說：“巧言令色，鮮以仁也”，因此毛澤東才說：“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馬雲如果不能直接間接給人們帶來利益和財富，人們吃飽了撐的花時間敷衍他呀？當然，我說“絕大部分人”，是因為生活中確有追星族或者只要見了大人物腿就軟的人。前面提到的我的老熟人，前北京市委常委兼教工委主任、浙江省委副書記兼南京市委書記，最後在北大黨委書記任上退休的朱善璐，秘書說他一生都在追逐領導和權力的路上奔波，我說這很正常呀，如果不這樣，王八蛋才從政呢！秘書說：“他可不一樣，開始他追逐領導或許為了獲取權力，但久而久之就異化成了對大人物從心眼兒里油然而生的崇拜、痴迷和仰慕，變成一個權力膜拜狂。你看2014年5月習近平和2016年4月李克強考察北大時，陪同的朱善璐一路上看向他們的眼神，完全像是凝望着心中的女神一樣呀。”要知道，李克強是他當初的上下級搭檔——李克強任北大團委書記的時候朱善璐是校學生會主席——！2017年“爆料革命”伊始，郭文貴第一個爆的是傅政華，第二個爆的就是朱善璐，而且偶爾和朱善璐接觸的郭文貴同長期在朱善璐身邊的秘書對他的評價居然同出一轍。說回我自己，一方面我雖然一向不忍心讓別人不痛快，也很難“說不”，但確無媚骨，另一方面那年我已近知天命，知道習近平根本給我帶不來什麼以我的心態和年齡會有興趣的東西，所以，我又有什麼必要非得掙扎着從睏倦中爬起呢？當然，要是下午我清醒的時間，沒有問題，我會對他興致勃勃地回憶二十幾年前的往事，可是，上午十點卻是我雷打不動的睡覺時間啊。

（六）

年復一年，我看着習近平在變化，既是地位上，也是行為上。2012年出門坐中巴不封路，2013年兩會現場不擺鮮花，2014年為主辦APEC峰會耗巨資建懷柔雁棲湖國際會議中心、在水立方大排筵宴歌舞昇平，2016年為召開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花天價建杭州國際博覽中心、連宴會餐具都極盡豪奢成為熱議，2017年為舉辦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費重金改造廈門國際會議中心、盛況極致，2017年把故宮院落修繕一新接待川普，2017年用前所未有的金碧輝煌場面和兩百萬一瓶的泥瓶茅台款待金正恩，2018年青島上合峰會僅燈光煙火秀就花費50億、整個支出當地人有說400億的有說4000億的……

    為APEC峰會建造的美輪美奐、費資驚人的北京雁棲湖國際會議中心。

杭州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連宴會餐具都奢華無度。

     人

為召開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花天價建造的恢弘壯麗的杭州國際博覽中心。

為舉辦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費重金改造的廈門國際會議中心。

2018年青島上合峰會的耗費究竟幾許，對老百姓永遠是一個謎。

2017年用前所未有金碧輝煌的場面和兩百萬一瓶的茅台款待金正恩。

場景越來越美輪美奐，排場越來越恢弘壯麗，意境越來越夢幻絕倫，創意越來越巧奪天工，環境越來越輝煌燦爛，氛圍越來越君臨天下，花錢越來越奢侈無度，揮霍越來越無所畏懼。

這還沒算上每次為了滿足上鋒和沽名釣譽，地方政府的為所欲為、勞民傷人、肆無忌憚、雞飛狗跳，說封城就封城、說停產就停產、說取締就取締、說驅逐就驅逐、說限行就限行、說禁郵就禁郵、說放假就放假、說抓人就抓人、說斷網就斷網、說不讓炒菜就只能吃拌飯，搞得城如死域、人似、天怨神怒、民不聊生。

這也還沒說到以前領導人出行是封道，現在改成封街封區。與全天下為敵的董卓出門也不過三千甲士，現在每去一個地方晃悠一圈，里里外外保護的有上萬人。

我無法把今天這一切，和當初我親眼目睹的那個簡樸率直、自然隨意、言語無忌、不講俗套、不假粉飾、沒有造作的習近平聯繫起來。

當然，身份與地位變了，氣勢和排場也要變，可同樣身份與地位的前任們數不勝數，並非人人如此；當然，身居這種體制，想不變都身不由己，可即便在同一個體制下，上述這些也是前所未有；當然，各地揮霍無度主要緣起封疆大吏藉機的邀功進階、渾水摸魚，但他久為地方主官，對此竟未能察察為明；當然，隨扈者眾、如臨大敵，也確有不同於前代僅僅遵保衛慣例的現實危險，但這種危險又是因何、因誰導致的呢？

再比如，打開故宮作為官方場地正式接待外國元首，這在1911年辛亥革命後就從來沒有一個人敢做此想。共產黨不管實質如何，臉面和虛名還是要的，本該更加忌諱。川普的東方帝王清秋大夢倒是滿足了，可有什麼用呢？第二年就翻臉不認人，把他往死里整。

我真為他感到惋惜和不值。

雖然毫無可能，但我偶爾也會異想天開、白日做夢：要是此時我再見到習近平，還像三十一年前又一次肩並着肩、手拉着手，我會為了我珍貴的青春歲月里和他結下的那個一日緣，不吝心力和冒昧對他真摯、坦率、毫無保留的講出我的所思所想——而這些意義和價值無窮的話，我想他永遠不會從第二個人嘴裡聽到。

那麼，我會向他說些什麼呢？

首先，做為年輕時代的一面舊識，我該怎麼稱呼習近平？李克強接任總理後，北大群里常常聊起當年和他的往事。有人提出問題：“如果現在見到他，叫‘總理’太肉麻。該怎麼叫他呢？”曾經繼崔永元主持過《實話實說》、現在北大新聞學院任教的阿憶回答：“我叫他‘李哥’”。我雖然對上下尊卑無甚概念，但長幼有序還是一向遵守的：北大有一個說法，年級高五屆的學長就該叫“老師”；而如果學長留校任教，那麼哪怕只高一級也得稱其老師。李克強既高我五屆有餘，一畢業又留校任教；所以，我毫無疑問會沿襲一貫的稱呼叫他“李老師”。不過今非昔比，李老師已位及亞尊，心態和趣味都會變化：是像古代的劉邦一樣終覺為人君之樂，還是像現代的蔣介石一樣把始終不改“校長”稱呼的視為最親近之人？北大前黨委書記朱善璐，有次開完大會幾百人步出會場，一個舊日老哥們在後面叫他：“朱書記、朱書記！”朱善璐頭都不回；老哥們不耐煩，遂大聲叫到：“老朱！”朱善璐瞬間轉頭，看見是他，哈哈大笑，上前擁抱。李克強會不會也像他的老哥們朱善璐一樣表現，誰也猜不出來，恐怕連他自己都拿不準，得看場合和心情。

我和習近平沒有師生之誼，老師當然不能亂叫。舉國人今後是否叫他“人民領袖”不知道，反正以前都叫他習大大，這對我也名不副實：我的大大輩兒人的年齡都比他大得多，而且已經大多故去。不過，我有一個小我幾歲的好朋友，近年每次來北京，都神秘兮兮的告訴我：“明天去見遠平大哥，明天去見遠平大哥”。所以我想可以援朋友之例，叫習近平“大哥”。但“習大哥”和“近平大哥”都太見外，最簡單的，直接叫“大哥”即好。

所以我會對他說：“大哥呀，請聽老弟我一席話吧：

如果你坦承自己才能有崖、力難所逮、無能為力，或者你知道這個國家老大陳舊、盤根錯節、積重難返，又或者你志不在此本身沒想法把中國朝着人類文明大趨勢的方向推進一步，這些大家都能理解、也不怪你；但你完全可以平平靜靜、安安穩穩、不折不騰的度過這個十年，把麻煩交給下一代去對付、把未來留待年輕人去選擇，自己安享晚榮、行德積善、餘蔭後世。

人生在世，不過就是短短幾十年；一切都是過眼雲煙、瞬間即逝，生不帶來、死不帶走。你通讀過的那一大串中國古代作家裡，不是有個叫曹雪芹的嗎，他怎麼說的？“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我沒趕上你那個好年頭：書沒得看、求知慾反倒如饑似渴，一下讀了那麼多書，而且過了這麼多年還能列出個書單來；我的時代書籍過剩，反而不珍惜，雖然上小學的時候我給全校做讀書報告也列過一張和你差不多一摸一樣的書單，但現在基本全忘了；如今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你不一定看得起的金庸武俠：耶律洪基想要吞併大宋、君臨中華，蕭峰理解不了，只想到那會有多少無辜的生靈塗炭、多少可憐的百姓流離！左冷禪、任我行要獨霸武林、一統江湖，令狐沖理解不了，只想到那會讓多少英雄大難臨頭、多少豪傑身首異處！和蕭峰、令狐沖一樣，你的大國夢我也理解不了，只想到有一天你也會老去，老的像當年毛澤東一樣油盡燈枯、連身子都無法動一動。1976年6月15日，毛澤東把江青、華國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王海容叫到臥榻前交代後事，總結完自己的一生最後說：“我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毛澤東一點不糊塗，只不過他想的是自己死後哪管洪水滔天罷了——結果，他死後並沒有洪水滔天，人們倒是載歌載舞，只不過他死的時候身邊竟然沒有一個親人在場……當然他還好過更上一層樓的斯大林，死了將近二十個小時候居然沒有人發現——。你和毛澤東自然不能比，可是，你真願意你的身後也來一次血雨腥風嗎？

你背的書單裡是不是還有一個叫老子的？他怎麼說的？“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最好的領導人民不知道他存在，下等等的才讓人們懼如蛇蠍。你知道嗎，今天每個人，包括你最親近的部下，想起你來，都兩腿打顫、渾身發抖呀！為什麼人們說今天“滿朝都是馬屁精”？每朝都有熱衷拍馬屁的，每代拍馬屁的都更容易上位，但從來還沒有“滿朝都是馬屁精”的情形發生過。你想過為什麼嗎？因為別的朝代不想上位就無須拍馬，而今天不拍馬不但無法上位，連身家性命都不保呀！如果一朝之中有幾個馬屁精是他們的問題，如果有幾十個馬屁精是體制的問題，如果“滿朝都是馬屁精”那一定是領導人出了問題。

別人不管他，可是你自己快樂嗎？我看着你日漸憔悴、滿臉滄桑、一天天老去；僅僅十年，你看你都成什麼樣子了？別人固然每天朝不保夕、有朝無夕、有去無回、驚弓之鳥、疲於奔命，你自己不也日日寢食難安、忐忑不寧、耽思竭慮、費盡心思、日無寧日嗎？你知道嗎，現在的街頭巷尾、機場車站、水陸碼頭，到處是軍人、警察、崗哨、警車、巡邏、警備，和咱們在福州的時候完全不一樣了。像我前面說的，每個人想起你來都兩腿打顫、渾身發抖，可你是更安全了還是更不安全了？當然，這隻有你冷暖自知，可為什麼你出個門都要上萬人保護，宴個客背後都要坐滿保鏢呢？

前兩天好多官媒特地登出你2014年9月5日在慶祝全國人大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里談論民主的一段話：“評價一個國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你把“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放在評價一個國家制度是否民主、有效的第一位，看來你不傻。可是你還要知道，是否“民主、有效”還在其次：不管是古時還是現代，不管是民主國家還是專制國家，如果有一個人一旦試圖打破和打破了“國家領導層依法有序更替”的規則和制度，天下勢必大亂、無數人頭必將落地。這些我們看的還少嗎？在你面前，我也賣弄一下學問：英國十六世紀有個詩人叫約翰.多恩，他寫過一首詩，裡面有兩句話：“沒有人是孤島，沒有人能自存……別人的喪鐘，也為你敲響”，天下大亂之時、人頭落地之刻，那是玉石俱焚，沒有一個人能夠倖免呀！

大哥呀，人生最寶貴、最永恆、最有價值的是什麼？是自由。你書單中那一大串外國古典作家裡，不是又有個叫裴多菲的嗎？他怎麼說的？“若為自由故，生命和愛情皆可拋”。為了自由，生命尚且可以犧牲，別說是瞬間即逝、虛妄幻覺、黃粱一夢的權勢富貴和氣派威儀了。你用自由來換取這些，值得嗎？

你看人家小布什，2008年4月在任內最後一次白宮記者協會晚宴上，用走調的歌喉，唱着自編的歌詞，引得在場來賓哄堂大笑。歌里唱的是：“我終於卸下重擔，離開白宮，就要回到魂牽夢繞的得克薩斯農場……再不用操心什麼平壤危機……老爸老媽在農場等着擁抱我；小狗巴尼從鄉間小路沖我飛快跑來，它心似金子，呼吸甜蜜……我看見切尼從路上急匆匆跑過，懷裡抱着機密文件……多麼快樂啊，我終於又回到我的得克薩斯農場……”，何等瀟灑、何等大氣、何等恢宏、何等感人！這之後的四年裡，布什優遊於白雲之下，縱馬於草海之間，飽覽朝暉夕陽，沐浴清風明月，滋潤天地之鐘秀，暢享親情之溫馨。

你看人家葉利欽，在1999年12月31日，20世紀的最後一天，急流勇退，放棄還有兩年多的第二屆總統任期，宣布辭去俄羅斯聯邦總統職務，之後成為“俄羅斯最幸福的老頭兒”。葉利欽之前說過：“我作為總統訪問了60多個國家，但哪兒也沒去看過”，現在好了，他滿世界遊覽：到中國看中醫，去英國看網球，在日本泡溫泉，赴意大利療養，飛往美國釣魚……當然還有寫回憶錄，何等優遊、何等從容、何等灑脫、何等快樂！他夫人終於開心的說：“現在，我們家裡再也沒有緊張和勞累了。”

可反過來看看你自己，你一生一世，還有可能過一回他們那樣愜意的日子嗎？再想想當年我們在福建相見時的你，來去行至，投足舉手，不也是那麼輕鬆、那麼自在、那麼隨性嗎？都說老來返少年，如今你也老了，真的不想再像當年那麼自由自在嗎？

……

後記

（2022年10月20日）

本文的寫作時間是去年年底，並沒有最後完成。今天拿出來看，很多事情已經時過境遷，當時我想對習近平說而沒有說完的話，也不再有必要繼續講了：他已經走上了一條不歸的路。好在，該寫的也基本都寫了。

老實說，在寫這篇文字的時候，我還難以對習近平產生恨意。我腦海中的習近平，仍然是三十二年前握着我的手，笑眯眯、慢悠悠、憨態可掬的老大哥形象。即便今天，如果你不去注意他在森嚴朝堂上的一臉兇悍和被人有意搶拍到的陰騭蠻頑的一刻，僅去看他在輕鬆場景下和普通無利害關係者在一起的鏡頭：親切和藹的笑態，拙嘴笨腮的談吐，愚鈍憨直的反應，一邊思索遣詞造句一邊最終說出的大白話；還有在中俄論壇的主賓台上，對女主持人的提問張口結舌、不知所措，眾目睽睽下良久才訕笑着拿出小本，嘴裡還故意又像無奈又像自嘲又像搞怪的念叨：“我看看我準備的這個本本兒上有沒有這個內容……”；還有在南陽月季博覽園，面對一大群圍住他歡呼、自稱是偶遇的攝影家們傻直傻直的發問：“你們怎麼知道我來了？你們是諸葛亮啊？天文地理都知道……搞攝影的，你們怎麼沒照相機呀？”這些經常突如其來、莫名其妙的言行創舉儘管荒唐可笑，但卻容易讓人產生好感、甚至覺得挺可愛，也使我很難把他想象成一個殘忍、邪惡、嚴苛、慘酷的暴君。心理學告訴我們，人早年的記憶是深刻、頑固的，往往會伴隨一生。畢竟，曾經和習近平有過一面之緣的我，在評價他的時候，內心面對的不是一個抽象的名字和一堆冰冷的概念，本能想到的是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溫度的人。

作為一個人，習近平的性格特點也並不令人討厭，他沒有江澤民的矯揉做作、裝腔作勢和賣弄張揚，沒有胡錦濤的冷漠僵硬和枯燥乏味，他的個性本色、隨性，雖然因為“厚重少文”所以免不了時常掉掉書袋，但基本上還不刻意“裝逼” ——其實“背書單”這種舉動也透出他的簡單幼稚——，而是有什麼水平就表現什麼水平，這才創造了“擼起袖子拼命干”等一大批村俚俗語。這些雖不能說明他就有人情味，但至少看到他身上的煙火氣和生活化。他與普通人接觸時，也能表現出對對方的專注，不像絕大多數領導人那樣高高在上、漠然敷衍、心不在焉、拒人千里。另外，習近平更是毫無那種帶給身邊人高度緊張和極大壓力的思維跳躍、才氣橫溢、鋒芒畢露、光芒四射、咄咄逼人，如果他是一個普通人，除了偶爾會為他的帶死不活、遲鈍暮氣耐不住性子着急之外，你會願意和他相處，因為他讓你感到輕鬆、閒適和踏實。

我用理智提醒自己，不能拿感性替代原則、是非和善惡。我也知道，在私生活里和個人交往中，弗朗哥親切和藹、細緻體貼，像個慈愛的祖父，而希特勒在戈培爾小女兒親吻他的面頰時流露出的快樂又羞澀的神態讓很多目睹的女性流淚。然而這一切，絲毫無法減輕無限權力放大、擴張、膨脹了的他們身上魔鬼一面的邪惡、猙獰與兇殘，也絲毫沒有減少他們作為統治者給人類、國家、歷史帶來的巨大禍患和災難。

少年時候看《白毛女》，有一句話記得很久：“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時至今天我對這句話有了最深刻的體會。共產極權制度，不但殘害了制度的敵人和被奴役者，也同樣殘害了制度的主人和奴役者本身。習近平是這個制度的推動者、助力者、維護者、加持者，也毫無懸念的將會作法自斃，像薄熙來一樣成為這個制度的犧牲、祭品和俎下魚肉。習近平是施害人，也是受害者；他在害了別人的同時，也害了自己。“習近平必須下台”，是華爾街那些唯利是圖、見利忘義、貪得無厭以至時常助紂為虐的投機家的目標，但與祖國永遠血脈相連的我們的期待和心願，不是希望和推動另一個人取代習近平，而是徹底終結和埋葬這個制度。

杜牧在《阿房宮賦》的最後寫到：“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字裡行間，對暴虐兇殘卻又壯麗輝煌的大秦王朝的短暫命運不無惋惜。在對青春歲月的往昔經歷回憶和緬懷的時刻，我的內心平添了些許溫情，因此對習近平也增添了一份哀之之感。

東漢末年，董卓被殺暴屍於市後，士民莫不稱賀，唯有侍中蔡邕卻伏屍大哭。被抓後王允問他：“董卓逆賊，今日伏誅，國之大幸。汝為漢臣，乃不為國慶，反為賊哭，何也？”蔡邕伏身在地，請罪說：“邕雖不才，亦知大義，豈肯背國而向卓？只因一時知遇之感，不覺為之一哭”。習近平予我，當然沒有“一月三遷其官”之恩，我當然也不會“為之一哭”；但為酬三十二年前似錦年華時的一日之緣，在他去見他西北先愚的那天，我還是會給他酹一杯酒，然後發出一聲已經迴蕩縈繞了幾千年、不知何時才能絕跡的長長嘆息。

轉載自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