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秽史，掺杂了太多的垃圾，中国的现代史是一部狗屎，中国的党史，那连狗屎都不如。 原因很简单，不论哪个猪狗一样的东西，一旦当了“总书记”，都要重新书写一遍“历史”，这样的“历史”岂不是连狗屎都不如吗？“宪法”、“党章”都要刷新一遍，这叫与时俱进。何况历史涅？所以中国的“史学家”们是很忙滴！不然吃什么涅？吃的就是狗屎饭。 下面举个例子，看看中国古代的史学家、中国古代的以孔子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们，是如何研究和书写历史的。 有首著名的文天祥的《正气歌》，其中有两句“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是古代史学家的一身正气、惊天动地。不过内中有不少曲折、复杂的故事。 董狐，春秋时期晋国曲沃人 世袭太史之职，亦称“史狐”。董狐以秉笔直书闻名。孔子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后人将写文章能依照事实陈述、公正不偏的人称为“董狐之笔”。 宋代文天祥的《正气歌》中的：“在晋董狐笔。”董狐写“赵盾弑其君”，事实上，赵盾没有自己动手杀人，实际弑君者，是赵盾的弟弟赵穿。可是身为国家重臣的赵盾，非但不思讨贼，反而另立公子黑臀为君。因此，董狐将弑君一事归究于赵盾。这是根据其政治责任而书之于史的。所以有些人以此种违背历史原则而求真的书写，贬低董狐，也不无道理。这么看来，文天祥的《正气歌》也有瑕疵。 “在齐太史简”：在《史记》，《齐太公世家》和《晋世家》中，可以找到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齐庄公荒淫无耻、好色无度。在任何时代，一国之主都一个德行。不过这个齐庄公太过分，竟跟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还做得十分张扬，到最后根本就不是私通啦，尽人皆知，甚至崔杼的老婆还因此骑在了老公的头上。崔杼实在无法忍受，觉得是遭受了巨大的耻辱，处心积虑地要去谋杀庄公，终于等到机会，弄了个捉奸在床，一来事先有准备，二来计划就是杀死国君。 春秋战国时期杀君立嗣之事，经常有，所谓宫廷斗争、你死我活那是常态，各国都差不多。按说崔杼本身性格桀骜不驯、野心勃勃，但眼看妻子与国君的“不正当关系”，如何忍受？一来发泄自己的忿恨，既然无法将国君的劣迹诉诸于公道，干脆，杀了完了。二来杀了国君，自己掌权岂不更好？一箭双雕。 但是当时的太史（记载国事的史官），竟然写下了“崔杼弑庄公”的字样。虽然写得真实，可是有点儿不分青红皂白，谁是谁非。这是因为他们的脑子里，始终认为国君神圣不可侵犯。在他看来不管是谁、也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是杀死了无比神圣的国君，自己作为一个记录国事的史官，哪伯冒着生命的危险也得认真地记载下来，因为他早已抱定了为国君殉葬的决心。 接着是太史的弟弟接任，又写下这几个字：“崔杼弑庄公”！崔杼又把他杀死。第二个弟弟又继续写，还是那一句。崔杼或许是被这种不怕死的劲头儿吓住了，不得不放过了他。这兄弟三人不怕牺牲、视死如归气概，多少有些悲剧色彩。不过个人品格、品质无可挑剔、职业操守无人可及。 “在晋董狐笔”：董狐的故事跟齐国这几位太史相似，然而比起崔杼的杀死齐庄公来，赵穿的袭杀晋灵公，应该说是更具有正义的性质。晋灵公凶恶嗜杀，竟以杀人取乐。。大臣赵盾曾多次进谏，非但不听，竟还屡次派遣刺客和伏兵，谋害赵盾。赵盾只好出奔逃亡，还没越过国境，这时，他的弟弟赵穿杀死了灵公，迎接颇得民心的赵盾回来主政，另立灵公的叔父黑臂即位。这本来似乎也不必引起多大的指责，然而太史董狐却在众人的忙碌交接中间，握笔书写着“赵盾弑其君”的字迹。他这种对职业的执着和忠诚，超过了齐国的那几位太史。而且其中夹杂了个人“意见”！ 赵盾似乎不是一个好开杀戒的人，并未把手无寸铁的董狐杀死，不过把杀死灵公的责任推在赵穿身上，事实确乎也是如此。董狐却发要发挥一种带上诡辩色彩的议论手法，推断说因为赵盾是正卿，既没有逃出国境，回来又不诛乱臣，他如果不算是弑君的罪犯，又能算谁呢？ 据《左传》里的记载，孔子听说此事以后，评论董狐是 “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官确实不应该隐讳任何人的罪过，然而赵盾有什么罪过呢？孔子还评论赵盾是“良大夫也，为法受恶”，作为一个卓越的臣子确实应该为国政的失误诚恳地承担责任，然而他似乎也不应该替灵公的被杀承担什么责任。 在董狐和赵盾这双方的剧烈争论中间，孔子替两边都说了好话，既肯定诡辩的董孤是“良史”，又认为赵盾是“良大夫”。孔子这叫“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因为他既要格守君君臣臣的统治术，又比董狐更能够正视真实的历史现状。 甭管怎么说，古代的历史可以叫做历史，有偏差、有失误、有不同见解均属正常。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既然自称“研究历史”就不要跟着瞎起哄，做共产党的奴才和走狗。不知哪位名人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孙子肯定是个偏好雏妓的嫖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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