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嗎？腦電極讓人獲得重生！
我對人的心理和心理疾病比較關注。畢竟我身邊至少有三個因為長期不堪心理疾病而選擇離開這個世界，給家人帶來無邊的痛苦。去年一年僅僅美國就有多達五萬人輕生。此病不光具有家族遺傳性，還具有“傳染性”，心智還未健全的青少年尤其讓人憂心。重度憂鬱症是一種要醫藥介入的病症，非一般人所想象的心理創傷，當然內外在的長期壓力會成為導火索但並非根本病因。它會常常毫無理由地襲擊並擊倒一個貌似健全的人，讓人毫無徵兆的流淚甚或痛不欲生。
ZT 在人體內裝進一個裝置， 只需要打開開關， 就能影響人的情緒， 這似乎是科幻片中的場景， 但已經真實發生了。2020年底， 上海瑞金醫院成立“腦機接口治療難治性抑鬱症”的臨床研究小組。簡單說，手術就是在體內裝入一個“腦起搏器”，由它控制裝在大腦中的兩條電極，當患者打開“體外開關”， 就能瞬間開心起來， 一開一關，就是“一秒天堂一秒地獄”。 腦機接口治療抑鬱症的臨床研究，國內尚屬第一次。 目前已有26位患者參與， 抑鬱狀況平均改善60%。 我們和這項臨床實驗的負責人、親歷者聊了聊。 
▲ 現在生活里的吳曉天，已經基本克服了抑鬱症的影響 做完腦機接口治療抑鬱的手術後，吳曉天覺得自己“換了個人”。 他今年31歲，已經患抑鬱症16年。抑鬱症常常讓他大腦空白，連“你好”這樣簡單的問候語都卡在喉嚨里。最嚴重的時候，他一整天躺在床上一動不動。“外部世界像是真空的，和我沒有關係。” 直到去年2月，他參加了上海瑞金醫院“腦機接口治療難治性抑鬱症”的臨床研究，做了腦機接口手術。開機那一瞬間，他覺得自己“終於刑滿釋放了”。 他很喜歡現在的自己。喜歡開些無傷大雅的小玩笑，也能很快和陌生人攀談起來。因為很喜歡唱歌，說到開心的地方，也會哼兩句喜歡的歌詞。輕鬆快活。 如果他不說，沒人知道他的右胸腔內埋着一個神經調控裝置，也叫“腦起搏器”。它連接着兩條電極，從胸前的裝置延伸到耳後，再從後腦延伸到大腦前側，穿過大腦前端的神經核團。電流刺激神經，抑鬱症狀隨之消失。 
▲ 設備植入體內後的模擬圖：兩條電極穿過大腦前側的神經核團，連接到神經調控裝置（腦起搏器），固定在胸部右側。與外部設備關聯，就能遠程調控參數 只要體內的腦起搏器開着，有電量，他就是有“能量”的。因此，他是一個隔幾天就要“充電”的人。雖然設備的待機時間近一周，但如果出門在外，他一定會謹慎帶好充電器，絲毫不敢疏忽。充電時，就拿出來對準自己的右胸口。 因為開機關機，意味着兩種極端的感受和狀態。“開機，就會感覺從懸崖邊被拉到天上，心氣會突然提上來，關機，靈魂就突然被抽走……”他總結，“一秒天堂，一秒地獄。” 但無論怎麼描述，他都覺得，沒得過抑鬱症的人永遠都無法體會那兩種感覺的拉扯，“就算你在語言方面天賦異稟，是語言學專家，也很難找到一個合適的形容詞。” 吳曉天手機上有一個APP，可以遠程調控腦起搏器的刺激模式。為了讓我觀察他的狀態。他選擇現場切換模式。 在調到“休息模式”前，明顯能感受到他有些緊張，因為那意味着情緒的“極速墜地”。 按下那個按鈕後，他之前說話時的神采瞬時消失，五官收緊，身體蔫了下去，癱在椅子上。他不願意在那個模式下多停留。僅2秒後，他迅速切換回了“工作模式”。 他大喘一口氣，“我回來了，那種感覺就像是孫悟空從天而降附體在了我身上，原地做出很酷的那種動作。”他挺直腰板，手臂向下握拳，模仿着那個動作，眼睛再次亮起來。 
▲ 孫伯民，瑞金醫院“腦機接口治療難治性抑鬱症”臨床研究負責人 孫伯民，上海瑞金醫院功能神經外科中心主任，是這個項目的主導者。2021年，他推動這項臨床研究進入軌道。“用具有腦機接口功能的腦起搏器，多靶點聯合刺激治療抑鬱症，這是世界首次。” 對於普通人來說，腦機接口在醫學領域的應用，還是一項十分複雜的科學議題，孫伯民儘可能簡單地解釋：“人的大腦中，神經聚集，形成神經核團。有些神經核團控制人的運動功能，有些管理情緒。所以我們想，植入腦起搏器後，電極刺激和情緒相關的神經核團，或許就能夠改善抑鬱症。” 世界範圍來看，腦機接口技術已經成熟運用在治療帕金森等疾病上，電極只需刺激大腦中的運動神經，遏制大腦的異常放電，就能控制帕金森病人的顫抖等症狀。 
▲ 2014年，Les Baugh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實驗室里，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用大腦控制雙手義肢的人 孫伯民覺得，在醫學領域，精神科的進步相對緩慢，主要因為其他疾病都可以在動物模型上操作，比如腫瘤、心臟病。“但人的情感、情緒，不是動物所具有的，對於較重的抑鬱症，如果藥物已經不起作用，只能進行有創的干預。” 
▲正在給患者做手術的孫伯民（左一） 孫伯民知道抑鬱症對於一個人的影響有多大，因為他自己也經歷過抑鬱。 以前下了班去地庫取車，因為回聲很好，他會一路哼唱着自己喜歡的歌。患有輕度抑鬱後，他連唱歌的心思都沒了，“人好像枯萎了。很多事情，你就是沒有能量去做了。” 人究竟為何患上抑鬱症？孫伯民也無法解釋，“醫學界目前比較公認的說法是，是否得抑鬱症，可能取決於一個人生物學的基礎。你抑鬱，低落，那麼你大腦中某個區域，它的代謝、腦電活動可能產生了變化。” 
▲ 2014年，吳曉天試圖自殺。被發現後，父親帶他來上海看病 吳曉天和抑鬱症的對抗，也是一場漫長艱辛的苦役。 他小時候跟隨父母去了蘇州。上學時，他是同學嘴裡的“外鄉人”，就算極力掩飾口音，也會被識破。隨之而來的，是同學的嘲弄和排擠。後來，他去上技校，也常和大家格格不入。 他狀態越來越差，正常的社交學習全都無法進行，那時候關於抑鬱症的觀念還不普及，家裡人也不理解，並且斷言，他就是懶而已。 吳曉天以為自己身體出了問題，頻繁去醫院檢查。但是全身體檢也查不出什麼。他用了中藥、食補的方式，也都沒效果。 後來他意識到，自己可能是得了抑鬱症。他也用盡一切方法“解救自己”。吃各種保健品，用針灸，去練氣功，也吃遍了市面上的抑鬱症藥物。甚至去做了電擊治療，一開始幾天會有些效果，但持續不了太久。 “我的求生欲一直很強，我就是有一個執念，不想就這樣沉淪下去。但沒想到，這個病一直跟着我，從3個月變成1年，從1年變3年，現在算算，已經是第16年。我當時斷絕了和外界的所有聯繫，只對一件事好奇：快樂到底是什麼感覺？” 對吳曉天來說，“找到快樂的感覺”就像一個夢想。家附近經常有一個失去腿的殘疾人在乞討，他甚至會想，假如可以，他希望能和對方互換靈魂，“只要能快樂3天，哪怕身體殘缺、無家可歸，哪怕只能活3天，我都願意。” 還有很多和他一樣的人，最後都輾轉找到孫伯民，他們的心願很簡單，也很相似：成為一個正常人，不再失眠，可以工作。 
▲ 在很多科幻電影中，腦機接口經常出現。電影《阿凡達》中男主角躺進可操縱Navi族克隆身體的儀器 
▲ 電影《黑客帝國》中，現實世界的人類需要通過插入連接器的方式進入到“母體”世界中。這種“腦後插管”的方式便是典型的侵入式腦機接口。 為了符合倫理要求，目前只有像吳曉天這樣患有“難治性抑鬱症”的患者才能加入臨床研究。 因為大部分人都對“腦機接口治療抑鬱症”感到震驚和不可思議。研究剛開始時，孫伯民也難免輿論爭議與責難。“抑鬱症還需要手術嗎？”“腦機接口控制人的感受情緒”......大家覺得很恐怖，也覺得這件事是異想天開。 “瑞金醫院倫理委員很重視這項臨床研究，所以也很謹慎。前後花了一年時間，反覆論證研究，最後才得以通過。”孫伯民感慨其中的不易。 
▲ 漢密爾頓抑鬱量表部分測試內容 目前一共有26人做了手術，他們是從上百個人當中一一篩選出來的。因為入組參與臨床研究的病人，要符合一系列標準。 首先要通過抑鬱症量表和醫生的面診，確定患者的確患有抑鬱症，此外還要有一定量的治療，比如吃了哪些藥，達到多長時間，還要看年紀，不能有相關疾病...... 家裡人也要有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如果植入了腦機接口，後續需要檢查，設備需要充電，如果周圍沒有人照料，這樣也不行。”孫伯民說。 但是更具體的條件，是不能一一對外公開的。王宇涵是孫伯民的學生，負責對病人的評估工作。她知道抑鬱症患者的求生欲有多強，“因為這關乎哪些人可以入組，有些人可能為了做手術謊報病情。” 她記得，之前就有病人沒有通過評估條件，後來反覆在微信上找她，希望能重新評估一次。王宇涵也沒辦法，“其實他們都挺可憐的。” 
▲ 患者做完腦機接口手術後，正在做腦部測試 
▲ 可以通過一個APP，無線調控腦起搏器的參數 抑鬱症有“早上重，晚上輕”的特點，所以需要不斷設定和調整腦起搏器的參數，找到適合病人的刺激模式。大腦里，一共植入了兩條電極，每條電極上8個觸點，一共16個。通過調整電壓、電流等參數，觸點就會對大腦神經產生不同程度的刺激。讓病人有不同的感覺。 見到王宇涵醫生時，她正在給一個剛開機的女孩做評估。也就是在一個和腦起搏器關聯的APP上不斷調整參數，改變電極刺激的位置和強度，來測試和記錄女孩的反應。 那女孩兒今年20歲，已經做完手術1個月。一家人從江西坐火車來到上海，父母靜靜坐在她身後等着。每次切換參數，王宇涵都會問女孩有什麼感覺。“現在是想笑嗎？有愉悅感嗎？” “有點想笑。” “是發自內心的嗎？”王宇涵追問。 “不是。”女孩兒很確定。 “有開心的感覺嗎？” “有開心的感覺，但沒有愉悅。”雖然感受很難描述的，但女孩兒能分清，自己究竟只是“感覺不錯”還是“打從心底里愉悅”。 有時候切換參數，女孩兒腦海中會突然浮現出從前住院時的畫面。有時候，她也會突然抑止不住地笑出聲。由於那是電極刺激靶點的改變，笑聲也僅僅持續一兩秒鐘。 好像很久沒有這樣笑了，她甚至有些不好意思，扭過頭看向父母。但是笑聲過後，那笑容還是持續了一會兒才慢慢從臉上消失。 不過，能看到她笑，女孩兒媽媽臉上的欣喜卻是真實的，“你看她笑了。” 有時候，王宇涵也會假試，就是在沒有調整參數的情況下，問患者的感覺。“因為有些患者在植入腦機接口後就心理暗示自己好了，開心了，實際上並沒有。” 為了能了解患者最真實的情況，臨床實驗也需要雙盲，也就是評估組只評估病人狀態，而調控組負責切換程序或者給病人關機。比如說，評估的醫生可能根本不知道患者目前的設備是否開機。患者也不知道，這樣能避免一些心理作用下的主觀不準確。 
▲圖片與文中人物無關 每個人對電流刺激的反應都不太一樣。 吳曉天就對電流的刺激格外敏感。他清楚記得開機的那一瞬間，不自覺掉了眼淚，心裡翻湧着一種沒由來的感動。 “大家總覺得感動要有原因，比如別人幫了我，我實現了理想。不是的，電極對我的大腦神經的刺激，就讓我有了這種感覺。” 每一次調整參數，感覺都不同。除了快樂、愉悅，還有更具體的感覺。比如，在調整到某個參數的時候，他突然感覺到“像是被人從背後捅了一刀”，那是抽象的，“就像是被相處20多年的兄弟背叛了的感覺，被偷襲了”，他甚至沒忍住說了髒話。 “雖然大腦沒有任何不適，但你也不知道接下來會是什麼，一般就持續1秒，但那種突然而來的感覺還是很衝擊人的。” 在短短的幾個小時裡，他在各種各樣豐富的情緒里來回穿梭：有一秒鐘像是中了彩票，或是考上了夢寐以求的大學，有時也會突然覺得很難過……不過，都只持續那一瞬，隨後歸於平穩。 現在，吳曉天甚至覺得人腦和電腦也沒太大區別。“我們人類能感受到愛，能做一些偉大的事情，那是因為我們大腦的程序組更加複雜和高級而已。” 
▲ 圖片與文中人物無關 為了能快點快樂起來，所有人都想快速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參數，甚至會調得相對較高。較高的參數可能會讓病人產生“輕躁狂”的狀態，讓人思維敏捷、有活力、很舒服。 隨之而來，也會讓人產生隱隱的擔憂和恐懼，因為抑鬱症的反覆性，他們擔心快樂的周期會越來越短，自己會產生耐受性。 因此，理性調整參數很重要，這個權利，基本都在醫生手裡。 在開機3、4天后，吳曉天也發現自己沒有剛開始那種感覺了，平靜和愉悅的感覺開始慢慢減緩。抑鬱的感覺似乎在逼近。“抑鬱症就好像一直跟着你，一直跟着，像個鬼一樣。如影隨形的。” 醫院會幫吳曉天遠程操作，切換參數。每次換完，他都會感覺會好一些，但是過一段時間，感覺又不那麼明顯。 後來又溝通出幾個方案。比如調整為一秒切換一次，前一秒是刺激強度較弱的“休息模式”，下一秒是較強的“工作模式”。“每次一開一關，就是一種突然能呼吸，又突然窒息的感覺。非常難受。”過了幾個小時，吳曉天又無法忍受了。 過程中也試過凌晨後再自動切換到“休息模式”的方案。吳曉天都覺得效果沒那麼好。 
▲ 圖片與文中人物無關 如此反覆了3個月，吳曉天向孫伯民主任提出，或許可以讓他自己來調控程序組。 吳曉天是所有患者中神經較為敏感的，植入腦機接口後，前後狀態也相差較大，孫伯民覺得，吳曉天很聰明，也很有想法，或許可以從他開始，嘗試讓病人自己調控參數。 後來，吳曉天的手機上裝上了一個APP，上面一共有工作、休息和休閒幾種模式。工作模式下，他就是正常狀態，休息模式下，他就立刻回到抑鬱狀態。休閒模式的刺激強度居中。不過他不太喜歡這個模式下的感覺。 每次切換模式，電極就會刺激一個新靶點。這樣就不會產生耐受性。 最開始，他設置了倒計時，到了時間就會自動切換模式。但每天看着時間慢慢迫近，那滋味也不好受。“一想到切換休息模式就會有‘精神摔在地上’的感覺，很慌張”。 後來，他乾脆取消了“倒計時”。到了差不多的時間，他就屏住一口氣，快速按下按鈕。 現在吳曉天基本找到了自己的節奏。到了晚上12點，切換到休息模式，早晨起來，切回工作模式。每次切換，都可以更新刺激靶點。 
▲腦機接口調控的APP界面。每一個程序即代表不同的參數設置，程序一為“休息模式”，程序二為“工作模式” 不過，這也意味着他可以通過這種方式，相對自由地切割和掌控自己的生活節奏。 在“工作模式”下，吳曉天雖然精力充沛，但也會有正常難過和生氣的情緒。 有一次和女朋友吵架，他一時難以調整情緒。乾脆切換到了“休息模式”。“你可以理解‘休息模式’就像一個‘清道夫’，它會幫我整理情緒，把負能量掃除。就像去蒸桑拿，去搓泥，那個感覺肯定不舒服，但搓完了你就神清氣爽。”吳曉天習慣用自己的幽默解釋他對這件事的理解。 等過了幾個小時後他重新打開“工作模式”，刺激靶點是全新的，他的情緒和狀態也煥然一新。幾個小時前的不愉快，也消失了。 
▲順時針依次為：腦起搏器的遠程調控器，充電器和充電插座。每次出遠門，吳曉天都要帶好一套設備 如果有什麼重要的場合，見朋友或者出遠門，吳曉天也會選擇在“休息模式”下多待一陣子。因為“工作模式”會“牽引”着他耗費大量的精力，為了讓自己的狀態更好，他需要在“休息模式”下積蓄一些能量後再換成“工作模式”去面對外界。 不過也奇怪，每次切換“工作模式”前，吳曉天反而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設。 對他來說，他已經和“抑鬱的吳曉天”相伴16年，他很熟悉抑鬱的感覺。但每次切換到“工作模式”，“那個吳曉天”幽默、亢奮、喜歡說話，雖然感覺很好，但也很陌生。“那個版本的‘我’，還要適應，畢竟已經太久沒有過那種感覺了。” 而且，切回“工作模式”也意味着他要強行離開舒適區。他解釋，處在“休息模式”下的吳曉天，就是抑鬱狀態下的吳曉天，他用抑鬱的大腦想象着，切換成“工作模式”就要被那股能量帶着走出門，去工作，去社交……“那是一種很難解釋的焦慮感。” 不過一旦開啟“工作模式”，他也能毫無負擔地出門工作、做一切想做的事。到了晚上，甚至會貪戀那種充滿活力的感覺，恐懼情緒急劇低落下去的滋味。“那兩個模式，都需要勇氣才能按下去。” 但無論如何，理性還是會推着他按下“休息模式”，“因為你只有感覺到苦，才能知道‘甜’是有多甜。”為了白天狀態好，他寧願晚上忍受過去。 
▲ 現在，吳曉天的生活已經恢復正常 為什麼設備對抑鬱症有效果？現在，孫伯民主任也沒有明確的結論。但臨床研究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目前的結果來看，病人的平均好轉率有60%以上。 雖然臨床研究需要對照數據，但孫伯民不會教條地給病人開關機。“主要因為關機後，病人根本堅持不住。你剛給病人關了機，他還沒走到醫院門口，情緒立刻就降下去。” 關掉1小時好，還是2小時？早上關掉還是晚上關掉？這其中有太多可排列組合的可能性，目前都不在孫伯民的考慮範疇里。 “我們現在只考慮是否有效，只有能證明這對抑鬱症有效，我們才能下一步去討論如何能更好。” 但孫伯民還是有驚喜的發現。“當病人的症狀開始好轉後，大腦中一個伽馬波段的慢波頻段能量就會上升。能量或許是抑鬱症症狀變化的標記，這也叫‘生物標誌物’。我們應該是世界上最早發現的。” 通過檢查，也會發現當電極刺激一段時間後，人體內的多巴胺含量就會明顯增加。“從生化機制上，也能證明通過腦機接口能改善人的情緒。” 王宇涵負責評估工作，所以見過很多病人。她也發現，很多人開機後和之前判若兩人。有人手術前連正常說話都做不到了，描述病情都需要家屬幫忙。手術後，說話音量提高至少3倍，可以幾個小時裡都滔滔不絕。 她還有一個判斷方式，比如人身上的體味。“患有抑鬱的人是沒有心思打理自己的，他們可能很久都不會洗澡。”病人開機後，她也只通過一個細節判斷對方好轉了：“身上有香味了。” 
現在，吳曉天常常會和周圍人感慨人生的奇妙。“我也沒想到，有一天我真成了‘鋼鐵俠’。”他還記得，以前因為喜歡鋼鐵俠，曾買過一件鋼鐵俠的服裝，現在每次給胸口的腦起搏器充電，他就覺得自己真成了鋼鐵俠，很酷。 生活里的拼圖也一點點有了顏色。 食物不再是續命的東西。做完手術後幾個月，他胖了十幾斤。吳曉天開玩笑，如果這個手術有什麼“副作用”，大概就是會讓人食慾大增。 唱歌，是吳曉天人生里為數不多的快樂。做完手術後，他驚喜地發現自己的聲音都變了。現在，他能唱出低沉的顫音。他請教過一個聲樂老師，對方覺得，可能是抑鬱症讓人緊張，所以聲音也乾澀。現在精神放鬆了，也就能更好地控制聲音。 就連說話這樣普通的事，也讓他享受。即使坐高鐵，他也希望旁邊能坐一個稍微健談的人，和自己聊聊天。 “我經常有從一個小攤販一夜間變成億萬富翁的感覺，時間久了，就會忘記以前自己有多落魄。” 不過，他偶爾還是覺得抑鬱症依然靜悄悄地跟在身後，會擔心自己再次被吞噬。“不過也無所謂了”，他現在不喜歡過多談起焦慮，畢竟如今的生活令他滿意。 現在，吳曉天經營着一家民宿，還有很多想做的事。想去街頭賣藝唱歌，想做一個歌手，夢想開一個音樂酒吧，去研究AI…… “如果沒有做這個手術，我大概已經活不下去。我只想把我失去的16年拿回來。現在，就是重啟人生。” 吳曉天為化名 原標題：世界首例！中國90後在腦中植入機器，一打開就變快樂了謝謝來訪，敬請期待我的下期關於自救的相關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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