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裁”與“民主”是兩個形容詞，用來形容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

民主制度，以美國的社會制度為藍本和典範。也有西方其它國家的類似形式。

獨裁制度，德國法西斯、意大利墨索里尼、軍國主義日本。也有其它變種如中國的“黨國主義”和朝鮮的“先軍思想”。

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制度，猶如冰炭不能同爐、水火不能相容。現在有些傢伙，占了獨裁的便宜，覺得“獨裁”制度也不錯。那就變成了魚與熊掌，但二者仍然是不可兼得！想把魚與熊掌變成同一種東西，恐怕比冰炭同爐還難。

不過中國就有那太監式的“理論家”，硬要把二者“統一起來”，弄個“獨裁”下的“民主”，並要最終戰勝西方國家的民主。這也不奇怪，太監本來沒有那話兒，他們懂得什麼“性福”？

俞可平就是太監理論家較為典型的一個。這孫子前幾年寫了一篇文章叫做《民主是個好東西》。受到了中國宣傳機器、黨的喉舌、黨的外圍宣傳機構的“熱捧”！中國人的“邏輯思想換亂”一發不可收拾，由此由此產生了一批又一批不知死活，自宮、自閹的太監，甘作共黨走狗，以圖做一個名車、豪宅，二奶情婦圍着轉的“銀樣蠟頭槍”。

這篇文章的最明顯的不和“邏輯”的錯誤，就是把“民主”這個形容詞當做一個名詞“東西”，而且還是好“東西”。並通過這一“偷換”，把“中國式的民主”當做另一種民主來對待，徹底顛覆了民主是用來形容“美國和西方社會制度”的形容詞的本意。由此造成中國人普遍邏輯混亂，許多“半吊子理論家、思想家”滿口胡說八道而不自知。

台灣的文化部長龍應台有篇文章《什麼是民主》，我認為是專門真對這種邏輯混亂的。她說：“民主是一種感受……”接着說了在台灣民主制度下，生活中的各種感受，說得非常好！感受！怎麼能是“東西”呢！更證實了“民主”是個形容詞。不能是“東西”。

至於俞可平這個太監“理論家”怎麼把民主這個“東西”轉化成“中國獨裁式民主的，還是讓他自己表演吧：太監的事情，別人幹起來不容易！中國的太監，不是好當的。下面是太監俞可平的表演：

俞可平說，“談論民主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但是必須得談！”他指出，“如果只是以西方民主的‘多黨競爭、三權分立、領導直選’為標準，那中國當前可以說是沒有民主”，並稱“近年來，在政府治理的細節上，民主在中國其實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其中包括村一級幹部直選、憲法中寫入人權以及法治條款等等”。另外，俞可平還多次強調，“中共不會‘照搬純粹西方式的民主’，但是民主作為人類共同的價值，即便在中國也不會被否認。”

俞可平認為“談論民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即是指，民主在中國只能限制在一個特定或小的範圍內，如他的“增量民主”論所稱的“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俞指的黨內民主是“黨的各級領導真正由黨員或黨員代表選舉產生，並對自己所領導的黨員和人民群眾負責”；而基層民主則表示 “在已經推行的村民自治、居民自治或其他社會自治”的基礎上，“探索和擴大新的基層民主形式，如鄉鎮領導和縣市領導的選舉方式和決策方式的改革等”。

而且，中國的民主政治不能離開中國共產黨，因為“中國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它“不僅是實現中國現代化的核心力量，也是推進中國民主化的核心力量”。（見《俞可平：增量民主與政治改革》）這就意味着（或如俞可平所說的），中共不會照搬西方式的‘多黨競爭、三權分立、領導直選’的民主，所以他說按西方的標準來講，“中國當前可以說沒有民主”，但這並不妨礙中共推行自己的“民主”。

俞可平稱“民主必須得談”，意思是，在中國談民主，就得按他上述有關民主的釋義來談。這正如他近10年前曾說過的，民主雖然是個好東西，但不等於說民主什麼都好:“民主決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許多內在的不足”；“民主有內在的局限性，不是萬靈藥，不可能解決人類的所有問題”等等（《俞可平：民主是個好東西》）。他在演講中還說，中共高層領導“即便強調‘不可照搬西方民主'，但也沒有一個人反對在中國實行民主制度。民主是中國的唯一出路，已經成為了政治高層的共識”。這裡，俞可平和中共高層所指的民主，是指威權制度下的所謂“人民民主”（或“社會主義民主”），即所謂的‘一黨執政多黨合作’與“議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會”等制度的民主，並非西方政治意義上的憲政民主（見《俞可平：民主是共和國的生命》）。而俞可平“民主作為人類共同的價值，即便在中國也不會被否認”的表述，則只是一個玩弄文字和概念的遊戲而已，即對民主的“人類共同價值”的另類或中國式的自我解讀（即“人民民主”的普世意義和真理性）。

俞可平“民主在中國其實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的說法，仍然停留在他過去的老一套說辭中（如以“村一級幹部直選、憲法中寫入人權以及法治條款”等為例），且與中國現實的人權狀況（當局對異議人士越亦嚴厲的打壓與迫害）相去甚遠。而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俞可平稱，“對於大多數普通民眾而言，言論自由在中國並沒有受到太大限制，尤其是在互聯網論壇等處”。這裡，不是當局沒有或不想去限制，而是無法完全和每時每刻去限制網絡言論。另外，“開放”網絡和適當地給予網民一些言論空間，亦是俞可平曾主張的維持社會穩定的方略之一，也就是，通過所謂“善治”的手段（“以疏為主”的動態維穩）來實現一種“現代的穩定”（與傳統的“以堵為主”的靜態維穩相對）或“新的政治平衡”（官民之間的協調與和解），即減少“公民之間以及公民與政府之間的各種利益矛盾”。這裡，“民主”只是作為一種治理方式，而不是一種制度性的確立，是（維穩的）手段而不是（建制的）目的。（參見《俞可平：增量民主與政治改革》）

德國漢學家黑伯勒的說辭，“我們應該將大多數人民和少數異議人士區分開來；後者的公民權利確實受到愈發嚴厲的限制，但前者的言論自由等權利和幾十年前、甚至幾年前相比，也確實是有所擴大的”，則表明了西方一些親中學者的習慣性與主觀性思維，即：將中共拒絕政治改革的（堅強）意志與全球化時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與變化狀況混為一談，只用積極的眼光去觀照中國的現實，無意或不願去正視其倒退的趨勢。

俞可平也觸及到了中國的一些現實問題或切中了一點時弊，如稱中國的制度性問題在於：“現在的貧富差距過於巨大，社會保障水平和歐洲相比實在太低”，以及“中國的經濟轉型充滿了困難，今後不排除發生危機的可能性”等。而黑伯勒的話，“如果只是討論“三權分立、多黨制”等西方民主的典型特徵，那這種民主在今後二三十年也不大可能在中國實現”，同樣也多少道出了中國政治未來發展的可能路徑。

另外，與過去有所不同的是，俞可平對中國民主的未來已經“帶有許多謹慎和小心”，儘管他表示對“中國的民主態度持樂觀的態度”。俞的擔憂在於，他曾提出的“增量民主”近年來也遇到了巨大阻力或被決策層冷處理。這既是說，目前在黨內民主和基礎民主這兩個層面，不僅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反而大有倒退的跡象。中國的社會主義能達到“較小的貧富差距、廉潔的政府、更多的民主”，便是俞可平最大的“宏願”了。而事實上，這在很大程度上或相當長的時間內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

從俞可平的談話中還可以覺察出，作為體制內的學者或智囊，他不是完全看不清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民主或政治制度，而是必須或被迫要說違心和符合中共主流意識形態或正統思想的話（即出於“吃黨飯不砸黨鍋”的無奈心態）。或許，他對中國民主的“善願”還有別樣的意味和指向。但不管怎樣，俞可平對中國式的民主的樂觀態度，都起到了一種為中共現實威權政治體制抬轎和粉飾的效果，於中國的政治改革與制度更新無多補益。

當前，在中國官方思想界和政界，“文化保守主義”、“新左派”及“國家主義”等保守思潮方興未艾，反西方與回歸古典和內向“中國自我”（即專制傳統）的趨勢甚囂塵上。俞可平也逃脫不了這一趨勢的裹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