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揚大國崛起 不如來認識一下現代世界是如何誕生的
文丨張賦宇 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
宇宙138.2億年，地球46億年，人類從猿人開始算200萬年，從智人開始算是20萬年。人類文明，從兩河文明開始算，是6000多年，從發明文字算有5000多年（蘇美人發明楔形文字約公元前3200年），從古希臘克里特島算是5000多年，從中國夏朝算是4000多年。
如果在一張紙上用線段比例來表示宇宙—地球—猿人—智人—人類文明的時間關係，即使這張紙有足球場那麼大，人類文明的線段也會短得可憐。
不是有了人類就有文明，更非“開天闢地”有了宇宙就有了文明。文明是在越過一個閥值之後才誕生的，這個閥值就是生存線。什麼是文明呢？文明就是生存之上的東西。從猿人到智人，人類掙扎在生存線上，全部的資源和精力都只能應付生存，文明無從談起。我們可以說：生存之上，即是文明。
這是文明的一個一般性定義。
文明應該還有一個定義。從文明的創造方式來說，文明分兩種：
（1）暴力創造的文明。——如金字塔、萬里長城、泰姬陵、故宮，這些文明的背後，是一種統治者暴力脅迫、暴力驅動的結果。
（2）文明（非暴力）創造的文明。
第二種文明，即文明創造的文明，才是現代文明。只有這種文明值得追求。
這種文明，必須在非暴力的社會規則之下才可能產生，它的驅動不是源於暴力，而是人的自我追求。就如伏爾泰當年讚揚牛頓的話：牛頓是最偉大的，他用真理統治我們的大腦，而不是用武力奴役我們。
所謂的現代世界，就是現代文明締造的世界。
我們可以照此對照一下：當下你所生存的文明，是古代文明還是現代文明；當下你所生存的國家，是古代國家還是現代國家。我們雖然都生活“現在”，但不一定都是生活在現代社會。
古埃及金字塔
世界也並非生來就有，地球也不等於世界，甚至文明誕生之後，世界都沒有誕生。
什麼是世界？世界是一個相互聯繫的體系，彼此相互發生影響的，才是世界。如果各種文明是各自孤立存在的，如美洲瑪雅文明和古羅馬文明，相互之間互不往來，沒有相互影響的，不叫世界。
從這個意義上說，世界誕生於1492年。這一年，哥倫布發現美洲，開始了全球物種（生態）大交換、物品大交換（全球貿易體系），人種大交換，文明大交換，真正的世界才誕生了。
現代文明，幾乎是伴隨着“世界”的誕生而誕生的，或者，也可以反過來說，“世界”是伴隨着現代文明誕生而誕生的。
它們之間是一個相互推動、相互塑造、互為因果的過程。你可以說，“世界”比現代文明誕生要早一兩百年，但如果沒有現代文明推動，全球貿易體系可能很難持續下來，全球性的物流、人流、信息流不會持續的大規模的發生，各個文明可能重新回到孤立狀態。可以說，是現代文明為世界注入了持續的活力。
古代文明的特點是歷史時間的平面化，數百年數千年沒有進步，是一種重複。生活方式、統治模式、生活水平、甚至運動和娛樂都是如此。中國秦代修長城，明代還是修長城，除了國防方式沒什麼變化外，生產方式、生活水平，統治者和國民的心態可能都差不多。甚至明代人的狀態，可能還不如秦代。
長城
黑格爾說，中國的本質是沒有歷史的。就是中國歷史只有朝代更更替，沒有進步，是⼀一種循環論。
黑格爾這論斷放之於其他地方，又未嘗不可，又何嘗不是歷史的重複。我們以黑格爾的德國為例。實際上，一直到黑格爾時代前夕，德國社會2000多年也是在不斷重複。
現代世界的誕生是一個不間斷的過程，如果非要找一個時間點，那麼，最合適的時間也許是1776年，也就是說：現代世界誕生於1776年。
為什麼說現代世界誕生在1776年？這一年發生了三件事：
1､以瓦特為代表的工業革命元年。宣告財富生產方式轉變，土地和人力不再是財富的制約因素，而是讓位於智力（科技）。
詹姆斯·瓦特和蒸汽機
2､傑斐遜《獨立宣言》發表，宣告了人類新的政治法則。
托馬斯·傑斐遜和《獨立宣言》
3､亞當·斯密《國富論》發表，一種新的經濟理念的誕生，市場觀念成為經濟法則。
亞當·斯密和《國富論》
有這樣一種觀點：自由、民主、科學、市場，這些東西是西方的，以為它們是天然就生在西方世界的。其實不是如此。這些東西不是本來就有，它是經歷了劇烈的社會震盪才到來，西方社會接受現代文明的艱難度、革命性並不比東方世界接受現代文明的歷程來得容易。
現代世界開啟經歷了數百年時間艱難演進，其中必不可少的有五個重大事件：
（1）文藝復興 （2）宗教改革 （3）科學革命 （4）政治契約 （5）公司的發明和市場規則的確立
此外，還有一個特殊的因素：英格蘭的特性。
前五個屬於一般性因素，第六個則是特殊性因素。
也有人認為啟蒙運動很重要，所以把現代性視為經歷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四個階段而到來。實際上啟蒙運動沒那麼重要，它發生在歐洲大陸，不過是科學革命和契約理論的伴生物而已。而市場的觀念和公司的發明遠為重要。當現代科學和政治契約理論誕生之後，它們展現出的合理性和生命力促使人們去宣揚和推廣，就形成了啟蒙運動。
這六大因素，我們可以總結一下，前兩個（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是對舊世界的“破”，後三個（科學革命、契約理論、市場規則）是對新世界的“立”。兩場精神解放運動（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一場智力革命（科學革命）、一套政治合法性的理論（政治契約理論）和一場市場冒險活動（全球貿易開啟、市場觀念形成和現代公司發明）。其中聲勢最大、影響最廣泛的是文藝復興，最為深刻和影響也最為持久的是科學革命。
在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開啟現代世界的大門之後，契約政治、現代科技、市場經濟（現代公司），這三者成了現代性的標配。任何國家只要有這三要素，現代化就必然開啟。
文藝復興，顧名思義是復興早已消被人遺忘的古希臘、羅馬經典，但更重要的是復興古希臘羅馬時代人的精神狀態。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是沒有被政治專制、沒有被上帝、教會壓抑着的狀態，是一種能夠抒發自我、表達自我的生機勃勃的狀態。
文藝復興的本質實際上是一場人文運動，所謂“人文”就是關注人的生存狀態，提倡人的生命至上、價值至上和尊嚴至上，這是一場反抗上帝或者說反抗以上帝名義壓迫人的運動，是一場思想解放和人性解放運動。所以，有歷史學家說，文藝復興是發現了人，嚴格說應該是“重新發現了人”。我們可以說，古希臘和羅馬的經典和社會生活的發現，喚醒了、啟發了還活在中世紀裡的歐洲人。讓歐洲在漫長的基督教壓抑中重新煥發了活力。
文藝復興的核心不在於它的文藝作品有多絢爛，而是背後的人文因素。由1000多年來的神本位，回歸到人本位；以神為中心變成“人是萬物的尺度”。有人可能不同意，認為神的中心地位是永恆的，但文藝復興毫無疑問重新調整了人神關係，起碼人活着的使命不僅僅是為了伺候上帝，而是有自身價值。人由過去的帶有原罪的罪人、小心匍匐着的僕人，沒有表情、戰戰兢兢的配角，變成了美麗的、被歌頌的對象。
我們說人性假定，有一種說法：西方政治制度是以人性惡的假定為前提的。在上帝和教會統治的時代，確實如此。基督教原典就說了，人是有原罪的，是性惡的，所以，人要向上帝贖罪，要匍匐着，不能夠站起來，更不能驕傲和充滿自豪地表達自己的才華。
油畫《逐出伊甸園》（局部），作者：馬薩喬
但文藝復興動搖了這種假設，人和神，誰善誰惡，帶上了疑問。到現代政治契約理論形成，實際上就反過來了，假定了人性為善。有人不同意，但我有我的論證。因為只有假定了人性本善，自由主義才有可能，現代契約才把政府必經人同意才具有合法性確定為現代政治的基石。如果人性是惡的，人的權利就不可能被這樣賦予。
另外，自由主義在神學上的巨大突破，就是提出了一個理論：上帝的意志體現在他的所造物中。人既然是上帝的所造物，那麼，上帝的意志也就體現在了人身上。你能說上帝的意志是惡的嗎？
相反，現代契約假定了權力的本性為惡，所以，賦予了人性本善的個體監督政府、監督掌權者。
文藝復興前的文藝作品，神是中心，上帝統治了一切，不敢展示人快樂的表情，更不要說展示人的美感，人的智慧。我在很多博物館看文藝復興前、也就是中世紀時期的作品，作為人的形象出現的，就只有耶穌或聖母瑪麗亞，如有其他人物出現，都是痛苦的、懺悔的、向上帝贖罪的表情。可以說，前文藝復興的作品，越看越壓抑。但文藝復興開始後，作品裡展示出了人的大胳膊、大屁股、大胸脯，美麗的女人，勇敢的男人，他們紛紛躍上畫面，人的美感出來，盡情讚揚着人的美感、人的智慧。可以有蒙娜麗莎永恆的不可捉摸的魅力，可以有大衛健碩的肌肉和人體完美無缺的結構，可以有“雅典學院”的哲學、詩歌、音樂等學者的智慧展示。這三件作品正好是文藝復興三傑達·芬奇、米開朗琪羅和拉斐爾的代表作，是文藝復興精神最好的體現。可以說，在博物館看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品，是非常振奮的。
油畫《雅典學院》，作者：拉斐爾
文藝復興影響直接來自於古希臘，因為古希臘時代就是一個“人崇拜”的時代。人不崇拜神，人們崇拜自己。那時候雖然也有神，但是一個多神時代，並且，往往不是人嚮往神界的生活，而是神嚮往人間的愛恨情仇。
所以，文藝復興也把古希臘時代的多神帶來了，信仰有了多元色彩，上帝不再是一個永恆的中心位置。
我想，當中世紀的人發現古希臘古羅馬時代的人的狀態和人的生活，一定是驚呆了，連着大呼：哇哇哇！就如改革開放剛開始時，中國人看到美國人的世界一樣。
文藝復興以前的作品：唯有上帝。就如文革時的中國一樣：唯有毛主席。
但文藝復興，人類進入百花爭榮、與神共舞時代。
那為什麼會有文藝復興？
首先是西方社會的危機。這個危機又由幾方面造成：
1､羅馬帝國崩潰之後，一方面整個歐洲社會四分五裂，而另一方面，基督教的專制，尤其是通過教士集團的專制卻日益加劇。上帝的專制久了，社會凝固了，大家活在只有上帝沒有人的世界。這樣的壓抑孕育了反抗的情緒。所以，出現了文藝復興的前三傑：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但丁《神曲》把上帝的代理人教皇直接打入地獄。薄伽丘《十日談》裡，羅馬教士則成了魔鬼的代名詞。並開始講性、講色慾，講得非常迷人。這是對中世紀價值審美的徹底叛逆，呼喚着人性的復甦。
薄伽丘《十日談》
看來，專制，即便是一個上帝專制的世界也並不美好。所以，西方諺語說：兩個魔鬼打架，賽過一個天使獨裁。
2､伊斯蘭世界崛起和威脅。自從7世紀伊斯蘭教在中東崛起之後，就不斷蠶食鯨吞前羅馬帝國的領土和基督教的地盤，對歐洲不斷發起進攻。並兩次打到羅馬帝國和基督教的心臟地帶羅馬城，洗劫了基督教的象徵聖彼得大教堂。在伊斯蘭勢力不斷擴張之下，整個歐洲和基督教世界面臨生死存亡的險境。
1453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軍隊攻陷君士坦丁堡。
3､黑死病的蔓延。黑死病在1347—1353肆虐了整個歐洲，歐洲人口損失了大約2500萬，占整個歐洲人口的1/3，其中部分城市死亡率80—100%，像佛羅倫薩的人80%死於黑死病。（黑死病起因眾說紛紜：熱那亞商人從黑海帶來；十字軍東征帶來；蒙古人故意送給歐洲人的。）
十四世紀中葉席捲歐洲的黑死病
這一系列危機，尤其是黑死病讓人們對上帝產生了懷疑，至少對上帝的意圖產生了懷疑：既然上帝無所不能，而我們又如此虔誠，上帝為什麼不能來拯救我們？使得⼈們開始懷疑上帝，尤其是教廷的絕對權威。
其次，文藝復興的肇因：古希臘羅馬典籍的發現。
單懷疑和憤怒不能解決問題，出路在哪裡才是關鍵。除了在上帝面前是罪人，除了接受教廷對人的精神統治和世俗權力對人肉體控制之外，人類還有沒有新的生活方式？我估計在中世紀，人們肯定早就遺忘了人類在上帝統治之前的世界，以為人類生活就是如此，就是有罪之身和贖罪之命。
人有時是很可憐的，群體的記憶和個體的記憶一樣，不要說1000多年，一兩代人之後社會記憶就會被徹底抹平了，就如文革時代的人們已經不能理解中國1930年代的社會生活一樣。所以，自由對文明的意義是如此重大。要保持文明的傳承，就必須有自由的傳播，要不然，專制很快會把文明抹掉的，給你永遠的一個記憶，即便是上帝的專制也一樣。
但是突然之間，古希臘羅馬的典籍從天而降，一種嶄新的社會生活和精神面貌展現在人們面前，人們看到了上帝之外的世界。我相信，他們一定是像發現了新大陸一樣異常震驚：人類竟然還有過這樣的生活。
據說，整理古文獻的彼特拉克發現西塞羅，驚得幾天幾夜無法入睡。西塞羅的發現，也是文藝復興的一個里程碑。
弗蘭齊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學者、詩人，文藝復興第一個人文主義者，被譽為“文藝復興之父”。
文藝復興就這樣肇始了。
希臘羅馬時代的生活為什麼能夠被發現？這也是一個奇蹟，一個偶然。
有以下幾個原因：
1､伊斯蘭教的崛起和對基督教世界的進攻和威脅，使很多學者逃離君⼠坦丁堡，把君⼠坦丁堡圖書館的很多古希臘羅馬時候的書籍帶到了意大利利各地。這些書籍，估計在君士坦丁堡的時候也是禁書，一些學者在逃亡的時候給帶上了，之前他們也不一定讀過。
2､阿拉伯翻譯運動。十字軍東征帶回了一些阿拉伯人翻譯的古希臘時代的典籍。這些典籍覆蓋了科學、哲學、歷史、人文、藝術，這要感謝阿拉伯人8—10世紀，持續了200年之久的翻譯運動。阿拉伯人發現古希臘這些成就深感震驚，於是有了翻譯運動。但很多人可能很困惑，那為什麼阿拉伯人沒有文藝復興？我想是因為伊斯蘭教的組織控制要比基督教強太多，禁忌也更多，他們消滅異端的決心會更果斷。所以，儘管有翻譯運動，但只有很少的一些人可以接觸到這些經典，並小心翼翼地嚴格地守在禁區之內，而大眾則完全被隔離在外。此外，伊斯蘭教還牢牢地控制着教徒的生活。
3､意⼤利本來就是羅馬帝國的核⼼地帶，很多城市就是在羅馬帝國的廢墟上建⽴的，這些廢墟不斷在喚醒人們對於往昔強盛的羅馬帝國的記憶。此外，意大利城市和商業的發展，也遠在世界其他地方之上。當時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和米蘭，這些城市國家是地中海貿易最活躍的，也是地中海世界最繁榮、最富饒的地方，城市化水平是歐洲最⾼的。有城市，就有公共生活。大家可能想不到，威尼斯曾擁有全世界最強大的海軍，稱霸地中海幾百年。
威尼斯帆船（蝕刻版畫，1697年）
文藝復興掀起的人文主義運動滌盪了整個歐洲，尤其是西歐，它為現代世界的開啟播種下種子。沒有文藝復興，歐洲之後的一切，都不會發生。
1517年，德國牧師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貼出一張大字報——九十五條論綱。馬丁·路德逐一駁斥和抨擊了教皇用以斂財的贖罪券，並質疑羅馬教廷和整個教士階層存在的合法性。是為宗教改革的標誌性事件，拉開了歐洲聲勢浩大的宗教改革運動的序幕。
儘管之前也有人抨擊過贖罪券和倡導直接閱讀《聖經》，但馬丁·路德的結論不僅是建立在非常堅實的邏輯之上的，而且他具有完備的理論體系。所以非常有力量。
1517年，馬丁·路德在教堂門口張貼《95 條論綱》，標誌着宗教改革運動的開始。
馬丁·路德在這一論綱中提出，對人類罪行進行赦免的，唯有上帝；教皇作為人類的一員，沒有權力也沒有能力對任何人贖罪；《聖經》是人們理解上帝唯一的依據。既然《聖經》沒有說需要教皇在人間代表上帝，那教皇和教士階層的存在就是非法的。他們也無權壟斷《聖經》和《聖經》的解釋權，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聖經》直面上帝。
馬丁·路德有一句名言：
信徒和上帝是一對戀人，他們之間不需要第三者。
宗教改革是一場偉大的分離運動。在這之前，教廷即上帝。以羅馬教廷為首教士階層壟斷了基督教的傳播權和解釋權，他們以上帝的名義傳播福音，也以上帝的名義胡作非為。教皇和上帝成為一體，幾乎就是上帝的代名詞。教會不僅擁有大量的不動產，教皇又通過贖罪券向信徒斂財，民眾水深火熱，而教士階層，尤其是教皇生活極其腐化，醜聞不斷。
教皇推銷贖罪券（歐洲1521年版畫）
這導致了兩個結果：教會對《聖經》的壟斷導致了民眾的信仰饑渴；教會的腐化和醜聞又加劇人麼對上帝的懷疑。
於是，這場偉大的分離運動生逢其時。它把上帝和教士階層進行了分離，把人們對上帝的不滿轉為對教廷的不滿。某種意義而言，這種分離拯救了上帝，拯救了基督教，也拯救了信眾。所以，有人說馬丁·路德發起的改革是基督教的一次再造。這毫不為過。
毫無疑問，這場分離運動重構了現代基督教的面貌，使得信仰和現實的關係更加合理和融洽。
宗教改革是文藝復興運動的深入和延續，象徵着它從一種思想解放運動進入到對現實的變革之中來。當文藝復興運動起來之後，首當其衝的就是基督教，所以，當文藝復興的思潮進入宗教領域，這種變革就不可避免會到來。在文藝復興思潮的席捲之下，基督教要麼滅亡，要麼改革。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實際上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如果沒有文藝復興的啟發和衝擊，宗教改革不可能發起，即使發起了也不會成功。
1521年4月，馬丁·路德出現在沃爾姆斯帝國會議上，公開聲稱只承認上帝的話為最高權威。沃爾姆斯帝國會議之後，馬丁·路德成為了神聖羅馬帝國的通緝犯。
實際上在路德之前，也有過宗教改革的倡議。影響比較大的有幾個：
一個是英格蘭的約翰·威克里夫，他在1376年撰文指出，世俗事務由上帝派政府管理，教皇不應干涉。1377年，他宣稱《聖經》是信仰的唯一根據，教會唯一的律法。
另一個是現今屬於捷克的約翰·胡斯，他受到威克里夫思想很大影響，嚴辭指責教皇出售贖罪券是可憎的罪行。1409年比薩會議被教皇誘捕並定罪，處以火刑，引發反教皇的革命戰爭。
宗教改革重新定位人和上帝的關係，把個人從教會的精神控制中解放出來。更有意思的是，它還導致另外幾個結果：
1､馬丁·路德說，信徒如果需要得到拯救，需要獨自孤獨地面對上帝。這樣，信徒從先前的抱團取暖式的集體主義變成了一個個獨立的個體。這為自由主義的誕生提供了宗教依據：上帝要使每個人成為獨立的個人。
2､“天職”理念與經濟發展：個人的道德活動所採取的最高形式，應是對其履行的世俗事務進行評價，修道士放棄世俗義務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責任。正是這一點必然使日常的世俗事務有了宗教意義。並在這個基礎上首次提出了“職業”的思想。——上帝應許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們以苦修的禁欲主義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們完成一個人在現世所處地位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這就是他的天職。
天職理念是一種新的勞動、職業觀，毫無疑問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3､嶄新的財富觀：受馬丁·路德影響，約翰·加爾文也在瑞士進行宗教改革。他的思想在英國經約翰·諾克斯的完善，成為清教徒思想的主要來源。加爾文和諾克斯的思想更進了一步，不僅主張絕對的自由，而且他們具有嶄新的財富觀。
他們認為，人是上帝財富的託管人，幫上帝管理人間的財富，所以，他們有使命來增加財富。獲取財富、取得社會成就是增加上帝的榮耀。這和傳統基督教苦修的思想——欲望是罪惡的，人性之惡正是來自於欲望——完全南轅北轍。這對人們發展工業、從事商業、經營金融掃除了思想障礙。
加爾文有句名言：“世界就是我們的修道院”。而塵世中的工作是我們修道的方式，是上帝安排的任務，是神聖的天職。每個人要入世修行，將自己在世間的工作和生活做好，就是在修行和敬拜，就是在盡一個人的本分。每個人應該在世間努⼒工作，做官執政，蓄有私產，貸錢取利，同擔任教會職務一樣，均可視為受命於“上帝”。
正因為有這樣的思想，所以，新教國家（英美荷）的發展明顯要好於天主教國家，即便在今天都非常明顯。馬克斯·韋伯對此現象進行研究之後，寫下他輝煌的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我們以意大利為例，意大利是羅馬帝國的核心地帶，在中世紀也是歐洲最繁榮富庶之地，威尼斯、熱那亞、米蘭、佛洛倫薩都盛極一時。但宗教改革之後，意大利因為是天主教的堡壘，被羅馬教皇牢牢控制，宗教改革絲紋不動，經濟和社會由歐洲領先變為落伍，直到今天也沒有跟上趟兒。
有句話很有意思：貧窮在法國不是罪惡，但在英格蘭是罪惡。
韋伯說：資本主義精神和前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區別並不是在賺錢的欲望上。
世界上很多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出現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但他們缺乏某些氣質，如荷蘭和英國所表現出來的那樣。
奠定現代文明的三大基石：政治契約、科學革命和市場經濟。前者和後者提供了新的政治制度和市場規則，科學革命是一個引擎裝置。三大基石的結合不斷把人類文明推高向前。
如果沒有現代科學的發現，尤其是它和自由民主制度形成完美結合。那麼，人類社會可能還是像過去一樣，先進文明敗於落後文明，文明敗於野蠻，然後歷史周而復始。
但是，現代科學的出現徹底改變了這一切。
而科學的出現，可能是人類從上天那裡得到的最為意外的禮物。是非常偶然的。因為它不是人類社會正常進化和發展能得到的，是智力突變和飛躍的結果。
在人類軸心時代形成的諸文明之中，唯有古希臘文明發展出了科學，其他文明都沒有。不僅沒有，如果沒有古希臘科學的發現，再過一萬年也不會有。所以，科學不是人類正常智力進化的結果，它是一場天外飛仙式的智力革命後才能形成的。
以中國為例，就是從原始人、三皇五帝、到唐宋元明清，再走一萬年，也不會出現科學。秦漢和明清，1000多年快2000年時光，生產力水平也差不多。但現代科學一出現，就完全變了樣。不要說百年，幾十年甚至幾年，人類社會就完全不同。
人類在科學革命前的文明遺產，無論長城還是金字塔，除了古希臘燦爛的科學和哲學遺產，更多的是勞動力和一般智力的成果。是“力”的產物，科學革命之後，人類文明變成了“智”的展現。
科學是古希臘文明獨有的產物，說明那時候古希臘人的智商遠遠超過了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即使在今天看，古希臘人也有可能是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最聰明的人類。幾乎現代社會出現的所有重要事物，無論是科學、哲學還是藝術，都能在古希臘找到源頭。甚至有哲學家說，古希臘之後，哲學沒有進步。
有時候我在想，為什麼古希臘人有科學思維，而其他民族沒有。假如沒有古希臘人，有無可能，人類今天也不會發現科學？我的結論是完全可能。而順着這個思路想下去，是蠻可怕，但也蠻有趣的。
可怕之處在哪？在於科學的發現其實是某種程度的偶然，如果沒有古希臘人，或者古希臘人留下的那些典籍全部被基督教世界消滅掉，那就不會有現代科學。人類歷史將一直殘酷而無趣地循環下去。
有趣之處在哪裡？人類也許還有別的更有意思的火種埋藏着，等待時機它們就會出現。一旦出現了可能又是一片新的天地。
導致現代科學革命的原因和歷程：
（1）古希臘留下的火種。 （2）文藝復興運動點燃了古希臘人埋下的種子，撕開科學革命的一角。 （3）從哥白尼開始，經伽利略和開普勒、牛頓，科學革命宣告完成。 （4）科學革命為隨後而來的技術革命作了智力和知識準備，工業革命時代來臨。
這其中，最重要是兩個階段：古希臘的科學傳統和哥白尼、伽利略、牛頓等偉大天才的出現。翻譯運動和文藝復興，是二者之間的媒介。翻譯運動傳遞了火種，文藝復興做了助產士。
古希臘科學成就之高，超出我們的想象太多。
以歐幾里得（數學）、阿基米德（物理）、托勒密（天文）三位古希臘科學家對現代科學影響為例。現代數學幾乎完全建立歐幾里德《幾何原本》之上，托勒密的《大匯編》總結的古希臘的天文成就，直接影響和啟發了哥白尼。阿基米德那裡已經產生了現代力學方法，比如浮力原理和槓桿原理，可以說是現代物理學的源頭。阿基米德完全算得上第一位現代物理學和數學大師，他的工作和伽利略非常相似，甚至比伽利略的工作還要重要。他的工作如果接着往前走，後繼有人，是可以直接到達牛頓的，至少可以直接到伽利略。但這中間，卻隔了1500多年。
阿基米德、歐幾里得、托勒密
古希臘數百年形成的科學傳統，卓越的科學家燦若星河，和現代科學革命後300年相比毫不遜色。畢達哥拉斯、德謨克利特、芝諾、柏拉圖、亞理斯多德、阿那克西曼尼、尤多索斯、埃拉托色尼、歐幾里得、喜帕恰斯、阿基米德、托勒密……。所以，有科學史家提出，第一次科學革命不是發現在現代，而是發生在古希臘。
古希臘已經有了非常完備和成熟的科學系統，物理和數學結合得非常緊密。他們建立了假說——邏輯——數學——完全證明——的科學系統。尤其是他們把數學引入科學體系，為科學發現的完全證明準備好了工具。和現代科學相比，只缺少一個環節——科學實驗。
我想，如果古希臘不滅於羅馬，而古希臘文明沒有被基督教敵視和摧毀，現代科學至少會早到1000年。人類的歷史會完全不同。
古希臘科學是如何能夠傳下來並啟發了現代科學：
1､現代⼤學的誕⽣。——十字軍東征——發現⼤量的古希臘和古羅馬典籍，這些嶄新學問吸引了⼤量的學⽣來研究它們。他們的需求⽆論在內容上還是總量上，傳統的教會學校都不可能有能力承擔。在需要對這些典籍進行研究的情況下，大學誕⽣了。當然，這時候大學算不上完全獨立，他們還是受教會控制。它的很大功能是用這些典籍中發現的科學知識來幫助解釋聖經，這時候，科學確實是“上帝的婢女”。但隨着解釋和研究的深入，發現科學完全是另一個系統，它不是上帝的婢女，而是比上帝更加強有力的東西。它要揭示的是整個宇宙的自然律，自然的法則。
大學的誕生意味着知識階層形成，探索和研究知識成為一種職業，這是知識⾰命的基礎。
2､兩次翻譯運動。阿拉伯學者震驚於古希臘的科學和哲學，把科學典籍由希臘⽂翻譯成阿拉伯文，這場翻譯運動在伊斯蘭教擴張時期延續了將近200年之久。這是伊斯蘭世界對現代的最大貢獻。歐洲學者同樣對這些典籍感到震驚，於是有了二次翻譯運動：把希臘文譯成拉丁文，或把阿拉伯文譯成拉丁文。歐洲的翻譯運動是從⻄班牙開始的，因為西班牙曾長期在伊斯蘭教占領之下。西班牙光復之後開始翻譯阿拉伯人留下的古希臘典籍。這個時候講授是古希臘科學的學者也在歐洲各地出現，比如熱爾⻉和赫爾曼。
3､歐幾里德作品的發現。歐幾里得《幾何原本》是一部體系龐大包羅萬象的數學巨著。這部作品既包含歐幾里德總結整理的古希臘其他數學家的成就，也包括他自己的偉大發現和創造。這個發現就像文藝復興發現西塞羅作品一樣令人震驚。
4､經過文藝復興，歐洲人的智力得到提升和開啟，傑出的人物除了追求古希臘羅馬的輝煌文學藝術之外，開始理解古希臘的科學。其實在文藝復興之前，歐洲人在修道院裡最先發現的是古希臘的科學典籍，但礙於它艱澀難懂，沒有形成有效的理解。在經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之後，無論是智力發展還是社會空間，都有了重新理解和發揚古希臘科學的可能。
於是，現代科學革命的三傑——哥白尼、伽利略、牛頓——登場了。
哥白尼、伽利略、牛頓
就現代科學革命而言，哥白尼是起點，牛頓是終結者。在兩者之間最直接、最強烈的，則是天文學與動力學上的新發現和新觀念，這主要歸功於16—17世紀之交的三位科學家：第谷、開普勒、伽利略（發現兩條運動定律）。科學史家陳方正說：他們的工作戲劇性地改變了歐洲學界的觀念和氣氛，促成了17世紀的科學熱潮。 科學的本質是人類智力的擴張。當哥白尼、伽利略、牛頓這樣巨慧之人和古希臘埋藏的火種相遇，現代科學的熊熊烈火就燃燒起來了。
當然，科學革命也是在混沌中，或者說是在混亂中完成的。當時宗教、政治舊秩序崩塌，新秩序尚未建立。這混沌之中，現代科學出現了。
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沒有基督教就沒現代科學。這是一種經不起推敲的觀點。如果說沒有基督教就沒現代科學，那麼就會發生兩個事件：1、現代科學應該出現在意大利而非英國。2、古希臘科學不能往下傳承。而事實上正是因為古希臘科學的火種才點燃了現代科學。而古希臘時代，基督教還沒有誕生。
從哥⽩尼1543年發表《天體運行論》，到⽜頓1687年發表《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前後將近150年。但這150年，⽐人類經歷過的任何⼀個150年都要重要。
哥⽩尼不僅提出了日⼼說（地動說），更重要的是他給出“運動”的觀點，運動才是宇宙的真諦。
伽利略倡導數學與實驗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他定義了現代科學——科學必須經過實驗來檢驗。
牛頓：統一了天上的事物和地上的萬物，而不是對單個現象提出一個理論或一個學說，是一整套前所未有的觀念、態度、理論和方法，是一個嶄新的科學體系。
有詩人蒲柏的詩:
⼤自然和⼤自然的法則隱匿在⿊暗之中 上帝說 讓⽜頓出世吧 從此 世界⼀⽚光明
這和朱熹頌孔子的詩有點相似：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前者歌頌牛頓發現了自然律，後者歌頌孔子建立了儒家的道德觀。我們可以品味一下二者的不同。
和科學革命可以並駕齊驅，一樣影響深遠的，就是社會契約論：政治契約——現代國家理論——的出現。它也許沒有科學革命那麼深刻，但它的重要性不輸於科學革命。
現代國家學說的出現，可以說是近500年來，今後100年內最偉大的啟蒙。啟蒙，啟什麼？核心就是傳遞現代國家學說。
恩格斯說：什麼是國家？國家是暴力統治的機構。顯然他沒有受到現代國家學說的啟蒙。
馬恩還在推崇暴力革命，但只有結束了暴力，才是文明之始。
如果暴力主宰了一切，道理就沒法講，不講理談何文明。任何理論，如果是一種宣揚暴力的理論，就可以判斷它沒什麼價值。但我不明白的是，為什麼洛克的理論已出世快200年，現代國家契約理論已經非常成熟，馬恩還要再創一套落伍的理論，並且還廣受推崇。問題是，馬恩的理論不是引導這個世界走向文明，而是走向暴力，走向野蠻。
現代契約理論是如何定義國家和政府的？
國家和政府不過是契約的產物，是經過被治理者同意才產生的，它存在的價值是為了保護每個人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政府不過受託管理這個國家而已。只有如此，國家和政府才是合法的。如果統治者違背了這個契約，人民有權推翻政府。
這就是現代契約理論。
現代政府理論在約翰·洛克那裡產生，托馬斯·傑斐遜把它發揚光大，並於美國實踐。有人說，有限政府起始於1215年《大憲章》，確實如此，但《大憲章》是一個自然演化的、英格蘭特有的產物。並不具有可複製性。只有當洛克的現代契約理論產生，才意味着一種理性、自覺、清晰的現代國家理論建立起來，才真正把權力關進了籠子。
如果說，英國的憲政是來自於歷史經驗和實踐，那美國就徹徹底底是契約理論的產物。過去200年美國的發展，證明了現代國家學說不僅是合法的，合道德的，也是目前為止唯一能在個人自由、國家強大和合法性之間建立起完美平衡的理論。
現代國家理論——契約論——經歷了四個階段而走向成熟：
（1）羅馬法的契約傳統 （2）霍布斯《利維坦》 （3）洛克《政府論》 （4）《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
契約的概念和傳統來自羅馬法。在文藝復興之後，羅馬法，特別是其中的契約原則在歐洲的復興和傳播，使得契約思想成為人所共知的一種理論資源。
有人說，現代契約起源於基督教，因為基督教就是訂約思想，《舊約》是上帝和猶太人之約；《新約》則是上帝和全體基督徒之約。
這種說法比較牽強，不像羅馬法是實實在在的傳統。即使“訂約”的概念起源於基督教，那也僅僅是概念而已，看不出現代契約和基督教在內涵上有何聯繫。
而羅馬法的思想則和日常經濟生活中的許多基本活動相聯繫，它很容易滲透到普通人心中，成為“理所當然”和“不證自明”的常規。隨着時間推移，這種觀念獲得了一種“自然”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處理相互關係的“天然”的基本原則之一。英國商法創製者曼斯菲爾德說，英國商法體系就是以羅馬法，特別是契約原則為基礎的。因此，羅馬法的復興是現代契約理論的重要源泉。
霍布斯登場：國家的起源
霍布斯提出“自然狀態”和國家起源說，指出國家是人們為了遵守自然法而訂立契約所形成的。霍布斯的契約，是一個自然契約：人在自然狀態下，每個人對一切事物的自然權利會導致戰爭——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為了保護自我和維護社會秩序，個人把自然權利轉讓出來組成政府，這個“主權”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如果主權者侵犯了個人經濟權利，個人可以拒絕服從，但革命是不被允許的。
霍布斯和《利維坦》
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霍布斯將自我保護視為個人最基本的自然權利，視為第一條自然法，獨立並優先於其他自然法，而國家的存在是為了保護這種自然權利的必要。可以說他是西方近代首位徹底貫徹個人主義的思想家。
但他從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得出結論，認為民主政府是無法打勝戰爭和維持長期穩定的，也因此他認為民主制度並不可取。他認為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才足以保障個人的自然權利。
顯然，他沒有意識到最有可能侵犯個人權利的就是政府。
洛克理論橫空出世：自由王國的誕生
如果說霍布斯是契約理論的哥白尼，那洛克就是牛頓。在霍布斯那裡，還說充滿了叢林法則的自然狀態，他給出不過是自然契約，而洛克則給出了完備的社會契約，他建構了現代政府理論。
洛克和《政府論》
洛克發展出了一套與托馬斯·霍布斯的自然狀態不同的理論，他的理論可歸納為：
（1）政府在只有在取得被統治者同意的前提下，才具有合法性。 （2）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保護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的自然權利。 （3）財產權必然是先於政府存在並且完全獨立的。 （4）所有的政府都只是人民所委託的代理人，當代理人背叛了人民時，政府就應該被解散。 （5）只有在取得被統治者的同意時，社會契約才會成立，如果缺乏了這種同意，那麼人民便有推翻政府的權利。他主張應該對政府權力實行監督與制衡，並且認為當政府背叛了人民時，革命不但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義務。
這就是洛克的理論。他的理論對托馬斯·傑斐遜影響很大，反映在傑斐遜起草的《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之中。
美國獨立宣言
在《獨立宣言》中，傑斐遜開宗明義：
我們認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每個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了他們種種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正是為了保護這些權利，所以，才要在人民之中成立政府。
短短不足百字，包含了政治哲學最精要的內涵。
到美國憲法制定並實施的時候，標誌着現代國家理論付諸實踐。
公司的發明和全球貿易體系聯繫在一起，如果沒有新大陸的發現、大西洋航線的開闢，世界經濟和貿易格局也許很難改變，那麼，現代公司的發明還有待時日。
公司本是社會分工的產物，全球貿易體系則是一個更大更合理的分工系統。全球貿易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資源配置和分工，所有的財富創造者都在尋思如何獲得比較優勢。公司則是為了固化這種優勢。這樣，人類的財富自然是大大增長了。
全球貿易體系開始於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後煙草、辣椒、玉米、咖啡、紅薯、土豆等這些改變世界的物種流往世界各地。如果哥倫布沒有發現美洲，人類就不會有玉米、土豆等主糧，可能很難養活現在這麼龐大的人口。哥倫布對美洲的發現是幾大事件的重要開端：
（1）全球貿易體系開始形成。 （2）人類洲際間的交往真正開始，全球化起步。 （3）世界範圍內的物種大交換。 （4）殖民運動的興起。 （5）全球經濟重心由地中海轉向大西洋，間接導致了英國的崛起。
最早就此展開殖民地爭奪和貿易競爭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這是在大航海時代引領潮流的兩個航海強國。在雙方不可開交之際，教皇不得不出面進行調停。但隨後英國和荷蘭也加入了這股競爭，並在競爭中後來居上。英國在1588年幹掉西班牙無敵艦隊之後獲得大西洋航線的主導權，在16世紀末期試圖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並於1607年和1620年在兩塊後來聞名於世的殖民地弗吉尼亞和馬薩諸塞站穩了腳跟。荷蘭商人則幾乎壟斷了17、18世紀海上貿易運輸。
現代公司的發明起源於荷蘭，他們在1602年設立的東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個有限責任公司，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發行股票的公司，還是世界上第一個跨國公司，到1669年，它仍然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商船
1606年9月9日荷蘭東印度公司發行的股票，票面價值為150荷蘭盾。
現代公司發明的標誌就是“有限責任”，這是確立公司邊界的重要法則。
什麼是有限責任？就是公司（或股東）的責任到這個公司破產或資不抵債為止，不再追溯到股東。如果股東需要對一家公司負責無限責任，就不是現代公司。有的國家要求公司法人負無限責任，實際上他們不懂什麼叫有限公司，這是對有限公司規則的破壞。
之前的無限責任公司是由15世紀康曼達組織演變而來，一部分人出錢，承擔有限責任，一部分出力，承擔無限責任。表面看，這似乎很合理，就像現在很多投資行為中的對賭協議一樣，為了約束經理人的行為和解決信息不對稱。但這卻不利於商業的整體發展。
有限公司好處是，當一個公司破產，發起人能夠迅速組建一個新公司，這樣把公司的風險約定在一個確定的範圍之內，既有利於投資者利益最大化，又將責任和風險的承擔控制在一定合理範圍，增加了投資和驅動的積極性。有限公司實際上還是一個利益保護機制，它確立利益和風險的邊界。和獨資相比，它在個人安危和公司之間建立了防火牆，有利於商業的發展。
英格蘭和荷蘭兩國東印度公司的競爭，充分說明了這種機制的優勢。
荷蘭東印度公司是有限責任，英格蘭的公司則是無限責任。這樣，當荷蘭的公司從一單貿易中失敗後，他們能夠馬上組建另一家新的公司。而當英格蘭的公司從一次貿易冒險中失敗之後，因為他們必須賠償股東的損失，組織者就沒有可能和動力在短時間內組織新的冒險。這樣，英格蘭公司在早期處於完全下風的狀態。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一個半世紀長的時間取得了亞洲香料貿易的幾乎是壟斷的優勢，直到他們在軍事上被英格蘭人打敗。
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亞州貿易網絡
全球貿易的發展和公司的形成造就了市場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和農業革命被視為市場資本主義的組成部分，因為分工的推進和市場對利潤的追求，必然帶來某種技術變革。英國學者麥克法蘭認為，市場資本主義是一個集態度、信仰、建制於一身的複合體，是一個寓經濟和技術於其中的大網絡。這個體系的一系列典型表徵已有很多描述，而最核心的表徵是讓經濟分離出來，成為一個專門的領域，不再嵌於社會、宗教和政治之中。
現代經濟形態得以誕生。
到1776年，蘇格蘭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形成了完整的市場理論體系，不僅明確了市場經濟特點——清晰產權、平等主體、自由競爭，而且發現：在自由競爭中，每個人在追逐個人利益的過程中，必然促進公眾利益。
至此，人類市場的觀念完全走向成熟。
現代世界的誕生經歷的幾個重要階段，唯有英格蘭是從頭到尾都經歷了的國家，從莎士比亞（文藝復興）、諾克斯（宗教改革，清教）、牛頓（科學革命）、洛克（契約政治）到東印度公司，再到瓦特（工業革命）。英格蘭從歐洲邊緣地帶一舉躍入現代世界誕生的中心，成為現代世界誕生的發動機和助產士。
為什麼英格蘭能做到，而其他國家不能做到呢？這就是英格蘭的特性。
現代世界和強權政治、強權宗教都不相融。大多數歐洲國家要麼政治勢力太強（法國、西班牙），要麼宗教勢力太強（意大利、德國）。這兩大勢力太強，都導致公民社會無法發育。而英格蘭則限制住了這兩大勢力，形成了它獨有的社會特性。
我們對比一下文藝復興以來意大利和英格蘭的歷史，會很有意思。
意大利本是羅馬帝國中心，是古代歐洲文明最輝煌的代表，古羅馬輝煌的遺址處處可見，加之一度像威尼斯、熱那亞、米蘭和佛羅倫薩的商業也最為繁榮，而文藝復興又發軔於意大利，也產生了達·芬奇這樣的藝術全才和伽利略這樣的科學巨人。按理說，現代世界應該從意大利誕生，但是，為什麼偏偏是英國而不是意大利？這個問題很有意思。
這是什麼原因呢？
核心問題可能還是出在宗教上。
意大利是天主教的中心，宗教專制最為深重，所以，當從文藝復興發展到宗教改革的時候，羅馬教會和教士階層開始了猛烈反撲。文藝復興之火本來在意大利燃得最旺，但也最早在意大利被撲滅。宗教改革沒有意大利發生，整個社會重新回到了文藝復興之前的狀態——宗教禁錮和社會停滯。以至於像支持哥白尼學說的意大利人布魯諾被燒死，而伽利略這樣千年不出的科學巨人被判終身監禁。
而英格蘭則不同，不僅文藝復興被推向高潮，產生莎士比亞這樣的文學巨匠，而且宗教改革思潮最早也埋根於英格蘭。約翰·威克里夫在1376年就提出宗教改革的思想，反抗教皇和教會對宗教的控制，提出教徒應服從基督而非教會。更重要的是，他提出政府是上帝派遣來管理社會的，教皇無權對政府事務說三道四。
威克里夫的思想影響到了馬丁·路德。
而在馬丁·路德發動宗教改革之後，加爾文的門徒約翰·諾克斯在英國創立了清教。拉開了和羅馬教廷的距離。
約翰·諾克斯（1505-1572）
而導致英國教會和羅馬教廷徹底分道揚鑣的，則是因為亨利八世的婚姻。在教皇反對之下，亨利八世索性徹底和教皇鬧翻，割斷了英國教會和羅馬教廷的聯繫，在英格蘭推行宗教改革，使英國成為新教國家，從而擺脫了羅馬教廷的控制。
英國也是宗教改革引發社會震盪最小的國家，這一點恐怕唯有荷蘭可以與它相提並論。德國雖然是宗教改革的發源地，但隨後的宗教戰爭幾乎摧毀了這個國家。英國國教的確立雖然幾經周折，也有過戰爭（處死查理一世，趕走詹姆斯二世），但最後都是改革派取得了勝利。宗教專制對現代世界誕生的鉗制因素被掃除。
其次是《大憲章》：有限政府的形成。
《大憲章》也非常有意思，起因是英王約翰在法國吃了敗仗，他需要貴族們出兵出錢幫他去打仗。於是，25個貴族強迫英王簽訂了大憲章。核心的內容就是：國王徵稅必須得到議會（貴族會議）同意，國王只是貴族“同等中的第一個”，沒有更多的權力。
1215年，英王約翰和貴族們共同簽署《大憲章》
1215年《大憲章》中最為重要的條文是第六十一條，即所謂“安全法”。根據該條的規定，由25名貴族組成的委員會有權隨時召開會議，具有否決國王命令的權力；並且可以使用武力，占據國王的城堡和財產。這種權力是出自中古時期的一種法律程序，但加之於國王卻是史無前例。
其他如規定全體自由民享有自由權；倫敦及其他各城市享有自治權；非經同級貴族依法審判，任何自由民不受拘捕、監禁、沒收財產、剝奪公權、放逐、傷害、搜查和逮捕等；不得強迫騎士和其他擁有土地者服額外的兵役；由25名貴族組成一個委員會，監督大憲章的執行；國王如有違反，可對其採取剝奪土地、沒收財產等手段予以制裁；甚至還有一條申明：如果國王違反規定，封建主有以武力進行反抗的權利。
英王約翰雖然心裡不服，不想履行協議而挑起和貴族的戰爭，但戰爭以約翰病死和貴族勝利而終結。約翰的兒子不得不接受《大憲章》。在1272年約翰的兒子亨利去世時，《大憲章》已成為既定的英格蘭國法，英國有限政府得以形成。
再次是公民社會和自由主義傳統的形成。
在《大憲章》之後，信託業在英格蘭悄然興起，從證券市場到銀行、保險，英格蘭人的信託無處不在。他們把公司中的信託觀念也引入到了政治之中。他們認為，權力不是當權者的，當權者不過“受託”為其他人代管而已。
這種信託的觀念滲透在君王與人民之間的微妙關係中，使一種新型的君主立憲製得以誕生。
英國學者麥克法蘭認為，大約13世紀開始，英格蘭發展成為一個具備了多種必要元素的社會：它擁有一個強有力的君王，以及一個議會統治集團，這是一個強固的中央，但是它的權力受到另外兩個層級的制約，中間一層便是一大批非法人團體，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是歷史學家梅特蘭所說的“無人”，不過這些“無人”卻是今天所謂的“公民社會”的精髓。
梅特蘭說：“在整個18世紀，‘政治權力不外乎一種信託’成為了議會的常言。”
而信託這一全新的法律手段，作為一個革命性的創舉，造成了多種效應。效應之一是推進了政治自由。君主與人民之間是一種信託關係的概念業已確立。更廣義的概念是：一切權力皆為信託。信託概念蔓延得越來越廣，間接地導致英格蘭發展成了一個信任和開放的世界，由此不僅為資本主義，而且為現代科學奠定了基礎。
信託的概念直接啟發了洛克等自由主義先驅。洛克把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當成是公民的天賦權利，上帝和國王都不可剝奪。尤其是英國法律對私有財產的保護，被洛克視為自由的根基。
而密爾認為，只要不涉及他人利益，個人就有完全行動自由，只有當自己的言論危害他人的權益時，個人才應接受社會的強制性懲罰。
密爾《論自由》
在彌爾頓（《論出版自由》）、洛克（《論宗教寬容》）、密爾（《論自由》）等人思想的推動下，英國自由主義傳統形成。
至此，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升華到自由主義階段。成為現代世界的重要基石。
最後——現代世界生長的其他肇因。
相對富足的社會，英格蘭人熱愛技術的天性，英格蘭人天生發明創造的才能，這些都是英國得以孕育出現代世界的其他肇因。
孟德斯鳩在論述法國時寫道：“准許貴族從商有悖於君主制的精神。英格蘭准許貴族從商的習俗，正是削弱了英格蘭君主政府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而在英國宗教改革之後，新教將追求財富視為增加了上帝的榮耀。在大多數社會，資本積累即使暫告成功，立刻會被用來消費、炫耀、送禮，以免被權勢者洗劫一空，或者被戰爭毀於一旦。相反，“新教倫理”的諭令卻是勤奮工作、節省時間和勞力、為利潤而再投資。這構成了一種將英格蘭與大多數國家區別開來的表徵。
英格蘭人有利用自然力來代替人工勞動的偏好，到處是風車和水車就是一個重大明證。1086年《英格蘭地籍志》便錄入了大約3000個社區的5624部水車，約略平均數是每50戶人家就有一部，以致“水力驅動的機器密布在中世紀英格蘭男女周圍，為他們做那些較為繁重的工作”。水車是當時世界上的新生事物，是擁有廉價奴隸勞力的古羅馬人從不曾開發的技術。
英國康沃爾山谷的銅水車
英國人工業革命前期在紡織方面對技術的追求，從1712年湯姆斯·紐科門獲得蒸汽機專利技術，到1733年鐘錶匠約翰·凱伊發明了大幅提高織布效率的飛梭，再到1765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發明珍妮機，一直到瓦特革命性改良的蒸汽機登場。工業革命序幕拉開。其實這是一脈相承的。
相對富裕和生動的社會生活，讓英格蘭人口很長時間內處於一個低壓模式，這意味着，一個社會可以避免陷入剩餘資源被人口膨脹自動吞噬的處境。馬爾薩斯提出，惟一能夠抵制交配和生育這一生物學欲望的力量，是更加強大的社會欲望——追求舒適生活和規避貧困。這似乎正是英格蘭至少從中世紀末期開始發展並走向強大的原因之一。
英格蘭創造了現代生活方式
此外，英格蘭人也充分展示了他們擅長發明創造的天性，尤其在團隊遊戲和運動方面。他們創造了現代世界的生活方式。麥克法蘭寫到：世界上很多競爭性團隊遊戲要麼是在英格蘭發明的，要麼是在英格蘭完善並形成制度的。
帕克斯曼給出了一份非常全面的綜述：“‘soccer’——世界第一運動——一詞，就是英國各公學對英式足球（Association Football）的俚稱；棒球是英格蘭兒童的跑柱式棒球（rounders）遊戲的一個變種；美式足球是橄欖球的一個翻版；網球是瑪麗勒邦板球俱樂部重新開發的，第一屆世界聞名的聯賽則於1877年舉行；英格蘭人還確立了跑步、游泳、划船比賽的距離，開發了世界最早的現代賽馬運動；當代的曲棍球運動可以追溯到1886年曲棍球聯盟（Hockey Association）制定規則之日，游泳比賽可以追溯到1869年英格蘭業餘游泳聯盟（English Amateur Swimming Association）的成立之日，現代登山運動可以追溯到1854年阿爾弗雷德·威爾斯爵士（Sir Alfred Wills）攀登維特霍恩峰（the Wetterhorn）之舉；英格蘭人發明了足球門柱、比賽用船和秒表；英格蘭人是培育現代比賽用馬的開山鼻祖；英格蘭人即使從海外引進某個運動項目，例如馬球或滑雪，他們也要制定規則。”這一段尚未論及一項最具英格蘭特色的運動，即板球。
這些創造發明和運動被一併帶入了現代世界，成為現代世界重要的組成部分。
於是，在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二者相繼在英國發生之後，英國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差距被迅速拉大了。現代世界在英國也就呼之欲出了。
現代世界誕生之後，文明的歷史發生了逆轉：
（1）歷史不再是簡單的平面重複，而是不斷進步。
（2）文明史從此逆轉。以前總是先進文明被落後文明打敗。晉被蠻族、宋被元、明被清所亡；羅馬被日耳曼所亡。但工業革命後，落後文明沒有再戰勝過先進文明。
此外：
（1）它把人類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改進了人們的生活。
（2）它賦予了個人自由和尊嚴，個人自由得到極大擴張，每個人都能追逐自己的夢想和希望。
（3）它提升了現代國家的實力和競爭力，使現代國家在和非現代國家競爭中處於巨大的優勢地位。不僅在戰場上（軍事），而且市場上（經濟）都能打敗對手。
所以，即使到1800年，世界上只有2%的人口進入現代世界，是一個“窄帶”，但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跨入“現代”，民主國家無論在國家數量、人口總數、經濟總量或人均經濟指標上都占有壓倒性優勢，沒進入“現代”的國家也是在路上。
但是，現代世界的法則與專制國家獨裁者的思維和利益又常常是相悖的，因為它的核心原則自由、平等、公平競爭損害了獨裁者的利益。這就是專制國家，尤其是有漫長的歷史傳統的專制國家，為什麼這麼難以跨入現代世界最根本的原因。
但是專制國家又很難拒絕融入現代文明，因為現代文明最牛的地方就是能打敗獨裁者，這讓獨裁者會感到害怕，能夠讓他知道“落後就要挨打”。所以，他也不能完全拒絕現代文明，而總是希望在現代文明和獨裁利益之間找一個空隙和平衡，希望獲得現代文明的工具成果，而拒絕現代文明的價值訴求。
現代世界誕生之前，國家之間的競爭，是暴力和暴力的競爭，誰擁有更強的暴力，誰將獲得更多生存資源。所以，舊文明的世界總是戰爭不斷。現代世界誕生之後，轉為文明間的競爭，正常國家追求的是更高、更先進的文明。
所以，只有在現代世界，才有可能走向持久的繁榮與和平。
—END—
此文根據作者在紐約曼哈頓的演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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