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比邪恶更可怕一一逻辑与中国逻辑（冯胜平） 提示语：凡天上事，必有规律；凡人间事，必有逻辑。规律在万物之中，逻辑在人心（人性）之中，它就是康德所说的人类心中的道德律。 逻辑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它是思想的秩序。 1. 政治是人心的艺术 一部资治通鉴，概括了庙堂智慧；一部水浒，讲尽了江湖心思。二书合一，成就了中国两千年成王败寇的历史。 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毛泽东上井冈山落草为寇，带的是一部水浒；1949年，毛泽东进城，床头的水浒换成了资治通鉴。据孟锦云回忆，这部书毛读了十七遍。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不停地寻找“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罢黜一个又一个的“接班人”。及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毛再评水浒，批宋江，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在末日的黄昏中，他似乎看到政权的归宿。 王震晚年回顾文革，说：主席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 身处江湖之远，毛泽东想的是取而代之；高居庙堂之上，毛泽东想的是千秋万代。要取而代之，必须证明造反有理；要千秋万代，必须确保人民支持。为争取人心，毛泽东发动文革，号召人民起来造“走资派”的反。“人民万岁”，“踢开党委闹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所有这些耳熟能详的口号，见证了一个伟大而疯狂的时代。1966年，毛泽东的威望达到顶峰，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有民心的统治者。 然而，文革初期的民心很快变成了民怨。晚年毛泽东回首往事，说他一生中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日本人和蒋介石赶到一群小岛上去了，另一件是文革。前者大多数人支持，后者很不得人心。 为什么一场曾经深得人心的文化大革命最后变得不得人心？是毛泽东背叛了人民，还是人民背叛了毛泽东？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谁又是那个有德者？1976年，“天安门事件”爆发，毛泽东看到了民意：不过十年，在许多人心中，伟大领袖变成了独夫民贼。虽然还没有失去政权，他已经失去了人心。这是一场他从未输过、也输不起的战争。在以往的政治生涯中，毛总是与人民站在一起，这次人民远离他而去。在人心的较量上，他输给了邓小平。 政治是人心的艺术，国共之争是人心之争。什么叫境界？境界就是同样一群中国农民，在蒋介石眼里是懦弱的群氓，在毛泽东眼里是勇敢的士兵。什么叫韬略？韬略就是蒋介石抓壮丁，用自家的绳子，毛泽东拉队伍，用别人的土地。 在中国，天下即人心。国共之争蒋介石败北，非战之过。即缺境界，又乏韬略，在人心的较量上，蒋介石已经输给了毛泽东。 其实，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北伐胜利后的蒋介石，又何尝不曾拥有过人心。他们后来变成独夫民贼，失了天下，皆由于称帝独裁，逆潮流而动，失了人心。一旦登上权力宝座，中国人想的就是永远。秦始皇的“一世，二世，乃至万世”，XXX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本质上没有区别。沉溺于千秋万代的梦想，往日的境界、韬略、理想都随风而去，剩下的只有权力保卫战。 打江山，坐江山，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同样简单的道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永久的执政党。人一旦坐上了龙墩，就不想下来，这也许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取而代之易，千秋万代难，要真能千秋万代，怎么会轮到你？ 2. 愚蠢比邪恶更可怕 在政客的词典里，人民群众永远是伟大的，他们不仅眼睛雪亮，还个个都是双眼皮。为争取民众拥护，林肯提出“民有、民治、民享”，孙中山鼓吹三民主义，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在学者眼里，人民群众是另一个形象。林语堂讽刺中国人朝三暮四：“朝儒，野道，临终信佛”；陈寅恪说：“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严复更为苛刻：“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政客需要选票，学者追求真理，故他们笔下的人民截然不同。在一个崇尚民主的时代，不媚官，易；不媚俗，难。作为政治家，媚俗是必须，作为思想家，必须不媚俗。 个人崇拜和民主崇拜是一对孪生兄弟，区别只在于崇拜别人还是崇拜自己。个人崇拜是崇拜别人，民主崇拜是崇拜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万岁”是上诈，政客在忽悠民众，“民主万岁”是下愚，民众在欺骗自己。政客的问题是缺乏底线，骗死人不偿命；民众的问题是缺乏智商，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骗子演戏，傻子看戏，前者邪恶，后者愚昧，两者结合，在中国上演了无数闹剧。 恶人不乏理性，他们损人利己，至少还按牌理出牌；蠢人则不然，他们不按牌理出牌，专做损人又不利己之事。愚民打土豪，打得村村冒烟（土改）；愚民搞共产，搞得处处起火（小高炉）；愚民闹文革，闹得乌烟瘴气（武斗）；愚民争民主，争得你死我活（民运）。往事回首，只见一个蠢字。 中国人的问题不是自私，是愚蠢。愚蠢比邪恶更可怕。我们的所谓聪明，常常是一种底线的突破。为了追求成功，我们不择手段，告别良知，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把本来可以美好的人生变为一场尔虞我诈的噩梦。 李光耀说，中国人聪明，再好的规矩，也经不起中国人琢磨。生活在丛林之中，为恶劣环境所迫，我们绝地求生，最擅长的就是琢磨。 28年前，余英时告诉笔者，中国只有政治，没有政治学，当时不懂，现在懂了。政治与政治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权术，后者是学理；政治是人心的艺术，政治学是关于人性与制度的科学。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重的是人心；亚里士多德写《政治学》，比较各类政治制度，讲的是学理。孔子相信天地君亲师，天大地大，不如礼大；亚里士多德相信科学，一切尘世的喧嚣，都必须经过逻辑的检验。 朋友断言：“中国既往的悲剧，主要是惊人的全民愚昧造成的。”愚昧的原因不是信息不足，而是缺乏逻辑；不是供血不足，而是连血管都没有！一个不讲逻辑的民族，注定了会干尽蠢事，害人祸己。由于缺乏逻辑，我们愚蠢，总是在同一个地方跌倒；由于缺乏逻辑，我们贪婪，以为财富可以带来幸福；由于缺乏逻辑，我们迷信，求仙问道相信天人感应；由于缺乏逻辑，我们唱完《国际歌》，再唱《东方红》，“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他是人民大救星”，几亿人唱了几十年，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文革结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春天中人们赞颂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又说他带领全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仍旧是不讲逻辑，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一笔糊涂账。 3. 中国逻辑 黑格尔哀叹：“逻辑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了。”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有中国逻辑的存在。中国逻辑，又称“乱炖”，是把各类不相干的食材混在一起，以迷信、比附、对仗、甚至音律为取舍标准，只讲功利成败，不问是非真伪的一种思想方式，其具体表现形式如下： A权力逻辑：成王败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蒋介石亡了国，就是因为他亡了军。（毛泽东） B金钱逻辑：有钱的王八大三辈；有钱能使鬼推磨；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吗？人家田地都有三百亩！（鲁迅） C数理逻辑：朋友与我辩论，说：“我最恨两种人：一是种族歧视的人，二是黑人，三是不识数的人。”尽管语无伦次，我还是理解他的心情。恨种族歧视的人，是不喜欢别人歧视他；不喜欢黑人，是他的真心话；至于那个不识数的人，大概指的是我，因为我与他意见不合。 D 辩证逻辑：公知说：林昭坚贞不屈，在狱中痛骂毛泽东，是圣女。有人反驳：这个圣女实际上已经疯了，她臆想毛泽东在上海西郊宾馆秘密审讯并看上了她，要强娶她为妾。公知愤怒：“知道她疯了还把人枪毙，更显示了这个政权的残暴！”不知不觉间，斗转星移，概念偷换，圣女/疯女之争变成了对中共暴政的控诉，反驳者成了五毛。 辩证逻辑，又称辩证法，是中国逻辑的最高表现形式。五.四以来，逻辑学在中国举步维艰，辩证法却大行其道，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文化土壤——辩证法既与古代公孙龙诡辩术异曲同工，又与传统道家哲学一脉相承。 中国人对逻辑学格格不入，对辩证法却情有独钟。辩证法强调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它的数学表述是：如果A，那么非A。这种表述不被形式逻辑所允许，因为它不符合思想的秩序。按照辩证法，人类无法设计计算机语言，也不能进行任何科学研究。辩证法唯一的用处，是能训练思维敏捷，如魔术师训练手法，故有人戏言，辩证法是变戏法。从纯粹科学意义上说，辩证法违反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律，讨论它是否正确毫无意义。 形式逻辑在中国不发展，中国语言文字难辞其咎。正如数学的发展离不开阿拉伯数字，逻辑思维离不开精确的语言。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的混乱必然导致思想的混乱。由于没有标点符号，缺乏时态语态、主格宾格不分，一字多义，以及象形文字本身的局限，中文是一种精巧却不精确的语言。它适于作诗，不适于思考；有利于形象比喻，不利于抽象思维。一句“道可道，非常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几近天书。“中国乒乓球队谁也打不赢”，“中国足球队谁也打不赢”，两句话语法句式完全一样，意思却截然相反。 中国自古无逻辑，故常以比喻代之，有时是瞒天过海，存心欺骗，更多的时候则是犯偷换概念错误而不自知。由于没有逻辑，我们缺乏是非标准，只能诉诸于文字游戏。但是，雄辩不等于正确，对仗不代表真理，天人感应乃无稽之谈，“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只是一种机智的比附，二者之间其实并无逻辑联系。 4. 无定义争论 曾与两位朋友自驾环游美国，听他们辩论。一位热衷玄学，认为《道德经》博大精深，其中已包括了相对论的思想，另一位相信科学，说那个时候连时空概念都没有，谈何相对论。辩论不欢而散，结束了东西方文化的一次碰撞 相信科学的朋友是芦笛。他认为：“概念不清的第一个后果，是我们不但热衷于奢谈某些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东西，而且还会为它们而激动，而疯狂，而大打出手。百家争鸣时，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荀子无不谈‘道’，吵得沸反盈天，却从未想到他们心中的‘道’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 辩论问题，首先必须对涉及的概念下定义。皮尔斯，詹姆斯，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他们曾用一个松鼠的故事，阐明了定义的重要性。有一天，他们在校园散步，看见一只罕见的白松鼠，皮尔斯走近去看松鼠，而松鼠却围着树转圈，与他做同轴运动，结果皮尔斯没有看到松鼠，杜威和詹姆斯却看了个够。于是他们开始争论，皮尔斯先生是否在围着松鼠转？结论是问题无解，或者说，问题的答案取于“转”的定义。如果“转”的定义是前后左右，皮尔斯没有围着松鼠转，他一直在松鼠前面；如果“转”的定义是东南西北，皮尔斯的确是在围着松鼠转。由此可见，人类许多争论，实际上是无定义争论。 定义不清的直接后果是滥用比喻。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本意无疑是赞颂友谊，逻辑结论则是朋友一钱不值。好在大家都是中国人，对这句话不会误解。然而这个“好在”本身就是问题：必须大家都不讲逻辑，约定成俗，才会形成这种默契。恰如一个人英语很烂，无法与人正常交流，却可以同另一个英语同样烂的人交流，因为他们犯的是同样的语法或发音错误，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句成语通常用于与良心告别之时，是恶人的口头禅。成语前后矛盾，前半句讲的是真君子要有肚量，后半句又说大丈夫必须无情。中国人信奉此道几千年，并非全然不知其荒谬，而是因为它实在有用。顺便说一句，成语原文是“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度”演变为“毒”，一字之差，体现了文化和人心的堕落。 以疗愚为己任，芦笛写道：“逻辑涉及的是概念、判断和推理。一个人要会正确地思维，第一步就是要弄清脑子里的各种概念，....从老祖宗起，咱们就从不知道给出概念的逻辑定义，从来不会准确界定所讨论的概念的外延，使概念变成了一堆边界不明的气团。‘道’、‘仁’、‘圣’、‘君子’、‘小人’乃至后世的‘理’、‘气’等等重大概念，从来不曾明确地严格地定义过。” 无定义争论，乱用推理类比，是逻辑思维之大忌。 5. 逻辑在人心（人性）之中 逻辑一词源自逻各斯（Logos），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最早使用这个概念，说逻格斯是一种隐秘的智慧，芝诺为代表的斯多亚芝学派视逻辑为宇宙万物的理性规则，中世纪西方主流观念则认为，上帝用逻辑创造世界，人类用逻辑认识世界。及至近代，逻辑仍是某种神秘的力量的象征，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它是“类似于上帝意志的东西”。 鸦片战争后，逻辑传入中国。严复视逻辑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张申府说：“西洋文明，自古及今，最大的特色，一言以蔽之，不外乎逻辑”。 康德的墓志铭记载着他终身的思考：“两样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越是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星空是外在的必然，道德律是内在的良知。前者指的是自然规律，后者是什么，康德没有进一步阐述。 凡天上事，必有规律；凡人间事，必有逻辑。规律在万物之中，逻辑在人心（人性）之中，它就是康德所说的人类心中的道德律。 规律与万物同在，没有人仍旧有规律；逻辑与人心同在，没有人就没有逻辑。 逻辑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它是思想的秩序。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我们说某事不合逻辑时，我们实际上是说它不合人性。人类的理解力，其实就是逻辑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强，前提是深谙人心，洞悉人性。在这里，不难看出逻辑与人心（人性）之间的联系。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文化体系里没有逻辑，中国思想史中逻辑缺位，并不代表中国人没有逻辑。既然逻辑与人心同在，与人性相通，中国人心中天生就有逻辑。逻辑在中国不发展，是人心、人性长期被扭曲、被压抑的结果。像巨婴，中国人以自我为中心，全方位自恋，心智一直停留在婴儿时期。巨婴不讲规则，无视别人的存在，中国逻辑就是巨婴的逻辑。 逻辑与人性相通，是人类认识世界与自我的工具。一部党史，半部禁区，史料不足、扑朔迷离之处，只能以人性来抹平。当对立双方讲述同一个事件，故事情节却截然相反的时候，只能靠逻辑来判断真伪。 我尊重事实，但更敬畏逻辑。事实若与逻辑冲突，我选择逻辑。事实胜于雄辩，逻辑强于事实。事实可以伪造，逻辑不行。 人们会说：伪造的事实不是事实。这自然不错。但问题在于，一个事件发生，面对各种各样的证据材料，你怎么知道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伪造的。此时能帮助人们的厘清思路的，不是事实，而是逻辑。只有那些符合逻辑的事实，才具有真实性。
***当然，有些事不合逻辑，但的确发生过，是事实。对这一类事件，人类恐怕永远无法理解，因为它超越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逻辑。 6. 诡辩与悖论 中国古代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之辩，核心是偷换了颜色（白）与形体（马）的概念。按照这个逻辑，不难得出“女朋友不是朋友”，“男人不是人”的结论。同样，希腊芝诺“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的命题，也是混淆有限与无限概念的结果。芝诺把时间的均匀流逝停滞在阿基里斯就要追上乌龟的那一瞬间，从而得出“永远追不上”的结论。正确的表述应该是：阿基里斯在追上乌龟之前那一刻追不上乌龟。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著名的诡辩大师。他的诡辩术被称为“思想助产术”，谁要是按他的思路来回答问题，谁就会落入他的陷阱。他教学生法庭辩论，由他代表控方，学生代表辩方，通过巧妙地偷换概念，让学生陷于自相矛盾。然后他再取学生的立场，让学生持他的论点，结果还是学生辩败。 经典的诡辩案例，是苏格拉底与学生的一场官司。苏格拉底与学生签约，规定学生如果在第一次诉讼里赢了，才交学费，否则就不交。然而这个学生面临的第一场官司，就是苏格拉底告他不交学费。学生要是官司打输了，按照法庭判决，他必须交学费；学生要是官司打赢了，就可以不交学费，但按照事先规定，打赢官司就得交学费。于是，输是输，赢也是输，学生陷入两难。 苏格拉底在这里偷换了公约与私约的概念：赢了，根据公约要账；输了，按照私约拿钱。 面对老师的诘难，学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苏格拉底老师，你要是赢了，那你就得收学费，可按照事先规定，你不应该收学费；你要是输了，按法庭判决，那你就不能收学费，你说该咋办吧？ 苏格拉底一听，乐了，回头就把官司给撤了。答辩通过，诡辩术后继有人，学生也学会了偷换概念。 与诡辩不同，悖论挑战逻辑，是理性的界限和逻辑的终结，诡辩则是偷换概念或滥用比喻。 诡辩通常是斩钉截铁的断言，“白马非马”，“飞矢不动”，“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不需要太高的智商，仅凭常识，就能看出其中的荒谬。悖论则是模棱两可的条件句反问，“时间的开端”，“宇宙的尽头”，“说谎者悖论”，“理发师悖论”，皆属于这一类问题。这些问题不要说解决，想一想都会神经错乱！若不信？不妨试试回答以下问题：时间开端之前是什么？宇宙尽头之外为何物？克里特的哲学家是不是在说谎？罗素的理发师给不给自己剃头？ 悖论反逻辑，本质上无解。以下是两个典型的悖论： A 谎言者悖论：公元前六世纪，克里特哲学家埃庇米尼得斯(Epimenides)说：“我这句话是假的”，是这个著名悖论的来源。相信这句话，就会得出不相信的结论；不相信这句话，则会得出相信的结论。这句话逻辑上无解，属于自我指涉引发的悖论。 B 理发师悖论：理发师声称：“我只给所有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这里的问题是，理发师是否要给自己理发？如果他不给自己理发，那么根据定义，他就要给自己理发；如果他给自己理发，那么根据定义，他就不能给自己理发。理发师悖论又称罗素悖论，它的出现直接导致了第三次数学危机。 悖论挑战人类正常思维秩序，逻辑上无解。面对悖论，智者敬畏，愚者狂妄；前者绕着走，后者迎着上。在悖论中，聪明人看到的是自己的无知，愚昧者看到的是别人的荒谬。 7.“ 不会游泳，切勿下水” 决定一个作家地位的，是文字和境界。章怡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就文字表述而言，的确是一部佳作，却失于境界。细读，多少有些“我祖上也阔过”，“我爸是李刚”的味道。 决定一个思想家地位的，是观念和逻辑。康德在思想界地位之所以崇高，不仅因为他观念超前，更因为他逻辑严谨。 在黑格尔看到绝对精神的地方，康德发现了相对理性。黑格尔把理性神话，康德质疑理性，提出十二对二律背反。 康德认为，在认识之前先要考察我们的认识能力本身，看看它有无能力认识真理。黑格尔认为，考察认识能力本身就是认识。“我们必须在认识的过程中，将思想形式的活动，和对于思想形式的批评，结合在一起。”用大白话说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习游泳。黑格尔称自己这种考察方法为辩证法，与康德的形而上学相对立。康德在考察人的认识能力之后，得出理性是有限的，“自在之物不可知”的结论，黑格尔相信理性无限，批判康德的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 黑格尔嘲笑康德，说康德哲学的核心是告诉世人：“不会游泳，切勿下水”。马克思认为黑格尔驳倒了康德，列宁盛赞黑格尔比喻的机智。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品尝梨子的滋味，他们都没有意识到，黑格尔在这里滥用了比喻。以游泳来证明康德荒谬，黑格尔忘记了游泳是人的潜能，通过练习完全能够掌握。康德质疑理性，其实是告诉世人，行动之前先要考察自己的行动能力——不会飞翔，切勿跳崖！ 大师们再狂，恐怕也不敢说：在跳崖的过程中，你就会学会飞翔。 康德有所畏惧，惊叹浩瀚的星空和人类内心的道德律；黑格尔无所畏惧，断言绝对精神可以认识一切。康德相信但不迷信理性，知道自己的界限；黑格尔把理性推到极端，生出一统天下的妄念。沿着康德的路，人类走向理性、科学、自由；沿着黑格尔的路，我们有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许多人研究并相信自己读懂了《资本论》。其实，与黑格尔的大小逻辑一样，《资本论》是无法读懂的。人不可能读懂一个错误的理论，真要“读懂”，那也是读出了它的错或是把自己弄晕了。《资本论》之错，不在逻辑推论，而在“劳动价值论”的假设。差之毫厘，缪以千里。把一个有待证明的假设当成公理，马克思精心建造了一座乌托邦大厦。四分之一的人类曾在大厦里居住，由于结构问题，他们中许多人死于非命。 中国人酷爱玄学，缺乏科学精神，喜欢崇拜。一位法伦功的朋友送我一本李大师的《转法轮》，说：“如果你读懂了这本书，就会发现书中的每个字都是一个小佛爷，而且还在转。” 信仰使我们看到小佛爷，主义使我们转！ 结束语 1953年，爱因斯坦在回答为什么“中国无科学”时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不用惊奇的，若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惊奇的。” （2017年4月27日于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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