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美丽

作者：朱维毅

摘自《生命中的兵团》

老照片上的这个姑娘清纯而美丽，她就是已故的天津女知青李建建。美好的人和事一旦毁灭，常会带给人更多的震撼，李建建之死，成了北大荒知青恋爱故事中一个悲情符号。

在天津荒友活动的召集人胡宝平的介绍下，我见到了李建建的父亲——88 岁的李德宣。老人慈眉善目，头脑清晰，能写会说。和我见面那天，他穿着一件蓝色工作服，走路的步伐有些迟缓，李建建的弟弟陪着他来见我。多年来，这位厚道朴实的老人一直关心着天津兵团知青的聚会活动，对阅读知青回忆文集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他的讲述，让我看到了一种别样的知青情结：

“我是河南南阳人，1944 年在河南正平的高级工业技术学校纺织科毕业，毕业后到山西工作，1946 年进了天津棉纺4 厂，1948 年10 月28 日结婚，老伴是我的校友，她是学织染的。

走不出知青岁月的知青家长李德宣。在他心中，女儿李建建永远18 岁。老人把从兵团回来的人都看作是女儿的战友，他带着一种父爱和很多天津知青成为了忘年交。

“1949 年1 月15 日天津解放了，3 月份工厂保送我们两口子上了华北职工干部学校，学到9 月底分配工作，我们到了天津市总工会。干了没多久，天棉4 厂的军代表非要我们回去，12 月我回到原单位，在织布分厂当了厂长。我在天棉4 厂一直干到1976 年10 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来又调我到大港石化公司去建化肥厂，我在那里一直干到了退休。1956 年我是局级待遇，工资146 元，‘文革’开始那年给降成139 元。离休时按工资定级别，我是副局级。这就是我的大概情况。

“我从小家境还可以，要不然也不会读到中专。土改时，我父亲的成分给定了地主，我在‘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曾向组织提出更改父亲的成分。‘文革’一来，我这个做法被说成是为‘逃亡地主’翻案，把我留党察看两年。1979 年给我平反了，父亲的成分从地主改成了职员。我的案子算是错案，父亲的算是冤案。 

“李建建出生于1953 年4 月5 日，下乡前是天津陈塘庄中学的69 届初中毕业生。当时学校老师给她妈妈打电话，说建建的姐姐已经去河北插队了，她可以留在天津不走。但当时家里还住着戴着‘逃亡地主’帽子的爷爷和奶奶，建建觉得政治压力太大，一天也不想在家里多待，非要去兵团不可。她是1969 年6 月28 日去的北大荒，被分到4师42团1营1连3排1班。

“建建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她爷爷去世时，我打电报让她回家，她说走不了，连队一次只能准三个人的假，已经有三个人走了，她要等他们回来后才能走。 

靓丽成为永恒——三个不同时期的李建建。左图：“文革”初期的小学生；中：去兵团时的初中生；右：兵团时期的“小六九”。她本应在2013 年和荒友们共庆“小六九”的60 岁集体生日，但她的形象定格在了右图中的兵团战士照

“1971年1月8日建建死了，当时她差3个月不满18岁。从那以后我经常会想，建建要是活到现在该多大了，今年她应该六十岁了啊。按照迷信的说法，人在死的时候会和远方最亲的人之间产生一种心灵感应。我不相信这种事情，但怪事真的就出现在我们家。建建妈妈有一天下班，走到棉纺4厂的土城附近时，忽然听见有人喊‘妈妈’，听上去就是建建的声音。

我老伴回转身子到处看，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后来一回忆，那天正好是建建离世的1月8日。事后有人给我们解释说：人在心情高度异常的情况下，发出的心电波会传送到波长相同的亲人身上，就像无线电发送和接收一样。

“女儿一下子就没了，我们两口子的心都要碎了。关于她的死因，我们去兵团后了解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建建连队里有个从宁波来的男知青喜欢她，给她写了封求爱信，听说信里有20 多个‘爱’字。建建收到后把信藏在了炕席下。那时连队不许知青谈恋爱，和建建住同屋的一个天津女知青发现了这封信，就把它交到了连部。建建被定为‘资产阶级思想恶性膨胀’，刘连长骂她不要脸，女副连长找她谈话，班里还开她的‘斗私批修’会。建建做了检查，没有通过。她要求回家，连里也没批准。如果批了，孩子就能熬过了那一关了。

“当时建建特别孤独，没有人走近她、安慰她。在那个年代，一个涉世不深的女孩子怎么能承受得住这么大的压力？当时但凡有人和她说说宽心的话，她也不会走上绝路啊。想想我们做父母的也有责任，总把她看成是个小孩儿，要走上社会了，也没给她讲讲怎么处理感情上的事。相反，我对她一直很放心。1970年11月17日她还参加过一次打火，被评为五好战士，好消息传到家里，我们都为她高兴，谁能想到她两个月后就自尽了呀。

“根据连队里的知青回忆，1月7日半夜，和建建同宿舍的副班长华子起夜时看见建建还在埋头写着什么，她也没怎么在意，其实建建是在写遗书。第二天早上，建建向华子请假，说要去一趟卫生所。中午吃饭时，华子发现建建没回宿舍，就拉上几个人悄悄地找她。因为一直找不到人，晚上她们把情况汇报到了排里。机务排有个绰号叫‘小老头’的职工说，他7日打柴时把绳子丢在山上，8 日上山去找时，远远看见一个土坑里躺着一个人，身上盖着树枝，头露在外面，戴着一条白格子围巾，一看是李建建。‘小老头’问她在这儿干什么，建建说她去附近的柳毛屯买点东西，途经这里歇一会儿。她身边还有一把镰刀，说是防狼的。说着话，建建还往山下看。‘小老头’以为她在等宁波的那个男知青，就走开了。临走时他嘱咐建建：要去柳毛屯就快去吧，山上多冷呀。李建建答应了一声就起身往柳毛屯方向走了。‘小老头’回到连队没有和别人说这件事。他是好心，怕说出去会引来连队对建建更严厉的批判。”我插话说：“躺在土坑里身上盖树枝，这哪里是走路休息啊！她带了镰刀，割了枯枝，躺进土坑，这说明什么？我想她也许是准备在严寒中平静地离去。因为‘小老头’发现了她，迫使她换了自尽的地点和方式。”

老人叹道：“对这一点只能猜测，但建建那时已下决心自尽了，她留下的那些文字就是证明。‘小老头’回到连队一打听，和建建要好的那个宁波男知青被连里派出去修水利了，他们是不可能约会的，‘小老头’知道可能出事了，消息很快在连里传开。连领导判断建建可能往天津跑了，马上派人去密山车站找，没找到，又派人查她的行李，发现边防证和钱都在，这下大家更紧张了，全连的人都出动，先是上山搜寻，然后派人分头去其他连队，最后连边境线都找过了。事情惊动了42团，团长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另一份遗书是写给副班长华子的，华子是建建在学校时的班长。遗书的大致内容是：

华子，我没脸在连队待了，我要到一个谁都不认识我的地方。我走了，你们不要找我，只当我死了……我只有这样做才能解脱。 两份遗书的落款是一样的：建建，1月7日。

“在建建的遗体被找到两天后，也就是1月22日，我们在天津接到了女儿的死讯。我们向厂里借了200块钱，一起去了兵团，25日到了密山。42团派车把我们接到团部朝阳。建建的指导员陈美林一个劲地向我们道歉，说他没完成好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家长。

“我们对连队处理女儿恋爱问题的方式当然是有意见的，你批判她也要有个防止意外的措施啊，她还没到18岁啊。但我们没有多说什么，而且任何要求都没有提，只希望能给孩子的墓地留下一个标志，好让我们以后能找到，方便时好把孩子的尸骨带回家。我们很想见一见和建建要好的那个宁波男知青，也好了解一些建建死前的情况，但连队把我们拦住了。

“我至今还保留了建建写的入团申请书，1969 年她写过两份，1970 年写了两份，但她临死也没有入上团。这都是在收拾遗物时连里交给我们的。

“我们在兵团只住了25日那一夜。1月26日上午，我们参加了对建建的送葬活动，孩子被埋在了朝阳西山陵园。当时那里有两个陵园，西山陵园埋的是兵团战士，东山陵园埋的是右派。下午，42团的团长李熙斌和政委魏仁忠来看我们，指导员陈美林交给我们一封以全连名义写的致敬信，还有一些当地的土产，并送我们到了车站。1连派了王玉红和王秀娥两个天津知青送我们回家，她们都是我们厂的职工子女。返回的那天正是大年三十，我们夫妻俩在火车上度过了我们一生中最痛苦的一个年，车厢里空空的，只有我们4个人。回天津后，42团政治部主任陶德林给我写信，感谢我们家长通情达理，我在回信中又重复了一次：给孩子做个墓碑。”

和很多孩子死在北大荒的家长一样，痛失爱女的李德宣夫妇不追责，没条件，唯一的要求就是给孩子留下一个埋葬地标志。兵团对家长的谅解态度给予充分肯定。李德宣老人给我看了两封信，一封是在下葬李建建当日由1连指导员陈美林面交李德宣夫妇的，全文如下：

另一封信是李德宣夫妇返回天津后收到42 团政治处主任陶德林和保卫股股长宋祥义的信，原文如下：

一番送葬，两封书信，几包土产，结束了李建建的全部兵团故事，她埋在北大荒，却活在父母心里。这个未满18岁的美丽姑娘没有后人，有心为她的尸骨安排最终归宿的，只有她的父母。李德宣说：

“1999年，我老伴去世了，临终前她留下遗言，说要把建建的尸骨迁回来葬在自己身边。2006 年我开始办这件事，给建建的老指导员陈美林写了信，想请他帮帮忙。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帮我了却这个心愿。但我一直没有等来回信。2010年有个回访北大荒的上海知青告诉我，陈美林曾找过建建的墓地，但那一带的陵园已经变成了楼房区，叫作朝阳花园，墓地早被平了，我的女儿再也找不到了。

“建建自杀的环境背景，是那个强调两个阶级和两种思想斗争的年代。我父亲的地主成分给孩子带来了政治压力，她是受不了这个压力才坚持要下乡的。她谈恋爱被战友揭发并且受到连里的批评，给孩子带来的是另一种政治压力。年轻人之间的正常感情交流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思想恶性膨胀’，这在当年是莫大的政治耻辱，又没有人及时开导她，这个压力把她压垮了。

“建建是个聪明伶俐的好孩子，从小我们夫妇就特别喜欢她。她在离开天津时对我们说：爸爸妈妈，等你们年老退休了到东北来和我一起过！多好的孩子啊。现在我还在，她却已走了40 多年了。40 多年来我一天都没有忘记她。我把对孩子的感情转移到了兵团知青的身上，从1989 年开始我就一直参加兵团知青的聚会活动，看见他们我就像看到了自己死去的孩子，想到建建如果和他们一起聚会该是什么样子。2009 年天津的兵团知青举办纪念‘小六九’下乡40 周年，2010 年孩子们搞知青文集，我写了一篇《难忘的七天七夜》，后来在印刷时，题目被改成《沉默的初恋》。佳木斯建知青广场时，我捐了一万块钱，交给了上海知青方国平，他的夫人曾经是我们建建的排长。

“我觉得上山下乡是解决国家的困难，如果历史重演，我还要送孩子走。但前提是，孩子能活蹦乱跳地回来。”

没有那场恋爱，就没有李建建之死。我觉得采访不能就此结束，我要找到当年和建建谈恋爱的那个宁波知青，给所有关心这个悲情故事的人一个交待。那个宁波知青是怎么和建建好上的？他在建建之死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他怎么看待建建的自尽之举？他后来的生活怎样？带着一连串的问题，我到了宁波。在宁波荒友活动的召集人魏云龙的帮助下，我见到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主角——冯国强。

宁波知青沈国强。他和李建建的关系还未谈及感情，那朦胧的初恋就以最悲惨的方式结束了。女友投身严冬水井之后和之前，对他犹如冰火两重天。

六十多岁的冯国强像是五十岁上下的人，他身材中等，稳重谦和，带有一种江南书生的气质。谈话之间，我发现他是个直抒胸襟的人，这些特点加在一起，难怪李建建会喜欢他。冯国强很爽快，说话开门见山：

“我只说事实，有的内容可能和李建建父亲对你讲的不一样，这也难怪，老人去兵团时没有见到我，一切都是听别人说的。你如果觉得我讲的有什么不妥，随便你写，把我写成什么样都没问题，只要不让建建的父亲难过就行。

“我是1950 年8 月出生的，68 届‘老初一’的学生，比李建建大了近3 岁。我本来应该是‘老初三’的，1959 年我家迁到广西，后来父母把我送回宁波和外婆一起生活，这一去一回，就让我少读了两年书。

“李建建之死是历史的悲剧，当年的‘极左’害死了很多人，也不能都怪连队领导。李德宣老人对事件过程的陈述，情况基本属实。但是有一点他不了解：那封导致建建自杀的求爱信不是我写给她的，而是她写给我的。如果那封信是我写的，指导员应该找我来算账，被骂被批的应该是我，你说对吗？

“建建给我写的那封信，被同屋知青发现后交给了领导。当时连队禁止知青谈恋爱，那封情书一曝光，立刻成了重大违纪事件。但是没有人把这件事透露给我。建建失踪后，我还和大家一起找过她。直到把她的尸体从井里捞上来时，我才知道了这件事和我有关。

“当时我和建建的关系发展到了什么状态？我和你有什么说什么。在事发之前我们彼此之间有了好感，但谁都没有说开。我去兵团的时候带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建建很喜欢这些书，从我这里把书借去看。她给我写的那封信是夹在我的书里，是放在枕头下面，还是像李德宣老人说的那样藏在炕席底下？我完全不知道。能说清这一点的只有和她同屋的那个知青，因为她发现了这封信，并且在不和建建沟通的情况下，私自拿走交给了指导员！她出于什么心理这么干？单纯？正统？积极？我不知道。但用现在的观点看，那是最典型的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从事情的后果看，她不但毁掉了同屋战友的自尊和名誉，还害死了一条人命，这是伤天害理！她心里应该一辈子不得安宁！她如果有良知的话，至少应该向建建的父母道歉。她的名字我告诉你，写不写出来你定。

“在兵团的知青里有几种人。成熟的，比如那些‘老高中’；一般的，比如‘老三届’初中生；幼稚的，比如‘小六九’。我属于一般的，李建建属于幼稚的，要不然也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和我谈感情。我的家庭条件不好，出身是资本家，她的父亲是老党员。不过他父亲当时正受审查，爷爷成分也高，所以我们有同病相怜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长相比较般配，都属于清秀型的。如果说感情，我和建建也就是刚刚跨上爱的门槛。我们俩只有一次单独出门散步，一直走到附近老乡的村子里，路上说的话并不太多，只是闲聊。那次她和我换了一本书看。不用说，我们相互都有好感，但谁都没有谈到感情，都很谨慎，我们相互之间就连手都没有拉过，而且我们的交往也没有和任何人讲过。我做梦都想不到，这次见面会成为我们之间的永别。

“事情发生后我才知道，建建写那封信是想捅破我们之间感情的窗户纸。她在信里都写了什么，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封信的第一读者是那个告密者，然后就是指导员。听说此信后来还被送到了团里。在严禁知青谈恋爱的当时，这封信反映出了基层连队中的违纪动态。 

“信被上交后，连队在处理时把知情人员控制在很小范围内，多数人都不知道她受到了连领导的批评。这种做法也许出于领导保护李建建声誉的好意，但对于性格要强的建建来说，这么做其实是把她推到了绝路。原因很简单，如果她因为此事在全连受到公开批评，虽然压力会更大，但她毕竟能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安慰，大家都是年轻人，都处在想爱而不敢爱的困境中，有多少人会真正从心里鄙视她？最重要的一点是，那样的话她就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我的支持，我也不需要多说什么，只需要一两句话就会让她的心情变成另一种样子，我会说：不怕，这是正常交往，我和你在一起！

“我在北大荒待了整整10 年，在1979 年返回宁波。在对北大荒的记忆上，我比别人多一层痛苦，因为我的初恋在那里以让我最痛苦的方式被埋葬了。我后来结婚成家，把生活的路一步步走到现在，但李建建没有现在，她只体会过一次朦胧的爱，而且就是因为这份爱而结束了她短暂的人生。

“我们指导员在十多年前曾经专门南下来看知青。他到上海和知青聚会时，特意点名让我从宁波赶过去。在聚会的酒席上，他诚恳地对大家说：过去做得不对的事，我请大家谅解。后来我单独陪他散步，他和我说起当年的李建建之死，说他一直为此不安。我说：人不能摆脱特定社会、年代和条件的影响，不要说了吧。”

兵团沿用对部队战士的要求，禁止知青在到达初期谈恋爱并非没有道理。但知青毕竟不是战士，男女之情毕竟是纪律难以压制的，实施这一禁令需要细致的措施跟进，尤其要注意不能和政治立场牵扯到一起。李建建的不幸就在于，她遵循的是人性的规律，而连队领导遵循的是“左”的规律。她的连队首长也在尽可能防止事态扩大，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种小范围内对李建建“资产阶级思想”的指责，给这个涉世不深又性格刚烈的女孩子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因为她承受的只有政治指责和人格否定，而且批评全部来自被她视为代表组织的上级。她感受不到知青战友和老职工们的理解和宽慰，就连自己所爱的人也不知道这件事。这一切，对于一个重视名誉、期盼幸福并且一向广受欢迎的漂亮女孩儿来说，是何等残酷的希望毁灭！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正常的感情隐私一旦被曝光，给当事人的尊严往往会带来致命的挫伤，何况又是直言爱意的‘女追男’，何况又发生在一个不该有爱的现实之中！缺少生活阅历的李建建在骤然而至的灾难面前陷入了彻底绝望，并很快对自身的生存前景做出了误判。对很多人而言，生命的支撑力在于爱、尊严和希望，李建建显然属于这样的人。当她认为这三者都在瞬间离她而去的时候，摆在这个年轻而幼稚的姑娘面前的，就只剩下用自杀来摆脱困境这一条路了。可以想象，建建在生命的流连之际一定想到过要活下去，想到过远在天津的亲人，也想到过寻找刚让自己产生朦胧爱意的男友，否则她不会通宵不眠，不会独自在冰天雪地里徘徊了那么长时间。在她决定走向死亡时，哪怕有一个思想成熟一些的朋友给她几句点拨，事情都可能会出现转机。但她没有得到这种点拨。这个还不到18 岁的倔强姑娘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做出抉择。对家人、同学和男友的留恋，此刻已都无法打消她以死明志的念头。她终于走向了井台。在纵身跃入冰冷的井水之前，她是否向这个世界说了些什么，她是否最后环视了一下和自己青春相连的北大荒，我们只能想象……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天津知青胡宝平：“要不要告诉李德宣老人那份情书是他女儿写的？”宝平说：“将错就错吧，我怕老人接受不了。”

我考虑再三，决定直接征求老人自己的意见。老人听完情况后爽快地说：“你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了，为什么当年是建建而不是宁波那个男孩子挨批。你当然要按真实情况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