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人”的文化根子：從士大夫到統一戰線

原標題：相信人還是相信制度---讀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伶人往事》和《往事並不如煙續篇》

作者： 駱東東

一九五七年以後，有兩句評語一直纏繞着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一句出自當事人。章伯鈞晚年在家中不斷自責，說自己當年“太相信毛澤東”。另一句出自旁觀者。左舜生在香港聽說章伯鈞等人被打成“大右派”後，淡淡來了一句：“咎由自取。” （一華人：《咎由自取》）這兩句話，後來被章詒和寫進《往事並不如煙續篇》，點中了一個要害：這代精英到底是“被欺騙”，還是“自願把命運交給一個人”，而不是交給制度？要看清這個問題，繞不過章詒和的幾本書。《往事並不如煙》《伶人往事》和《往事並不如煙續篇》，合在一起，差不多就是一部“第三勢力”和上層知識分子如何走進歷史陷阱的長鏡頭。她自己是“頭號右派”章伯鈞之女，親眼看着那一代“名士”“名伶”，從權力的客廳被推向政治鬥爭的刑場。她用回憶的方式，把這些人的身段、風度、脾氣、錯誤甚至自欺，都寫得很細，所以這些書不只是“傷痕文學”，更是中國現代政治文化的一份病歷。從這些人的命運，我們不禁要問：那一代人為什麼普遍“相信人”，特別是相信“偉大領袖”，而不肯也不懂得相信制度？這種“政治幼稚病”是怎麼形成的？面對不講底線的權力機器，中國知識分子真還有什麼選擇？他們的教訓，對今天還在寫作、教書、做學術的一代，又意味着什麼？

幾本書寫出的，是一代人的政治心理

首先必須交代一下這幾本書講了什麼。《往事並不如煙》在大陸出版後不久就被查禁，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後來以《最後的貴族》為名再版。書裡通過幾位民盟、民建等民主黨派的領袖人物和文化名流的命運，寫出一條很清晰的軌跡：一批受過良好教育、有舊式家國情懷的“紳士知識分子”，在抗戰與內戰之間，被捲入國共博弈，又在新政權建立後，被一步步邊緣化、打成“右派”，最終在政治運動中傾覆。

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特徵：一邊真心相信“民主憲政”的現代話語，一邊又習慣了古典士大夫那套政治倫理——用人格和道德去影響君主。很多人把共產黨當作可以“感化”的新君主，把毛澤東當成“可以講理的偉大領袖”，相信只要講明大道理，對方總會回心轉意。所以他們在政協、中南海座談會、“雙百”“鳴放”中不斷表達意見，既批評現實，又保留期待。

《伶人往事》寫的是另一群人——戲曲伶人。梅蘭芳那一代之後，啟功、荀慧生等名角周邊的世界，看上去離政治很遠，其實離權力很近：解放前，他們靠軍閥、達官、票友吃飯；解放後，他們被納入“人民藝術家”的框架，成為政治舞台上的裝飾。書中通過幾位伶人的悲歡離合，寫出一個簡單卻殘酷的邏輯：不管個人多有才華、多有人格魅力，一旦制度把你當成“工具”或者“敵人”，命運就會立刻翻臉。

《往事並不如煙續篇》則把鏡頭重新轉回政治。“續篇”重點寫沈鈞儒、沈雁冰（茅盾）、葉恭綽、左舜生、柳亞子等人。這些人是當年“第三勢力”的代表人物，在國共兩黨之外走一條“中間道路”，試圖既制衡國民黨，又影響共產黨。章詒和引用父輩的記憶，寫他們在香港、重慶之間的討價還價，也寫他們在一九四九年後的醒悟與遲到的後悔。書評里有一句很重的話：這些進步派“滿心以為未來的道路通向天堂，大家卻邁着歡快的步伐，一齊走進了地獄”。

這幾本書合在一起，可以看到同一套心態反覆出現：對個人的高度信任，對“偉大領袖”“革命政黨”的道德想象；對制度設計、權力約束幾乎沒有興趣，也缺乏基本警惕；在危險來臨時，第一反應不是逃離，而是“再相信一次”，直到已經退無可退。

這就是那個時代的“相信人”的政治心理。《咎由自取》作者站在另一個極端：作者幾乎把這代人的悲劇完全歸因於“不懂政治常識”“想白占革命便宜”。這種說法有過於刻薄的一面，卻也逼着人要認真回答：在一個已經公開宣稱要搞“黨天下”“一言堂”的體制面前，這些人為什麼還會覺得靠“說理”和“人格”，可以換回一個憲政制度？

“相信人”的文化根子：從士大夫到統一戰線

要解釋這一代的判斷失誤，先得把眼光拉長一點。在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里，普通人很少相信“制度”。兩千多年裡，制度設計往往高度集中在皇權之下，科舉、律令、官制都圍繞一個中心運轉：皇帝。士大夫的政治理想也基本被塑造成“遇明君則致君堯舜，不遇則退而著書”。換句話說，好壞不在制度，而在“人”。好皇帝、好宰相可以讓所有問題暫時緩解，壞皇帝來了，再好的法令也可以說改就改。

這種文化慣性，在二十世紀並沒有真正被打斷。民國有憲法、有選舉，但軍閥混戰、黨軍割據，讓很多知識分子得出一個簡單結論：紙上的制度不可靠，關鍵還是掌握槍桿子的那個人。對於他們來說，“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是親身體驗過的失敗，而共產黨則披着“土地改革”“大眾動員”的新衣，看上去更接近“人民”。

共產黨這邊的制度設計，情況又更複雜。一方面，它從一開始就按照列寧主義的黨國模型來建設自己的權力機器：高度集權、黨比國家大、以“民主集中制”取代權力分立。另一方面，它又極其善於利用傳統的“明主—賢臣”想象，在統一戰線中把一批知識分子拉到自己身邊。

毛澤東一度公開提出要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政協框架下讓他們占據一些部長、報社社長等位置。章伯鈞出任交通部長、《光明日報》社社長，羅隆基任林業部部長，儲安平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章乃器出任糧食部長，看上去都證明了一個判斷：“這個黨還是講信用的，還是肯共享一點權力的。”

問題在於，大多數人只看到“信用”的一面，卻沒有看到制度背後的真實目標。統一戰線工作的公開文件一再強調：共產黨要的是“長期共存，但共產黨領導不變”，要的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一起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民主黨派在這個框架里從一開始就是“參政黨”“友黨”，而不是權力上的平等夥伴。

換句話說，毛澤東從一開始就把“人”的關係放在制度之上：誰“聽話”“靠得住”，誰就可以暫時戴烏紗帽；誰越界，誰就隨時被打成“右派”“反黨集團”。而那一代知識分子，卻剛好相反：他們希望用“人”的信任去修補制度的缺陷，希望用和毛澤東的私人交情、在統一戰線中的“歷史功勞”，來換取一個更溫和、更寬容的制度安排。這種錯位，是悲劇的起點。

從“相信人”到“反右”：制度的真相暴露

反右運動是這場錯位最殘酷的暴露點。一九五七年，“雙百方針”和“鳴放”運動一開始，很多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真心以為這是一個“黨內外共同整風”的機會。章伯鈞提出“兩院制”“政治設計院”，羅隆基批評“一黨專政”，儲安平提出《黨天下》一文，公開質疑“黨天下”現象，都是從制度出發的批評。

這些意見在西方政治傳統里，很難算“顛覆”。詹姆斯·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五十一篇里講得很直白：“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根本不需要政府了。” （If men were angels, no government would be necessary.）——人不是天使，所以政府必須有制衡，不能只靠統治者的“好心”。但在一個以黨為核心、以“階級鬥爭”為基本敘事的體制里，要求“權力分立”“多黨制衡”，等於正面動搖黨的統治邏輯。章詒和後來在文章里回憶：毛澤東在五月初還說“幫助我們整風”，沒過幾天就覺得“第三勢力的心未死”，於是快刀一揮，“整風”翻牌成“反右”，那些剛剛被邀請“暢所欲言”的人轉眼成了“毒草”“反革命”。

官方後來公布的數字是，全國被劃為“右派分子”的有五十五萬多人，學者估計實際受牽連的達到上百萬人。許多右派被發配到如甘肅夾邊溝這樣的勞教農場，在大饑荒與極端管理下大批餓死、病死，楊顯惠《夾邊溝記事》記錄的，就是這段集體淹沒的歷史。

從這個節點往回看，“太相信毛澤東”這句話就多了一層含義。不是說毛澤東這個人的善惡問題，而是說：這些人把自己的安全、前途、全部政治想象，都押在一個人、一黨會“自我克制”“遵守承諾”上，卻沒有想到要追問：有沒有法律層面的保障？有沒有可以對執政黨說“不”的制度？

麥迪遜那句“人不是天使”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現代憲政的出發點，並不是“相信人性善”，而恰恰是承認人性有弱點，所以要設計一套制度，讓權力彼此牽制，讓壞人難以為惡，讓好人也不能只憑“自覺”。而那一代中國精英，在關鍵時刻做出的選擇，恰恰是反過來的：在理念上，他們當然讀過這些道理；在實踐上，他們卻更願意相信“這個人和別的統治者不一樣”“這個黨不會像國民黨那樣腐敗”。

制度的真相，其實在一九五七年以前就已經有很多信號：鎮反、土改、公私合營、肅反，每一次政治運動都在告訴人們——這是一個不怕大規模使用暴力的政權。只是很多人出於各種原因，把這些信號當成“階段性的過激”，相信總有一天會回到“正常秩序”。反右，只是把這種自我安慰徹底撕破。

“政治幼稚病”：幾種反覆出現的幻覺

從章詒和的敘述、從右派回憶錄，可以總結出幾種反覆出現的“政治幼稚病”。這些症狀，今天看着很刺眼，並非對他們的指責，而是提醒：同樣的病，很容易一代一代復發。

第一，把道德當成全部政治資源。很多民盟、民建領袖的自我定位，是“有良心的知識分子”。他們批判國民黨一黨專政、反對內戰，這些當然有道理。但他們往往相信，只要自己站在“道德正確”的一邊，歷史就會自動給出公正的回報。問題是，當一個政權把“革命合法性”建立在“誰流的血多，誰就有資格說了算”上時，這種書齋式的道德優越感，實際上沒有任何硬性的制衡力量。

第二，把私人關係當成政治保險。書裡一再出現這樣的場景：誰曾陪毛澤東吃過飯、誰在延安聽過“談話”、誰在統一戰線時期有過“深厚友誼”，成為他們判斷安全邊界的依據。很多人相信，“主席了解我”“他知道我是好人”“頂多挨幾句批評”。結果一次又一次證明，個人情誼在制度面前極其脆弱。到了“反右”“文革”這種高度動員的時刻，連親人、戰友都不得不站出來批判自己最熟悉的人。

第三，把技術性建言當成安全地帶。章伯鈞的“兩院制”、羅隆基的制度批評、儲安平的《黨天下》，在他們看來都是“理性的制度設計”，不是“反黨”。可是在一個要求“黨的絕對領導”的體制里，對制度的技術性質疑，本身就是政治挑戰，因為它觸碰到了權力的合法性基礎。這也是為什麼“政治設計院”的提法會被無限上綱，成為給他戴上“右派第一號”帽子的關鍵。

第四，把階段性的寬鬆當成結構性的轉變。一九五六年至五七年的“雙百”“鳴放”，在很多人眼中，是中國走向“黨內民主”“人民民主”的信號。類似的樂觀，後來在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中也曾出現過：很多人相信，只要經濟市場化、只要多開幾家報紙、只要知識界可以在一定範圍內批評，制度自然會慢慢走向憲政。問題在於，如果權力結構本身不變，這種寬鬆往往只是策略性的調整，一旦觸及核心利益，就隨時可以收回。

這些“幼稚”，與其說是個人的性格問題，不如說是一種代際經驗的局限。這一代人在帝制廢墟與軍閥混戰中成長，對憲政制度缺乏持續的、正面的經驗，對現代政黨體制理解有限，卻又對“救世主式的領袖”抱有強烈期待。傳統的士大夫心態、近代“救國”焦慮、冷戰格局下的左右二元對立，疊加起來，讓“相信人”看上去比“相信制度”更自然，也更迫切。但歷史的賬不會因為“動機良善”就一筆勾銷。

不要再把希望押在“某個人”身上

回到那幾個最初的問題。這些書對今天認識中國的文化、歷史、政治、經濟，有至少三層重要意義。第一，它們把“革命成功史”重新寫成了一部“權力吞噬盟友史”。官方敘事裡，四九年以後是一條從“新民主主義”通向“社會主義”的平滑道路；章詒和筆下，則是一部政治盟友被一批一批清洗、邊緣化甚至滅絕的歷史。民主黨派、“第三勢力”、知識精英、文藝界名人，都在這個過程中喪失了自主性。理解了這一點，就很難再對任何“溫和改良”“黨內健康力量”抱有過高期待。

第二，它們解釋了為什麼中國的現代化走成了一條“制度現代化嚴重滯後”的路。從經濟上看，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取得了驚人的增長，但政治制度卻基本停留在一黨支配、權力高度集中的框架內。這不是偶然，而是有歷史連續性的：一九五七年以後，知識分子整體被打斷脊梁，任何獨立的制度構想都被視為“右傾”“自由化”，長期的恐懼和自我審查，讓制度改革始終圍繞“效率”“發展”打轉，卻繞開了最關鍵的“權力約束”。

第三，這些書不斷提醒今天的人：不要把希望押在“某個人”身上。每一代中國人，都容易重新掉進“相信人”的陷阱。有時是相信“某位開明領袖”；有時是相信“某批專業官僚”；有時是相信“某個技術型強人可以帶來秩序和發展”。“人不是天使”，所以權力必須被制度限制，而不能寄望於統治者的自我節制。

對當下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真正需要建立的，是一種“制度感”。這個“制度感”至少包括幾條簡單的判斷標準：任何權力如果不接受公開監督、不接受獨立司法的審查，它的承諾就不值得信任；任何“改革方案”，如果把前提放在“某位領袖的開明和善意”上，而不是放在可見的制度安排上，那就隨時可能被推翻；任何動員知識界“配合”“背書”的號召，如果沒有配套的制度讓知識分子可以說“不”、可以退出、可以保存獨立性，那就註定只是下一輪統一戰線的新版劇本。

章詒和這些書真正鋒利的地方，不在於她用多少憤怒的詞，而在於她把那些看似高貴、聰明、善良的一代人的幻覺，寫得非常具體。讀者會在裡面看到一種熟悉的影子：相信“新開始”；相信“這次不一樣”；相信“只要再相信人一次，就可以等來制度”。真正需要做的，不是簡單地罵那一代人“愚蠢”，而是問一句：在今天的環境裡，這種“政治幼稚病”有沒有真的治好？還是換了幾件新外衣，又悄悄回來了？

如果答案偏向後者，那麼對當下的知識分子來說，最現實的出路大概只有一條：儘量少參與那種建立在“相信某個人”的政治想象，多做一點有助於“搭建制度”的瑣碎工作——哪怕只是維護一種更嚴謹的公共討論習慣，保存一點不被歪曲的歷史記憶，守住一塊還算乾淨的學術田地。制度不會憑空長出來，但也不會完全消失。真正的區別不在於有沒有“好人”，而在於有沒有足夠多的人，願意從“不再把命運交給某個好人”這一點開始，慢慢學會相信制度。

面對“沒有底線的政治流氓”有什麼選擇？

說到這裡，免不了要回答一個尖銳問題：面對一個願意隨時撕毀承諾、以維護政權為最高目標的權力集團，知識分子能做什麼？從那一代人的反面教材里，大概可以看出幾條底線式的策略。一是不合謀。所謂“不合謀”，不是去做英雄主義式的正面衝撞，而是最基本的一條——不主動為一個失控的權力機器提供道德背書。錢穆、胡適一代做出的選擇，大致可以歸到這一類。錢穆在香港辦“新亞書院”，胡適去了台灣當“駐美大使”兼學術領袖，他們都沒有回到大陸，也沒有接受統一戰線安排的官位。這當然不能保證絕對安全，卻至少減少了自欺的成分：不去參與一套自己不認同的制度，也就談不上“咎由自取”。

二是守邊界。對知識分子來說，真正的邊界不是“能不能當官”，而是“能不能說真話”“能不能保留獨立判斷”。有的人選擇留下來，但儘量留在專業領域，不參與政治表演；有的人即使身居要職，也在關鍵時刻保持沉默或者有限抵抗。這樣的選擇未必高尚，卻往往是現實的：在一個沒有制度性安全閥的環境下，如何在不犧牲全部原則的情況下，延長自己和同道的生存空間，本身就是一門嚴肅的政治學。

三是做長期的、非對稱的工作。章詒和寫書、楊顯惠寫《夾邊溝記事》，本身就是一種“非對稱”的回應。他們沒法改變制度，卻能保存記憶；沒法阻止新的運動，卻能讓舊的災難不被完全抹去。這種工作看起來很軟，卻在長時間內改變了社會對那段歷史的認知，也為後來者提供了判斷現實的參照。

四是保護自己，但不放棄他人。面對一個沒有底線的政權，任何“浪漫的犧牲主義”都容易變成權力的另一個道具。更現實的態度，也許是先承認風險，再在風險之內尋找做事的縫隙。既要懂得退讓、隱身、保存實力，也要在可能的時候伸出手，保護比自己更弱、更脆弱的人。這種策略在表面上可能很無力，但從長遠看，卻是讓社會保留一點道德和知識火種的必要手段。

這些選擇談不上完美，更談不上“正確答案”。關鍵是要看清：對方若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流氓”，那就不能再幻想通過“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去改變它；能改變的，只能是自己站的位置、手中掌握的資源，以及願意承擔的代價。一個群體能不能告別幼稚的政治階段，就看有多少人願意從“求一個好人”轉向“搭一套制度”。只把希望寄托在人的良心上，最後往往會連自己說話的資格都搭進去；只有把希望押在規則上，押在權力真能被限制的安排上，才不會一次次被當成籌碼,用後即棄。

References：

Jeremiah. The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Biblica, 2011.

Madison, James. “Federalist No. 51.” The Federalist Papers, 1788. Library of Congress, guides.loc.gov.

Yi Huaren(一華人)：《咎由自取》

Yang, Xianhui. 《夾邊溝記事》. 上海文學雜誌社，2001。

Zhang, Yihe（章詒和）. 《往事並不如煙》.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n.d.

———. 《伶人往事》.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n.d.

———. 《往事並不如煙續篇》. 台北：時報文化，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