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人”的文化根子：从士大夫到统一战线

原标题：相信人还是相信制度---读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和《往事并不如烟续篇》

作者： 骆东东

一九五七年以后，有两句评语一直缠绕着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一句出自当事人。章伯钧晚年在家中不断自责，说自己当年“太相信毛泽东”。另一句出自旁观者。左舜生在香港听说章伯钧等人被打成“大右派”后，淡淡来了一句：“咎由自取。” （一华人：《咎由自取》）这两句话，后来被章诒和写进《往事并不如烟续篇》，点中了一个要害：这代精英到底是“被欺骗”，还是“自愿把命运交给一个人”，而不是交给制度？要看清这个问题，绕不过章诒和的几本书。《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和《往事并不如烟续篇》，合在一起，差不多就是一部“第三势力”和上层知识分子如何走进历史陷阱的长镜头。她自己是“头号右派”章伯钧之女，亲眼看着那一代“名士”“名伶”，从权力的客厅被推向政治斗争的刑场。她用回忆的方式，把这些人的身段、风度、脾气、错误甚至自欺，都写得很细，所以这些书不只是“伤痕文学”，更是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一份病历。从这些人的命运，我们不禁要问：那一代人为什么普遍“相信人”，特别是相信“伟大领袖”，而不肯也不懂得相信制度？这种“政治幼稚病”是怎么形成的？面对不讲底线的权力机器，中国知识分子真还有什么选择？他们的教训，对今天还在写作、教书、做学术的一代，又意味着什么？

几本书写出的，是一代人的政治心理

首先必须交代一下这几本书讲了什么。《往事并不如烟》在大陆出版后不久就被查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后来以《最后的贵族》为名再版。书里通过几位民盟、民建等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和文化名流的命运，写出一条很清晰的轨迹：一批受过良好教育、有旧式家国情怀的“绅士知识分子”，在抗战与内战之间，被卷入国共博弈，又在新政权建立后，被一步步边缘化、打成“右派”，最终在政治运动中倾覆。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征：一边真心相信“民主宪政”的现代话语，一边又习惯了古典士大夫那套政治伦理——用人格和道德去影响君主。很多人把共产党当作可以“感化”的新君主，把毛泽东当成“可以讲理的伟大领袖”，相信只要讲明大道理，对方总会回心转意。所以他们在政协、中南海座谈会、“双百”“鸣放”中不断表达意见，既批评现实，又保留期待。

《伶人往事》写的是另一群人——戏曲伶人。梅兰芳那一代之后，启功、荀慧生等名角周边的世界，看上去离政治很远，其实离权力很近：解放前，他们靠军阀、达官、票友吃饭；解放后，他们被纳入“人民艺术家”的框架，成为政治舞台上的装饰。书中通过几位伶人的悲欢离合，写出一个简单却残酷的逻辑：不管个人多有才华、多有人格魅力，一旦制度把你当成“工具”或者“敌人”，命运就会立刻翻脸。

《往事并不如烟续篇》则把镜头重新转回政治。“续篇”重点写沈钧儒、沈雁冰（茅盾）、叶恭绰、左舜生、柳亚子等人。这些人是当年“第三势力”的代表人物，在国共两党之外走一条“中间道路”，试图既制衡国民党，又影响共产党。章诒和引用父辈的记忆，写他们在香港、重庆之间的讨价还价，也写他们在一九四九年后的醒悟与迟到的后悔。书评里有一句很重的话：这些进步派“满心以为未来的道路通向天堂，大家却迈着欢快的步伐，一齐走进了地狱”。

这几本书合在一起，可以看到同一套心态反复出现：对个人的高度信任，对“伟大领袖”“革命政党”的道德想象；对制度设计、权力约束几乎没有兴趣，也缺乏基本警惕；在危险来临时，第一反应不是逃离，而是“再相信一次”，直到已经退无可退。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相信人”的政治心理。《咎由自取》作者站在另一个极端：作者几乎把这代人的悲剧完全归因于“不懂政治常识”“想白占革命便宜”。这种说法有过于刻薄的一面，却也逼着人要认真回答：在一个已经公开宣称要搞“党天下”“一言堂”的体制面前，这些人为什么还会觉得靠“说理”和“人格”，可以换回一个宪政制度？

“相信人”的文化根子：从士大夫到统一战线

要解释这一代的判断失误，先得把眼光拉长一点。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里，普通人很少相信“制度”。两千多年里，制度设计往往高度集中在皇权之下，科举、律令、官制都围绕一个中心运转：皇帝。士大夫的政治理想也基本被塑造成“遇明君则致君尧舜，不遇则退而著书”。换句话说，好坏不在制度，而在“人”。好皇帝、好宰相可以让所有问题暂时缓解，坏皇帝来了，再好的法令也可以说改就改。

这种文化惯性，在二十世纪并没有真正被打断。民国有宪法、有选举，但军阀混战、党军割据，让很多知识分子得出一个简单结论：纸上的制度不可靠，关键还是掌握枪杆子的那个人。对于他们来说，“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亲身体验过的失败，而共产党则披着“土地改革”“大众动员”的新衣，看上去更接近“人民”。

共产党这边的制度设计，情况又更复杂。一方面，它从一开始就按照列宁主义的党国模型来建设自己的权力机器：高度集权、党比国家大、以“民主集中制”取代权力分立。另一方面，它又极其善于利用传统的“明主—贤臣”想象，在统一战线中把一批知识分子拉到自己身边。

毛泽东一度公开提出要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政协框架下让他们占据一些部长、报社社长等位置。章伯钧出任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罗隆基任林业部部长，储安平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章乃器出任粮食部长，看上去都证明了一个判断：“这个党还是讲信用的，还是肯共享一点权力的。”

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只看到“信用”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制度背后的真实目标。统一战线工作的公开文件一再强调：共产党要的是“长期共存，但共产党领导不变”，要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起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民主党派在这个框架里从一开始就是“参政党”“友党”，而不是权力上的平等伙伴。

换句话说，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把“人”的关系放在制度之上：谁“听话”“靠得住”，谁就可以暂时戴乌纱帽；谁越界，谁就随时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而那一代知识分子，却刚好相反：他们希望用“人”的信任去修补制度的缺陷，希望用和毛泽东的私人交情、在统一战线中的“历史功劳”，来换取一个更温和、更宽容的制度安排。这种错位，是悲剧的起点。

从“相信人”到“反右”：制度的真相暴露

反右运动是这场错位最残酷的暴露点。一九五七年，“双百方针”和“鸣放”运动一开始，很多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真心以为这是一个“党内外共同整风”的机会。章伯钧提出“两院制”“政治设计院”，罗隆基批评“一党专政”，储安平提出《党天下》一文，公开质疑“党天下”现象，都是从制度出发的批评。

这些意见在西方政治传统里，很难算“颠覆”。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一篇里讲得很直白：“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根本不需要政府了。” （If men were angels, no government would be necessary.）——人不是天使，所以政府必须有制衡，不能只靠统治者的“好心”。但在一个以党为核心、以“阶级斗争”为基本叙事的体制里，要求“权力分立”“多党制衡”，等于正面动摇党的统治逻辑。章诒和后来在文章里回忆：毛泽东在五月初还说“帮助我们整风”，没过几天就觉得“第三势力的心未死”，于是快刀一挥，“整风”翻牌成“反右”，那些刚刚被邀请“畅所欲言”的人转眼成了“毒草”“反革命”。

官方后来公布的数字是，全国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五十五万多人，学者估计实际受牵连的达到上百万人。许多右派被发配到如甘肃夹边沟这样的劳教农场，在大饥荒与极端管理下大批饿死、病死，杨显惠《夹边沟记事》记录的，就是这段集体淹没的历史。

从这个节点往回看，“太相信毛泽东”这句话就多了一层含义。不是说毛泽东这个人的善恶问题，而是说：这些人把自己的安全、前途、全部政治想象，都押在一个人、一党会“自我克制”“遵守承诺”上，却没有想到要追问：有没有法律层面的保障？有没有可以对执政党说“不”的制度？

麦迪逊那句“人不是天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现代宪政的出发点，并不是“相信人性善”，而恰恰是承认人性有弱点，所以要设计一套制度，让权力彼此牵制，让坏人难以为恶，让好人也不能只凭“自觉”。而那一代中国精英，在关键时刻做出的选择，恰恰是反过来的：在理念上，他们当然读过这些道理；在实践上，他们却更愿意相信“这个人和别的统治者不一样”“这个党不会像国民党那样腐败”。

制度的真相，其实在一九五七年以前就已经有很多信号：镇反、土改、公私合营、肃反，每一次政治运动都在告诉人们——这是一个不怕大规模使用暴力的政权。只是很多人出于各种原因，把这些信号当成“阶段性的过激”，相信总有一天会回到“正常秩序”。反右，只是把这种自我安慰彻底撕破。

“政治幼稚病”：几种反复出现的幻觉

从章诒和的叙述、从右派回忆录，可以总结出几种反复出现的“政治幼稚病”。这些症状，今天看着很刺眼，并非对他们的指责，而是提醒：同样的病，很容易一代一代复发。

第一，把道德当成全部政治资源。很多民盟、民建领袖的自我定位，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们批判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内战，这些当然有道理。但他们往往相信，只要自己站在“道德正确”的一边，历史就会自动给出公正的回报。问题是，当一个政权把“革命合法性”建立在“谁流的血多，谁就有资格说了算”上时，这种书斋式的道德优越感，实际上没有任何硬性的制衡力量。

第二，把私人关系当成政治保险。书里一再出现这样的场景：谁曾陪毛泽东吃过饭、谁在延安听过“谈话”、谁在统一战线时期有过“深厚友谊”，成为他们判断安全边界的依据。很多人相信，“主席了解我”“他知道我是好人”“顶多挨几句批评”。结果一次又一次证明，个人情谊在制度面前极其脆弱。到了“反右”“文革”这种高度动员的时刻，连亲人、战友都不得不站出来批判自己最熟悉的人。

第三，把技术性建言当成安全地带。章伯钧的“两院制”、罗隆基的制度批评、储安平的《党天下》，在他们看来都是“理性的制度设计”，不是“反党”。可是在一个要求“党的绝对领导”的体制里，对制度的技术性质疑，本身就是政治挑战，因为它触碰到了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这也是为什么“政治设计院”的提法会被无限上纲，成为给他戴上“右派第一号”帽子的关键。

第四，把阶段性的宽松当成结构性的转变。一九五六年至五七年的“双百”“鸣放”，在很多人眼中，是中国走向“党内民主”“人民民主”的信号。类似的乐观，后来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中也曾出现过：很多人相信，只要经济市场化、只要多开几家报纸、只要知识界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批评，制度自然会慢慢走向宪政。问题在于，如果权力结构本身不变，这种宽松往往只是策略性的调整，一旦触及核心利益，就随时可以收回。

这些“幼稚”，与其说是个人的性格问题，不如说是一种代际经验的局限。这一代人在帝制废墟与军阀混战中成长，对宪政制度缺乏持续的、正面的经验，对现代政党体制理解有限，却又对“救世主式的领袖”抱有强烈期待。传统的士大夫心态、近代“救国”焦虑、冷战格局下的左右二元对立，叠加起来，让“相信人”看上去比“相信制度”更自然，也更迫切。但历史的账不会因为“动机良善”就一笔勾销。

不要再把希望押在“某个人”身上

回到那几个最初的问题。这些书对今天认识中国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有至少三层重要意义。第一，它们把“革命成功史”重新写成了一部“权力吞噬盟友史”。官方叙事里，四九年以后是一条从“新民主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平滑道路；章诒和笔下，则是一部政治盟友被一批一批清洗、边缘化甚至灭绝的历史。民主党派、“第三势力”、知识精英、文艺界名人，都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自主性。理解了这一点，就很难再对任何“温和改良”“党内健康力量”抱有过高期待。

第二，它们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走成了一条“制度现代化严重滞后”的路。从经济上看，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惊人的增长，但政治制度却基本停留在一党支配、权力高度集中的框架内。这不是偶然，而是有历史连续性的：一九五七年以后，知识分子整体被打断脊梁，任何独立的制度构想都被视为“右倾”“自由化”，长期的恐惧和自我审查，让制度改革始终围绕“效率”“发展”打转，却绕开了最关键的“权力约束”。

第三，这些书不断提醒今天的人：不要把希望押在“某个人”身上。每一代中国人，都容易重新掉进“相信人”的陷阱。有时是相信“某位开明领袖”；有时是相信“某批专业官僚”；有时是相信“某个技术型强人可以带来秩序和发展”。“人不是天使”，所以权力必须被制度限制，而不能寄望于统治者的自我节制。

对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真正需要建立的，是一种“制度感”。这个“制度感”至少包括几条简单的判断标准：任何权力如果不接受公开监督、不接受独立司法的审查，它的承诺就不值得信任；任何“改革方案”，如果把前提放在“某位领袖的开明和善意”上，而不是放在可见的制度安排上，那就随时可能被推翻；任何动员知识界“配合”“背书”的号召，如果没有配套的制度让知识分子可以说“不”、可以退出、可以保存独立性，那就注定只是下一轮统一战线的新版剧本。

章诒和这些书真正锋利的地方，不在于她用多少愤怒的词，而在于她把那些看似高贵、聪明、善良的一代人的幻觉，写得非常具体。读者会在里面看到一种熟悉的影子：相信“新开始”；相信“这次不一样”；相信“只要再相信人一次，就可以等来制度”。真正需要做的，不是简单地骂那一代人“愚蠢”，而是问一句：在今天的环境里，这种“政治幼稚病”有没有真的治好？还是换了几件新外衣，又悄悄回来了？

如果答案偏向后者，那么对当下的知识分子来说，最现实的出路大概只有一条：尽量少参与那种建立在“相信某个人”的政治想象，多做一点有助于“搭建制度”的琐碎工作——哪怕只是维护一种更严谨的公共讨论习惯，保存一点不被歪曲的历史记忆，守住一块还算干净的学术田地。制度不会凭空长出来，但也不会完全消失。真正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好人”，而在于有没有足够多的人，愿意从“不再把命运交给某个好人”这一点开始，慢慢学会相信制度。

面对“没有底线的政治流氓”有什么选择？

说到这里，免不了要回答一个尖锐问题：面对一个愿意随时撕毁承诺、以维护政权为最高目标的权力集团，知识分子能做什么？从那一代人的反面教材里，大概可以看出几条底线式的策略。一是不合谋。所谓“不合谋”，不是去做英雄主义式的正面冲撞，而是最基本的一条——不主动为一个失控的权力机器提供道德背书。钱穆、胡适一代做出的选择，大致可以归到这一类。钱穆在香港办“新亚书院”，胡适去了台湾当“驻美大使”兼学术领袖，他们都没有回到大陆，也没有接受统一战线安排的官位。这当然不能保证绝对安全，却至少减少了自欺的成分：不去参与一套自己不认同的制度，也就谈不上“咎由自取”。

二是守边界。对知识分子来说，真正的边界不是“能不能当官”，而是“能不能说真话”“能不能保留独立判断”。有的人选择留下来，但尽量留在专业领域，不参与政治表演；有的人即使身居要职，也在关键时刻保持沉默或者有限抵抗。这样的选择未必高尚，却往往是现实的：在一个没有制度性安全阀的环境下，如何在不牺牲全部原则的情况下，延长自己和同道的生存空间，本身就是一门严肃的政治学。

三是做长期的、非对称的工作。章诒和写书、杨显惠写《夹边沟记事》，本身就是一种“非对称”的回应。他们没法改变制度，却能保存记忆；没法阻止新的运动，却能让旧的灾难不被完全抹去。这种工作看起来很软，却在长时间内改变了社会对那段历史的认知，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判断现实的参照。

四是保护自己，但不放弃他人。面对一个没有底线的政权，任何“浪漫的牺牲主义”都容易变成权力的另一个道具。更现实的态度，也许是先承认风险，再在风险之内寻找做事的缝隙。既要懂得退让、隐身、保存实力，也要在可能的时候伸出手，保护比自己更弱、更脆弱的人。这种策略在表面上可能很无力，但从长远看，却是让社会保留一点道德和知识火种的必要手段。

这些选择谈不上完美，更谈不上“正确答案”。关键是要看清：对方若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流氓”，那就不能再幻想通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去改变它；能改变的，只能是自己站的位置、手中掌握的资源，以及愿意承担的代价。一个群体能不能告别幼稚的政治阶段，就看有多少人愿意从“求一个好人”转向“搭一套制度”。只把希望寄托在人的良心上，最后往往会连自己说话的资格都搭进去；只有把希望押在规则上，押在权力真能被限制的安排上，才不会一次次被当成筹码,用后即弃。

References：

Jeremiah. The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Biblica, 2011.

Madison, James. “Federalist No. 51.” The Federalist Papers, 1788. Library of Congress, guides.loc.gov.

Yi Huaren(一华人)：《咎由自取》

Yang, Xianhui. 《夹边沟记事》. 上海文学杂志社，2001。

Zhang, Yihe（章诒和）. 《往事并不如烟》.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n.d.

———. 《伶人往事》.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n.d.

———. 《往事并不如烟续篇》. 台北：时报文化，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