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出了车站，情况和我们事先想象的完全不同。原来“革命”工作比我们想象的要容易得多。广州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由于列车晚点，车站往来上下车的旅客，接站、送人的亲朋好友、再加上旅馆拉客的、三轮拉客的（那时没有出租车）、做小买卖的、要饭的、到处流窜无家可归的……到处都有，真个是：人声交杂如鼎沸，灯影晃错似流霞。

在一片混乱中，车站出口不远处的数十个“招牌”，本来也不怎么显眼，不过对我们却是格外有吸引力，“招牌”上，写得都是“XXX红卫兵接待处”、“XXX红卫兵招待所”、“XX学校造反总部红卫兵联络处”……等等。

去哪一家好呢？我们几个开始研究，刘志良和我特意观察了一下，招牌中并没有我们要找的“学校”或“XX大学联络处”。按单平的意见，去“XX学校的造反总部联络处”，这家伙造反成瘾，见了“造反”二字就急不可耐。我坚决不同意，按我的意思：刚到广州，各方面的情况还不是很熟悉，不忙选立场、选观点，按现在的说法是别忙“选边儿站”。革命形势是复杂的、瞬息万变的，站错了队，非同小可，那可是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我还引用了一段主席语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其他几个人当然同意我的意见，最后选择了一个“广州车站红卫兵接待处”，因为这种接待处显然没什么“观点”可言。（不过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后来也变了，为什么呢？因为后来，车站也分成了两派！别说车站，一家子都分好几派，整个儿一个乱套，不过那是后话）

车站接待处的人特别热情，一看是“北京的红卫兵小将”来了，忙不迭地安排人带路，带路人一边走一边安慰我们：“别着急，吃饭了吗？前面拐弯儿不远，一会儿就到。”一口的南方普通话，听起来很舒服。有人会问：“不要身份证、学生证等证件吗？”，又是外行！那年头儿，哪儿来的什么身份证啊？一家子只有一个“户口本”，不能出门带在身上吧？学生证也没有，以前有的同学比如单平，回老家坐火车都是学校开证明，到车站买“学生票半价。现在，只要一看打扮：军装、红袖章、主席纪念章，在拿本儿红宝书“主席语录”，问都甭问，到处绿灯。不过后来逐渐严格了，要求出示“学校革委会”或“XX总部”的介绍信。那是后话。

到了接待处，还真不错，四层楼的建筑，干净、漂亮、整洁。门口的牌子是“广州车站站前招待所”。跟普通的高级一点儿的旅店差不多。我们五个人，要了两间房，招待员原来安排了三间，两人间。我们自己，不好意思麻烦人家，再说，主席教导“要节约闹革命”，不能铺张浪费。所以，我和单平一间，另三个人一间。主要原因是，一来司令和宣传部长一起，便与研究工作；二来，其他人都不愿意与单平同住，说是受不了他老是“半夜梦见毛主席”，起来发神经。

住处安顿好，招待所招待员，当然是个不难看的广州姑娘啦，不然这个过程我也不会记得那么清楚！一般凡是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地方，都与漂亮姑娘、小姐、学生、列车员、工作人员有关。有时候，在街上某一个饭馆儿吃饭，如果能记清当时吃的什么，必定那个饭馆儿的服务小姐漂亮、入眼。由于半夜时分，食堂关门了，女招待员带我们到饭厅坐下，先端上一脸盆“茶水”，用脸盆当茶水大碗，这是我头一次见识，吃饭离不开茶，这也是广州的一大习惯，到街上吃点心不叫吃点心，叫“吃茶”。之后过了一会儿，端上来两屉包子。不过是素馅儿，好像是“吓皮、粉条、青菜”陷，陷好吃，包子皮太厚，发面发得也没有北方好。不过因为饿了，被我们几个狼吞虎咽，一扫而光，甚至连一脸盆茶水也喝了个一干二净。

吃饭过程中，几个人向女招待员打听情况，什么广州分几派呀？哪个学校怎么走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哪儿啊？广州话好不好懂啊？听不懂广州话怎么办哪？广州有些什么好吃的呀？……等等，特别是单平，问起来没完没了，弄得我这个见了女的就顺口溜好话的司令都插不上嘴，对单平极为不满。不过这小子脸皮太厚，也不在乎，只顾聊个不停。

不过也幸亏单平这家伙，摸清楚好多情况，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1.广州人会说普通话的居多，多少都会一点点，完全讲本地话的本土广州老儿（女招待原话）不多，交流不成问题。2.目前广州比较大的两派都是学生，就是我们事先知道的“红革”、“红造”。因为当时的派性斗争还没有蔓延到社会，到那时候，红卫兵就没戏啦，完蛋了。3.农民运动讲习所离车站很远，并答应给我们弄一份儿“广州市区交通图”。4.我们要去的“广州XX中学”离车站不远，走着去，20多分钟的路程。

吃过饭，回到房间，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明天起床后，先去广州XX中学，其它情况再做定夺，为什么说“起床后呢”，因为当时已是三更时分，天快亮了，大家一路上旅途劳顿、风尘仆仆，谁知道什么时候能起床？至于冲凉（广州把洗澡叫冲凉）、洗衣服、洗袜子等一应杂事不必细说。只等第二天踏上新的革命征程。

正是：马走路遥吃夜草，人行途远打横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