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神話之迷濛（二）

中國崛起的戰略機遇期

蘇曉康

昨貼歷數當代美國總統，漏掉了一個小布什，今天網見他跟奧巴馬出來說話，於是扯上話頭聊聊他與九一一，老布什與這個兒子構成一個「布什王朝」，但是小布什委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任上遭遇九一一恐攻，當時他正訪問一個學校，秘書過來跟他耳語，他神色鎮定，嗣後發動兩場反恐戰爭，進攻伊拉克和阿富汗，美軍損失慘重，卻並未一舉解決伊斯蘭極端勢力的反美反西方威脅，反而令中東廢墟化，不過，布什家族值得議論的話題是——

一、南方保守黨

美國新任駐華大使李潔明看鄧小平一針見血：“他屬於《舊約全書》那種人，一位不怕付出流血代價的革命家。”

但是他的老闆布什總統，卻給這位“六四屠夫”發去一封含情脈脈的長信。6月3日晚，軍隊開始進攻北京，布什即去電鄧，但沒有找到人；也有一種說法，鄧根本不理他。翌日（六四）上午，布什受到國會強烈聲浪的衝擊，要求總統立即同北京斷交，召回駐華大使，並採取總統所能做到的最嚴厲制裁措施。前大使洛德夫人包柏漪也從北京發來電文：“共產黨政權合法性已消失了”。可是6月23日，布什致長信給鄧，信中充滿了感情與恭敬措辭，表示他本人不願介入中國內政，並尊重兩個不同社會體制之間的差別。布什表示願意作為朋友般展開談判解決紛爭。

隨即布什秘密派遣斯科克羅夫特將軍(Brent Scowcroft)和伊高貝格訪問北京，並煞費苦心，為了瞞住媒體，對通信和專機作了嚴格保密措施，兩人自帶報務員，乘坐經過偽裝的C-141，像一架商用運輸機，空中加油，中途不停，二十二個小時直飛北京，7月1日到達。他們向鄧小平解釋布什所受到的壓力，要求鄧合作，並強調美國的制裁是為了政治需要而並非永久性的。鄧小平的態度是我才不勒你們那一套呢，極其強硬地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打了二十二年仗，如果算上抗美援朝，就是打了二十五年仗，犧牲了兩千多萬人，才贏得勝利。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內政不容忍何人干涉。中國不會跟着人家的指揮棒走。不管遇到什麼困難中國都能頂住。中國沒有任何力量能取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不是空話。我們希望中美關係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繼續發展。否則，關係變化到什麼地步，責任不在中國。”

中國卻別有深意地發表了鄧小平與斯考克羅夫特舉杯祝酒的照片，對美國輿論產生重大影響，比如1992年克林頓在競選中，就說布什跟北京屠殺學生的人合作，令布什付出了代價。當年布什還批准出售四部波音757客機給中國。

然而肉食者之間也是要掐的。輿論說布什有一招老謀深算，即送“六四綠卡”給中國留美學生，將中國近二十年來被訓練成功的極少數人才大多留在美國——鄧小平恢復高考，十二億人里受過高等教育的充其量不過一千萬，百分之一；這中間的百分之一即十萬人，由西方正規訓練出來的，其中十分之一即一萬人，乃是中國精英里的精英，全數留在美國，這筆買賣鄧小平是賠得精光，中國資源匱乏、人口膨脹，算下來只有人才是唯一剩下的資源，還讓人才最豐富的美國掘走了。鄧小平輸在文明落差上，你可以蠻頇，但是美國也不能跟你玩這一套野蠻的。

德州佬是要幫四川佬還是要坑他，全憑你怎麼看，但是這種純粹的肉食者“友情”顯然被美化了，老布什乃是用“六四綠卡”，說服國會通過最惠國待遇給中共，而往後三十年，西方慷慨給予中國的“戰略機遇期”，便始之於此，所以四川佬最終忽悠了德州佬，也要等三十年後，才由川普彭斯出來驚呼“我們上當了！”這都是大歷史，我在這裡卻想講一點私人的小歷史。

八九年2月26日布什在長城飯店舉行總統告別宴會，一個選錯了時間、地點、客人的德州烤牛肉宴。即將卸任的洛德大使，有一個“中國持不同政見者”邀請名單，我也在那上面。那天傍晚，我坐輛小車往北京東郊趕去，沿途只見軍警林立、如臨大敵，我也不斷被警察攔住：“出示你的邀請函！”越接近那個飯店，攔截得越頻繁。我雖然一一過關，並最終落坐宴會席，同桌的還有當年“四大青年導師”之一李澤厚，但是我們都不知道，那一路上瘋狂的攔截對象，只有一個方勵之，仿佛一個國家的整部機器在阻截一個人。這幅景觀，文革中都沒有出現過的，真是大開眼界。後來讀老方的回憶文字，才知道“當局採用的五大對策”：一是戒嚴截車，二是“最高特工”攔路阻截，三是“停擺公共交通”，四是陪同“散步”，五是“護送”到記者招待會。

在當代中國政治史上，這是具有多重意義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它測試了所謂“改革開放”的邊界，展現了中共初級的國際交往和外交禮儀的水準，也包括其社會監督控制技術——中共當年真是“小兒科”，社會監控技術也有一個“現代化”過程，也是經濟不“起飛”就沒錢去賣的。在另一端，這個事件也測試了中國異見者的承受力、公民社會的虛實。我覺得，後者其實更重要。一個極權社會的蛻化，必定導因於異見陣營的成長。當方勵之幾乎還是“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時候，你也別指望這個體制會收斂、社會能改善。

方勵之後來跟我描繪過他們當時的感覺：“就像在荒野里被一群狼圍追堵截”。這個形容，給我印象深極了。這也是對八〇年代的另一種寫照——通常的說法是“開放”。今天，“荒野的感覺”，可以擴展到國內的無數維權律師、異見知識份子、訪民、民營老闆，甚至主張復辟文革的左派們。

講大白話，北京一場學潮，對四川佬來說是一場“暴亂”，對德州佬來說，也不過遙遠一點，乃是“東方”什麼地方的一場“騷亂”，然而兩者還是有區別，那就是死不死人和死了多少人。可是，“東方”的含義正變得非常具有吸引力，這是在中國做了幾年大使的老布什比任何人都明白的：一個龐大的市場。尼克松甚至在6月3日晚北京屠城之際急電布什，叫他別急於弄壞雙方關係，要從長觀察。他們都屬於“南方保守派”。

二、「九一一」抒懷

九一一，究竟算得上是一個「歷史拐點」，還是東西中美盛衰點？

2001年9月11日，那天我和傅莉，我們倆一人一台電腦正上網，不知是八點幾分，我正在讀New York Times的網頁，傅莉在那台電腦上叫道：“快來看，飛機撞上世貿大樓了……”，我還以為是什麼“惡搞”，過去一看真有一張照片，這才打開電視……被劫持的民航客機撞上紐約世貿大樓，兩座大樓皆坍塌，世界末日的景象。美國價值觀受到空前挑戰，而美國人在此之前一直是我行我素、藐視威脅的，這幾乎成為美國價值觀的一部分，但他們為此遭致慘重傷亡，也許因此而使得二戰後極為自信而脆弱的“嬰兒潮”一代及其子女，從此成熟起來，而美國由此前進一步？

我在那一刻的感受，是很難過數千無辜而又無憂無慮的美國人頃刻消失了，留下他們親友的情感觸角，仿佛被驟然撕裂，鮮紅的傷口不知道疼，多少人就是不肯相信被埋在瓦礫中的親人已經死掉，有個姑娘在樓塌前一分鐘給舊金山的丈夫留話，那邊的人都還在夢裡，那小伙子一早醒來聽了留話就往紐約趕，可是所有航班都停了，不知道他兩天之後怎麼就趕到了紐約，半小時後就一臉憔悴地出現在電視上，哭訴他的妻子是他遇到的最好的女人。還有一個父親捧着女兒的照片在瓦礫堆附近失魂般遊蕩着，記者一過去他就說：“她沒死，我一定能找到她……”我就在電視上看到這個父親好幾次，我想他是瘋了，但我更想到我自己當年，我差不多半年不會哭。整個美國都在shock之中，我知道那種shock是什麼。

這場災難，並無多少值得爭論的地方，恐怖分子不等於就是伊斯蘭信仰、文化、族群，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至於美國如何對付他們，能不能成功，那也是沒人知道的事情。西方文明就是這樣，它一直面對着、開拓着未知的領域，千禧年討論的時候，有何可以總結的？報刊雜誌上大談一個話題：探險，這是他們當初殖民人家的初衷，也是他們今日飛向宇宙的動力，他們過得太好，讓別人嫉妒，非要恐怖他們一下，他們只有對付，別無退路。

美國故事總是獨一無二的。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一九二九年，美國陷入最嚴重經濟大蕭條，都說是羅斯福救了美國，更多人則相信是二戰爆發，美國成了全球軍火庫，才從谷底脫困。

整個二十世紀美國是幸運兒，冷戰、蘇聯瓦解、兩次石油危機、古巴危機、波斯灣戰爭，美國永遠是樂土，美元總是強勢貨幣；後來日本從戰後崛起，日本人跑來紐約買了洛克斐勒大樓，但是高科技和知識經濟時代來臨，美國再次走向高峰，又買回洛克斐勒大樓。

電視上說元兇本拉登躲在阿富汗，我驚訝地在電視裡看到一個男主持人跟一群小學生談話，一個男孩說：“我想是我們製造了本拉登，我們製造武器再賣給他們……”，這是何等令人刮目的教育，跟中國的民族主義洗腦一比就知道了。

冷戰留下一個惡魔，但是冷戰已經成了一個難纏話題，反西方的話語和思路，似乎只糾纏一個“西方原罪”或“帝國主義”的極端說詞，不及其餘，但其實歷史昭示要複雜得多，文明的意義更含蓄地在正義與非正義之間選擇，歷史並非盲目或只剩冷酷，如二戰起因可遠溯一戰，無疑也是“西方列強”爭奪的後果，並非德國日耳曼一族之罪，希特勒的“生存空間”說亦非虛言，但納粹對猶太人的滅絕行為，卻賦予盟國一方巨大的正義性，連斯大林這樣的惡魔，戰前早已對俄國人屠殺成性，卻照樣可以“反法西斯”而塑成其歷史正義的一面，所以儘管美國中情局製造了本拉登，但後者對世貿大樓的襲擊，一如山本五十六對珍珠港的襲擊，捧手將巨大歷史正義性送給他們的敵人，而自己淪為惡魔，歷史性地輸掉，同理亦為，巨大的歷史正義性可以輕易將平庸者造就成偉人。因為正義性常常是歷史的動力、塑造力。

Nobody can change us 是這幾天人人的口頭禪，God bless American 的歌聲到處飄蕩，美國再次陷入“珍珠港心結”的含義是：他們獲得了極大的正義感，we will bring them to the justice, 小布什說此話時底氣十足，他上台以來一直十分笨拙，卻在危機面前頗顯大將風度，justice在此不止是審判的意思，更主要的是正義，我們最不懂西歐文明的東西，就是這個justice。

然而，西方生活方式未被改變嗎？

二〇一一至一四年，我在歐洲、南亞、台北、北美飛來飛去，深有感觸的一點是，西方生活方式難道未被顛覆嗎？伊斯蘭恐怖攻擊雖未得逞，但令西方舒適的生活有限化，安檢已成常規，每次進出機場皆須掃描身體行李、去下腰帶、脫掉鞋子、拿出電腦手機，瑣碎不堪，卻人人習以為常，而這一套通行全球，未聞有任何飛機被炸毀空中，亦屬奇蹟。

安全課題由地方性、區域性轉為全球流動性，恐怖威脅施加於全球任何個人，等於綁架全人類，這是世紀魔王如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都未能做到的，西方價值核心個人至上亦在最基本層面受到挑戰，這還不是生活方式被顛覆嗎？反恐除了訴諸武力別無他途，也陷入以暴易暴弔詭，至今看不到解決之道，基督教文明可謂觸底。

美國發動摧毀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以及阿富汗等的討伐戰爭，將中東伊斯蘭世界原本脆弱落後的結構化為沙漠，誰知中東難民卻可以橫渡地中海湧向歐洲，又令原本已被福利主義拖累的歐陸再被難民危機困擾——歐陸老牌帝國經兩次大戰已淬鍊出“人道精神”，不忍坐視自己的前殖民地糜爛，更不忍拒難民於國門之外，真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而它們的小弟弟美利堅圖謀的“新歐洲”也化為烏有。

自兩千年起，小布什又當了兩屆總統，美國隱然有了一個“布什王朝”，已經出現壟斷政壇的世家現象，但民主政治底下民意只喜歡這類“太子黨”，也是沒有辦法的，因為老百姓認為政治這門專業也得讓“專家”來做，只有政治世家才能成專家嘛。布什家族是典型的商人階層，小布什也搞過石油，他上台一定是富人當道，而南方保守政治的信仰，國內經濟政策上主張大幅減稅、小政府、少管制、低品質政府服務，鼓勵資本主義和私人財富充份擴張，不怕貧富差距繼續擴大；

他們覺得繳納高稅不應救濟窮人，而是應該用於美國為了全球市場發展軍備。美國的戰略是什麼？是以全球為市場維持美國一地的高消費，對華政策就是要中共合作，乖乖提供市場和廉價勞力，成為第二個南美，而尼克松、基辛格的聯中抗俄已經過時，須轉變為中國成美國的投資場所，變成第二個日本，這種戰略設計也說，自近代以來中國跟美國是仇恨最少的兩個國家，中美結盟對美國最有利，但是中國的民主化呢？天曉得。

右翼當道八年，引出一部《華氏911》，美國最傑出的紀錄片導演麥克摩爾，質疑布什家族跟沙特王室、乃至本拉登家族的曖昧關係，出兵伊拉克發戰爭財，暗示布什政府催化911的“陰謀陽謀”，上映第一個周末拿下全美票房冠軍，摘取了嘎納“金棕櫚”獎，但是有人則點出，它是替真正禍首本拉登和沙特王室開脫。把美國言論自由發揮到極致的這位“民粹”藝術家，一貫的風格是煽情和娛樂反諷，由此在中文語境裡獲得“美國骨灰級左派憤青、資深的民主社會主義者”頭銜，他的憂國憂民傾向，令他的作品越來越滑向政治宣傳片。

我也看過一部“美國右翼”紀錄片，頗令人驚駭。那是二〇〇八年奧巴馬競選時，HBO電影頻道里播出的，有人專門拍攝賓州、俄亥俄、印第安納、威斯康辛等中西部大州保守派的聲音，上鏡頭的清一色白人基督徒，國內政策上反福利、反社會主義、反同性戀和墮胎；國際政策反共反納粹，新近又加上一個反恐（反回教），所謂“右翼”的含義便在此，於是在鏡頭裡，奧巴馬成為一個多重交叉的左翼目標：因主張福利和社會主義而成“馬克思”，又因主張緩和跟回教的關係及撤軍而成“本拉登”，不知為何又稱他“納粹”？美國右翼明顯有些“反智”傾向（討厭哈佛以及芝加哥——黑人政治大本營？）、僵化、非黑即白、意識形態至上，實在跟共產黨很相似，其優越感來自基督教之上帝“神授”，與共產主義者自命有“神聖使命”一樣。

2009年八月盛夏，我們還住在德拉瓦州，太太傅莉牙疼，竟是假牙下面的殘留牙根感染，我只好帶她往北去賓夕法尼亞界內找牙醫，頂在我們州頭上的那個賓州縣份叫Chester，幾英里便進入那裡，沿途竟是大片的牧場，美輪美奐的綠草坪一望無際，還有童話般的木柵欄和英俊的馬匹。賓州南緣這一塊並非農田，而是富庶的養馬居民，怪不得賓州一向都是保守共和黨的大本營，這些殷實農民也都是最基本教義派的基督徒，他們的生活環境，藍天綠茵靜謐，跟都市裡的快速擁擠緊張，不啻兩重天，太舒適豐裕了也不能沒有上帝，只是跟貧民窟里的人不是一個上帝罷了。到了這種地界，你也才會理解那些反對奧巴馬醫改的保守派。我們來此已七年，竟未北上幾步逛逛這片牧場仙境！

然而，他們完全沒有注意到太平洋那一端正在發生什麼。

三、「機遇」：伊斯蘭、東歐與金融風暴

“六四”屠殺和接踵而來的蘇聯東歐巨變，也許是一個巧合，卻對北京政權的合法性，構成前所未有的挑戰。鄧小平當即提出兩個方針﹕“韜光養晦”和“絕不當頭”，前者應對西方制裁；後者應對蘇聯解體所引起的“社會主義陣營”坍塌局面，鄧小平的話叫做“我們不抗大旗，誰願扛誰扛去。”兩者的基本策略，都是避開鋒芒，不當“出頭鳥”，以爭取喘息的機會。稍微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會由此聯繫起類似越王句踐“臥薪嘗膽”、韓信“胯下之辱”的歷史典故，甚至幾年前林彪對毛澤東的“韜晦之計”，也是一種“古為今用”。可惜對淵源流長的這種中國“光棍”傳統，西方現代政治學很缺乏研究，而這段頗有研究價值的中國外交史課題，至今空白。

九〇年代初中共的重大戰略變更，並未引起西方的注意。基本上，中共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較量，從冷戰形態轉換成另一種經濟競爭的形態，嘗試極權制度以市場經濟改革而存活下去的途徑，他們正是通過西方的經濟學觀點，看到了相當大的可能性﹕經濟生活的國際化、區域集團化（西歐、北美、東亞三個“經濟圈”的出現）使美國主導的“世界新秩序”矛盾叢生；跨國公司和跨國銀行對世界經濟和貿易的控制，是超制度超國界的，其利潤第一的本質決定了中國巨大市場在國際事務中的舉足輕重；全世界居民不分國籍都更喜歡泊來品，使勞動力低廉的中國對西方具有長期的競爭優勢，等等。

然而此刻美國的對華政策，又正中鄧小平下懷，其潛台詞，是尼克松的一句話：取消對中國最惠國待遇，最大的受害者並非中國，而是“仰息自由市場的人們”。這句話要翻譯才能懂，即西方「自由市場」離不開中國廉價勞動力，這幾乎如同資本離不開利潤一樣。

這裡可以做一個比擬式的想象：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羅斯福令美國的製造業，充當“全球民主兵工廠”，這種規模，在不到一個世紀後，盡數被東方的一個共產黨政權拿走。

東方陰謀得以成功，其實也是藉助了西方的誤區，問題是這種誤區，即綏靖主義至今還在主導白宮：美國總統拜登在印度出席G20峰會後，立即到越南訪問，他不否認這一印太之旅與中國有關，但稱不尋求孤立或圍堵中國。（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0161006224078331&id=841628330）

還有一個「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概念，堂而皇之寫進2002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時間指21世紀頭20年，即2001年至2020年，它的戰略設計根據，正是前一年發生在美國的「九一一」恐怖攻擊，北京大喜過望，覺得天賜良機，但是讀者不要忘記，鄧小平在“蘇東波”大坍塌後，還提出“韜光養晦”、“絕不當頭”二策，都是避開鋒芒，不當“出頭鳥”，以爭取喘息的機會，到兩千年後的江澤民，即便看到“九一一”，一時也只能“鬆口氣”，不敢想得太多。這世界上有一個政權，將西方的危機看成自己的“機遇”，不止幸災樂禍於其他兩種文明的廝殺，還覺得自己有機可乘，這種投機心態來自一個古老文明，匪夷所思。

這世界上有一個政權，將西方的危機看成自己的“機遇”，不止幸災樂禍於其他兩種文明的廝殺，還覺得自己有機可乘，這種投機心態如果來自一個古老文明之內，則它也在衰亡中是無疑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個概念，堂而皇之寫進2002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時間指21世紀頭20年，即2001年至2020年，它的戰略設計根據，正是前一年發生在美國的“九一一”恐怖攻擊，北京大喜過望，覺得天賜良機，可是撐死了只敢算計二十年而已，短視依舊。為何如此？讀者不妨回去查看第二章《師夷》，鄧小平在“蘇東波”大坍塌後，提出“韜光養晦”、“絕不當頭”二策，都是避開鋒芒，不當“出頭鳥”，以爭取喘息的機會，所以到兩千年後的江澤民，即便看到“九一一”，一時也只能“鬆口氣”，不敢想得太多。美蘇兩個霸主，中國都曾與之周旋，時而為敵，時而為友，玩了半個世紀的“小三”，從中賺一點安全和經濟上的便宜而已，未曾有過“坐大”的念頭，這次也是謹慎徐圖罷了。

四、資本主義衰老

美國人有“地獄十年”之說，從2000年至2009年，掐指算算重大事件有幾樁：2001年“互聯網泡沫”、“911”紐約雙塔遭恐怖攻擊、出兵阿伊勞師無功、2005年颶風造成新奧爾良大水災、2006年兩房次貸危機、2007年維吉尼亞理工大學校園槍擊案、底特律汽車工業破產等等，除了天災人禍之外，基本症狀是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瀕臨崩潰和美國世界霸主地位受到挑戰，相去九十年代初國際共產主義體系的崩潰，只有十年而已，所以兩廂皆難免爆發危機，很難說跟制度有關，也難說孰者為優，早晚只有十年之差，不足為憑。究竟什麼使得這個世界亂了套，或者人類社會有周期性的崩解機制？從政治制度的角度，西方優於共產黨者僅一權力制衡，但是金融危機顯示它對於高端金融行為並無制衡，其危害之重不輕於極權制度的獨裁弊端，黨魁與金融寡頭皆為私人，人性不完美且離惡不遠，自由經濟的優越還剩多少？

華爾街次貸危機引發金融風暴，格林斯潘用了“海嘯”一詞，可見劇烈，美國制度根基搖撼，西方各資本主義大國皆臨時抱佛腳，採用國家干預手段，連一向反對干預的格氏，這次也贊成干預了，豈非“資本主義要靠社會主義來挽救”？別忘了鄧小平恰好是“共產主義靠資本主義來挽救”的，真是“風水輪流轉”——二十年前柏林牆坍塌引發共產體制坍塌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把馬列主義送進墳墓，那麼這次西方的骨牌效應是什麼？美國霸主地位終結，接下來是一個怎樣的多級格局的世界，難以窺見，但這無疑西方文明的一次衰微，難道會有其他文明來替補，當今可知除了伊斯蘭跟西方作殊死抗爭之外，未見有東山再起者，而伊斯蘭又屬垂死掙扎，真乃落了片白茫茫大地。

2011年八月第二周股市震盪，四天超過400點的跌漲，歷史罕見。倫敦則是數千名青少年在街頭流竄，縱火焚車、洗劫店鋪，卻無任何訴求，似乎受“阿拉伯之春”的感染而宣泄憤怒——“茉莉花革命”沒在中國發生，倒是鬧到歐洲來了，豈不荒誕？基本的癥結還在經濟衰退而生活拮据，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神話再次破滅。十八世紀以來他們就必須靠海外市場才能維持富裕，兩次大戰皆為爭奪海外勢力範圍，戰後則主要靠海外能源供給，釀出“伊斯蘭恐怖主義”。沒有高福利西方社會也會動亂，民主制度與此無補，而沒有海外市場和廉價產品，西方也會貧富不均，這一切，才是東方那個中國專製得以維繫的訣竅。人口膨脹和年輕化，是“阿拉伯之春”的肇因之一；衰老歐陸英倫，則是福利主義不堪負荷，這些對於極權體制來說，都是小菜一碟，由此而令自由社會競爭力下降，並延長專制社會的壽命，乃是後“蘇東波”時代的新鮮看點。

五、堅船利炮

中國近代孱弱，第一次讀懂的西典，是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從此強國弱民；今天共產黨也終於讀懂了麥金德的《陸權論》和馬漢的《海權論》，陸權與海權的對峙，令這個從黃土高原走出來的「小米加步槍」政權要造航空母艦了。

一九九五年台海危機時美國派兩個航母打擊群來巡弋，中共還應急地研發東風－21 D型陸基飛彈「航母殺手」，並引進俄製「基洛級」攻擊潛艦，此後經過二十年瘋狂海軍擴張，截至2022年共裝備各類艦艇837艘，總排水量約265.36萬噸，成為世界第二大海軍，其中戰鬥艦艇493艘、航空母艦2艘（不含尚未服役的福建艦）、驅逐艦43艘、護衛艦93艘、導彈艇81艘、兩棲艦艇169艘、常規動力潛艇61艘、核潛艇18艘，大量水面艦艇如同“下餃子”一般駛入太平洋。

有人綜述中共海軍擴張六十年，經歷了三個階段的戰略：近岸防禦、近海防禦、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結合。背後支撐的，是國家利益的拓展、成為海洋強國、突破島鏈封鎖，以及走向遠海、建設以航母為中心的遠海戰力，邏輯地由「沿岸海軍」(Brown Navy)、「近海海軍」(Green Navy)，朝向「藍水海軍」(Blue Navy)提升。

其間為保護來自中東的石油供應，不受美國阻撓，從中東海域到南海，建立一系列的港口，被稱為「珍珠鏈戰略」，也有效因應了麻六甲海峽困境(Malacca Dilemma)、抗衡印度洋的美印勢力、進入印度後院、建立遠洋海軍前進基地，激出了「南海衝突」。

現在我們再去回眸「甲午海戰」，當年錢鋼寫的那個《海葬》，才顯示出「歷史感」：中共八十年代的「雪恥思想史」，經過三十年終於道成肉身：習近平從買航母招搖太平洋，到海軍擴張，東亞的日本、韓國、台灣，以及南洋的菲利賓、印尼，都慌了神，「亞洲四小龍」安在？從海葬到海慟，梳理這個「大國崛起」從思想洗腦到制度建制、軍艦鑄鍛的脈絡，為時已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