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我们了解到，我们之所以受到如此隆重热烈的欢迎，是有原因的。原因是：这位广州“XX中学红革”负责人是原来这个学校“红卫兵革命总部”总司令，“革委会”成立时是本校革委会主任，在学校所在地区甚至广州市都很有影响。不过后来，工作组撤走，“工宣队”进校，原来的“革委会”解散，学校又成立了另几派“造反组织”。大致情况和北京差不多。我们的到来，无疑是对他们这一派的有力支持。而他们这一派目前是趋于“保皇”的，因为大部分是“革干”、“革军”子女，这从一身军装的打扮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由于对我们招待的过于“隆重”，吃喝、住宿更不用说。住在学校一间由“办公室”改装的“宿舍，沙发、茶几、办公桌椅、衣帽架……一应具全。一看就知道属于那种办公、住宿、革命工作兼容的“战时”宿舍。我们几个一时激动、兴奋，当天也没考虑那么多。只是觉得对方亲切、热情、友好……至少生活问题不用担心啦。

单平挺警觉，晚上召开的会议上（我们战斗队的规矩：每天定时学毛选、定时召开工作会议）他提出：据他判断，招待我们的很可能属于“保皇派”，建议第二天，去另一派“红造”看看。不过包括我在内，对他的意见并不同意，明明是“革命”总部，怎么能“保皇”呢？造反组织都这么大规模了，如何“保皇”？

正说着，总司令过来了，要我们明天去参加一个“报告会”，说是会场已经准备好，在学校礼堂，大会名称是“革命造反形势交流会”，由我们几个介绍一下“北京的造反形势”，附近几个学校的红卫兵都要来参加。根据总司令的说法，“红革”的对立面“红造”方面抢先“接待了”几拨”北京来的“红卫兵”造成了很大的声势，我们一来，刚好可以支持他们一下，并把对方接待的“北京红卫兵”，骂了个狗血喷头，说他们不了解情况，到了以后，胡乱支持“造反派”，对革命不负责任，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总之，话里话外的意思呢，是希望我们的到来，能加强他这一方面的“声势”，挽回不利影响。

一则“红革总司令”这个关系是刘志良早先从北京联络好的，刘志良是我们的“外联部部长”，双方的“观点”一致应当没错，二来对我们招待的异常周到、热情，三来，最主要的，单平也不犹豫了，这小子一听要介绍“造反经验”兴奋得不得了，他一贯爱出风头儿，这么大的“报告会”当然不可放过！所以我们当即满口答应，今晚一定做好准备，不让总司令失望。

总司令走了以后，我们几个迅速拟订了工作计划：一、单平和我，准备明天大会发言，单平介绍他在我们学校旁边的村子里，发动当地贫下中农“造反夺权”的经过；我则介绍我们“全无敌”战斗队，成立、发展的经过。二、根据张玉龙做的会议记录，我在上一次会议中特别提到的有关“北京红卫兵”到外地以后，不要下车伊始，就哇哩哇啦发表意见，要先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等等，写一份正式报告书，有刘志良在会上“宣读”，报告书的名字是《正告、提醒、劝告北京出外串联的红卫兵战友》。（这一份报告书，为我们惹下了滔天大祸，这是后话）。

当晚，准备发言的、写传单的，忙了个不亦乐乎，房间里有现成的蜡纸、刻板、油印机、成摞的各色纸张，写好以后，单平刻蜡纸，许剑先印刷，张玉龙准备纸张供应……一下子印出4、5百张传单来。说到这刻蜡纸、油印技术，非我莫属。我刻的蜡纸，最多的一次，足足印了8百份儿！当然是刻蜡纸的技术越高，印刷的张数越多，我在此也不便详述有关刻蜡纸的技术，那就耽误了正题。

第二天，步入学校礼堂会场的时候，照例是“夹道相迎”，参加大会的足足有两三千人，热闹非凡，附近好几个学校的“红革”派纷纷前来，还有不少做卡车、大客车从远处学校赶来的，当然，骑自行车来的更多，学校操场上，很规矩的按事先画好的白线，停满了自行车，偌大一个操场，俨然形成了一个自行车天然停车场，足见会议的准备者经验丰富。而且，礼堂外的保安、服务人员一应具全，进门还要验票，怕的是不同观点的人进来扰乱会场。礼堂内的座位还是对号入座。当然啦，彩旗、标语、条幅更是处处可见：什么“热烈欢迎北京XX学校红卫兵小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革命大串联好得很”、“彻底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等，铺天盖地。

会议开始，我们几个当然是坐在主席台最显眼的嘉宾位置上，主席台上就坐的大约有二十几个人，都是各校、各组织的“第一把手”，讲台设在主席台正中央。两旁有落地大条幅，上方红布黑子，写着：“北京市及本市革命红卫兵造反经验交流大会”。

大会开始后，总司令先发言，之后，有五个发言、讲话的，我和单平的“演讲”穿插在其中。（事后这次大会被反对派“红造”称为“保皇红革勾结北京反革命份子黑联会”）说实话，单平讲得一些内容我还记得，无非是，如何发动村里的最穷苦的贫下中农，组织成什么“红农会”，如何让贫下中农“诉苦”，诉什么苦？当然是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村党支部书记的苦！……我自己的讲话和演讲内容，基本上忘干净了，因为那时的革命形势发展太快了，各种“观点”、“立场”、“派别”也太多啦。什么左派、右派、中间派、骑墙派，形左实右派、假左派、假右派、顶风派、顺丰派、投机派、托派、死硬派、中间偏右、中间偏左派、调和派、折中派、两面派……而且，我身为司令，各种大大小小的辩论会、讨论会、报告会、交流会参加的太多了，比起单平来略逊一筹，不过也可以称得上是口若悬河、伶牙俐齿，群众对我的评价还多了一条，说我不论辩论还是发言，总带着“嬉皮笑脸”的流氓习气！您说可气不可气。

但是，开大会、作报告、演讲的神气劲儿、兴奋、光荣感真的令人难忘。所以我对有些名演员说的“演员离不开舞台”深有感触。后来据张玉龙说，我作讲演时神气活现、激动人心，手势、表情都恰到好处，他还特意给我找了几张相，说得我别提多高兴了。我的更大规模的讲演还在后来，第二次串联的时候，在重庆，重庆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大会上，四万多人的大会，那才叫真正的威风凛凛、万种欢腾。总之，当个“领导人”是很舒服滴。

大大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大会最后，当刘志良宣读完我们的传单《正告、提醒、劝告北京出外串联的红卫兵战友》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全场起立，掌声经久不息，更有人带头儿高呼口号：“向北京红卫兵小将学习！”、“向北京红卫兵小将致敬！”，欢呼口号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事后分析我们才知道，早先来的“北京红卫兵”由于支持的是“红造”，给“红革”造成了不小的压力。看起来，我们的传单歪打正着，附合了“红革”一派的心理。

正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