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蘭德公司的最新報告《與中國開戰——想不敢想之事》，中譯本全文約46000字

譯者：劉亦淇、嚴灝文、王婉、謝芷瑩、王婉

序言

隨着美國的軍事優勢減弱，美國對與中國的戰爭是否能符合其既定的計劃並不自信。中國日益增長的軍事實力，特別是其反介入和區域拒止能力（A2AD），意味着美國難以在戰爭爆發時掌握控制權，摧毀中國的防禦並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考慮到這一點，本報告將分析中美之間戰爭的可能形式，對雙方可能造成的損失和影響，美國應該做好的準備，以及戰爭爆發後美國如何在戰爭目標和戰爭成本上取得平衡。

我們假定中美戰爭是常規的、區域性的，主要由水面和水下艦艇、空中戰機和導彈等發動，以及空間和網絡對抗。我們假設戰爭在東亞地區進行，包括中美之間潛在的熱點地區以及所有中國部隊的駐在地。而雙方的遠距離軍隊部署和不斷增強的追蹤打擊能力會將西太平洋大部分地區都變為戰場，並帶來嚴重的經濟後果。雙方不大可能使用核武器，即便是發生了激烈的武裝衝突，雙方都不會認為其損失和前景慘烈到要冒險首先使用核武器來打擊報復。考慮到中國有限的軍事實力，我們假設中國不會攻擊美國本土，除網絡戰外。相反，美國對中國的非核武器打擊覆蓋面會很廣。我們限定以2015至2025為研究時間段。

思考與中國的戰爭，更重要的是要考慮到軍事實力的發展。傳感、制導、數字網絡和其他用於鎖定敵軍的信息技術，已經先進到中國和美國的軍隊都能嚴重威脅到對方。這促使雙方發展出能先於對手打擊的手段。在這種情況下，戰爭從一開始就傾向於雙方互相進行猛烈的攻擊，但雙方都無法完全制服對方，而且雙方在軍事和經濟上都具有豐富的資源和持續作戰的能力

中美間的衝突不大可能會涉及大規模的陸地作戰。此外，中美雙方軍隊強大的常規反擊能力，會在幾個月內消耗雙方的軍事力量。在這之後，雙方將在工業技術補給和人口動員上展開競賽，這一結果取決於多個因素，有一點肯定的是，雙方的投入會不斷攀升。

儘管這份研究報告主要是提供給美國的決策機構，然而我們也希望中國的決策者能仔細思考與美國戰爭可能產生的結果，包括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破壞和對中國內部平衡與凝聚的威脅。我們在公開信息中並沒有發現中國領導層對這一問題給予足夠的關注。

四個案例分析

影響戰爭類型的因素主要來自兩個變量：強度（從溫和到嚴峻）與持續時間（從幾天到一年甚至更久）。因此，我們會分析這樣四個關於戰爭類型的案例：短期低強度型、長期低強度型、短期高強度型以及長期高強度型。關於強度的主要決定因素是：中美政治領導人在一開始就是否授權予軍方為實現其計劃而對敵對力量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而關於持續時間的決定因素如下：假設雙方都擁有足夠的物質力量來打一場持久戰爭，是否有一方在某一時刻喪失戰鬥意志或者估算繼續這場戰爭將得不償失。

我們將各個案例的影響分為軍事、經濟、國內政治和國際關係幾類。軍事損失包括飛機、水面艦艇、潛艇、導彈發射器和儲備，以及在面對網絡和反衛星戰時顯得日益脆弱的信息通訊指揮攻擊系統（C4ISR）。經濟損失包括貿易萎縮、消費以及海外投資的收入（能源通道被封鎖已計入了貿易萎縮當中）。一旦網絡戰爭從軍事領域擴展到民用領域並影響關鍵的信息基礎設施，那麼經濟活動將進一步被擾亂。國內政治影響的範圍包括從反對戰爭政策和威脅國內穩定。國際上的反應包括支持、反對和搖擺不定。

近年來軍事科技進步的步伐，尤其是中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能力、雙方的網絡戰與太空站水平，預示未來十年可能出現的巨大變化，使得2015年與2025年的情形截然不同。到2025年，經濟領域同樣會出現巨大變化：中國可能超過美國成為最大經濟體、中國海外投資持續增長以及兩國經濟都將比以往更加依賴計算機網絡。儘管這還不足以從性質上改變戰爭對經濟的影響。想要嘗試說明十年之後戰爭對國內政治和國際關係的影響則需要更多的深思熟慮。因此，2025年與2015年的分析僅僅在軍事領域有所差別。

四個案例及其代價、影響等如下所示：

短期高強度型

如果中美的任一方領導人授權他們的軍事指揮官為實現戰略計劃對敵方採取有力的軍事打擊，一個高強度的武裝衝突將可能爆發。在2015年，美國海空軍力量將會損失重大，包括受損的航母和地區內的空軍基地。但中方的損失將會更大，包括內陸地區的反介入/區域拒止系統。不用多久，雙方都將會清楚地意識到，隨着戰爭的持續，在戰爭早期就已對美軍有利的戰損比將會繼續擴大。

到2025年，儘管美方的損失會因為中國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能力的提升而擴大，同時也意味着中國的損失會減小，但中國的損失最終還是會比美國大。屆時，持續的戰爭最終是否還有贏家將不得而知。在經濟方面，即使是短期高強度戰爭也會對中國的全球貿易帶來巨大衝擊，要知道中國的貿易絕大部分都要路經作為戰場的西太平洋地區。而美國的經濟損失將很大程度上被局限於與中國的雙邊貿易。國際和國內政治影響將非常有限。

長期高強度型

在2015年，高強度戰爭的時間拖得越長，對中國的影響會越糟。到2025年，戰爭前期的不確定結果可能會促使雙方不計損失地投入戰鬥。雖然那時美軍取勝的前景不如現在，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必然會取勝。隨着戰爭的持續深入，從黃海到南海，西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區會給海運和空運帶來危險，隨之而來的貿易量和能源供應的大幅縮減，會嚴重損害中國的經濟。戰爭的時間越長、強度越高，則越有可能將其他國家牽扯進來，特別是美國在這一地區的盟友——日本。

短期低強度型

考慮到難以迅速取得軍事勝利、失去控制權的風險和可能造成的經濟損失，中美雙方的領導人也許都不大會授權全面打擊對方，因此戰爭將會是以最小的軍事損失的形式，有限的、低強度的、零散的和沒有結果的。假如雙方的領導人有足夠的政治智慧且都有相互妥協的傾向，那麼這場衝突能在造成重大經濟損失以及國內國際政治震盪之前結束。

長期低強度型

如果戰爭是可控的且損失是可以接受的，那麼雙方將會持續低強度的對抗以避免需要妥協的政治代價，由於雙方都無法在軍事上取得上風，這種對抗會持續一段時間。與此同時，儘管雙方戰鬥是有限的，但經濟的損失會不斷攀升，尤其是對於中國而言，隨着時間的推移，國內和國際的政治壓力會加劇，儘管其必然性不如長期高強度型的那麼高。

這些案例表明，中美雙方強大的常規反擊力量將會在戰爭初期通過毫無約束的（儘管還是非核的）敵對行動造成主要的軍事損失。一旦某一方軍隊得到授權可以進行軍事打擊，那麼雙方管控衝突的能力將會大打折扣。雙方都會把先發制人的打擊視為減少戰爭損失和保持優勢戰力的最佳方法。這凸顯了雙方在常規打擊力量和作戰概念上內在的不穩定性。

到2025年，中國強大的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能力將會大幅降低中美間的戰損比。不過屆時中國的損失仍將是慘重的，而美國方面，儘管會比中國少，但必將比2015年時要慘重。即使美國取得軍事勝利的可能性在降低，但中國要取得勝利卻仍然遙不可及。因為雙方都有能力持續重創對方，任何一方都不願意接受失敗。歷史經驗表明，具有極大破壞性但卻陷於僵局的戰爭不會促使任一交戰方同意停戰。一個高強度、漫長且望不見尾的戰爭會讓雙方都陷於衰弱，無力應對其他威脅。

非軍事因素的重要性

軍事對峙的形勢意味着戰爭可能最終由非軍事因素決定。這些因素在當下和未來都有利於美國。雖然戰爭會損害雙方的經濟，但對中國的破壞可能是毀滅性的和持續的：在長達一年的戰爭里，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大約會下降25%至35%，相比之下，美國的GDP會下降大約5%至10%。即便是低強度的衝突，除非及時結束，否則依然會削弱中國的經濟。一場長期和高強度的戰爭，可能會破壞中國的經濟，拖慢它來之不易的發展，並引起廣泛的困難和混亂。

這種經濟損失可能會轉而加劇中國的政治動盪並鼓勵中國的分離主義分子。雖然其政權和國防力量可能可以承受住這樣的挑戰，但這樣做可能會在一場非常艱難的戰爭中增加壓力、加重生產負擔並破壞中國政權的合法性。相反，美國國內的黨派紛爭可能會影響其作戰能力，但只要是常規的衝突，不管多長時間和多嚴重，就不會危及社會穩定，更不會危及國家生存。不斷升級的網絡戰，雖然對雙方都有害，卻可能惡化中國的經濟並削弱政府控制群眾不安的能力。

總的來說，在一場長期和高強度的戰爭中，國際反應也可能有利於美國。美國的東亞盟國的支持可能降低中國的軍事把握，俄羅斯、印度和北約的反應可能影響較小，並且北約能抵消俄羅斯在歐洲的機會主義威脅。日本的捲入是可能的，如果它成為潛在爭端的當事國；而假如其領土（美國軍事基地所在地）被襲擊，日本的加入就幾乎是確定的。隨着東京對憲法限制武力使用的解釋更加寬鬆以及在日本軍事能力上程序的改進，到2025年，日本的加入可能在戰爭的過程和結果中都發揮作用。中東的加劇動盪對中國和美國的利益都是有害的。

這些分析強化了一個共識，即中美間戰爭將是災難性的，以至於雙方都應高度重視避免這種戰爭。對巨額代價的預期使得有預謀的戰爭變得不太可能，這也要求雙方政府強有力的危機管控能力和對軍隊的政治領導。考慮到對方先發制人帶來的嚴重後果，在戰爭一開始保持相互克制可能既關鍵又困難。實際上，它需要雙方都有合作的能力，即便是在戰爭開始之後。因此，領導人之間緊急和直接的對話，在可能導致敵對行為的危機時期以及戰爭已經開始的時期都非常重要。

由於美國可能無法在一場高強度戰爭中實現完全控制、獲勝，或避免重大損失，它必須防止自動發起（如果不主動發起）一場激烈和迅速的衝突。這就要求最終要由總統批准實行軍事計劃的安全保證，而這反過來又要求軍事指揮官們為總統提供一系列可行的選項。

儘管A2D2能力得到提高，中國在一場高強度戰爭中仍會損失更多，並且它在高技術、快速戰爭中軍民協調的經驗還很少。中國領導人認為軍事現代化的未來是指向一場短暫和成功的戰爭，這種想法是不明智的。更可能的是一場嚴重的、曠日持久的、軍事上沒有結果的戰爭，而經濟、政治和國際影響都可能有利於美國。中國有跟美國一樣多的理由，去阻止對一場迅速而激烈的衝突的軍事計劃的自動執行，包括做出政治決策的明確要求。

美國軍事行動建議

當中美衝突爆發時，中國對美國軍隊的打擊程度取決於中國對美國行動的預期估計。美軍不應指望在中美發生衝突時，能夠按計劃第一時間摧毀中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力量。缺乏隨機應變的能力不僅會削弱危機穩定性，讓中國先發制人，還增加在一開始就不可避免地自動爆發激烈戰爭的危險性。而且，美軍不應預判或限制美國總統的選擇，比如只提供一個計劃來應付突發的常規戰爭，也不應讓美國毫無準備地執行預備計劃。這樣做有利於增加危機穩定性，並且至少可以在大體上提醒美國軍隊重視對於長期高強度戰爭的準備，同時讓中國知道美國對此的重視。如果意圖在中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能夠對抗美國之前對其進行打擊，美國就須承擔更大的風險，因為可能在摧毀中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之前，美國就要應對它的攻擊。

美國在採取措施以免危機惡化和避免使用暴力手段的同時，應設法削弱中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的影響，如投資建設生存性更強的武器平台和增強美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導彈、潛艇、無人機、無人機發射平台、信息技術 、反衛星武器。美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可以打擊中國獲勝的信心，同時增強危機穩定性以及衝突中關鍵初始階段的穩定性。但這種能力並不能恢復美國的軍事統治地位和控制力，或減少美國在激烈衝突中的大量損失和經濟成本。

考慮到全面備戰可能需要的高成本和與中國發生的戰爭的低概率，美國應謹慎做好一定的準備：

·     提高對於高強度軍事行動的維持能力和在其中的生存能力

·     提高同盟和鄰近中國的夥伴的核心軍事能力，以及與他們協作的能力

·     與日本和其他東亞盟友制訂應急計劃

·     和北約協商關於與中國衝突的突發事件，包括俄羅斯和伊朗的預期反應

·     採取措施減輕中國對關鍵產品的干擾

·     採取措施以阻止中國進口戰爭關鍵物品（如石油）

美國軍隊藉助於《美國法典》第十卷和共同合作，可以通過以下行動發揮作用：

·     投資發展應對“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如，機動陸基導彈和綜合防空以擴大中國海陸空三軍的預期損失

·     估算需求武器和貨物以應對長期高強度戰爭

由於美國的以上行為可能會被中國理解為敵意，美國和美國軍隊同時也應提高中美軍事理解的廣度和深度，採取措施以降低誤解與誤算的風險。

結 論

儘管精準優勢增強了中國反擊作戰能力並削弱了美國軍事領域的統治地位，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就取得統治地位或勝利。中美戰爭可能爆發於雙方的毀滅性打擊下，且戰爭難以控制，將會持續多月或數年。在這場中美戰爭中不僅沒有贏家，還會給雙方的軍事力量帶來巨大損失。這場戰爭持續越久，經濟影響、國內影響和國際影響就越重要。

然而這些非軍事影響在嚴重影響中國的同時，也大幅削弱了美國經濟以及應對國際挑戰的能力。美國要為與中國爆發長期、高強度戰爭做好合理準備，但同時也應計劃好控制戰爭的範圍、強度和持續時間；強化文官對軍隊的控制；並且不論在和平時期、危機時期、戰爭時期，都要擴大與中國的交往。

第一章

引爆中美戰爭的五大火藥桶

在目前所有就中美戰爭的爆發與美國的應戰的研究和學術觀點中，至少在公開的研究和觀點中，都沒有対戰爭具體情況和結果進行嚴謹的分析。這是一個嚴重的疏漏，因為目前中國在部分地區爭端中與美國立場相對，這可能會導致軍事衝突或暴力事件。而且兩個超級大國都有足夠的軍事實力、工業實力和人力在陸地、海洋、天空、太空和信息空間進行一場長期、高強度的大範圍戰爭。

本研究試圖通過分析中美戰爭其他的可能發展趨勢、每一種發展趨勢對兩國的影響、美國應如何備戰，以及如果戰爭爆發美國要如何平衡得失來彌補這個疏漏。本研究不僅考慮到軍事因素，還考慮到2015至2025年的經濟、內政和國際因素。

雖然這份報告主要是供美國決策者閱讀，我們希望中國的決策者也能思量一下中美戰爭的可能發展態勢和結果，因為戰爭同時也會摧毀現代中國已經取得的成就。目前沒有跡象表明中國對於中美戰爭爆發可能造成的影響給予它應得的、足夠的重視。

理論基礎

由於軍事技術和相關學說的發展——傳感器、全球定位、武器制導、數字網絡和其他瞄準敵對勢力的能力已經發展到了中美兩國可以用來對對方造成巨大威脅的程度，美國越來越迫切地需要仔細斟酌與中國發生戰爭的代價。也因此，雙方都想先發制人，而這一定會影響到國家的戰爭計劃。軍事技術和計劃因此更傾向於在一開始就與對方激烈交鋒，意圖在衝突中占上風，或者至少不讓對方占上風。中國的戰略家們認為：“在敵軍及時做出反應之前就達成作戰目標是有可能的……如果我們中國人民解放軍要與一個擁有高科技的強大敵人作戰，就必須突襲成功。”這種自信和緊迫性的綜合作用可能造成盲目和危險——不僅僅是對中國。

所有戰爭計劃都有的一個潛在危險是：它們設定並限定了事態預期。只有占軍事優勢的交戰國才有資格如此自信，但是如果對手是中國的話，美國就不再有優勢，也就不能輕敵。隨着美國軍事優勢在中國面前下降，美國也不再自信地認為戰爭能如它所計劃般進行。強大起來的中國軍隊，尤其是中國的反介入和區域阻絕武器，使得美國不再樂觀地認為在爆發戰爭時它能取得控制權，摧毀中國的防禦，實現決定性勝利。

由於中美戰爭，即使對勝利者而言，也是成本極其高昂的，因此雙方不太可能通過預謀襲擊發動戰爭。但是中美仍有可能產生危機，這些危機包括一些可能引起敵意的事件和誤判。中國可以儘量在美國容忍而不干預的限度內威脅其鄰居，但中國會錯誤地估計美國的限度。當東海爆發領土爭端危機時，中國可能低估美國在軍事上支持日本的意願。而且，中美兩國在該海域存在矛盾，即中國對於其200海里專屬經濟區的主權宣示和美國堅持認為該海域是中國海岸線12海里範圍以外的公海。如果雙方選擇強化各自的立場，雙方軍隊可能會一觸即發。

關於中美對立的立場如何引發戰爭的問題，在中國南海已有案例。中國為了對南海海域占有實際主權，已經修建了人工島嶼、飛機跑道和其他軍用基礎設施，並在這海域附近宣示200海里專屬經濟區。美國是不會接受這點的，因為它與美國的利益相悖，其中包括和平解決爭端原則、公海自由原則、大約40%的國際貿易經由南海的事實以及菲律賓和美國的其他盟友不希望美國容忍中國的單邊行動。

結果是，美國在南海排兵布陣。毫無疑問，中國也會在這片競爭不斷的海域中布置兵力，在這種情況下中美雙方在南海都不會退縮並主動壓縮兵力。如果，或者說真的爆發危機，任何可能會在無意中導致衝突的星星之火都可以燃起燎原之勢。

而且，兩國領導人會變得束手縛腳，因為涉及太多利益，而軍事司令官也會要求使態勢升級以威懾對方或準備應對衝突。目前看來美國軍事上似乎更勝一籌，致使中國比美國更可能選擇退讓，然而中國發展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會讓危機更難以和平收場。

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儘管敵意可以產生損害理性分析的士氣和怒意，影響戰爭的強度和持續時間的是中美戰爭的原因和兩國對此的重視程度。如果雙方都有優秀的作戰能力，並且都未能取得戰爭優勢或控制，就要代價高昂地延長這場殘酷的戰爭，儘管雙方都計劃且預期儘早結束戰爭。這樣的情況和1914年的歐洲類似，當時的危機幾乎是自然而然地帶動了先發制人軍事計劃的實施，交戰雙方相互封鎖經濟，而且都預計戰爭很快結束。

隨着戰事火熱地進行着，傷亡急劇上升，領土有得有失，交戰國發現他們的戰爭已不僅僅是為了一個涉及到塞爾維亞的民族主義者為了結束奧匈帝國在波黑的統治而引起的意外事件而進行。如今，也像當初的歐洲一樣，戰爭結果會造成巨大的軍事損失（當初損失的是步兵，如今是武器平台）和對雙方的經濟的持續性傷害。

綜上所述，中美局部衝突帶來敵意的風險、美國逐漸衰弱的作戰控制能力、中美雙方軍隊的常規反擊力量（即雙方軍隊瞄準和摧毀對方的能力）、中美經濟的脆弱性以及帶來災難性結果的持久戰爆發的可能性，以上各種因素要求我們用一種創新、理性的思路思考中美戰爭。由此看來，中美戰爭並非不可能發生而且可能會非常危險，還會耗費大量資源，因此美國必須為此做好準備。

中美戰爭的軍事需求在美國的計劃和作戰規劃中已被高度重視（中國亦然）。但是一些視戰爭強度和持續時間而定的更大的國家需求，還沒受到足夠重視。中美雙方都須認識到戰爭的代價可能是什麼。如果常規反擊能力的發展使得戰爭變得更難以控制的話，雙方領導人需要運用到政治手段，以防得不償失。

考慮的因素

隨着美國軍事優勢下降，美國的戰略家們必須考慮（正如這個研究所做的）一系列緊急事件和相應的要求。最近的戰略決策研究發現，發動結局糟糕的戰爭的一個常見錯誤是對計劃、控制和限制戰鬥持續時間的能力的不合理信念。

在分析了眾多的歷史案例之後，蘭德公司的一個研究得出結論：“認為一個對手將會遵守所有預設的情況，以及認為一個決定的結果完全可控的信心相當於對風險忽略不計。而當這導致沒有為不良後果做準備時，結果會更糟糕。”

雖然對美國的軍隊來說，擁有作戰和獲勝計劃是至關重要的，對這些計劃的過分自信卻可能對美國和平時期的政策、危機管理能力和戰時行動產生不利影響。在最壞的情況下，對與中國戰爭的可能情形與後果的範圍的疏忽，可能把美國引向一場其措手不及的戰爭。

同樣地，中國人認為提高他們的軍事能力就能夠與美國開展一場可控、可獲勝和可負擔的戰爭的想法將是大錯特錯。正如我們將看到的，有可能是這兩個國家都無法控制、贏得或承擔得起一場未來的戰爭。

自相矛盾的是，當雙方都以操縱一場戰爭為目標來調整其軍事戰略時，它們卻降低了操縱的可能性。兩國的軍事官員已經以口頭和書面的方式討論過如何通過在衝突一開始打擊對方力量來實現軍事優勢，或至少避免劣勢。

考慮到先發優勢和對敵意上升可能性的感覺可能增加雙方扣動扳機的危險，避免一場戰爭的目標必須與贏得一場戰爭的目標一較高下。同樣地，正如我們將看到的，贏得一場戰爭的目標必須同控制其成本的目標相權衡。考慮到一場長期戰爭潛在的軍事、經濟和政治成本，雙方都想迅速取勝。

因此，中國人強調提早打擊美國介入力量，而後限制隨即發生的戰爭的持續時間和範圍（特別是通過防止對中國的攻擊）的需要。反過來，美國以取得操作上的控制權、限制損失和獲取勝利為邏輯的作戰理念，可能取決於在中國的A2D2武器系統全面發揮打擊美國軍隊作用之前使其失效的能力。

由於預期的軍事損失和其他成本，兩國避免一場長期戰爭的強烈傾向是再自然不過了。然而，要求一方大力和儘早（也許是先發制人）打擊對方力量的軍事戰略，可能不利於為結束戰爭而做出妥協並且導致戰爭的持續和擴大。細想20世紀的主要戰爭，其中一方首先發動進攻的——德國兩次、日本一次——喚起了另一方戰鬥、堅持並最終獲勝的意志。事實上，接受“先發制人並不能確保勝利”這個簡單的事實是明智的。

此外，中美戰爭的發展可能不僅取決於軍事行動，而且還取決於經濟、政治和國際影響與壓力。我們將看到，戰爭持續時間越長，非軍事因素可能越重要。

任何一方將很快耗盡其作戰能力的證據並不能支撐中美戰爭將迅速結束的假定。中國和美國都具有可觀的軍事、經濟、工業實力和人口資源。如果說中國在與美國的戰爭中容易遭受嚴重挫折的話，那可能是前線軍事系統的損失——其後備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過時的——或是在石油供應上，其中60%左右是進口的，並且在大約十天之前才宣布了戰略儲備。 

兩國的政治毅力與物質力量同樣重要。起初，中國政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忽視國內的反對，而美國政府卻不能。然而，中國國家的合法性在於其滿足物質需求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而一場損失慘重的戰爭將會威脅到這種能力。正如政治意願會決定戰爭持續時間，戰爭的動態——軍事成功或失敗、傷亡情況、成本和進一步戰鬥可能帶來的結果的預期——又可以決定意願。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軍事實力越相當，一方的意志在另一方面前崩潰的可能性就越小。

最後，對衝突的感知風險會影響蒙受損失和支持長期戰爭的意願。因此，對戰爭的考慮會影響戰爭的走向，包括其強度和持續時間。

考察五個可能演變成暴力衝突的情況：

• 中日在東中國海圍繞爭議領土的衝突，而美國聲稱其與日本的防禦條約也適用於此；

• 在美國和平解決爭端和公海自由的極力主張面前，中國在（和對）南海竭力要求實現其領土主張的困擾——例如，針對菲律賓或越南 ；

• 中國、韓國或美國軍隊在朝鮮崩潰事件中不協調的軍事干預；

• 中國大陸武力脅迫或奪取台灣的威脅；

• 海上事故，例如擊落飛機，原因是軍隊執行任務的地方近在咫尺，可能是在中國宣稱其享有主權的專屬經濟區、美國卻聲稱是公有的水域。

舉例而言，美國可能甘願堅決鬥爭去阻止中國獲取對南海的控制權，而面對美國這種決心，中國可能會尋求和平解決。相反地，與美國阻止中國武力統一台灣的意志相比，中國人防止台灣從中國獨立的決心可能會更堅決。有關分析沒有討論中美爭端的特點或它們導致戰爭的可能性，但確實承認了不對稱利益可以促成在損失面前不對等的決心。

這些因素表明有必要嚴謹地分析中美戰爭可能如何開展、戰鬥會持續多久以及攀升的費用和變化的前景會怎樣影響每一方繼續戰鬥的能力和決心。一百年前，歐洲的領導人和戰略家們，已經結盟並採取了動員計劃使對抗便捷地（如果不是自動地）轉為戰爭，而他們一錯再錯，假定戰爭會很快結束，要麼是因為他們這一方會很快獲勝，要麼就是因為戰爭雙方都想在他們的軍隊和息息相關的經濟被摧毀之前結束戰爭。然而整整四年沒有一方為結束這場僵持的殘殺做出妥協。一場中美戰爭將面臨着同樣的危險：先發制人的誘導和戰鬥將迅速結束和成本可控的信念。這種想法可能使一場危機轉變為衝突，並且如果戰爭爆發和演變成長期戰爭的話，會使得美國措手不及。

本報告的組織結構

這個研究是初步的和概念化的：其案例是構想的，其預測只是說明性的。帶着這些條件，接下來的章節將進行下列探究：

• 中美戰爭的參數是什麼？

• 中國和美國的規劃者認為這樣一場戰爭應該或將如何進行？

• 哪些變量會影響中美戰爭？

• 這些變量表明了哪些不同的道路？

• 每一條道路暗示了怎樣的軍事後果和需要？

• 對美國、中國的經濟、中美經濟關係、東亞經濟和世界經濟的影響是什麼？

• 戰爭期間會出現什麼國內政治壓力和制約？

• 可能出現怎樣的國際反應？

• 對美國的政策、需求和準備工作的啟示是什麼，包括對美軍的期望？

 本報告有兩個附錄，提供有關可能的軍事損失和經濟影響的附加信息。

第二章

為什麼說中美不會發生核戰爭

我們假設中美間的戰爭將會是高科技條件下局部的常規戰爭，它將主要在水面及水下、空中（使用戰機、無人機和導彈）、太空以及網絡空間這四大領域展開。儘管地面戰可能在某些情況下發生（例如，因朝鮮半島統一而爆發戰爭），但我們還是排除了在亞洲爆發大規模地面戰爭的可能性。我們假設戰爭在東亞地區展開，並限於東亞。

幾乎所有的中國軍隊都會部署在東亞，潛在的交戰地也在此地區。雙方不斷增加的區域內遠程打擊兵力的部署以及不斷增強的跟蹤和打擊敵方的能力，將會使西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區淪為戰場，並給經濟帶來災難性後果。核武器應該不會被使用，即使是在高強度的常規戰爭中。沒有一方會認為其戰爭代價如此之大、前景如此可怕，或者其賭注如此重要以致要冒着遭受核報復的風險來發動先發制人的核打擊。考慮到中國常規武器的現實狀況，我們也認為中國不大可能攻擊美國本土，除了網絡攻擊。相反，美國針對中國軍事目標的非核攻擊將是全面的。

兩大變量將極大地影響戰爭的類型：強度（從低到高）與持續時間（從幾天到一年甚至更久）。因此，我們在上文介紹了四個案例。關於強度的主要決定因素是：中美政治領導人在一開始就是否授權予軍方為實現其計劃而對敵對力量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而關於持續時間的決定因素如下：假設雙方都擁有足夠的物質力量來打一場持久戰爭，是否有一方在某一時刻喪失戰鬥意志或者估算繼續這場戰爭將得不償失。

我們將各個案例的影響分為軍事、經濟、國內政治和國際關係幾類。軍事損失包括飛機、水面艦艇、潛艇、導彈發射器和儲備，以及在面對網絡和反衛星戰時顯得日益脆弱的信息通訊指揮攻擊系統（C4ISR）。經濟損失包括貿易萎縮、消費以及海外投資的收入（能源通道被封鎖已計入了貿易萎縮當中）。

一旦網絡戰爭從軍事領域擴展到民用領域並影響關鍵的信息基礎設施，那麼經濟活動將進一步被擾亂。國內政治反應包括支持、反對、搖擺不定或破壞戰爭的嘗試；國際上的反應包括支持某一方，甚至干預，或對某一方施壓迫使其停戰。

近年來軍事科技進步的步伐，尤其是中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能力、雙方的網絡戰與太空站水平的提高，預示未來十年可能出現的巨大變化，使得2015年與2025年的情形截然不同。到2025年，經濟領域同樣會出現巨大變化：中國可能超過美國成為最大經濟體，中國海外投資持續增長以及兩國經濟都將比以往更加依賴計算機網絡。儘管這還不足以在性質上改變戰爭對經濟的影響。想要嘗試說明十年之後戰爭對國內政治和國際關係的影響則需要更多的深思熟慮。因此，對2025年，僅僅在軍事領域分析其與2015年的差別。

以中美的角度思考戰爭

關於中美雙方對戰爭的思考，雙方都預計衝突會是激烈的，中方希望衝突是短期的，而美國則認為戰爭持續越久，它越有信心取得勝利。公開的記錄則顯示，雙方都沒有系統地分析過一場長期的戰爭會產生什麼影響，或是想過是否能相互之間限制暴力的程度。

中國的軍事思想，自毛澤東思想的對不同意識形態國家的“人民戰爭”和“殲滅戰”以來，已經有所演變。中國新興的觀念反映其不斷增長的實力，和傾向於在不與美國開戰的情況下威脅或使用武力以在周邊實現有限的目標（例如阻止台灣獨立和執行海洋聲索）。但是，中國不能排除與美國開戰的情況，一旦開戰，美國可能會對中國進行直接打擊，造成驚人的損失，甚至導致中國最終的失敗。所以中國應當做好準備，如果無法阻止美國的干預，那麼就要準備如何避免失敗。

在這種情況下，便引發了中國對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的興趣，在常規戰爭中，它要求中國發展並提升其定位技術。A2AD提高了美國在涉及中國的衝突中進行干預的門檻和成本。通過降低美國對中國的威脅，A2AD創造出一片能讓中國更加隨意使用武力的領域。美國的軍事優勢，使中國在考慮戰爭的時候轉向主動作戰、獲取短期收益，降低美軍的打擊力量，隨後限制衝突的地域範圍、武器和目標數量以及持續時間。雖然中國認為美國的航母及其在該地區的空軍基地是其首要打擊目標，但中國也發現美國的信息通訊指揮攻擊系統（C4ISR）是其“阿克琉斯之踵”，因而為此擴充其武器庫且計劃針對包括網絡和衛星的攻擊。

然而，中國嘗試造成這樣一個既成事實的風險，是美國會反擊（或率先攻擊），擴大並延長衝突，利用其軍事優勢摧毀中國，切斷中國與海洋的聯繫並迫使中國求和。中國也該擔憂，如果自己沒有準備好，一場長時間的戰爭會引發其內部的不穩定和分裂主義。總之，中國的既定計劃是前期對美軍的快速打擊和快速結束戰爭狀態，且不容有失誤的空間。

在思考如何與美國進行這一場戰爭的同時，中國的軍事戰略家對“戰爭的控制”這一理念產生了興趣，這一理念旨在尋求如何能在不放棄使用武力且符合國家利益的情況下避免失敗。中國對戰爭控制的思考是這樣的：國家的穩定與發展是壓倒一切的目標，這點在戰爭期間的適用程度不低於在和平時期，這要求在戰爭爆發的時候中國能夠對其做到控制和限制。軍事行動應當與戰爭的規模和過程相適應，並讓敵人能按照中國提出的條件結束戰爭。不僅要防止戰爭的擴大、升級和延長，還要引導戰爭朝着以最小的代價和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因此，軍隊和具體行動需要由明確國家最高目標的政治領導人來掌控。在這整場戰爭中，中國需要評估其進展，並抓住機會結束戰爭，收穫穩定結果，這一結果是要能保護中國的獨立、領土主權完整、國家制度穩定和保護國家的經濟命脈。

這確實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尤其是在與一個更為強大的國家發生衝突時。中國人明白這是一個挑戰，而他們也經常談起他們之前曾以劣勢擊敗了比他們更強大的軍事大國。中國對戰爭控制的重視已不新鮮，而現在他們對此的可行性更有信心，這源於中國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A2AD）的增強，以及在先前的案例中表明美軍並非不可戰勝且美軍在衝突中並不能保證一直掌握控制權：“不管一個國家有多強大，亦不論其軍事實力有多強，它都不可能始終掌控整場衝突。”美國現在仍陷於其發動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

中國愈發相信其有能力主動管控危機和戰爭，而不是被動地應對或挑起爭端，這點會使中國在和平和衝突中表現得更放得開，這同樣會影響中美戰爭的走勢。與對美軍的前期打擊概念一致的是，戰爭控制的概念還考慮衝突的“整體性”，包括戰後的中國、亞洲乃至全球層面。它表明中國人十分注意戰爭發生後在戰爭的目的和花費上取得平衡。更具體來說，中國可能意識到控制衝突的規模、範圍和持續時間對於常規衝突而言更為關鍵。這種可能的情形是指：中國的文人領導將儘量保持戰爭是有限的，並希望美國的厭戰情緒能提供一個有利於中國的解決方案。而不管如何，中國元首努力加強對解放軍的控制是能夠做到戰爭控制的先決條件。

美國對戰爭的考量同樣在變化當中。有些時候，美國非常自信地認為其無比強大的軍事實力能迅速擊潰中國軍隊。當然，即使摧毀了中國的海空軍力量，美國也明白如果在中國的土地上與之展開地面戰，美軍將陷於苦戰並付出沉重代價（由美國前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提出的著名觀點）。由於中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不斷提升，美國開始考慮在損失打擊力量前對他們先發制人。由於這存在一定的可操作性，因而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系統主要部署在本土——將會增加事態升級和危機不穩定性的風險，因為那樣會促使中國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

除了反映中美軍方的學說，戰爭的強度和持續時間還依賴於雙方C2（指揮與控制）系統的規則與訓練。美國的C2系統越來越強調靈活性、前線部隊的主動性、對情勢的反應、聯合作戰，以及尚在政治領導下的委任授權。儘管面對軍方C2系統的分散化趨勢，美國的政治領導人仍然會對中美敵對行為的細節有着濃厚興趣，無論他們能否接管軍事行動。

與美國新興的C2哲學不同，中國的C2傳統上強調層次、對領導的尊重、對中央指揮的依賴、冗雜的組織、對全權授權的拒絕以及對原計劃的遵守。儘管中國意識到要為C2系統鬆綁以提高靈活性，來應對戰爭的不確定性，但對戰爭控制的需要卻反覆強調了自上而下的指揮的重要性。在雙方高層都對軍隊擁有絕對控制權的緊張關係中，軍事計劃和軍隊都傾向於發動迅速、猛烈的軍事打擊，正如前文已經論述過的那樣。

雙方都不願意捲入長期戰爭：中國方面是因為隨着他們遭受來自美軍越來越沉重的打擊，他們的勝算將與日俱減；美國方面則是因為他們不得不愈發重視中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A2AD）；最後則是雙方都意識到曠日持久的戰爭可能帶來沉重的軍事和經濟代價。然而歷史一再表明，戰爭策劃者和政治領導人總是傾向於宣稱戰爭將很快結束，但最終與現實相去甚遠。我們必將看到，中美戰爭的級別越高，持續的時間將越長。

儘管存在高強度衝突帶來的軍事壓力，但政策制定者依然懷疑高昂戰爭代價所帶來的後果跟恐懼能否讓對方限制敵對行為。雖然中國分層化的C2系統比美國分散化的C2系統有着對軍事行動更多的政治控制，但兩國的領導人還是可以抵制使用核武器的誘惑。一方面克制的敵對行為可以因為領導人決心儘可能地減少損失和避免事態升級而迅速停止，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因為國家能夠承受其損失或難以做出讓步而持續下去。

衝突的原因和結果對交戰雙方來說越不重要，領導人就越傾向於避免殘酷的戰爭。但戰爭可以引發政治動盪，造成思維混亂，改變思維方式等。正如中美間爆發的戰爭難以被計劃，它同樣難以預測。基於此，這份研究將避免預測和細節情況，以有利於分析變量以及由這些變量支撐的其他一般案例及其結果。

戰爭的變量

中美間的衝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強度和持續時間來定義。儘管衡量強度的標尺的高低兩端之間有無數個點，但是選取其兩端就可以滿足我們研究的需要。

低強度意味着對手段的嚴格控制，包括軍隊的授權，武器的使用，打擊的目標、地域和節奏。低強度衝突可能以零星的戰鬥、偶然的損失，以及為尋求優勢、試探對方或釋放信號而虛張聲勢。由於中美兩國都有能力進行激烈的戰爭，所以如果戰爭是低強度的，那也許是因為中美領導人都選擇了這麼做。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會傾向於儘量減少破壞和避免事態升級，以及對敵軍目標手下留情，即使這意味着失去軍事優勢。由於這種讓己方，而不是對方，限制反擊的力度可能性極小，且很不穩定，堅持這樣做的意願也許就需要在文官和軍方領導之間通過語言或行動進行溝通。事實上，一個低強度的戰爭意味着交戰雙方共同控制戰爭，缺少任何一方都將無法實現目標。

高強度意味着每一方都可以無限制地使用各種激烈手段（核武器除外），通過摧毀對方軍隊來獲得決定性的優勢。如前所述，這樣的戰爭必然意味着雙方都有能力和動機去發動這種常規戰爭。高強度的衝突意味着對勝利的渴望超過了對代價的擔憂。它還意味着，每一方都希望削弱對方的戰鬥意志，而對戰爭是否適度沒有更多考慮。所有常規武器都將被用於攻擊敵方目標，無論是機動部隊、運輸部隊、使用中的基地、後勤力量和基礎設施，還是海空軍基地、計算機網絡、衛星、各種傳感器、軍方的C4ISR系統，只要能被任何一種己方武器探測和定位的就會攻擊。未來，針對軍隊、軍民兩用目標和民用系統的網絡戰爭將會在激烈的高強度的戰爭中顯示其重要性。

無論是否使用網絡武器，對中國來說，優先打擊的目標將是美軍的打擊平台、基地以及區域內兵力密集處。而對美國來說，優先目標將會是主要部署在中國內陸的A2AD系統。低強度與高強度衝突的關鍵區別是：美軍會在戰爭後期，而不是前期，就攻擊中國內地的目標。由於中國不可能在內陸受到攻擊時乞求和平，因而這樣的行為只會延續激烈的戰爭。

為了便於分析，持續時間可分為短期和長期，前者指數天或數周，後者指一年或更長。持續更長時間的戰爭同樣有其可能性，但在這裡不作考慮。存在幾個變量可能延長中美間的戰爭：沒有明顯分出勝負、雙方將賭注進行到底的決心、戰爭到了某一節點的結果、對繼續戰鬥的預期結果，以及無力達成停戰協定。在高強度衝突中不可避免的高昂的軍事損失和經濟代價，既能促進也能阻礙停戰協議的達成。這取決於難以預測的心理和政治因素。雙方都會選擇通過調整和限制戰爭行動的方式來保存戰力。但同時，讓軍隊瞄準可以攻擊的目標的動力也同樣強烈。

當戰爭強度依賴於美軍參戰部隊和中國A2AD能力的使用與損失情況時，戰爭潛力，包括增援和動員能力，也可能延長戰爭的持續時間。類似的，經濟恢復能力、政治支持以及國際援助都會影響一方或雙方繼續戰鬥的能力。中美兩國都擁有可觀的（如果不是同等的）能力，去延續一場沒有任何一方在軍事被征服或政治上打算停止的戰爭。

一個關鍵的問題是，是否有一方能在一場對方難以讓步的激烈戰鬥的早期就獲得明顯優勢。美國實現這種目標能力正由於中國A2AD能力的提高而降低。與此同時，中國方面不斷增長的阻止美軍獲得迅速和決定性勝利的能力，並不必然轉化為其能迅速結束戰爭的能力。

因為低強度戰爭相比高強度戰爭對總體作戰能力的要求要低，因而它比後者更有可能拖延下去，甚至變成一種“凍結的衝突”。相反且明顯的是，長期高強度戰爭造成雙方在軍事、經濟和政治方面的損失比其他類型戰爭造成的都要更大。那樣一個代價最高昂的長期高強度戰爭並不意味着它爆發的可能性最小。任何時候這種繼續戰鬥的傾向都不僅依賴於那一刻的結果、損失和代價，還依賴於對即將出現的情況的預期。只要沒有一方預期己方會失敗，敵對行動就將持續。

目前來說，美國要比中國更有能力進行一場長期的高強度戰爭。首先，美國擁有大量部署或派遣到其他地區的軍隊，能在必要時來到西太平洋參加戰鬥，儘管那些地區的安全形勢讓這樣的行動困難重重。（多年來，五角大樓已經悄然放棄了其傳統的要求軍隊能同時應對兩場主要戰爭的標準。）而且，今天的美軍能夠比中國的A2AD系統更快地削弱對方。當雙方都有可能在一場激烈衝突的早期遭受重大損失時，目前來看美國的前景要好於中國。

未來的情況會有所不同，因為美軍可能因中國的A2AD系統而損失更慘重，反過來中國面對美軍時遭受的損失會減少。而且，隨着美軍作戰力量優勢的衰弱，中國進行“本土作戰”的情況將不再是負累，而是優勢所在。這歸功於內部戰線的溝通與動員。一個基於軍事優勢轉移的推論是：隨着中國實力的增強，預期的戰爭持續時間將會延長，即使是高強度戰爭。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國將能保留更多的軍力而面臨更小的屈服壓力。更寬泛地說，交戰雙方實力越傾向均衡，強大的一方就越難以取得迅速的勝利。由於中美兩軍的實力、管理理念、動機和預期都指向了嚴重的敵對行動，意味着戰爭可能比預想的，或者比雙方想要的，都持續得更長時間，代價更加高昂。

假設一場長期的、高強度的和代價高昂的中美戰爭中，2015年和2025年各方軍事實力的累計下降或損耗預計的概念圖如圖2.1所示，在這個時間段中中國的軍力預期將相對於美國得到提升。圖2.1的虛線表示了一個假設的時間（T₁），在開始的數天內（T₀），一方審視己方實力並決定是否繼續戰爭。出於我們研究的需要，圖表把短期與長期衝突分開。T₂指時間為一年，儘管戰爭可能持續得比這更長，但其損失卻或多或少相似。第一個圖（2015）顯示中美兩國在戰爭最開始階段都會遭受重大但卻不對等的損失，並且隨着戰爭的繼續，這種有利於美國的戰損比可能進一步擴大。第二個圖（2025）顯示了未來幾年中國A2AD能力提升帶來的影響：中國的短期損失減少，儘管依然巨大；而美國卻增加了短期損失；雙方長期損失的差距會縮小。 

圖2.1 2015年和2025年在高強度衝突中各方軍事實力的累計下降或損耗預計    

戰爭的強度和持續時間主要分別由T₀和T₁決定。在敵對行動開始的那一刻，中美兩國領導人選擇是否授權執行軍事計劃，即在敵方軍隊攻擊己方之前先發制人。而替代選擇是雙方都決定衝突必須被嚴格控制和限制——換句話說，就是低強度。因此，在T₀那一刻的決策就可能決定戰爭的強度。圖中假設從T₀到T₂戰爭強度不斷增強。在T₁時刻，經過數天激烈的戰鬥，兩國領導人會盤算其損失、剩餘的軍力以及預估未來的損失，並決定是否繼續戰鬥。實際上，他們會在介於短期和長期之間做出選擇。不過，僅有一方決定要停止戰鬥就相當於其要投降。我們注意到中國在2025年得到提升的A2AD能力會在T₁處縮小與美國的戰損比。由於在T₁處勝負變得更加不明朗，相比2015年，2025年的一個高強度戰爭更有可能延續下去，儘管代價在上升。

這些考慮凸顯了一個謬誤，即認為非常激烈的敵對行為不會持續很長時間（像歐洲領導者1914年以為的那樣！）。此外，中國也青睞和計劃了一個短暫而高強度的戰爭，因為他們認為唯有此才能避免失敗。然而，這樣的觀點忽視了美國眼中的一個鏡像：經過短期高強度的戰爭後，美國預期的損失會比中國小。但是如果美國至今仍然認為一個高強度的戰爭必然會是短暫的，因為隨着戰爭的持續，中美戰損比的擴大，中國的損失會超過美國，那麼美國着實需要三思了。

進一步說，中美需要考慮一場高強度的、長期的、不可控的和具有毀滅性的，但並不明朗的衝突的可能性。如果戰爭以某種方式爆發並且雙方都面臨這樣的前景，那麼就不一定能促使他們通過協議停止戰爭。歷史並不支持這樣一個論點，即對手間陷於慘烈而具有不確定性的戰爭中時，會同意儘快結束戰爭，即使那樣才是理性選擇。因此，常規力量中固有的自動性和不穩定性給予了政治領導人去檢查、質疑、批准和複查一個作戰計劃的重擔。

由於政治領導人會在由軍事指揮官提供的選項中做出選擇，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的戰爭都有可能是高強度或低強度的。因而我們考察所有四個案例。與此同時，一場長期低強度戰爭看起來更有可能由最初的低強度戰鬥引起，而非由高強度戰鬥引起。與此相反的是，一場高強度戰爭隨着戰爭的持續依然會維持其高強度。畢竟，兩次世界大戰都源於暴行，戰爭伴隨着暴行，甚至或多或少地使其膨脹。當然，不能排除一場戰爭激烈開場，而後又因雙方均推斷自己無法取勝，需要減少損失卻又拒絕讓步而使戰爭降至更低強度。

領導人在決定戰爭強度及持續時間時面臨的最麻煩的權衡是戰爭的代價和失敗的代價。前者會促使限制衝突即使這意味着喪失優勢；而後者則會促使用盡必要手段取得勝利，包括加劇、擴大和延續衝突。舉例來說，美國也許有充分的自信認為它在對中國的高強度戰爭中能獲勝，但面對如此沉重的代價它會更傾向於限制戰爭並接受沒有取勝的結果，儘管獲勝可能更符合美國的利益。相反，中國也許會認為雖然在台灣問題上對美戰敗的代價如此之高，但它仍然能夠承受一場高強度的，也許還是長期的戰爭的代價。從廣義上講，隨着雙方對明顯的勝利的預期在下降，在未來可能的戰爭案例中雙方都會更加重視戰爭的代價，這正是雙方都必須謹慎思考戰爭會帶來什麼結果的原因。

衝突的代價主要是其強度和持續時間的作用的產物。最少的代價，很明顯來自於短暫的、低強度的戰爭；而代價最高昂的無疑是長期高強度戰爭。代價的類型隨着時間的變化而變化：起初，軍事損失是主要的；一段時間後，經濟代價會擴大，而軍事損失會隨着軍力的損耗而減少。國內政治約束和壓力也許在一開始就發揮影響了，但這些因素可能會得到加強並在軍事和經濟損失不斷攀升時改變領導人的選擇。類似的，國際反應及其不確定性——如警告、譴責、反對、政治支持、物質支持和盟友變化等——會隨時間延長和強度增大而越來越嚴重。

用強度和持續時間作為描述戰爭類型的主要變量意味着會有四個案例模型：短期低強度、長期低強度、短期高強度和長期高強度。（其他可能性不納入考察但會間接涉及。）每一個案例的假設如表2.1所示。  

表2.1 四個案例模型假設

需要再次說明，決定一場戰爭自開始時是有限的還是高強度的主要因素，是政治領導人是否為其軍隊進行反擊進攻開綠燈。我們可以從制度性和理性這兩個角度來推測是否會保持戰爭是有限的。美國在原則和實踐上確立了由文職官員掌控軍隊。雖然現在的中國最高領導人認為需要加強對解放軍的控制，但我們無法得到有效的信息來預估中國的文職領導們和將領們在戰時是如何指揮命令軍隊的。儘管雙方都有足夠的制度保障，但戰爭的邏輯是不拖延戰機才是有效的，因為猶豫會導致行動的損失和不利條件過大以至於無法完成任務，所以最安全的選擇應該是迅速發動對敵方的攻擊。

還需要說明的是，低冒險和非故意性的暴力相比於高風險和有意的行為不太容易會促成一場高強度的戰爭。此外，一場長期的衝突很可能會延續這場衝突開始時的強度。而在高強度的戰爭中，儘管雙方投入的成本都很高，但都無法保證有一個更好的前景。同樣，如果戰爭賭注非常重要，那麼高昂的損失不僅不能促成和解與停止，反而會起反作用。即使戰鬥是受到限制和零星爆發的，持續這場戰爭的代價，至少在政治上，也會比立即做出讓步要小。

上限與下限

在評估這四種模式的可能的花費、損失以及其他影響之前，有必要思考一下戰爭嚴重程度的上限和下限。

人們可以比較容易地想象到中美之間的衝突在“低強度”型之下是什麼樣的。就像俄羅斯，在干預和分割整個烏克蘭的過程中同時採取着暴力和非暴力的方式。而中國，也通過採取一系列軍事和非軍事的手段，以其鄰國和美國的利益為代價，來推進其利益。事實上，中國正尋求一種在東海和南海強調其廣泛的海洋聲索的策略：在爭議水域干擾其他國家的船隻，裝置石油鑽探設備和人工填島，並帶威脅性地提示中國與其他小國的實力差異。

明顯的是，中國是尋求在不觸發美國干預的情況下孤立地向這些鄰國施壓。而同樣明顯的是，美國和其盟國之間會進行一些互利行動。而在中美都參與的情況下，人們可以看到一種不使用武力的衝突形式。美國的戰略是遏制中國，這一點很重要但這並不與本研究有密切關係。雖然這種帶有“灰色地帶”的衝突的花費和損失比一場溫和的武裝衝突還要低，但正如先前所提到的，它對地區的經濟貿易還是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而在另一端，一場長期的高強度的衝突形式並不一定是這場戰爭所需要的花費和損失的上限。美國和中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三個最多人口國家中的兩個，擁有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資源以及難以超越的發動戰爭的能力。雖然雙方在和平時期擁有許多重要的共同利益，但彼此也存在相當大的“戰略互疑”。如果雙方爆發了戰爭，雙方的互疑會轉變為深深的敵對，而衝突的邏輯會使在和平時期的暴力水平、持續時間和投入成本出現不合理的情況。

在現代歷史中，戰爭涉及大國或者是雙方勢均力敵時，會捲入許多第三方國家（不只是戰前的盟國），持續一段時間，轉移至其他地區，並使交戰國的經濟和社會轉變為戰爭狀態下的形態。國民的正常生活停止，大部分人或是已經準備好，或是被迫投入到為了國家的戰鬥中。不只是國家，意識形態、世界觀和政治體制都會陷入到對立的狀態中。不管他們的初衷是什麼，戰爭的結果將決定哪些大國和它的集團能生存下來。戰前的國際體系將會崩塌，轉而建立起新的為獲勝方利益服務的體系。因而，戰敗的成本要大大高於投入戰鬥的成本。

考慮下拿破崙戰爭是如何席捲了整個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如何顛覆了幾個帝國又壯大了另外幾個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是如何徹底擊敗德國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而非僅僅停止他們的侵略。在這些戰例中，戰爭的目的和造成的破壞大大地超過了交戰國早期的意圖。通常，失敗一方的體制都被消滅。而對損失的容忍程度會隨着戰鬥的持續和懲罰損失的增加而上升。不過也有例外的情況，普魯士在德國統一戰爭中的三次勝利和美西戰爭中美國的勝利便是如此。但這些都存在片面性，交戰雙方的國力並不匹配，並且戰爭迅速就結束了，沒有拓展至其他大國。

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戰爭會像歷史上大國間的戰爭那樣具有擴張性、系統性和不顧一切的嗎？在國際秩序下剩餘的卻是曾經給予雙方幫助的共同利益，會被彼此的敵對所抹去嗎？與失去這些相比，不斷上升的衝突成本會是可以忍受的嗎？對方是否會被妖魔化？普通民眾會否成為被攻擊的目標？

而這些問題的答案，老實說，沒有人知道。正如我們將可能看到的，中美之間不斷加劇的敵對可能會引發一場長期的、高強度的、慘烈的戰爭。而且，我們不能排除中美這樣兩個大國之間的戰爭，可能會發展成為全球性的戰爭：捲入其他國家，外溢至其他地區，將雙方的政治制度和人口都牽扯到戰鬥中，最後以無條件投降、宣布和平、駐軍占領、政權滅亡和產生新的統治結束。

與此同時，現代化戰爭的巨大破壞力源自其以征服為目的的兇猛的地面進攻和戰略轟炸。儘管我們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但這樣的戰爭目的和戰鬥方式即使是在中美這樣兩個大國間的戰爭都不大可能會出現，除非雙方在朝鮮半島的衝突中出現了錯誤的估算。此外，美國會盡力避免對中國的戰略轟炸以防止演變成核戰爭。話雖如此，這裡為了分析而提到的長期高強度戰爭案例也許並不會是中美之間的戰爭的上限。

在長期高強度的戰爭中，受到的困難和造成的傷害不斷持續，這讓我們又回到了一個問題上，即這樣的一場戰爭會不會導致最終使用核武器。我們的評估是：它的可能性非常低，因此我們在分析成本和損失時並沒有將核戰爭所造成的影響包括在內。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相互威懾的情況在中美的核戰略關係中盛行。

儘管如此，研究核戰爭的風險還是十分有價值的。在一場長期的高強度的衝突中，可以想象，中國的政治和軍事領導人會在以下情況下提出考慮使用核武器：

·     中國的軍隊面臨着被徹底摧毀的危險。

·     中國的國土面對美國的常規進攻已表現出毫無抵抗力；且這種進攻已廣泛到不只是對準軍事目標，可能還包括政治領導人。

·     國內的經濟和政治環境已經糟糕到國家本身可能面臨崩潰。

·     美國的常規進攻包括或被認為包括那些對中國戰略威懾至關重要的力量，特別是洲際彈道導彈（ICBMs）、彈道導彈潛艇（SSBNs）和戰略指揮控制系統，這些中國方面解釋是為了應對美國的初始打擊並且讓中國免受美國的核壓迫。

因此，我們並不能排除中國的領導人會認為只有在使用核武器的情況下才能使國家免遭失敗和毀滅的危險。不過，即便是在絕望的情況下，訴諸使用核武器也不會是中國唯一的選項，它也許會接受失敗。事實上，美國的核報復會使國家的破壞和崩潰程度更加嚴重，因而相比於核戰爭升級接受失敗會是個更好的選擇。而且，中國一直堅守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也表明中國首先使用核武器是不可能的。

同時，如果中國的領導人面臨着一個慘烈的境地，並且有理由認為美國的初始進攻便意在使中國的威懾失效，他們可能會考慮首先使用核武器（儘管客觀來說這並不理性）。但這種可能性看起來非常遙遠，美國也沒有理由在它即將在常規戰爭中取得勝利時使用核武器。

即使是這樣，美國仍需要認識到在涉及中國可能認為是戰略攻擊的打擊行動中潛在的危險性：如對中國導彈發射裝置的打擊，儘管這只是為了削弱中國的中程彈道導彈力量；對中國高級別指揮控制系統的打擊，儘管這只是為了削弱中國常規軍事行動的能力；對戰略系統的網絡攻擊；對北京的直接攻擊（不管以何理由）；以及提高美國的導彈防禦力量，這可能會被視為削弱中國的戰略反擊能力。還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可能會察覺到美國的常規軍事力量（比如全球打擊、網絡攻擊、反衛星武器）存在旨在使中國的戰略威懾能力失效的潛在可能。

如上所說，即使在長期高強度的戰爭中處於極其絕望的境地，中國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很低，而美國在對中國國土進行攻擊時會非常小心謹慎地應對中國所認為的關鍵的威懾力量，這將使中國首先使用核武的可能性更低。

至於美國發動與中國的核戰爭，這看起來更加牽強。與當時除非美國使用核武器否則無法阻止蘇聯企圖擊敗北約統治歐洲的情況不同，中美戰爭的風險無法論證中國會對美國造成怎樣的難以估算的傷害。更直白地說，蘇聯對北約的威脅是確實存在的，但中國對美國在東亞的盟友和利益的威脅卻不是。鑑於此，目前美國公開的政策表明在與中國的戰爭中不會考慮首先使用核武器，即便戰爭的情況變得很糟糕。

綜上，中美之間的戰爭不會走向全球化和核武化，在這兩者的任何一種情況下，對雙方乃至全球造成的損失和影響，將會超過原來對於一場發生在西太平洋地區的長期高強度戰爭的預估。不過，發生真正災難的可能性是需要仔細分析戰爭的各種風險和可能的情況。

第三章 權衡代價

從軍事、經濟、政治、國際角度

首先要明確的是，世界大戰和核戰爭的結果不屬於我們的研究範圍。現在，我們要根據中美戰爭的強度和持續時間，分析中美戰爭期間可能會造成的影響、損失、所需代價、約束條件、壓力和反應。

權衡代價：軍事損失

計算中美衝突中的預期軍事損失是很困難的。圍繞着中美是否會發生衝突以及如何發生衝突這兩大主題來分析的話，估算以下因素以供參考就足夠：雙方損失的性質和程度、如何對比之、根據衝突的強度和持續時間它們會怎麼變化，以及它們將如何影響雙方決策。因此，我們將融合幾位分析家的概括性結論進行研究。相對於戰前能力的損失、雙方的戰損比和剩餘的戰鬥力都是相關因素，它們都會影響到雙方繼續戰爭的能力和意願。

預計中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能力將會增強，因此2015和2025年的嚴峻情況我們都需要考慮到。簡單來說，短期衝突中的損失（T₁以前）是參與衝突並從一開始就成為目標的軍隊。持久衝突造成的額外損失可能包括增援部隊——中國現有的所有海軍和空軍力量，以及美國那些不需要在其它地方（比如歐洲或中東）執行任務的海軍和空軍部隊。

當然，在高強度的中美衝突中，軍隊預期損失取決於雙方的反擊能力和作戰能力。也就是說，信息技術和其他瞄準系統的發展——傳感器、所有精確制導武器、全球定位以及數據網絡和數據處理，使得正在搭建的武器平台，如水面艦艇、人工飛行器，位置越遠就越容易成為目標。除去先發制人取得的優勢和按兵不動導致的劣勢，這些能力也意味着易損部隊在現代戰爭中可能比任何時候都要更快受到更重的損傷。

我們根據這種動態變化試着做了以下估測，其中包括對案例的粗略敘述和顯示損失的圖表。實力分類包括戰鬥機、水面艦艇、潛艇、導彈和各式導彈發射器（海、陸、空），以及自動化指揮系統（C4ISR）。空軍基地和航空母艦的損耗或降級可能導致飛行器以及戰鬥機和防空的損耗。對方水面艦艇和潛艇的襲擊、空襲或導彈襲擊可能會造成己方水面艦艇的損耗。潛水艇在反潛戰中，即反潛和基地襲擊面前，不堪一擊。空襲、導彈襲擊或平台被摧毀（比如，船艦）以及導彈擴展可能會造成導彈發射器的損耗。移動陸基導彈發射器相對而言可能抗打擊能力稍高，而中國在此方面的占有量比美國多。網絡戰爭或反衛星武器的攻擊可能造成自動化指揮系統的損耗，同時還使依賴於自動化指揮系統的軍力造成額外損耗。附件A有更詳細的分析。

估算中美損失以及雙方戰損比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在全球參戰的部隊在這場戰爭中有多少。投入越多的部隊，美國軍事優勢就越大。但是，將越多的美國軍隊分布到戰區就意味着越多的易損部隊成為中國的目標。一般來說，越多的美國軍隊就意味着戰爭範圍越大、程度越激烈、雙方損失越慘重，但是美國獲勝概率越高。至於在中美戰爭中投入多少美國軍力，就要權衡戰爭的需求和轉移美國軍隊的地區的安全。

這樣就輪到美國的盟友，尤其是北約，用其在其它地方“頂替”美國軍隊的能力來保證這些地區的安全。由於我們預計中美戰爭不會有大型陸戰，因此我們主要關注海戰、空戰、陸基導彈、防空和情報、監視、偵察能力方面。美國國防部曾說過，到2020年之前，美國將會布置60%的空軍、海軍部隊在太平洋。因此我們在此假設，美國會在中美長期戰爭中投入它60%的全球軍力，也基於此預計美國的損失。如果實際數據更高的話，損失也更大。

持續一年的高強度戰事情況大約造成的軍事損失如表3.1 所示。根據推測，受嚴格限制的戰事也會造成大致相當的小量損失。

表3.1 2015年高強度戰事的軍事損失預計

預估損失可以通過圖來表示，就像先前分別假定2015年和2025年的損失的圖一樣。圖3.1通過以在附件A中討論的實力分類制出，表明累積損失的總額。損失程度從上到下表示，戰爭開始時雙方都保有全力。綠橫條表示輕微損失；黃色表示較大損失；橙色表示重大損失；紅色表示極為嚴重的損失。

 圖3.1   2015年高強度戰事的總軍事損失預計

詳細來說，每一橫條都可以看作是投入的有效力量的大約十分之一。這些預估是基於幾位分析家的原始判斷做出來的，而不是基於逼真的戰爭遊戲或計算機模擬。曲線的寬度表明了不確定性，不確定性可能會導致戰事的延長。

請注意，在T₁以前中國明顯損失大於美國，因為中國的武器消耗和發射平台以及基地遭到了襲擊。此後，隨着美國投入更多的打擊兵力和中國防禦能力的下降，戰損比將會維持現狀或是擴大。儘管戰損比相差很大，中國通過布置實施“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可以減少這個差距，從而使美國考慮對這個主要分布在中國領土的力量進行打擊。

現在來說，如果美國想要降低戰事升級的風險並在T₀進行全力打擊，中國在T₁階段及之後的損失會比圖3.1所示的更慘重。同樣的，中國也可以先發制人地打擊美國以減少T₁階段及之後的戰損比差距。損失位差取決於雙方哪一方先行攻擊（儘管圖中並沒有體現出來），這凸顯了反擊能力和反擊概念內在的不穩定性。

假設中美都意識到，T₁階段的戰損比會在持續戰事中越來越大（如圖所示）。根據我們的估算，中國在T₂階段之前的能力（按照先前定義的）將會大幅下降，而美國儘管損失較大，相對而言還是不如中國能力損耗得多。除了對美國進行先發制人的打擊以外，中國最好的機會是——儘管也許並不是非常好的一個選擇，就是儘量快速結束高強度戰爭。從開始到結束的巨大戰損比差距表明，短期戰爭只是中國一廂情願的想法。中國有這種想法或許是因為它認為美國在遭遇重大損傷後不再願意繼續打仗（這是美國戰爭史所導致的誤解）。

到2025年，中國很可能會有更多、更精良的、射程更遠的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先進的防空，最新一代戰鬥機，更難以察覺的潛艇，更多且更精良的傳感器，以及使殺傷鏈運作所需的數字通信、處理能力和指揮與控制能力。至於美國，我們認為它那時候則擁有更現代化的平台中心、兵力投送能力。美國幾十年來一直依賴於這種能力，儘管它們在中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面前越來越不堪一擊。根據表3.2和圖3.2，高強度戰爭的預期損失會相應地發生變化。

表3.2 2025年高強度戰事的軍事損失預計

中國改良後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加重了美國打擊部隊的損耗，同時反過來可能減少中國的損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美國在T₁階段仍然占有優勢，優勢已沒有那麼明顯了。因為T₁階段的實際損失和接下來的預期損失看不出明顯的贏家，因此雙方很可能會繼續保持敵意。這樣的話，2025年的中美戰損比差距會比2015年的要小，甚至可能在T₁階段之後縮小。T₂階段重疊的損耗曲線表明在2025年美國不太可能取得軍事作戰優勢，即使戰事延長。

圖3.2   2025年高強度戰事的總軍事損失預計

除了雙方的戰損比，還要注意的是在2025年的高強度、長期戰事中，中美的軍事損失都非常嚴重——美國的損失是因為中國提升後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中國則是其提升後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所能應對範圍以外的損失。到了T₂階段，中國的損失也相當嚴重，而同時美國的損失大概也很嚴重（明顯比2015年要嚴重）。這意味着，算上戰後要保障的太平洋地區和其他地區的安全，美國要消耗相當多的總軍力，而中國消耗得更多。沒有明確的贏家，雙方都不能取得戰事控制，慘重的損失還會給雙方帶來更多的敵意，在這種情況下，縮短戰爭的協議將比現在更難達成。

權衡代價：經濟損失

考慮到中美經濟關係的規模、相互依存情況和全球一體化，對交戰雙方、東亞乃至全世界來說，中美戰爭的代價可能極其高昂。即使兩國正在並有可能繼續圍繞許多地區爭端爭執不下，這些脆弱性也使得戰爭（至少是一場有預謀的戰爭）發生的可能性極小。假如戰爭還是發生了（也許是由於對危機的不當處理），經濟成本的規模將取決於其強度和持續時間。與軍事損失不同，即便是一場低強度的戰爭，如果持續下去，也可以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但這裡關注的是高強度戰爭的經濟影響。

估算中美戰爭的經濟損失甚至比估算其軍事損失更難，因為這種損失不僅取決於軍事動態，還取決於眾多的經濟行為主體和有限國家干預的市場的反應：政府政策的反應、可能的經濟戰、工業企業的命運、對消費者和工人的影響和他們的反應、國際金融機構、債券和股票市場以及第三方（例如，貿易夥伴）。因此，接下來的分析不是確定性的而是說明性的，分析不同案例中成本的分類和規模。

當前的經濟形勢概述：

·     中國的GDP大約為9萬億美元，且年增長速度為7%，雖然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這種增長將會放緩，甚至有些人認為這個增長率是被誇大的。

·     美國GDP約為17萬億美元，年增長率為2%。

·     2013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約4400億美元——約占美國進口總額的20%、中國出口總額的20%和中國GDP的5%。

·     2013年中國自美國的進口額約1220億美元——約占中國進口總額的6%、美國出口總額的8%和美國GDP的1%以下。

·     中國持有美國證券約1.7萬億美元，包括約1.3萬億美國國債——約為外國債權人持有美國國債總額的25%。

·     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總額約80億美元，而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總額超過600億美元。

·      國際貿易占中國GDP比重為45%，占美國GDP比重為25%。

·     中國的消費占GDP比重為三分之一（並且正在增長），美國消費占GDP比重為三分之二。

關鍵的不對稱包括總體上中國對國際貿易更大的依賴性（在能源供應方面尤其如此），特別是對美國出口貿易的依賴和增持美國國債；美國對自中國進口商品的依賴；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以及美國消費占GDP更高的比重。在考慮戰爭的經濟損失時，也許最顯著的不對稱是，在西太平洋地區的高強度和大範圍的戰鬥將中斷中國幾乎所有的貿易（其中95%經由海上運輸），而美國的主要損失是與中國的雙邊貿易以及與東亞其他國家的貿易（與中國相比，這種損失程度小得多）。這可能被認為是戰區對貿易的影響。

這種中美之間特殊的不對稱在圖3.3中用同心圓表示。中心的圓圈代表中美雙邊貿易，中間一圈代表其他區域貿易，外圈代表其他全球性貿易。每一個圓圈表示的百分比表明該國全球貿易的比重。這種表示是帶有主觀性的，而不是精確的表示。而圓圈大小的差異表明與美國相比，中國對貿易的依賴性更大。

圖3.3 交戰地帶對貿易的影響

圖3.3也表明了戰爭情況下潛在的貿易脆弱性。紅色表示在一場大規模戰爭中貿易的脆弱性極大，黃色表示脆弱性較大，綠色表示脆弱性較小。

因此，中國與美國的雙邊貿易和與其他區域的貿易可能是極端脆弱的，而對美國來說，只有與中國的貿易會受到嚴重影響。總體而言，中國的大部分貿易（除了陸上的一小部分）很容易受到西太平洋地區的海運貿易中斷的影響，而美國大部分貿易卻不受影響。正如我們將看到的，一旦戰爭發生，這對（中美兩國）GDP的影響是不對稱的。

中國貿易的脆弱性引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美國會強行封鎖來往中國的非軍事的海上和空中運輸嗎？

需要記住的是，雙方都擁有強大的摧毀艦艇和飛機的能力——反水面和防空導彈、空中打擊能力、潛艇和水面艦艇部隊，更不用說網絡戰爭——還有使用它們的激勵措施。而且，美國擁有先進的傳感器去區分軍事和非軍事目標，在戰時，它會集中發現和追蹤軍事目標，此外，中國的情報、監視和偵察系統相對落後、識別能力較差，尤其是在遠距離時。這表明（中國的）空域和海洋空間都非常危險，也許範圍覆蓋了黃海到南海。假設非中國商業企業寧可損失收益也不願失去艦船和飛機，美國就不需要使用武力去阻止往來中國的貿易。中國會損失大量原本需要從戰區通過的貿易。美國明確威脅商業航運的做法將是挑釁性的、危險的和在很大程度上不必要的。所以就這一點而論，我們假定沒有美國的封鎖。

有關分析假定高強度戰爭的持續時間（從T₀到T₁到T₂）將決定經濟影響的規模。大致損失是根據三個經濟功能——貿易、消費和海外投資收益的中斷對GDP的影響來估算的。中斷對中國能源供應的影響被認為是貿易萎縮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為中國消費的大部分天然氣和原油是進口的。這些分析認為，目前的情況是，到2025年之前，中美經濟的重要性和相互關係在本質上都不會發生改變（不同於預期的到那時候的軍事能力變化）。

這些分析只考慮到了直接的GDP損失，卻沒有嘗試去估算戰爭對區域和全球經濟的影響以及對美國和中國經濟的反彈衝擊；也沒有包括那些對GDP本身直接影響很小的成本（例如：受損的基礎設施、損壞的軍事系統、對傷員的即時和長期護理、被查封的資產），而這其中任何一個成本都可能是巨大的。

我們也沒有量化一個因素，它能使中國的損失遠比以下所估計的大得多，這一因素即東亞經濟一體化的深化。由於生產價值鏈的存在，中國與其鄰居（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和（越來越多地）東南亞）的經濟是高度相互依存的。許多東亞貿易由中間產品和零部件構成：在一國生產的輸入品被運至另一國，與來自別處的部件結合，在送入市場分配系統之前被組裝成最終產品。這樣的一體化在促成使中國及其鄰國得以繁榮的效率和生產率的同時，也加劇了東亞經濟面對貿易中斷時的脆弱性，這比傳統終端產品貿易時代嚴重得多。中國要減少對這種環環相扣的區域生產的依賴，必須面對極大困難，付出極大代價。

對GDP的主要影響是由貿易損失造成。關於中美雙邊貿易將崩潰的預測，我們確信在戰爭中交戰雙方的貿易實際上會下降至幾乎為零。但由於戰區影響，考慮中國在區域和其他全球性貿易中的損失也很重要。如圖3.4和圖3.5所示，損失是僅限於雙邊貿易還是可能包括所有貿易，對中國的GDP損失有極大區別。圖3.4表明在只有中美貿易受影響的情況下，貿易、消費和投資收益的損失對GDP的影響。圖3.5表明在中國與美國、本地區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貿易受影響的情況下，貿易、消費和投資收益的損失對GDP的影響。曲線的寬度表明不確定性。就軍事損失而言，T₂假定為一年。

圖3.4 雙邊貿易、消費和投資收入損耗對GDP的總體影響估計

現在，想想GDP會發生什麼變化，假如中國的非美國的區域性和全球性貿易（幾乎全部經由海運），也被西太平洋地區的大範圍戰爭所影響。我們假定中國的區域性貿易下降80%，其他全球性貿易下降50%。（區域性和全球性貿易不下降更多的一個原因是中國的貨主可能被國家責令繼續經營。）表3.3總結了對中美在一場長期高強度戰爭中的經濟成本的象徵性估算，其分析與來源可在附錄B中查閱。

表3.3高強度戰爭一年後的經濟損失預測

中國GDP預估性的下降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GDP實際下降29%作比較，其時德國本身倖免於重創，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的GDP下降64%，日本的GDP下降52%，其時兩國都遭受沉重打擊。當然，認為中國面對這種損失會不願或無法繼續戰鬥相當於無視了德國和日本承受的更大損失，還伴隨着大規模的破壞，並且，它們直到別無選擇才投降。此外，正如我們所預測的，中國政府可能會努力限制對消費的影響。然而，GDP下降三分之一對中國及其國民的影響顯然會是深重和持久的。相比之下，一場長期高強度的戰爭對美國及其國民的影響，在嚴重時也只相當於一場嚴重的經濟衰退。

在一場有限和低強度的戰爭中，損失的貿易、消費和海外資產收益造成的經濟成本將是類似的，在規模上大幅度減少，並且對中國造成不對稱的危害

在更具推理性的情形中，如果網絡戰（在高強度戰爭中很可能出現）從軍事領域進入到民用領域，中國和美國都容易遭受經濟損失。雖然雙方都對“全面”的網絡戰爭有一種強烈的反感，並因此可能相互被威懾不去攻擊另一方的非軍用計算機網絡，然而一旦開始，遏制網絡戰爭的能力將是未知的（如果不是不可知的話）。某些支持多機系統的網絡基礎設施和某些支持軍事行動的計算機系統也被運用於商業或其他民用目的。

舉一個例子，在一場重大的武裝衝突中，美國軍隊的供給可能依賴物流企業，主要依靠其開放的數據系統（可能是基於互聯網的）管理和轉移物資。如果戰爭發生，中國會試圖避免降低這種系統的性能嗎？美國會克制住不去攻擊支持中國軍隊運輸的系統嗎？兩國不會忍不住去摧毀對方支持戰鬥的電信系統、空中交通管制或能源分布系統，或者干擾對方的政府服務網絡嗎？總而言之，區分軍事網絡戰和國家經濟網絡的“防火牆”可能被證明是無用的；一旦越過，網絡戰爭可能失去控制，影響各種重要的信息基礎設施、互聯網和商業系統。

大體而言，中國和美國都同樣容易遭受這種民用網絡戰爭引發的危害，因為雙方的經濟和社會都嚴重依賴計算機網絡。針對美國的一系列大規模網絡攻擊的經濟損失的估計，從700億美元到9000億美元不等。擁有至少比美國多2億互聯網用戶的中國，在針對民用網絡基礎設施的戰爭中，可能與美國有一樣的損失。中國的經濟變得在內部高度綜合、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聯繫也非常密切，而這種一體化是通過有潛在脆弱性的數據網絡來實現的。

網絡攻擊引起的國內和對外貿易的中斷可能加重中國戰爭的經濟損失。

兩國都能夠修復、應對和控制網絡攻擊的影響，然而，不同行業多重衝擊的累積效應可能引起生產、貿易和消費方面相當大的下降。雖然我們沒有預測不斷升級的網絡戰可能引發的成本，然而很明顯，如果中美爆發了長期高強度戰爭，這種成本可能對雙方來說都非常巨大。

總之，一場中美戰爭（除非是短期低強度）引起的經濟損失，對中國來說可能比美國大得多，這種不對稱性可能持續（如果不增長）到2025年。與軍事力量平衡不同，由於其對全球市場和資源的需求，在減輕與美國戰爭的經濟風險方面，中國能做的很少。經濟一體化使得中國的發展成為可能，同時也使中國面臨風險，即戰爭可以使這種發展戛然而止。雖然這可能會阻礙中國軍方感知或傳遞對於光明的軍事前景的信心，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人不願意或無法承受這樣的代價。

權衡代價：政治影響

戰爭產生的國內政治影響會由於中美兩國迥異的政治狀況而相距甚遠。我們假設這些情形在2015年和2025年基本是一樣的。政治影響的本質、規模和時機將比軍事損失和經濟代價都更難預測。儘管下文描述的在長達一年的衝突（假定為長期戰爭）之中或之後可能產生的政治影響是否真的會出現還無法預知，但它卻着實值得被考慮。

中國目前由一位強有力的最高領導人領導。這位領導人正努力加強對軍隊的文官控制。最高文職官員之間及其與軍事指揮官和經濟精英之間的區分都或多或少地模糊了。民意，儘管是重要的壓力來源和異議孕育處，卻並非對其體制生存至關重要：中產階級基本都沉浸在愛國主義情懷中；農村的窮人沉默着；農民工尚未形成組織；持不同政見者是極少數且相對於對外政策，他們更關心政治或宗教自由。爭論與抗議在這個國家舉步維艱。

鑑於人們能廣泛地接觸到互聯網，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對信息的接收會受到控制。這個國家和它的網絡安全設施擁有眾多途徑使它們可以按自己意願來壓製發對的聲音。然而，北京對國內秩序所擔負的責任反映了它對一種動亂的恐懼感，中國曾經歷過這種動亂，它能吞噬這個國家，威脅到整個體制，讓國家處於衰弱之中。

美國的國內政治狀況幾乎與中國剛好相反。目前，美國政治已出現對立而政府也出現分歧。幾乎任何問題，甚至包括戰爭與和平，都會引起批評聲音、黨派爭執以及局部的癱瘓。總統作為總司令的職能可能受到損害；反對的聲音既會來自主和派，也會來自主戰派，又或者雙方都有。除非國家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脅，來自大眾和精英們的全心的支持並非是毋庸置疑的，突出表現在代價高昂而效果甚微的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之中。美國政府冒着風險堅持不受歡迎的戰爭，其耐心與恆心並不是理所當然的，尤其是還要面對兩年一次的選舉的時候。與此同時，國家在代價異常高昂的戰爭中的生存問題並不需要有太多顧慮，這一點與中國也許是類似的。

兩國的政治反應、約束及結果都受到對戰爭賭注的認知的強烈影響。事關中國領土主張、歷史上的不公以及主權權利的事情會在中國的大眾和精英中得到廣泛響應。但是許多美國人卻認為這類事情並非美國極其重要的利益且不值得為之付出高昂的戰爭代價。除非統一的領導層能說服他們。隨着戰爭的持續，最初的利益會因傷亡數量、經濟影響、對平民的攻擊以及公眾的憤怒與厭惡等戰爭的走向而改變，使得國內政治變幻莫測。

在整個衝突期間美國政府可能經歷嚴重的“戰術性”政治問題（如政黨和公眾的對立），而中國政府只會面對少許類似的問題並有能力管控它們。但中國在一場長期和高強度的衝突中，其國內體制可能要面臨“戰略性”的政治問題。在一開始，中國也許會有一股強大的“團結在中央周圍”的浪潮，但隨後就會讓位於動亂，而美國則無此動亂之憂。

美國總統可能在一開始就因使國家捲入不涉及核心利益的戰爭而受到批評。這種批評會因在高強度戰爭中的重大損失，尤其是傷亡人數，而進一步加強。然而另一方面，如果美國總統為了限制敵對行為和減少損失而撤回美國軍隊，那麼其又會被批評為膽怯。儘管對軍隊的文官控制是毫無疑問的，但對代價的憂慮而造成的壓力依然會出現在總統的微觀管理中。雖然隨着傷亡人數的攀升，公眾的支持可能會重新恢復，尤其是在反華情緒的刺激下。但同時，反戰勢力也可能會壯大。一場長期和高強度的戰爭可能會撕裂美國社會，並使得黨派間對立和政府功能失調的問題進一步加重，這取決於戰爭的賭注和對損失的反應。

雖然現在美國依然擁有一定的軍事優勢能取得速戰速決的勝利，進而避免這樣的政治壓力和隱患，但在未來這種可能性也許會降低。美國的三軍總司令可能會在求勝的軍事邏輯和控制代價的政治經濟邏輯之間陷入兩難境地。美國國內政治狀況是否允許其與中國進行一場長期的、代價高昂的，甚至可能是沒有結果的戰爭，某種程度上取決於戰爭的起源和美國對戰爭結果所下的賭注。歷史證明——中國對此不應忽視——美國在戰爭期間總是能擁有相當強大的政治耐力。

兩國國內的政治支持、政府控制和穩定都會受到網絡戰的影響，甚至進一步影響到民用領域。在這裡，類似的，由於中國政府比美國更加依賴於媒體、網絡及其他通訊渠道來影響公眾情緒，因而中國也將變得更脆弱。如果北京操縱信息、維護對政府的支持以及避免動亂的能力減弱了，那麼自發的、反對的聲音將會引起部分人的混亂。

關於美國國內政治將會如何影響戰爭與被戰爭影響的預期主要取決於戰爭的強度與持續時間。關於這些預期的總結如表3.4所示。

表3.4   四個戰爭案例分別對美國國內政治的影響

一場低強度衝突造成的對中國政治制度和凝聚力的壓力也許是可控的。社交網絡會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反對派，儘管其體制限制和操控信息及壓制異議的能力仍會更勝一籌。政府選擇限制敵對行為以避免重大損失，對中國的攻擊以及事態升級也許會引起軍方不滿，但不至於徹底翻臉。我們假設中國的領導人和精英們強烈地感受到衝突的利害關係（例如，事關國家主權與榮譽），那麼民眾當中任何的反對聲音都無法迫使政府停止戰爭。

然而，高強度的衝突，如果延長了的話，可能會產生國內的政治動盪和離心力。動盪的風險源於其體制的合法性依賴於良好的經濟狀況和愛國主義的自豪感；當兩者都在某種程度上被戰爭的代價所破壞時，社會各階層（如精英、中產階層、工人和農民）就會對領導層產生厭惡、失望的情緒。屆時，不僅資本，連同資本家都可能逃離這個國家。

也許國內的混亂還不能危及其體制，但卻能迫使它對大批憤怒的公眾實施打擊，而這會進一步破壞它的合法性。分離主義的危險隱藏在西藏和新疆。一旦國家陷入與美國的代價高昂的破壞性戰爭中，這裡的分離主義者也許就會有機可乘。由於即使是在與美國的嚴重的衝突中，強大的解放軍地面部隊和其他國內安全部隊可能依然保持活躍，政府應該有能力鎮壓分離主義者，但卻要付出資源以及國內和國際合法性的代價，而此兩者屆時都可能是短缺的。

關於中國國內政治將會如何影響戰爭與被戰爭影響的預期主要取決於戰爭的強度與持續時間。關於這些預期的總結如表3.5所示。

表3.5   四個戰爭案例分別對中國國內政治的影響

把美國和中國可能出現的國內政治影響放在一起來看，中國領導人似乎會在一場短期衝突中面臨更小的國內反對壓力，而無論衝突的強度如何。美國則可能在戰爭開始時就面臨激烈的反對浪潮、黨派之爭以及社會兩極化。此外，中國領導人將更有能力和意願來鎮壓國內反對勢力。愛國主義式的支持在兩國都會存在，但在中國會更加強烈，尤其是當大多數中國人比大多數美國人都更強烈地感受到己方國家利益在戰爭中受到的極大威脅。然而，在一場漫長而代價高昂的戰爭中，中國可能會相比美國面臨着更嚴重的動亂，而這有可能促使中國尋求和平。

美國國內政治狀況是否允許其與中國進行一場長期的、代價高昂的，甚至可能是沒有結果的戰爭？

權衡代價：國際影響

中美戰爭造成的國際影響可以看成是一個同心圓：對全球的影響是處在最外層即最後受影響；小一點的圓，則是對一些非該地區行為體的影響，包括其他地區的盟友；而處在最中心也是最重要的，則是東亞國家。不考慮東亞各國在衝突中的立場、偏好，這些國家、機構以及跨國企業出於對損害經濟的擔憂，都會希望中美之間的戰爭能夠迅速結束。但是這些並不足以動搖兩個交戰國。

相比起世界各國的看法，一些大國的反應就顯得重要的多，特別是俄羅斯、印度和歐洲國家（北約國家）。中國陸上鄰國中最強大的兩個國家俄羅斯和印度，很可能分別支持中國和美國。印度，儘管其希望避免受到直接的軍事影響，但它會增加在邊界的軍隊以準備好進行應對，特別是在它認為其重大的利益會受到影響時。這會導致中國同樣也增加在中印邊界的地面部隊以進行應對（這就意味着中國難以投入過多的兵力來應對美軍）。

俄羅斯是一個更大的不確定因素，雖然俄羅斯缺乏足夠的在太平洋地區進行有效的軍事行動的能力，但俄羅斯能利用美國在專注於太平洋時增加其對東歐前蘇聯國家和高加索地區的威脅，甚至是威嚇其巴爾幹地區的鄰國。另外一種可能，雖然不太可能但會起完全不同的作用，即俄羅斯會抓住中美開戰這一機會，鞏固其在中亞和西伯利亞地區的地位，這則會影響到中國。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說，俄羅斯能在能源補給上幫助中國，儘管這並不會是免費的。

另外，俄羅斯能給中國提供武器補給，儘管這一點的操作性需要一定的時間，但它會對美軍非常不利。但是總的來說，俄羅斯的經濟疲軟、軍事力量有限及其自身邊境的軍事需要，降低了其對中國的有效支持，也降低了其對中美戰爭干預的可能。

我們假定美國的歐洲盟友們是支持美國的立場的，然而他們更可能只是在政治上支持美國，同時敦促這場衝突儘快結束以免衝突升級破壞全球經濟。北約雖然不會直接參與戰鬥，不過它會在美國對中國作戰時保證提供支持。歐洲的一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應對俄羅斯對東歐的壓力。在一場長期衝突的進程中，歐洲也許會參與對中國的商品、技術等方面的禁運。

至於中國的另一個“盟友”朝鮮，它比俄羅斯更加難以預測。儘管朝鮮已經不具備入侵和擊敗韓國的常規軍事實力，但它能通過其導彈威脅韓國和日本；雖然首爾方面基本上明確在任何狀況下不會捲入與中國的戰爭，不過日本的態度會因為朝鮮的好戰性而變得複雜。

中美之間的衝突會對中東產生很大影響，它會給伊斯蘭極端分子和反猶太組織提供一個增加暴力活動的機會。中東的困局會需要美國投入更多的海空軍，這會給在西太平洋地區的美軍帶來麻煩。相反，從美軍中央司令部到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大幅的軍事調動會增加中東地區潛在的不穩定性。而中東地區的暴力活動、極端主義和不穩定性的增加亦會給中國帶來危害，中國需要從中東進口大量石油（儘管大多數的石油運輸不會經過戰爭區域）。

在中美戰爭中，東亞國家的損失會是最大的：大部分區域會成為戰場；貿易集約型經濟會走向蕭條；中國可能會成為主宰大國或者國內出現不穩；地區的安全和繁榮會受到威脅。大多數東亞國家希望看到的是戰爭以美國快速取勝而結束，但中國依舊完好無損。中國大多數鄰國都在緩慢地與美國提升更緊密的安全關係。這一關係會在中美的衝突中由於中國的好戰而被強化。

日本是其中最關鍵的一個國家，日本的軍事力量不斷上升，與中國一直處於對立關係，並且中國非常有可能會攻擊美軍在日本領土的空軍基地。近期日本安倍政府發動的修憲行為，有效地使日本在美國對中國作戰時為美國提供軍事支援的行為合法化。如果日本參與引發對抗衝突的過程（比如說在中國東海），那麼日本參與到戰爭的可能性會更大。如果中國對日本進行攻擊，包括攻擊駐日美軍或是日本自衛隊，那麼基本可以確定日本將參與這場戰爭。雖然中國可以選擇不攻擊駐日的美軍基地，但這一決定含有很大的失誤風險。

日本海陸空部隊及其軍事武器的能力，在一場到2025年之前的高強度戰爭中會發揮非常大的作用。中美戰爭的持續時間越久，日本對美國這一方的潛在軍事影響越大。在長期高強度的戰爭中，中國會發現同時與美日兩國的軍隊鬥爭是非常困難的，日本能為美軍的消耗提供補充。而且，日本的參與，可以使美國不用從其他地區調撥軍隊前來增援。

總之，日本的參與，在一場長期高強度的戰爭中，會增加中國的損失或者減少美國的損失。由於日本的軍事力量正穩步提升，它的加入，會拉大前文所提到的中美在2025年以前長期高強度戰爭中的損失差距。這種可能性鞏固了之前的分析，即儘管中國增強了反介入和區域拒止能力而美國的軍事霸權逐漸被削弱，中國仍然難以有信心贏下一場長期高強度的戰爭。同時，日本的捲入可能會激怒中國，從而擴大戰爭的規模，這就會導致中國戰鬥更久，還要忍受更大的損失。中國因此可能會加大對日本的打擊，儘管這會以在重壓之下調撥軍隊為代價。

根據引發戰爭的原因和軌跡，大部分東亞國家會以不同的程度支持美國：從允許美國使用本國的軍事基地到可能同意派遣部隊參與（例如澳大利亞、新西蘭、菲律賓），又或是，在與中國保持密切聯繫（韓國）或是國內華人數量眾多（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的情況下小心謹慎地支持美國，抑或是支持中國（朝鮮）。而澳大利亞軍隊的參與，儘管規模不大但因為其實力依舊能發揮重要作用。除了軍事作用，戰爭的時間越長、強度越高，中國越有可能被它渴望領導的這一區域所孤立。這反過來會加大北京支持和平的聲音（比如在外交部）。

預判第三方現在會如何反應充滿了不確定性，更何況要預判十年之後。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戰爭是如何引發的：比如中國明目張胆地要獲得東海和南海控制權而引起美國干涉的行動，相比於由台灣而引起的衝突特別是中國大陸在被挑釁的情況下，更容易引起國際上反對中國的反應。可以想象的是，美國的盟友們，不管遠近，會保持低調，不然俄羅斯和朝鮮的參與會增加美國的軍事風險和壓力。而另一可能是，如前文提及的關於戰爭上限的討論，眾多國家被捲入或是投機性地參與到戰爭中，從而演變為一場准世界大戰。然而，我們更多考慮的是，有着直接和重要利益的地區內國家的反應，比如日本，它的參與主要是為了抗衡中國。

總之，國際上普遍的觀點是希望戰爭能迅速結束。而俄羅斯可能會叫囂，擺姿態，利用中美衝突在其他地區採取行動，不管是否與中國步伐協調。一些東亞國家，會在不同程度上站在美國身後支持美國。日本的參戰會在一場長期高強度的戰爭中給中國帶來更大的損失，但同樣也會導致戰事升級的危險。

戰爭的持續時間越久，這些國際影響越會有利於美國。可能產生的國際反應見表3.6。

表3.6 四種情況下可能產生的國際反應

四個案例和它們的影響

每個領域的影響都有各自的重要性，並且對其他領域的影響也很重要。

·     軍事損失，尤其對於中國來說，可以影響到維持貿易、防止基礎設施遭到破壞和獲得能源供給的能力。

·     戰爭的新領域——網絡空間和航空——對軍事和經濟都有影響，比如軍民兩用系統（比如，通信、物流系統、全球定位系統）可能會癱瘓。

·     網絡戰爭如果不局限在軍事網絡，將會妨礙對戰爭做出政治反應，影響到第三方，加深對經濟的破壞。

·     經濟損失，不管是由於敵意或是商業破壞，將會影響到長期高強度衝突時軍事損失中的人員補給。

·     經濟困難，比如補給品的消費減少、供應不足，將會影響到政治支持、政治穩定性和政治凝聚力，也因此將影響到雙方在高強度戰事中繼續戰爭的能力和意願。

·     對任意一方或雙方不利的世界輿論不會對它們戰鬥的能力和意願有很大影響，至少短期來說如此。但是，重要第三方的反應可能最終會在主要方面對一方或另一方有所幫助：指導戰爭、軍需品、貿易、能源供給，以及對於美國來說，在其他地區支持它使其可以集中兵力在這場戰爭中。

表3.7整合了四種情況下雙方在四種領域所受的影響。（“軍事”列包括了2015年和2025年的情況以體現中國“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改良後的影響。）“綜合”列和行分別四種情況和四個領域的四種影響，對雙方的影響和相關優勢有了個粗略的概括。

表3.7 四種情況下中美可能會受到的影響和綜合情況

總的來說，美國的作戰優勢下降並不意味着中國在一場美國願意參戰的戰爭中就會取得勝利。到2025年，戰爭或許會變成軍事對峙的形式，除了網絡空間的和航空的損失外，雙方還損失了一定的武器平台。但是雙方都得承認，它們的損失都沒比對方少多少，從而使爆發長期高強度戰爭的可能性提高。這種戰爭可能是由經濟損失、國內政治影響和國際反應引起。日本參戰的話，可以彌補美國軍事霸權的衰弱情況，尤其是在長期衝突中。所有這些因為加在一起的話，美國優勢更大。

回想起前文提到的，中美戰爭可能比高強度長期戰爭的情況（正如我們在此描述的）更嚴重。在20世紀，兩次大國戰爭演變成了世界大戰，類似地，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會重複同樣的演變，甚至更糟。不能忽略的是，中美戰爭可能會波及其它大國和國家：除了日本，印度、越南、北約也許會站在美國一邊；俄羅斯和朝鮮則站在中國一邊。戰爭可能不局限於亞太地區。

戰爭的目標可能會擴大，如果這樣的話，戰爭代價也會相應增加。即使不使用核武器，中國可能也會找到其它方法徹底打擊美國。航空和網絡空間的使用將受到嚴重限制。如果戰爭一直都涵蓋各方面，所遭到的破壞和困難將堅定雙方決心，有利於進一步動員全國。總的來說，戰爭的程度和持續時間可能比本文為了便於分析而設的最嚴重情況更嚴重。如果真的這樣的話，兩國和世界的損失和代價將更大，而結果再也不會對中國有利，除非它擴張自己的勢力。

第四章 結 論

中美戰爭不會有贏家

調查結果

除非美國和中國的政治領導人都拒絕批准其軍隊執行反擊策略，否則任何一國控制隨後衝突的能力都會被大大削弱。從一場高強度戰爭的開始並貫穿整個過程，雙方都會遭受巨大的軍事損失：在2015年，美國在軍事力量方面的損失相對較小，但仍然是巨大的。中國將損失相當大的一部分軍事力量，其損失會比美國大得多。隨着中國A2AD能力的提高，這種戰損比將縮小：到2025年，美國的損失可能從重大變成慘重；而由於美國打擊能力的下降，中國的損失雖然仍舊非常慘重，卻在某種程度上比2015年的情況損失更小。一場長期高強度戰爭將會使雙方的總體軍事力量都大幅下降，並因此更容易遭受其他威脅。

中國的A2AD能力將會使美國越來越難以獲取軍事作戰上的優勢和勝利，即使在一場長期戰爭中。然而，只要美國仍然願意戰鬥，中國就不能指望在軍事上獲得勝利。因此，雙方都面臨着一場代價極高的軍事對峙的前景。

這一結果意味着，國內政治、國際因素，尤其是經濟因素可以決定一場戰爭的走向，而在一場長期高強度戰爭中，這些因素都將有利於美國：

1. 雖然戰爭會影響雙方的經濟，中國受到的破壞卻會大得多（可能一年後GDP的損失是25%—35%）。因為西太平洋地區的大部分會成為戰場，中國的區域貿易和其他全球性貿易會大幅下降。中國在海上能源供應方面的損失尤其嚴重。雖然與美國相比，消費在中國經濟中占的份額較小，但預期其將增長，這使得中國的經濟在戰爭中容易受進一步收縮的影響。

2. 在政治方面，一場長期戰爭，尤其是在軍事衝突嚴重和經濟艱難的情況下，可能置中國於國內分裂的危險境地——使國家背負重擔、面臨考驗。

3. 日本以及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其他夥伴（在較小程度上）的捲入，對軍事行動可能有相當大的影響。相對來說，俄羅斯、印度和北約的反應的重要性較小。然而，北約維護其他地區（至少是歐洲，如果不算上中東）安全的努力將允許其向美國承擔更多的、風險較小的對中國作戰的義務。這種國際反應的結合將增加中國在一場長期高強度戰爭中的損失，儘管其A2AD能力得到提高。

簡而言之，在2025年，儘管軍事發展趨勢有利於中國，它卻無法取勝，而是可能輸掉一場與美國的高強度戰爭，尤其是長期的高強度戰爭。此外，這樣一場戰爭的經濟損失和政治風險可能危及中國的穩定，終結其發展，並破壞其國家合法性。

然而，一旦戰爭發生，雙方的軍事力量、動機和計劃可以使一場高強度的、長期的和代價極其高昂的戰爭的出現成為非常可能的事。在美國不想發生這樣一場戰爭的許多原因中，最重要的是其本身巨大的軍事和經濟損失以及對中國毀滅性的破壞給其國家、所在地區和世界造成的影響。這種前景凸顯了美國和中國思考如何控制和限制一場危機演變成暴力衝突的重要性，也強調了政治控制與溝通的原則和程序。

建 議

調查的結果證實了一個普遍性的觀點：中美之間的戰爭會對雙方都帶來非常大的傷害，應當優先選擇極力避免發生戰爭。這樣的前景可能使得發動蓄謀的戰爭變得不大可能，同時它也推動了有效的個人和雙邊的危機管控，以及其他手段來避免誤判。

由於美國在一場高強度戰爭中有可能無法掌握戰爭的主動、取得勝利或避免重大損失，為了保衛自己美國必須快速打擊中國的反介入和區域拒止力量（A2AD），並且應該有計劃和手段來防止對方的猛烈打擊。建立“失效保護 ”機制能確保對軍事行動的政治權威。

同樣地，中國在一場高強度戰爭中也會有重大損失，戰爭持續越長可能損失越大。雖然中國的軍事能力在不斷提高，但中國和美國有着同樣的理由，避免執行快速猛烈的軍事反擊，這同樣也是確保政治控制的要求。並且再次說明，如果兩國其中的一方發動了對對方的軍事攻擊，那麼一場高強度的戰爭就很可能在所難免了。

因此，一旦戰爭開始，美國有必要克制完全執行其既定的軍事計劃，但這是不夠的，因為如果中國攻擊或者準備攻擊，美國對猛烈反擊中國不能猶豫。考慮到一方在反擊之前所受打擊帶來的嚴重傷害，雙方在戰爭開始時做到相互克制是非常困難的。它需要在受到要發動攻擊的巨大壓力時能達成合作，這反過來也能促成直接、明確、及時的政治溝通，這在戰爭開始前與開始後同樣重要。再加上相信中國和美國的領導人除了快速打擊摧毀敵方力量之外還有其他的軍事選擇，我們分析得出的建議是：在衝突失控之前能有方法將其遏制是最重要的。

為了防止危機向暴力演化和暴力衝突升級成高強度戰爭，美國應採取相應的措施，嘗試在未來幾年降低中國A2AD的影響力。蘭德公司和其他機構都有報告強調應該增加投資更具生存能力的武器平台和反A2AD武器。這些有助於提高威懾力，有助於避免讓中國覺得其有信心在一場高強度戰爭中占上風，並且能提高在危機期間和在關鍵的戰爭初始階段的穩定發揮。但是，這樣的努力並不能大幅減少美國在一場高強度戰爭中的花費和損失。

中國軍事實力的提高正抵消美國的軍事優勢。

儘管中國的軍事實力有所提升，但中國依然會在長期高強度的戰爭中遭受重大損失。另外，長期高強度戰爭的經濟、國內和國際影響不利於中國。美國應該確保能讓中國意識到可能會產生的災難性後果，即便軍事上並沒有失敗。

美國除了不能忽視長期高強度戰爭可能帶來的重大傷害，還需要謹慎地做好準備，讓中國從能以可接受的代價取勝中醒悟過來。然而，要深思熟慮做好這樣一種準備需要大量的知識積累。正如這份報告一開始所強調的，與中國開戰是不大可能的，其中一部分原因是雙方都知道哪怕是獲勝，戰爭的損失都大於收益。此外，充分準備一場戰爭的花費也是過高的。

考慮到這一點，美國的準備工作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 提高維持高強度軍事行動的能力：國防部應分析關鍵的消耗品（武器和補給）會不會在一場持久戰中耗盡。

· 轉向更具生存力的武器平台：五角大樓不應該增加投資易受攻擊的武器平台（水面艦艇和有人駕駛飛機），中國的A2AD能對這些裝備造成大量的損傷。因此，至少在這個區域，五角大樓應該規劃長期的項目，用這些更具生存力的項目來取代脆弱的項目。

· 增強美國與其盟友的作戰能力：除了提高生存力，美國及其盟國部隊應該利用更多的戰略技術，包括定位瞄準、中程導彈、遠程防空以及潛艇等。

· 與重要的盟友建立快速應急計劃：日本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具爭論的盟友；然而，現有的美日低調的軍事計劃是一個已經設立好的框架機制，它能夠應對可能與中國產生的衝突。而與其他東亞地區的盟國也應該建立類似的計劃。同時北約應該延伸其計劃，以確定美國與中國進行戰爭時，歐洲的盟友們應如何應對來自俄羅斯的威脅。需要再次說明，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並且最好不要大張旗鼓地完成。

· 採取措施，減輕中國中斷對美國重要產品出口的影響：再一次說明，必須要有合理的判斷。美國在戰爭中削弱對中國的進口可能對本國的經濟造成損害，但這並不是災難性的。美國政府確定國內或其他國家可以替代由中國生產製造的產品便足夠了。這會涉及儲備物資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材料。

· 讓中國難以在戰爭中獲得對戰爭重要的商品和技術：雖然美國對中國的一般封鎖並不會對中國的經濟造成多大損害，但美國可以採取措施讓中國難以維持一場長期高強度的戰爭。切斷中國海上獲取石油和液化天然氣的通道將會產生最顯著的效果。儘管俄羅斯可能會願意為中國提供軍事硬件支持，但中國將難以從西方獲取更多的資源。

美國的這些措施會強化中國的觀點，即美國試圖包圍和孤立中國，並且可能讓中國產生一種想法，即美國想要在戰爭中摧毀中國。需要區別指出的是，除非是戰爭使然，美國並不尋求孤立中國。儘管只是在一定程度，中美關係能夠通過雙方在政治軍事上的合作和商討協調危機管控得到緩和。

正如美國《美國法典》第十卷（Title X）和美軍的共同責任所指出，美軍在準備應對工作的多個方面都具有重要地位。美軍應做到如下：

·     增強應對A2AD的陸基力量（如移動中程導彈和遠程防空系統），以便能對中國的軍事力量實施有效打擊。

·     支持東亞的夥伴安裝部署有效的防禦武器，包括導彈防禦和空中防禦。

·     促進與夥伴的彼此協作，尤其是與日本。

·     積極拓展和深化與中國的軍事互信和合作，減少因誤判而帶來的危險。

由於本文所構建設想的中美戰爭並不涉及大規模的地面作戰，美國陸軍的損失比例會比美國海軍和空軍小得多。因此，儘管如剛才所提到會有重大技術的投入和兵力部署的調整，但這並不會改變本研究所分析的整體強度或是動員要求等因素。不過，由朝鮮半島問題而引起的衝突可能會改變這一假定。

最後結論

中國軍事實力的提高正抵消美國的軍事優勢，而且因為科技發展有利於常規的反擊能力，兩國的戰爭可能很激烈，持續一年或以上，卻沒有贏家，並且給雙方造成巨大的損失。這樣的戰爭持續時間越長，對經濟、國內政治和國際的影響會越大。這種非軍事影響在給予中國最嚴重打擊的同時，也會極大地衝擊美國的經濟並削弱其應對世界範圍的安全挑戰的能力。美國應該做好與中國進行一場長期而激烈的戰爭的周全準備。同樣重要的，是美國限制與中國戰爭的範圍、強度和持續時間的能力，這種能力是通過其規劃、文官統治制度和在和平、危機以及戰爭時期與中國溝通的能力來實現的。

同樣地，對中國來說，政治控制和良好的戰時高層溝通是必要的。確實，中國軍事上的發展減少了必然輸給美國的危險。然而，中國不能指望靠一場短期戰爭來獲取優勢，而一場長期戰爭可能使中國變得虛弱、動盪、不安全和貧困。用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話說，勢均力敵的武裝力量在考慮戰爭的時候，也需要權衡潛在收益是否能“補償可能的損失的利息”。隨着美國和中國摧毀對方力量的能力變得更平等，沒有一方有把握以可接受的代價取勝。倘若一場對抗或事變還是導致了戰事的爆發，那麼雙方最好仔細思考如何限制其危害，而不是如何取勝。

附錄A  軍事損失

低強度案例 

短期、低強度

  · 衝突的結果導致雙方都有即時的損失。

  · 中國會因其相對缺乏現代戰爭經驗和性能略落後的系統和平台而損失得略微多一點。

長期、低強度

  · 在整場戰爭中，持續的敵對行動導致額外的但相對少見的損失。

  · 中國會因其相對缺乏現代戰爭經驗和性能略落後的系統和平台而損失得略微多一點。

高強度戰爭的案例  2015

表A.1 在2015年爆發一場高強度戰爭所可能導致的軍事損失   

航空器

美國的損失

·     這裡並不打算對中國是否會動用聯合空中力量重創或擊沉美國航母做出具體判斷。

·     在最初，由於中國的導彈及空軍力量，美國就可能在該地區損失大量的軍事力量。中國擁有相對少量的現代化戰機，而最新一代戰機應尚未部署。

·     美國在該地區的空軍基地也會遭受攻擊，但由於中國有限的空中加油能力，其將無法針對美軍基地展開持續的行動。

·     美軍在空戰中會取得優勢。

·     美國航母極易受到中國潛艇的攻擊。 

中國的損失

·     一旦中國最新的戰機喪失作戰能力，中國將嚴重依賴只有有限數據中繼能力的陳舊、老化的戰機。這意味着在戰爭期間中國空軍在面對美軍時將變得非常脆弱。

·     然而，中國擁有許多基地可以隱藏其戰機，例如內陸基地和隧道設施。相比起戰機被擊落，中國更可能選擇這麼做。

·     中國缺乏進行持續空中作戰的現代經驗以及空中加油能力，而這會影響戰機出勤率。

水面艦隻

美國的損失

·     這裡並不打算對中國是否會動用聯合空中力量重創或擊沉美國航母做出具體判斷。

·     在最初，由於中國的導彈力量及可能出現的由解放軍海軍和非軍用船隻組成的蜂群戰術，美國就可能在該地區損失大量的軍事力量。

·     該地區的海軍基地同樣會遭受攻擊。

·     美國艦隻可以隱藏在遠離戰場的太平洋深處。

中國的損失

·     中國艦隻極易受到美軍潛艇的攻擊，特別是考慮到中國在反潛戰方面的弱勢。

·     考慮到所有中國海軍基地都靠近潛在的戰場，因而它們也將是脆弱的。屆時其艦隻將無處藏身及補給。

·     儘管中國擁有數量龐大的艦船建造設施並且其可能隨着損失的增加而擴大建造數量，但卻沒有新的戰艦能及時加入進來以影響戰局。

潛 艇

美國的損失

·     美國的潛艇要相對安靜並且中國很難發現它們。

·     中國已經注意到其進行反潛戰的弱點。

·     美國潛射導彈射程要大於中國的，所以美軍可以在更遠距離參加戰鬥。

中國的損失

·     即使是中國最新的潛艇，其噪音也依然相對較大並且容易被發現。它們也許能“更好”地倖存下來（僅僅在相對意義上），但一旦它們喪失戰鬥力，其老舊及噪音大的潛艇將很容易被搜尋到並摧毀。

·     中國潛艇力量的損耗將使得美軍潛艇能更好地生存。

導彈

美國的損失及對導彈庫存的使用

·     美國擁有數量龐大的各類型導彈，以及用於發射它們的各類型平台。

·     美國的一些導彈發射平台（例如水面艦隻）變得越來越脆弱，空對地導彈也僅僅能與搭載它們的平台共存亡。

·     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的路基的導彈受到《中程核力量條約》（INF）的禁止，而中國卻不受此限制，這給了中國一定的優勢。

·     中國的遠程多管火箭系統（MLRSs）已與大部分美國路基導彈的射程相似。而美國的MLRSs則沒有如此有效的射程。

中國的損失及對導彈庫存的使用

·     中國可能在第一波攻擊中就大規模使用導彈攻擊，而最後，中國可能不得不依賴更多射程短且戰鬥力更弱的老舊導彈。

·     考慮到第二炮兵遍布全國的隧道系統，中國的導彈發射平台應該會相對來說生存能力更高。

·     中國可能隱藏一部分發射平台以防美軍定點攻擊，而後在短時間內重新部署它們。

C4ISR

兩國都具備一定的網絡戰和反衛星戰的能力。然而，中國在這方面尚未經過充分考驗並且不那麼可靠耐用，可能會損耗得更快。

美國的損失

·     中國將有能力摧毀一些美國的衛星及其他C4ISR能力。

·     然而，美國的C4ISR能力比中國的要更加可靠和充足，所以在經過第一波打擊之後其損耗會較小。

中國的損失

·     中國比美國更小的依賴於C4ISR系統，但一旦最初的C4ISR系統遭到摧毀，其C4ISR能力也會大打折扣。

·     美國會集中攻擊中國的各類傳感器。

·     美國同樣有能力在第一波攻擊中摧毀大量中國的衛星，而中國也很難保存剩下的其他衛星。

·     在組織方面，由於其僵化的軍事組織結構和層次化指揮機構，中國肯定會在指揮方面吃虧。而上述兩個問題都可能在戰爭期間進一步加劇。

附錄B  2015年高強度戰爭的經濟影響

貿 易

·     克里克和泰勒研究發現，敵對雙方爆發戰爭後，在貿易方面，一般來說會有80%左右的跌幅。

·     一戰時貿易下跌了96%，二戰時則下跌了97%；而敵對雙方之間的貿易幾乎完全被破壞。

·     因此，我們假設中美之間在一場長達一年的高強度戰爭中，雙邊貿易額將下跌90%。

·     在GDP計算中，貿易每增加1%，就相當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加1.97%。

美國的損失

·     2013年美中雙邊貿易總額為562億美元。

·     美國2014年GDP為17.4萬億美元。

·     對美國來說，美中雙邊貿易下降90%相當於GDP中的貿易減少了3%，這將導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下降6%。（參考圖B.1和B.2）

·     雙邊貿易下跌90%，一年之後將使美國GDP下跌6%。

中國的損失

·     2013年中美雙邊貿易總額為562億美元。

·     中國2014年GDP為9.7萬億美元。

·     對美國來說，美中雙邊貿易下降90%相當於GDP中的貿易減少了5%，這將導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下降10%。（參考圖B.1和B.2）

·     雙邊貿易下跌90%，一年之後將使美國GDP下跌10%。

·     隨着中美貿易下跌90%，東亞地區貿易下跌80%，全球貿易下跌50%，一年之後，中國的GDP將下降30%。（因為我們預估西太平洋將成為戰場。）

消 費

·     因為上文所述的貿易影響已經考慮了一部分消費的影響，因而這裡對消費影響的分析為之提供了一個上限。

美國的損失

·     赫斯的研究發現，一場遠離本土的戰爭將導致消費下降4%。

·     美國2013年的消費總額相當於GDP的68%。

·     由於消費方面的下跌，一年之後將使美國GDP下降3%。

中國的損失

·     赫斯的研究發現，一場遠離本土的戰爭將導致

·     消費下降4%。

·     中國2013年的消費總額相當於GDP的34%。

·     由於消費方面的下跌，一年之後將使中國GDP下降2%。

·     由於在GDP中消費所占份額較高（60%），隨着消費方面的損失，一年之後將使中國GDP下降3%。（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