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学院开除的两位77级学生及其后来的命运

中国美院（1928年草创时叫国立艺术院，后来改名为国立艺专，还用过其他若干个校名）成立以来开除过多少学生？恐怕没法统计。不同时期各有各的原因。有搞革命被开除的，也有谈恋爱被开除的，更有仅仅因为随手撕下一张图书馆借来的画册插页而遭开除的，西迁时期，因为所有书籍都是师生花了力气背去的，所以特别珍惜，定下死例，凡犯规者，绝不饶恕。

而1982年油画系的林琳与查立被开除，却是因为艺术观点。简言之，他们在那个时期接受了欧洲现代艺术的一些主张，开始了超越现实主义的尝试。这两人被普遍认为是那一届学生中最有才华的，而77级因为文革十年后首次招生，本来就群英汇聚。后来林与查在同一年出国，现在都远离了艺术：一个死了，另一个做各种各样生意，做得很成功。

我想从这两个人开始述说一段距今不远的历史。通过这段历史，美院与它的创建者蔡元培和林风眠得以衔接，才有了眼下这般模样。

查 立

查立，现在是著名的天使投资人，出版著作《给你一个亿，你能做什么？》，被奉为创业者的圣经。

查立作为77级学生，查立还记得进校后的第一堂素描课：教师把刚摆好的古希腊石膏像从画台上拿下去，换上“鸡蛋似的毫无结构和表情的东方女孩石膏头像”，说是第一张作品必须画中国人，不能画外国人。

入校前他已在少年宫学过六七年美术，因此心头不免浮上若干问号：

1）为什么美院的教学大纲中从来没说过第一张作品必须画中国人，而不能画外国人？

2）有些艺术家人家不给你戴手铐，自己给自己戴，这是不是畸形的变态心理？

3）为什么别的系里都没有这样的规定，油画系却有这样的规定？

4）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美术学院的素描课都用古希腊雕像？这里是政治的原因还是因为希腊雕像聚集了全世界人类公认的美感？

5）好好的希腊雕像放着不让学生画，硬是让画毫无生机的“工农兵”形象，能让学生学好吗？

这些疑问，再早一些的工农兵学员是不会产生的。至于教师，因为几十年约定俗成与无数次运动洗礼，也不大去想。他们中一些人想过，因此吃了许多苦头，也就不去想了。

便在这座西湖边的学院里，查经历了生命中无数的第一次：第一次听西方音乐。他用一台袖珍三洋录音机在宿舍里放贝多芬交响乐，隔壁的同学听到后呼吁搞一场音乐欣赏晚会，于是工艺系的同学设计了一张海报——全校学生就围着这台小录音机听贝多芬。第一次看西方电影。那是原版的《007，来自俄国的爱情》，几十个学生、教师和家属挤在小礼堂中盯着8毫米电影机投在墙上的帅哥康纳利风流倜傥的形象。第一次喝“可乐”。寝室里几个同学凑钱买来一瓶，（单独一个人买不起），每人倒了一杯，发现“怎么味道像咳嗽药水？”第一次看西方画展，尤其是现代派作品。当时波士顿博物馆的艺术总监KennethMoffett先生在上海画展结束后还来美院做了关于现代美国艺术的讲演。而因为在讲演结束时向主讲人递了一张字条，查被外办、保卫科、系里连番调查。Moffett在回到酒店后也遭到多位便衣（说不清这些人是公安还是学校的外办人员）向他索取那张字条，其实外语不错的查只是向Moffett打听一本所有图书馆都找不到的艺术理论书，想问问他有没有办法找一本。

查后来在讲到这件旧事时不无感慨地说：在一个法律不完善的环境里，人们所面临的巨大障碍是“burden of proof”(证明清白)。

不久他遇到了更大的麻烦，那是事先完全想不到的。

一天下午上政治课，不知什么原因，铃响过后教室里只到了两个学生。另外那位同学站起来，招呼也没打就出去了，就剩下查立。政治教师问他：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来上课吗？查想了想答道：这样吧，我明天告诉你答案。于是当晚写了七八页纸的一封长信，综述为什么同学对政治课提不起兴趣的原因。其中说到希望把马克思主义放到西方哲学历史的大背景中来讲，而不是完全将其孤立地抽出来进行灌输。另外，也对马克思著作中某些具体说法提出自己的疑问（当年我在不同的地域与不同的学校，也做过类似的事，可见有某种共性）。查以为这是在帮教师搞好教学。然而过了不久，他从院办的教师那里看到一份文件，这是政治教师给美院领导的报告，其中把查立那封长信中的话一段段摘录出来，组合之后构成了所谓“有系统、有理论地反对马列主义”。这在当时非同小可，无疑也影响了他日后的命运。

当然影响查命运的还有他那些颇受同学喜欢的私下习作。

1980年“美国时代生活书展”在杭州举办。展览的一部分是书，放在外文书店楼上；另一部分是招贴画，就在美院陈列馆展览。总共几十幅，包括莫奈的“日出印象”和马蒂斯的剪纸，都是一些很通俗的作品。但在当时却无疑“洪水猛兽”，教师再三关照，这些画只能看，不准学，甚至明确宣布：全是些垃圾。

但自此开始，查就与一些同学开始躲在寝室里“试验”现代艺术了。从印象派到野兽派，再到表现派，继尔抽象派、抽象表现主义、新写实、后现代、观念艺术……一发而不可收，这也因为外面的资讯终究还是越来越多地传进来了，而就在这种习练之间，明白现代艺术是有思想性的，并非所谓“形式主义”可以概括。

这难免影响到课堂学习。暑假过后，他交了一幅作业《年轻的张志新》（张因反对四人帮被杀，那时已获平反，被树为英雄），底色用了厚厚的大红色。“我其实根本没多想，只是试用强烈的色彩而已”，事实上却不可能与野兽派没有一点关系。而教师想得更多，认为这是影射文革的“红色恐怖”。于是查重画一张，这次改成淡色调的，象征英雄灵魂的升华，交上去后又被退回来，说是“叫你不要画红色恐怖，你马上画白色恐怖，是不是成心作对？”

师生关系变成了一种奇怪的游戏。

查搞到一本康定斯基原著《论艺术的精神》，花了一个暑假把自己关在借来的房间里，从早到晚就凭几本字典硬是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学生踏上了新的探寻之旅，教师仍停留在原地，冲突也就很难避免。本来不同的艺术观念可以各行其是而彼此相安无事，但那时尚无这样的气氛。整个80年代，反对精神污染一类运动此起彼伏。

临近毕业时，学校贴出了开除林琳的布告，查的父亲（时在杭州日报摄影部工作）也接到分管院长王德威的电话，对他说：你的儿子是搞现代派的始作俑者，下一个开除的就轮到他了。尽管两人本来就熟悉，王的口气还是毫不容情。

几十年后，查在与老同学朱叶青的交谈中把所以会发生这么一个事件的原因归于那位积极又片面地向上反映情况的工农兵学员留校的助教，多少也归于前后两位班主任，更归于当时负责教学工作的副院长。应当说所有这些人都起了某种作用，但他们不过是一副棋盘上大大小小的棋子。

就在这一年，中央美院有些学生来杭，与此地学生交流和讨论时发现他们思想特别开放，回去后消息就有意无意传到罗工柳副院长那里，接着似乎又传到了更上层。

正赶上批判精神污染的大气候，浙美就被当成了重点。上面有指示下来，如何能够不贯彻？尽管具体处理或许可以有轻重之别，譬如院长莫朴就认为这主要是思想问题，方式应当缓和一些。但他的看法在领导班子里居少数，最后处理还是相当严厉的：查没拿到毕业证书，这在当时意味着不能分配工作，也就是失业。

在家闲呆两个月后，版画班的郑小焰说她父亲可以通过关系弄到一个安徽阜阳师范学院的名额。于是查去了那儿，一呆三年多。

1985年查自费到英国留学。研究生毕业时，被评为当年十名“最有前途的青年艺术家”之一，在皇家学院举办了展览，有许多画廊代理他的作品，卖得也不错。

查搞现代画是从钻研理论入手的，自然也阅读过贡布里希。而他远离绘画，正与这位理论权威有关。

那天查在伦敦有个展览，开幕时贡布里希来了，这让画展组办方受宠若惊，查也兴奋不已。此前因为他已拜访过贡多次，两人认识。酒会上贡找查，邀他到展出的画前，问画的是什么，表达什么意思。

搞抽象画的通常最讨厌有人问画的是什么，面对贡布里希的提问，当时查就觉得“非常惊讶，你是理论大师呀，怎么问的问题像美院教师一样？”于是随口搪塞，说自己是在“玩颜色”。随后画廊负责人请贡致词，贡欣然接受，走上台后就以“玩颜色”为主题侃侃而谈，从西方谈到东方，从希腊谈到日本，从洞穴艺术谈到抽象表现主义，弄得查一头雾水：自己的画里哪有这么高深的学问？

忽然间他体会到一种荒诞感：在理论指导下发展起来的现代艺术，难道都这样吗？正是贡布里希促使查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产生怀疑，进而改变了人生道路。

在英国读书还是很自由的。伦敦大学实行论文制，上不上课随你，就看期终论文，学艺术的根据毕业展览作品决定是否给予学位。查兴趣广泛，去电影学院听课，去政治经济学院听课，甚至还去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课程，这是和国内全然不同的学习经验。而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各个学科的中国同学，并在1986年底创立了伦敦第一个中国学生联谊会，查被选为首任主席，这个组织随后扩展到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逐渐地，查说：“我意识到在艺术之外还有着一个很大的精彩世界。”

查决定走出画室，去看看更大更精彩的世界。他开始四处周游，最后落脚美国经商，一发而不可收。

查力的摄影作品

1997年查在离开中国十几年后第一次回来，以后更一次又一次回来，投资创办了无数个公司。业务从互联网软件技术，教育培训及网上认证，游戏，电视，出版，广告和无线增殖应用。

查在新浪有个叫喜马拉雅熊的博客，看了令人兴奋，他对中国未来的看法几乎比长期呆在国内的任何人都积极，那种积极又是由衷和言之成理的。他无穷的新鲜创意，让人觉得绝不像出于一个已经过了50岁的头脑。

查对自己的经商之道有如下说法：“我目前社会圈子里大多数是学理科的，要不就是学习金融、工商管理、电子工程等等，非常非常少是学习文科的，几乎没有学习艺术的。在我的圈子里几乎没有像我这样的。我就感觉我看问题和他们不一样。如果说一个人经过了艺术的培训、熏陶，一定会在其他领域里冒出带有创意性的东西。做生意也需要有新创意的。”

不知他当年的教师对此会如何看待？那是一条奇怪的道路，种瓜得豆，完全不在最初设计中。

至于查立，如今这样看母校：回首当年，从远距离看过去，谁错了？我相信我们还是没错。我相信学校和教师都曾有过迷茫，很多事情不该发生的但却无情地发生了。教师们没必要如此担心这帮出色的学生会走入歧途大逆不道，因为任何一代人都会走他们自己的道路；教师们也没有必要担心学生超越教师而恐惧，因为新的一代一定会超越老的一代；但教师们永远是老师学生们永远是学生。假如学生生活还会再来一次，我们不会反悔，还是会走同样的道路，就像电影《死亡诗社》的结尾一样，这一班的学生还是会一个个默默地站到桌子上去的……

查说得有点悲壮，颇具使命感。其实从艺专开始的每一代学生，都不乏怀抱使命感的，有的关切还要更大，也更有自我牺牲精神。只是不同的使命感往往彼此冲撞，每一代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弄到后来经常被证明仍有很大局限，甚至全无意义。

尽管还是有点耿耿于怀，查倒是明白这一切已经过去了。“现在有什么作品能够非常激动人心？那个时候你稍微有一点出格就不行。现在你愿意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吧。北京很多艺术家非常出格的事情多了，在不同的价值观念、在不同的社会体系里意义就不一样了。”

时代变了，变得很像一幅抽象画，谁也不容易说明白它的意思。贡布里希尚且可去问作者，我们问谁呢？

林 琳

中国美术学院开除的两位学生及其后来的命运英年早逝的上海籍旅美画家，曾是77级最“刺头”的林琳，因作品《席方平》被校方开除。1991年，林琳在美国被黑人枪杀，浙美院长宣布他为“最有才华的高材生”。

用同班女生朱春秧的话来说，林琳“表情、眼神，都是蛮秀气的”。另一个女生秦岱华则不喜欢“他外表的狂妄和种种违逆，以及对徐娃如此方式的追逐”，徐娃是他们一年级时班主任徐永祥的女儿，就读于88级染织班，至于林到底以什么方式来追逐徐娃，乃至让秦感到不快，已没必要去弄清楚了。但显然这是一个独立特行或喜欢独立特行的人。

在同学印象中，“林琳是这样的，比如有一个什么事情说好了大家都去，林琳一看大家都去，他肯定是不去。他对大家异口同声、人云亦云的东西最为痛恨”。这种个性在一个集体主义仍然盛行的社会，尤其对需要创造的艺术家来说，显得珍贵；也为日后一系列麻烦埋下伏笔。

进校不久，林便不满足仅仅做技法上的练习，事实上他此类能力已不亚于一些教师。恰在其时，欧美现当代艺术的一些状况经由图片展览与书籍进口的方式开始流入国内与院内，在年轻人中引起震荡。而林得风气之先，开始尝试各种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包括立体派和野兽派，这在当时几乎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为印象派之后被称为“现代派”的诸种西方流派一直被认为是“腐朽的资本主义艺术”。这年秋天入学的王广义，一进校就听说了林的名声，通过找人联系，才得以进入高年级同学的工作室，看到那幅德拉克洛瓦《自由领导人民》的变体画。当时感觉是“有一点困惑，同时也挺崇拜”。

王后来回顾这段岁月时说：“作为一个特定的环节，林琳是非常重要的。还不仅是技术与学术的意义上，更为重要的是在精神层面上。毫不夸张地说，林琳在当时几乎是影响了我们这一届。”

但他出格的做法却让教师非常挠头。

据查立回忆，班主任徐永祥就常与林琳为了几位艺术家抬杠：“徐先生推崇门采尔，林琳偏说门采尔这样的画家在上海有一大堆，徐先生钟爱尼古拉•费逊，林琳偏说尼古拉•费逊画得不准、画得很油，徐先生气得七孔出血。”这最后一句当然是夸张的说法。

徐之后，本来王德威准备自己带这个班，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或者知难而退？）让出狱不久的王流秋来接了手。

对王而言，林也是个棘手的学生。他画了一幅惹起很大争议的习作《席方平》，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聊斋志异》中一个故事，主人公席方平魂赴冥府为父伸冤，结果被冥王自上而下锯成两半。林琳画的就是身体被锯成两半的席方平。

他下笔避开传统苏俄绘画中列宾、苏里柯夫的褐色而展现了血淋淋的红色。很难简单地推断林这样做的含义仅仅是在作技法上的探求，还是另有用意，试图表现他理解的民族文化中传统的苦难。有一点是确定的，此画并没有复杂的“政治因素”。

在师生中引起争论后，最终大家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认为艺术上“不含蓄”，用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结束了讨论。事实上当时的形势恐怕也不宜作更加深入的探究。

临近毕业那年大家都按照学院安排下乡去体验生活，只有林坚持不去。他私下对88级陶瓷系的同学朱叶青说：“我现在就在生活。如果按照毛主席阶级划分论，我就算是小资产阶级。如果我这小资产阶级去农村呆上一个月、两个月，然后画一些反映工农兵的作品，在我是画不出来的，一个小资产阶级怎么会在一两个月内就转变为无产阶级呢？所以我只能画自己的生活，假如我是小资产阶级，那么我仅仅就画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画出这样生活才有可能是真实的。”

他呆在学校搞毕业创作，内容是一个坐在钢琴前的女人，表情呆滞，形象有些变形，脖子很粗，略带马蒂斯、毕加索的画风，色调灰暗，题目却叫《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这么一种不服从与挑战的姿态无疑惹恼了教师，教师不准林琳在教室里继续画下去。于是林就跑到教室外的楼道里画，楼道太暗，再搬到宿舍里画，宿舍太小，难免不小心把颜料弄到同学的衣服上去，最后又到顶楼的平台上继续画。

接着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林与同学在寝室中讨论某些问题的言论，被一个助教听到并整理汇报给了系里，（这其中，用查立的说法，经过了“断章取义”）林知道后与这位助教在教室里发生争执，要求当面对质、澄清事实。遭到班主任批评，说他不尊重教师，必须当面道歉。林虽然觉得委屈，还是当场鞠了一躬，表示道歉。

但事情并没完。临毕业前27天，学院贴出告示，开除了林琳。

据朱叶青回忆，当时他在龙泉一个小镇上实习，接到林琳来信，大意是：“我被学校开除了，近日离校回家。你从龙泉回来，我已不在学校，就此告别。”信中还规劝朱与校方打交道时候必须妥协。“无论如何一切都没有比能够毕业更重要的事情了。”

凡此种种，都表明林内心深处与他表现出来的姿态是有距离的。对自己一系列行为的后果，也多少有些后悔。

班里同学得知后，都感到不平，由黄永砯执笔、汪彤出面，组织了签名请愿，要求学校收回决定，当然没有结果。

林自己也去找过院长求情，无果，最后只能卷起画作与铺盖回家。回到上海后的林琳，街道居委会不予安排工作，还和派出所联系，去他家没收了一些课堂人体作业，说是黄色画。后来在汪彤帮助下，林去了美国。

他在纽约街头替人画肖像，挣了钱后，最初是付学费，供自己读书；毕业后，则把最大一部分收入都用来买材料搞创作。住在黑人区，还给自己起了个黑人名字，叫比利•哈楞。

林去美国创作的作品

然而1991年8月的一天，正是一个黑人青年让林死于非命。

那天在时代广场，这个可能刚刚从肯德基出来的黑人，看见街边有几个中国人在画画，百无聊赖，就把手里的鸡骨头凑巧放到了林的头上——这是恶作剧，但并无太多恶意，更近于玩闹。林的老婆叫海萌，在一边看着生气，就顺手把可口可乐洒到那个黑人身上，彼此发生了口角。林站起来，或许上前推搡了两把，然后又坐下来继续画。那个黑人走了，过了不久拿着一把枪回来，走到林琳跟前，什么话也没说，砰，一下就把他撩倒了。

据当时也在旁边画画的郝兵说，林琳咚地倒下来，也看不出有什么痛苦，然后说话困难，几秒钟内只有一点点血流出来，就在心脏这儿。

打死林琳的凶手被判了7年徒刑。

林在纽约的朋友艾未未讲：“我是在他死后最早去他画室的人。我看到他住的状态，真正在黑人的楼里，条件比较差，屋子就是一个大画室。家里很穷，没有任何的东西。”

《参考消息》报道后，消息传到美院。有领导在全校大会上表示了哀悼，并说“林琳是我们浙江美术学院的高才生”。然而直到此时，他仍没有拿到毕业证。

对林到美国后艺术上的发展，艾未未有如下评介：

“据我了解，他的思想是活跃的，我觉得他还没有找到北。他是个还在不断实践不断挣扎的这么一个人。而且，还是挣扎得很强的一个人。但是他后来的画，只能体现出一种不安，但是你能看出这是一个很有血肉的人。很有激情，然后又有很强的极为不安的独立意识。那么你看他最后的这批画，突出出来的，已经是生命力很旺盛的，可以看出是一种热情。轮胎的这批，依然可以看出骚动啊、热情啊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究竟会走多远，将来都很难说。我们也知道他的底子，知道他不会简单地仅仅是做纯视觉的作品。这些都是比较纯视觉的作品。他一方面是竭力想要求打破自己的过去，希望尽快进入到这个纯视觉语言的世界中来。但我不觉得这是他最终的一个归宿，他还是有很强大的理性在那儿的。他的位置啊，伦理啊在他身上还是很强大的。我想，这是一个过程吧，仅仅是一个被打断了的过程。”

可惜这个过程被无情地中止了。

林最后的作品是一批轮胎画。尺幅巨大，往往高至3米，宽达4米，试图实现他创造“平面上的幻象”的绘画理想。当时美国正值对现代主义的反动，绘画中再次引入大量社会题材、文化批判、异文化元素等等，而林琳没有乘势在“中国元素国际化”上做文章，以比较容易讨巧的方式来获得欧美艺术主流的“承认”，成为多元主义运动里东方的代表。他选择坚持和继续现代主义绘画与艺术的纯粹性。

轮胎画之一

没人能够知道，如果不是那次开除，如果没有这致命一枪，林琳往后在艺术上会取得什么样的发展与成就。

他的研究者范仲鸣认为，轮胎画在形式上无疑受到美国抽象艺术的直接影响。但林琳并没在那种似乎要压倒一切的霸气前退却或望洋兴叹，相反钻了进去，在这个框架里力图有所作为并到达了一个抽象绘画的新境地：以化立体为平面、变物质材料为绘画笔触来还原绘画的本来面目——创造一个“平面上的幻象”。同时让这个“平面上的幻象”成为能够唤醒人们对大自然感受记忆的独特“幻象”。范呼吁中国的博物馆、美术馆、收藏机构能够尽早地迎回林琳这些“我认为是国宝级的当代绘画作品。它们远比用重金购回流失海外的那些瓶瓶罐罐有意义、有价值得多”。

几年后，在一个老同学聚会的场合，已担任院长的许江不意间看到艾未未在追悼会上拍摄的林琳遗容的照片，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拿起眼镜，抹了一下眼角。

随后他表示：“黄永砯、林琳、查立这样一批人，似乎是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实际上，我们应该说他们身上潜含着我们美院的命运中的某些根性的东西，浙江美院精神性的东西。所以他们会比较简单地面对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所处的环境，反之，他们却不会简单化地和这个环境去做妥协。这一批人，正是这一批人，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性。”

林琳地下有知，不知是不是会感到某种安慰？母校最终还是认识到了他的价值，尽管至今仍未给查立与他补发已没有任何意义的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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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林琳的画相关链接：http://art.china.cn/huihua/2009-06/10/content_29528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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