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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不同于“中国意义”上的革命，此革命非彼革命】

美国独立被后人称作是“革命”，但美国独立和其它国家的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完全不同。法国大革命是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联合平民推翻贵族阶级的革命。

美国独立没有阶级之争，就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的运动，是分裂，不是革命。

在独立过程中，参与者有富人和平民，有豪门贵族。运动的领导者是社会上层，是南方农场主和北方的律师和商人，他们掌握着殖民地的实权。他们要独立，是为了保护已有的权力，追求更大的利益。

从“宪政”的角度看，美国独立的确是一场革命，它的发生是因为英国政府单方面违反了它与殖民地人民订下的法律，独立运动把北美殖民地的制宪权力从英国手里交给了殖民地人民；

从国家和政府理论上来说，它更是一场革命，此前绝大多数国家政府变制的正当性，不是来自宗教就是源于传统。只有美国独立的正当性来自法国的启蒙运动和洛克的国家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独立是一场革命。

从此以后，人们就可以自创国家理论，不管它是乌托帮式的，还是理想主义的，只要能鼓动起民众，国家建制就可以改变。

因此，美国独立给了十九世纪以后的所有的国家革命一个正当理由。不过，革命并不意味着进步，因为如果美国不独立，奴隶制会提前半个世纪被废除，印第安人的处境也会好得多。

美国独立不是官逼民反，而是民逼官反。这场民逼官反运动的火种由三个波士顿人点燃，他们正是亚当斯兄弟（Adams Brothers）和约翰·汉考克。

马塞诸塞（Massachusetts）是英国在北美的第二个殖民地，但土地贫瘠，当地人大多经商。殖民地地域广大，人口增长快，是经商的好地方。最热门的生意是把英国的商品运到北美，再把北美的原料运过去，利润丰厚。马塞诸塞这样的商人很多，其中以汉考克家最富。托马斯·汉考克（Thomas Hancock）的父亲和哥哥都是牧师，托马斯从书铺夥计做起，靠经商成为北美首富和波士顿议会的召集人，是当地最有权势的人，他还自学成了哈佛学院教授。托马斯没有子女，哥哥去世后，过继了侄子约翰，托马斯才有了后代。

一七三七年，约翰·汉考克出生于马塞诸塞的布瑞翠，七岁时父亲去世，叔叔托马斯收养了他。约翰和波士顿的富家子弟一样，先进拉丁学校，再入哈佛。约翰毕业后就帮叔叔打理生意，一七六零年起他长住英国。一七六四年，托马斯因病去世，约翰回到波士顿，成了家族的继承人，是为北美首富。约翰和叔叔一样被波士顿议会推举为召集人，是波士顿最有权势的人。家庭富裕，受过最好的教育，又有着长期的贸易经验，约翰的前途不可估量。不过这时的约翰已不满足作一个单纯的商人了，他还要用他钱袋谋取天下。

接管家产后的汉考克面临的第一件事是公司税务。一七六四年英国国会批准了《食糖法》，该法禁止北美从国外进口甜酒，对进口糖和各类奢侈品征税。海关和英国军队严格执行《食糖法》，英国官员持有空白拘留证，有权搜查有疑点的民房。英国政府和人民觉得这个税法很公平，因为英国和殖民地在税务上应该一视同仁。一七六四年，英国人要依法纳税，殖民地人民就不必，殖民地的自治程度可想而知。

殖民地人民不但不缴税，还从英国的敌人法属西印度群岛进口糖，因为那里的糖比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便宜。为了贪便宜而资敌，英国人觉得这些北美商人既唯利是图又忘恩负义，英国国会为此而立法对从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进口糖征税，并且要认真执行。当时英法七年战争刚结束，法国战败，英国国库也几乎耗尽，只有英属殖民地得到了好处，他们得到了俄亥俄河沿岸的开发权。英国国会议员们认为大家要一起负担战争，所以要对殖民地的进口糖征税。

过去，汉考克每年用两千英镑来贿赂税吏就够了。现在按《食糖法》，汉考克每年要缴四万英镑税金。四万镑在当时的是很大一笔钱。弗吉尼亚的绅士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就是因为娶了拥有价值三万镑土地的寡妇玛莎，进入了上流社会。于是，汉考克决定不缴这笔钱，还要公开抗税。

汉考克通过走私来逃税，但一七六五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法》。该法规定报纸、执照、租约和法律文件都贴印花票。由于税额不大，全部用于殖民地，英国分文不取，税法轻易就在英国通过了。可是，北美殖民地一致反对，《印花税法》激怒了北美的律师、教士、商人和种植园主。对汉考克来说，走私不灵了，因为货单合同都要缴税。但汉考克从中看到了殖民地集体抗税的机会。汉考克煽动组织北美的各种势力，成立了反对进口商品协会和自由之子社。殖民地与英国的贸易锐减，忿怒的民众走上街头，烧毁印花票，逃税成了公开抗税。

汉考克看准了民意，一再扇动当地人民抗税。他继续走私以逃避关税，组织民众公然抗税。还通知伦敦的生意夥伴，只要印花税不撤，就不付货款。伦敦的商人们只好加入抗税行列。殖民地通过民选议会控制当地财政，当地政府用的是当地人缴纳的税款。

各殖民地为了对抗英国，建立了一项纳税原则：纳税和政府动用税款必须由民选议会认可。官员们的薪水来自当地税款，动用税款和发放官员薪水的权力在民选议会手里。如果殖民地当局与议员作对，民选议会就不发薪水。于是，总督们和当地官员对伦敦的命令阳奉阴违，不敢和当地的民选议会对抗。

波士顿是马塞诸塞和新英格兰的中心，汉考克是北美首富，也是新英格兰最有政治势力的人，汉考克利用议会与总督对抗，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一七六六年汉考克入选马塞诸塞法庭，一七六八年入选马塞诸塞议会。以后的两年里，议会年年推荐他入上院，因为他的反英倾向，被总督否决。

抵制英国商品的运动，让英国商人很难受，他们游说议会，于一七六六年废除了《印花税法》，修改了《食糖法》。北美人民很高兴，又从英国进口商品了，贸易恢复正常。可对英国来说，问题并没有解决。一七六七年，英国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制定了《汤森法》，要通过增加对北美的贸易税来减轻英国的税务负担，对运往殖民地的纸张、玻璃、铅条和茶叶征税，想用税款来供养殖民地官员和驻军。他还授权殖民地法庭签发空白拘捕票。合法化了当地人民痛恨的搜查令。

《汤森法》在波士顿执行时，引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抗，他们围攻殴打海关人员。英国为此派遣了两个团的军队。一七六八年英军一到波士顿，就逮捕了汉考克。罪名是走私。总督自信有足够的证据，能把这个走私抗税的总后台绳之以法。可几个月后，汉考克就出了监狱，对他的各项指控因证据不足而取消，只是没收了一条货船。总督赫恰森极为恼火，汉考克走私抗税铁证如山，可就不能给他定罪。官方律师斗不过被告律师。汉考克虽然有钱，可以雇最好的律师。但他的律师一文不收，他和汉考克的关系不是金钱能买到的。只要是汉考克的案子，官方出多少钱也请不到他。汉考克能有恃无恐，就是因为这个人能为他所用。

汉考克的辩护律师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两个约翰的交情不一般。他们是小时候的邻居，父亲都是牧师，他们从小就是好朋友。亚当斯后来也进了哈佛学院。毕业后，亚当斯又去学习法律。亚当斯的律师做的非常好，到了为汉考克辩护的时侯，他已是马塞诸塞最忙的名律师了，在抗税这件事上，他们是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