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的蘆葦
1、國家繁榮的要素 一個國家能否實現繁榮、走向文明，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是什麼？這個問題，對長期處於轉型、迫切想要“復興”的國家，尤為至關重要。 對此問題的觀點和討論多種多樣：有人相信地理決定論；有人喜歡把繁榮歸因於文化因素或國民性；當然，也有非常堅定的制度決定論者，認為那些在實踐中經受考驗、行之有效、促進發展的制度，才是能夠讓國家走向繁榮富強的鑰匙。 地理決定論或文化決定論不難被反駁，在此毋庸贅言。而制度決定論者，卻貌似非常有說服力。我們只要對比曾經的東西德國、現在的南北朝鮮，國家的地理差異很小，文化習俗幾乎相同，但經濟水平、國家面貌、國民精神狀態卻天差地別，制度對國家所起的作用，兩相對照，優劣明顯、高下立現。
說實話，我本人也一度是制度決定論的堅定擁躉。 但觀察不同的國家，又會發現：同一套制度和法律體系，明明在有些國家的實踐中，被實證明行之有效；但即便被一字不差、原封不動照搬到其它國家，還是經常會變得毫無建樹、完全失效。 我們必須承認，人類社會是觀念的產物，法律制度再好，都需要依靠具體的人來執行，如果一套法律體系與國民的固有理念和思維方式毫無契合，就一定會像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無法在該國落實；沒有自由的國民，再先進完善的制度和法律體系，都無法使國家走向文明和繁榮。 
2、人心的力量
耐人尋味的是，成功的制度和法律明明擺在那裡，不但不需要花錢購買版權或專利，不少國家還熱情地免費推廣。但是，在全世界的195個國家和35個地區中，即便有120多個國家成功複製了民@主制度，但仍有許多國家始終無法擺脫政治的低效、腐敗、甚至是獨@裁。 比如深受西班牙皇權專制和天主教影響的拉美各國，它們的政治經濟制度表面上看與美國類似，其實這些國家的法律實踐，遠不能保護私有產權和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儘管拉美各國普遍擁有優越的地理條件、豐富的礦產資源，但近幾十年來經濟發展卻乏善可陳、舉步維艱。對此經濟學家還專門發明了一個詞，叫做“拉美陷阱”。 
科技水平、國家制度、抑或國民性，究竟什麼才是國家成敗的關鍵因素？一百多年前，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的洞見猶如先知，他說：“一個民族的崛起，需要三個方面的改變，一曰改變人心，二曰改變政治制度，三曰改變器物。”他認為，這個順序絕不能顛倒，如果顛倒，表面看是捷徑，其實卻走不通。 福澤諭吉首先倡導日本全面學習西方、普及國民教育，教化國民的獨立精神和自主人格；唯有如此，政治上君主立憲的憲@政改革和議會制度才能得以落實；而在一個充分保障了公民自由、私有產權和市場交易的法治環境中，技術進步、經濟繁榮、國家獨立，才可能順理成章、水到渠成。 但是，同一時期的晚清政府，則走了一條截然相反的道路，兩種道路所帶來的結果有目共睹、對比鮮明、高下立現。
無獨有偶，法國人托克維爾在19世紀30年代遊歷美國後，寫下引起轟動、影響深遠的名著《論美國的民主》。
托克維爾發現，美國之所以能夠維繫一種充滿自由活力的民@主制度，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是自然因素，第二是法律制度，第三是民情。他說，三個因素一個比一個重要，自然條件很重要，法律制度更重要，但民情卻是最為重要的。沒有民情，法律制度就根本無法起到作用。 美國孤懸兩洋之間的廣闊大陸、齊頭並進的多經濟中心，是她得天獨厚自然因素；美國的聯邦制、兩院制、總統制、司法審查等偉大的制度設計，是她獨領風騷的制度因素。這些因素對維繫民主、保證自由，功莫大焉。 不過，在托克維爾看來，上述兩點並不是根本性的，美國獨特的法律制度當然非常了不起，但如果沒有相應的民情，就很難發揮作用。比如，19世紀的墨西哥曾經照搬過美國的憲法，但是完全不起作用，原因就在於墨西哥沒有美國的民情。 所謂民情，就是人的心智習慣，包括宗教、習俗、思維方式、所受教育等。比如，在歐洲人們認為宗教是自由的敵人，但美國人卻能完美地把自由和宗教結合在一起，甚至，沒有宗教就沒有美國的自由。再比如。歐洲人接受教育，完全是為了改善私人生活；而美國人接受教育，卻是為了更好地參與公共事務，美國人普遍充滿着共和精神。 托克維爾對美國的民@主制度之所以如此着迷，因為在他出生前，法國剛經歷了一場漫長血腥的革命，革命把舊世界破壞得千瘡百孔，但對革命所造成的混亂，法國人卻束手無策。而當時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美國，無疑是最好的民@主國家的研究樣板。 法國啟蒙運動中，盧梭、伏爾泰、狄德羅等看起來很美的理性主義，讓法國革命陷於失序和殺戮的狂亂，他們的思想中對於人性的過高期待，所換來的卻是恐怖政@治和獨@裁統治。 但幾乎在同一時期，美國立憲者卻實實在在地遵從了神的指示，他們把制度奠基於人的罪性而制定了1787年憲法，他們承認人的不完美，並試圖用憲法的鐵鏈將掌權者的野心和私慾捆綁起來。 因為美國的建國者們，正是乘坐五月花號帆船，穿越茫茫大西洋、九死一生從英國逃亡到新大陸來尋找希望的清教徒後代。也許，他們在精神上把自己當作了當年跟隨摩西從埃及法老手裡逃離出來，而免於為奴的猶太人，他們制定一部新憲法的目的，正是為了保障其國民免於壓迫和奴役的自由。
正如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在他的著作《美國秩序的根基》中說：上帝是秩序與正義的源泉，法律來自於上帝。柯克把美國秩序的根基鉚釘在《舊約》之中，他不無洞見地指出：從“走出埃”及到耶路撒冷，從希臘到羅馬，從中世紀到宗教改革，美國秩序的種子在西方歷史的長期演變中不斷孕育成長。 耶路撒冷啟示了秩序的奧妙與原理、雅典貢獻了藝術與科學、羅馬人留下政體與自然法、倫敦則帶來了法治和傳統，幾千年來孕育了人類智慧和文明的要素，匯集在早先的清教徒身上，在北美新大陸上落地、生長、開花、結果，鑄就了美國長盛不衰的美國制度和法律體系，並造就了200多年來持續發展、充滿活力的強大的美國。 3、神與人立約 神與人的聖約Covenant被記錄於《聖經》Testament之中，《舊約》是被保留至今最早的神與人的約定。猶太人根據聖約行事，相信自己是神的選民。 按照聖約，神是猶太人唯一的統治者，國王也同樣受到聖約的約束——這是猶太人的政治智慧。13世紀的英國《大憲章》、17世紀的《權利法案》，其中“王在法下”思想也許正來源於此。對於聖約的尊重，與英格蘭憲@政的法治精神一脈相承。 美國當代著名法學家伯爾曼Harold Berman曾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他道出了僅有外在實在的法秩序的建構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完成內在心靈秩序的建構。 神與人立約，便在人們心中建立起了內在的靈魂秩序或道德秩序。正是因為有了無形的“內在秩序”作為基礎，憲法、法律、制度等有型的“外在秩序”才能發自內心地被尊重和執行。 而需要無條件遵守、維護憲法和法律秩序的，不但是每一個普通公民，更重要的應是國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等各權力分支。只有這樣，才能構建起一套良好的制度和法律體系；反過來，行之有效的良好制度，也能夠成為國民靈魂、道德和自由精神的有力保障。 所以，柯克說：“如果美國人缺乏很好的個人道德秩序，法治便不可能在美國占主導地位。如果缺乏有序的政治模式，美國人的個人品德，便會墮落到讓人毀滅的自我中心中去。” 早在一百年前，托克維爾就驚訝地發現：民@主制度下的美國， 1、公民的權利意識強烈，即使很窮的人，也無法容忍別人侵犯和踐踏自己的權利；
2、因為美國特有的自治傳統，美國人有強烈的主人意識，並肩負主人的責任，因而他們積極介入公共事務，並使整個社會充滿了活力；
3、因為各級議會由自公民代表組成，議會制定的法律也更人性、更溫和。美國人把法律看成他們自己的作品，發自內心地尊重法律。哪怕某條法律看似不可思議，也會被嚴格遵守。尊重法律就是尊重自己的選擇和意志。
美國人把法律看成人與神立約的產物：首先，法律只有來自上帝，才能成為秩序與正義的源泉，立法者追求的是公正而非權力；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會被無條件地尊重與服從，人們也才會以遵紀守法為榮。
因此，靈魂的“內在秩序”與制度的“外在秩序”才得以成為互為表里、相輔相成、和諧統一的一個整體。 如果法律不來自於神的立約，而僅僅聽命於統治者的意志，這樣的法律要麼淪落成惡法，要麼形同虛設，或被潛規則代替。 
4、基督教的影響
追根溯源，基督教對人類文明的影響深遠：我們從《聖經》的神與人立約，便可以理解法治社會契約的神聖性；《摩西五經》可以被看作是法律的原型；“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種下了現代社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種子；就連一夫一妻制，也來自《聖經》中對婚約的重視，等等。 美國是一個信仰自由的國家，基督教並非通過國家，而是通過個人和家庭來影響社會。早先的清教徒精神對美國社會的影響表現在方方面面： 比如，《獨立宣言》中多次提到的“造物主”指代上帝；再比如，每張美元的背面都有着一行醒目的“In God We Trust”；在一美元背面，左邊金字塔上方的“全視之眼”象徵“上帝之眼”，金字塔周邊用拉丁文寫着ANNUIT COEPTIS，意思是“他(神)引領我們的事業”。 
又比如，美國總統就職不是對“憲法”宣誓，而是手按“聖經”宣誓。美國立法者認為憲法是人定的，因而不可能完美；法庭作證時，證人也同樣需要手按“聖經”起誓不做偽證，證人的起誓對象不是法官(人)，而是上帝(神)。總統就職時念完宣誓詞，也一定以“So
help me God”，作為結尾。
保守主義學者劉軍寧先生指出：美國的制度不是進化的，而是神明的；不是世俗的，而是宗教的；不是科學的，而是道德的；不是現代的，而是傳統的；不是民主的，而是共和的。 在我們的印象當中，美國秩序是美國國父們在費城橫空創造的妙想，但事實卻是，美國秩序是對傳承數千年的人類智慧和自由理念的保守；我們誤以為美國是各國現代政@治制度的楷模，但實際上，美國只是最好地保守了人類的古老智慧。 曾幾何時，泛神論、多神論的希臘眾城邦，一度文化璀璨、經濟繁榮，但卻曇花一現、稍縱即逝；近代科學和理性主義的興起，再次引發了許多國家的自我膨脹：從大革命開始持續折騰了200多年的法國，到後起直追卻以兩次大戰最終證明失敗的德國，再到夢想靠軍國主義精神實現大國崛起的日本。 這些曾自以為“偉大”的國家，用他們的失敗一再證明，過分地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人定勝天，而在內心之中卻失去了來自神明的約束，失去了對神的敬畏，這是非常危險的。 
一百多年以來，中國同樣左衝右突、四處碰壁，始終無法找到一種有效的發展模式、立國根基。中國人曾一度一味地相信鬥爭哲學，近30多年來，又赤裸裸地推崇物質主義、利益至上，成為世界上少有的缺乏信仰的精神荒漠。同時，也是一個典型的只講物質崇拜，沒有思想內涵、文明素質的大國。
這樣的國家民族，無從對世界做出任何貢獻，而只是一味地消耗和索取，又如何能夠托起民族主義者們心中那個如影隨形的大國夢呢？ 在一個擁有深遠宗教傳統的國家，人們不會隨意背離神的意志為所欲為，或為了實現財富積累而不擇手段。誠然，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國民的宗教信仰也無法在短時期內迅速轉變；但作為一個人，起碼應該相信“人在做天在看”、“舉頭三尺有神明”，生而為人，是一定不可以放棄心中的信仰與敬畏的。 其次，一個強大國家的國民，不會放棄對自由的熱愛。正如美國人對自由懷有的獨特熱情，當追求物質財富和保有自由存在衝突時，他們一定會堅定地選擇自由，而不是物質財富。因為在美國人看來，沒有自由就沒有財富，自由是更為根本的東西。 5、自由存於心中 美國的漢德法官Leaned Hand曾在題為《自由的精神》演說里說道： 自由存在於人們的心中；一旦它在人們心中死去，將沒有任何憲法、法律或法庭能夠拯救它；甚至沒有任何憲法、法律或法庭能給予一絲幫助。 自由的精神，就是基督的精神——兩千年前，耶穌告訴人類：有那麼個王國，人們對最偉大者和最渺小者，一視同仁。
國家的繁榮，不是靠一小撮精英成就的；國家的繁榮，來自於每個人對神明的敬畏和深植於人內心的自由的種子。有了心懷信仰和自由精神的國民，一套好的制度和法律體系才能給國家帶來、並維持長久的繁榮和活力。
做大國夢，首先需要放棄的是明君夢和清官夢，國家淪落之時，請放心，不會有橫空出世的超級英雄來救危難於水火。我們夢想擁有能夠保障私有財產、市場交易、個人自由的制度法律體系，並為之不懈努力；但每個人首先不能忘記做好自己，永不放棄自己內心深處信仰和自由的種子。
有多少歷史告訴我們，要實現救贖，只有依靠自己，“強者自救，聖者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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