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的芦苇
1、国家繁荣的要素 一个国家能否实现繁荣、走向文明，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什么？这个问题，对长期处于转型、迫切想要“复兴”的国家，尤为至关重要。 对此问题的观点和讨论多种多样：有人相信地理决定论；有人喜欢把繁荣归因于文化因素或国民性；当然，也有非常坚定的制度决定论者，认为那些在实践中经受考验、行之有效、促进发展的制度，才是能够让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钥匙。 地理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不难被反驳，在此毋庸赘言。而制度决定论者，却貌似非常有说服力。我们只要对比曾经的东西德国、现在的南北朝鲜，国家的地理差异很小，文化习俗几乎相同，但经济水平、国家面貌、国民精神状态却天差地别，制度对国家所起的作用，两相对照，优劣明显、高下立现。
说实话，我本人也一度是制度决定论的坚定拥趸。 但观察不同的国家，又会发现：同一套制度和法律体系，明明在有些国家的实践中，被实证明行之有效；但即便被一字不差、原封不动照搬到其它国家，还是经常会变得毫无建树、完全失效。 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社会是观念的产物，法律制度再好，都需要依靠具体的人来执行，如果一套法律体系与国民的固有理念和思维方式毫无契合，就一定会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法在该国落实；没有自由的国民，再先进完善的制度和法律体系，都无法使国家走向文明和繁荣。 
2、人心的力量
耐人寻味的是，成功的制度和法律明明摆在那里，不但不需要花钱购买版权或专利，不少国家还热情地免费推广。但是，在全世界的195个国家和35个地区中，即便有120多个国家成功复制了民@主制度，但仍有许多国家始终无法摆脱政治的低效、腐败、甚至是独@裁。 比如深受西班牙皇权专制和天主教影响的拉美各国，它们的政治经济制度表面上看与美国类似，其实这些国家的法律实践，远不能保护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尽管拉美各国普遍拥有优越的地理条件、丰富的矿产资源，但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却乏善可陈、举步维艰。对此经济学家还专门发明了一个词，叫做“拉美陷阱”。 
科技水平、国家制度、抑或国民性，究竟什么才是国家成败的关键因素？一百多年前，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洞见犹如先知，他说：“一个民族的崛起，需要三个方面的改变，一曰改变人心，二曰改变政治制度，三曰改变器物。”他认为，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看是捷径，其实却走不通。 福泽谕吉首先倡导日本全面学习西方、普及国民教育，教化国民的独立精神和自主人格；唯有如此，政治上君主立宪的宪@政改革和议会制度才能得以落实；而在一个充分保障了公民自由、私有产权和市场交易的法治环境中，技术进步、经济繁荣、国家独立，才可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但是，同一时期的晚清政府，则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两种道路所带来的结果有目共睹、对比鲜明、高下立现。
无独有偶，法国人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游历美国后，写下引起轰动、影响深远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发现，美国之所以能够维系一种充满自由活力的民@主制度，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是自然因素，第二是法律制度，第三是民情。他说，三个因素一个比一个重要，自然条件很重要，法律制度更重要，但民情却是最为重要的。没有民情，法律制度就根本无法起到作用。 美国孤悬两洋之间的广阔大陆、齐头并进的多经济中心，是她得天独厚自然因素；美国的联邦制、两院制、总统制、司法审查等伟大的制度设计，是她独领风骚的制度因素。这些因素对维系民主、保证自由，功莫大焉。 不过，在托克维尔看来，上述两点并不是根本性的，美国独特的法律制度当然非常了不起，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民情，就很难发挥作用。比如，19世纪的墨西哥曾经照搬过美国的宪法，但是完全不起作用，原因就在于墨西哥没有美国的民情。 所谓民情，就是人的心智习惯，包括宗教、习俗、思维方式、所受教育等。比如，在欧洲人们认为宗教是自由的敌人，但美国人却能完美地把自由和宗教结合在一起，甚至，没有宗教就没有美国的自由。再比如。欧洲人接受教育，完全是为了改善私人生活；而美国人接受教育，却是为了更好地参与公共事务，美国人普遍充满着共和精神。 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之所以如此着迷，因为在他出生前，法国刚经历了一场漫长血腥的革命，革命把旧世界破坏得千疮百孔，但对革命所造成的混乱，法国人却束手无策。而当时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美国，无疑是最好的民@主国家的研究样板。 法国启蒙运动中，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看起来很美的理性主义，让法国革命陷于失序和杀戮的狂乱，他们的思想中对于人性的过高期待，所换来的却是恐怖政@治和独@裁统治。 但几乎在同一时期，美国立宪者却实实在在地遵从了神的指示，他们把制度奠基于人的罪性而制定了1787年宪法，他们承认人的不完美，并试图用宪法的铁链将掌权者的野心和私欲捆绑起来。 因为美国的建国者们，正是乘坐五月花号帆船，穿越茫茫大西洋、九死一生从英国逃亡到新大陆来寻找希望的清教徒后代。也许，他们在精神上把自己当作了当年跟随摩西从埃及法老手里逃离出来，而免于为奴的犹太人，他们制定一部新宪法的目的，正是为了保障其国民免于压迫和奴役的自由。
正如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在他的著作《美国秩序的根基》中说：上帝是秩序与正义的源泉，法律来自于上帝。柯克把美国秩序的根基铆钉在《旧约》之中，他不无洞见地指出：从“走出埃”及到耶路撒冷，从希腊到罗马，从中世纪到宗教改革，美国秩序的种子在西方历史的长期演变中不断孕育成长。 耶路撒冷启示了秩序的奥妙与原理、雅典贡献了艺术与科学、罗马人留下政体与自然法、伦敦则带来了法治和传统，几千年来孕育了人类智慧和文明的要素，汇集在早先的清教徒身上，在北美新大陆上落地、生长、开花、结果，铸就了美国长盛不衰的美国制度和法律体系，并造就了200多年来持续发展、充满活力的强大的美国。 3、神与人立约 神与人的圣约Covenant被记录于《圣经》Testament之中，《旧约》是被保留至今最早的神与人的约定。犹太人根据圣约行事，相信自己是神的选民。 按照圣约，神是犹太人唯一的统治者，国王也同样受到圣约的约束——这是犹太人的政治智慧。13世纪的英国《大宪章》、17世纪的《权利法案》，其中“王在法下”思想也许正来源于此。对于圣约的尊重，与英格兰宪@政的法治精神一脉相承。 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伯尔曼Harold Berman曾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他道出了仅有外在实在的法秩序的建构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完成内在心灵秩序的建构。 神与人立约，便在人们心中建立起了内在的灵魂秩序或道德秩序。正是因为有了无形的“内在秩序”作为基础，宪法、法律、制度等有型的“外在秩序”才能发自内心地被尊重和执行。 而需要无条件遵守、维护宪法和法律秩序的，不但是每一个普通公民，更重要的应是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等各权力分支。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一套良好的制度和法律体系；反过来，行之有效的良好制度，也能够成为国民灵魂、道德和自由精神的有力保障。 所以，柯克说：“如果美国人缺乏很好的个人道德秩序，法治便不可能在美国占主导地位。如果缺乏有序的政治模式，美国人的个人品德，便会堕落到让人毁灭的自我中心中去。” 早在一百年前，托克维尔就惊讶地发现：民@主制度下的美国， 1、公民的权利意识强烈，即使很穷的人，也无法容忍别人侵犯和践踏自己的权利；
2、因为美国特有的自治传统，美国人有强烈的主人意识，并肩负主人的责任，因而他们积极介入公共事务，并使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
3、因为各级议会由自公民代表组成，议会制定的法律也更人性、更温和。美国人把法律看成他们自己的作品，发自内心地尊重法律。哪怕某条法律看似不可思议，也会被严格遵守。尊重法律就是尊重自己的选择和意志。
美国人把法律看成人与神立约的产物：首先，法律只有来自上帝，才能成为秩序与正义的源泉，立法者追求的是公正而非权力；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会被无条件地尊重与服从，人们也才会以遵纪守法为荣。
因此，灵魂的“内在秩序”与制度的“外在秩序”才得以成为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和谐统一的一个整体。 如果法律不来自于神的立约，而仅仅听命于统治者的意志，这样的法律要么沦落成恶法，要么形同虚设，或被潜规则代替。 
4、基督教的影响
追根溯源，基督教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深远：我们从《圣经》的神与人立约，便可以理解法治社会契约的神圣性；《摩西五经》可以被看作是法律的原型；“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种下了现代社会“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种子；就连一夫一妻制，也来自《圣经》中对婚约的重视，等等。 美国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基督教并非通过国家，而是通过个人和家庭来影响社会。早先的清教徒精神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表现在方方面面： 比如，《独立宣言》中多次提到的“造物主”指代上帝；再比如，每张美元的背面都有着一行醒目的“In God We Trust”；在一美元背面，左边金字塔上方的“全视之眼”象征“上帝之眼”，金字塔周边用拉丁文写着ANNUIT COEPTIS，意思是“他(神)引领我们的事业”。 
又比如，美国总统就职不是对“宪法”宣誓，而是手按“圣经”宣誓。美国立法者认为宪法是人定的，因而不可能完美；法庭作证时，证人也同样需要手按“圣经”起誓不做伪证，证人的起誓对象不是法官(人)，而是上帝(神)。总统就职时念完宣誓词，也一定以“So
help me God”，作为结尾。
保守主义学者刘军宁先生指出：美国的制度不是进化的，而是神明的；不是世俗的，而是宗教的；不是科学的，而是道德的；不是现代的，而是传统的；不是民主的，而是共和的。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美国秩序是美国国父们在费城横空创造的妙想，但事实却是，美国秩序是对传承数千年的人类智慧和自由理念的保守；我们误以为美国是各国现代政@治制度的楷模，但实际上，美国只是最好地保守了人类的古老智慧。 曾几何时，泛神论、多神论的希腊众城邦，一度文化璀璨、经济繁荣，但却昙花一现、稍纵即逝；近代科学和理性主义的兴起，再次引发了许多国家的自我膨胀：从大革命开始持续折腾了200多年的法国，到后起直追却以两次大战最终证明失败的德国，再到梦想靠军国主义精神实现大国崛起的日本。 这些曾自以为“伟大”的国家，用他们的失败一再证明，过分地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人定胜天，而在内心之中却失去了来自神明的约束，失去了对神的敬畏，这是非常危险的。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同样左冲右突、四处碰壁，始终无法找到一种有效的发展模式、立国根基。中国人曾一度一味地相信斗争哲学，近30多年来，又赤裸裸地推崇物质主义、利益至上，成为世界上少有的缺乏信仰的精神荒漠。同时，也是一个典型的只讲物质崇拜，没有思想内涵、文明素质的大国。
这样的国家民族，无从对世界做出任何贡献，而只是一味地消耗和索取，又如何能够托起民族主义者们心中那个如影随形的大国梦呢？ 在一个拥有深远宗教传统的国家，人们不会随意背离神的意志为所欲为，或为了实现财富积累而不择手段。诚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国民的宗教信仰也无法在短时期内迅速转变；但作为一个人，起码应该相信“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生而为人，是一定不可以放弃心中的信仰与敬畏的。 其次，一个强大国家的国民，不会放弃对自由的热爱。正如美国人对自由怀有的独特热情，当追求物质财富和保有自由存在冲突时，他们一定会坚定地选择自由，而不是物质财富。因为在美国人看来，没有自由就没有财富，自由是更为根本的东西。 5、自由存于心中 美国的汉德法官Leaned Hand曾在题为《自由的精神》演说里说道： 自由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一旦它在人们心中死去，将没有任何宪法、法律或法庭能够拯救它；甚至没有任何宪法、法律或法庭能给予一丝帮助。 自由的精神，就是基督的精神——两千年前，耶稣告诉人类：有那么个王国，人们对最伟大者和最渺小者，一视同仁。
国家的繁荣，不是靠一小撮精英成就的；国家的繁荣，来自于每个人对神明的敬畏和深植于人内心的自由的种子。有了心怀信仰和自由精神的国民，一套好的制度和法律体系才能给国家带来、并维持长久的繁荣和活力。
做大国梦，首先需要放弃的是明君梦和清官梦，国家沦落之时，请放心，不会有横空出世的超级英雄来救危难于水火。我们梦想拥有能够保障私有财产、市场交易、个人自由的制度法律体系，并为之不懈努力；但每个人首先不能忘记做好自己，永不放弃自己内心深处信仰和自由的种子。
有多少历史告诉我们，要实现救赎，只有依靠自己，“强者自救，圣者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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