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近代史，是一部穢史，摻雜了太多的垃圾，中國的現代史是一部狗屎，中國的黨史，那連狗屎都不如。

原因很簡單，不論哪個豬狗一樣的東西，一旦當了“總書記”，都要重新書寫一遍“歷史”，這樣的“歷史”豈不是連狗屎都不如嗎？“憲法”、“黨章”都要刷新一遍，這叫與時俱進。何況歷史涅？所以中國的“史學家”們是很忙滴！不然吃什麼涅？吃的就是狗屎飯。

下面舉個例子，看看中國古代的史學家、中國古代的以孔子為代表的“社會學家”們，是如何研究和書寫歷史的。

有首著名的文天祥的《正氣歌》，其中有兩句“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說是古代史學家的一身正氣、驚天動地。不過內中有不少曲折、複雜的故事。

董狐，春秋時期晉國曲沃人

世襲太史之職，亦稱“史狐”。董狐以秉筆直書聞名。孔子稱董狐為“書法不隱”的“古之良史”。後人將寫文章能依照事實陳述、公正不偏的人稱為“董狐之筆”。

宋代文天祥的《正氣歌》中的：“在晉董狐筆。”董狐寫“趙盾弒其君”，事實上，趙盾沒有自己動手殺人，實際弒君者，是趙盾的弟弟趙穿。可是身為國家重臣的趙盾，非但不思討賊，反而另立公子黑臀為君。因此，董狐將弒君一事歸究於趙盾。這是根據其政治責任而書之於史的。所以有些人以此種違背歷史原則而求真的書寫，貶低董狐，也不無道理。這麼看來，文天祥的《正氣歌》也有瑕疵。

“在齊太史簡”：在《史記》，《齊太公世家》和《晉世家》中，可以找到這個故事的來龍去脈。齊莊公荒淫無恥、好色無度。在任何時代，一國之主都一個德行。不過這個齊莊公太過分，竟跟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還做得十分張揚，到最後根本就不是私通啦，盡人皆知，甚至崔杼的老婆還因此騎在了老公的頭上。崔杼實在無法忍受，覺得是遭受了巨大的恥辱，處心積慮地要去謀殺莊公，終於等到機會，弄了個捉姦在床，一來事先有準備，二來計劃就是殺死國君。

春秋戰國時期殺君立嗣之事，經常有，所謂宮廷鬥爭、你死我活那是常態，各國都差不多。按說崔杼本身性格桀驁不馴、野心勃勃，但眼看妻子與國君的“不正當關係”，如何忍受？一來發泄自己的忿恨，既然無法將國君的劣跡訴諸於公道，乾脆，殺了完了。二來殺了國君，自己掌權豈不更好？一箭雙鵰。

但是當時的太史（記載國事的史官），竟然寫下了“崔杼弒莊公”的字樣。雖然寫得真實，可是有點兒不分青紅皂白，誰是誰非。這是因為他們的腦子裡，始終認為國君神聖不可侵犯。在他看來不管是誰、也不管什麼原因，只要是殺死了無比神聖的國君，自己作為一個記錄國事的史官，哪伯冒着生命的危險也得認真地記載下來，因為他早已抱定了為國君殉葬的決心。

接着是太史的弟弟接任，又寫下這幾個字：“崔杼弒莊公”！崔杼又把他殺死。第二個弟弟又繼續寫，還是那一句。崔杼或許是被這種不怕死的勁頭兒嚇住了，不得不放過了他。這兄弟三人不怕犧牲、視死如歸氣概，多少有些悲劇色彩。不過個人品格、品質無可挑剔、職業操守無人可及。

“在晉董狐筆”：董狐的故事跟齊國這幾位太史相似，然而比起崔杼的殺死齊莊公來，趙穿的襲殺晉靈公，應該說是更具有正義的性質。晉靈公兇惡嗜殺，竟以殺人取樂。。大臣趙盾曾多次進諫，非但不聽，竟還屢次派遣刺客和伏兵，謀害趙盾。趙盾只好出奔逃亡，還沒越過國境，這時，他的弟弟趙穿殺死了靈公，迎接頗得民心的趙盾回來主政，另立靈公的叔父黑臂即位。這本來似乎也不必引起多大的指責，然而太史董狐卻在眾人的忙碌交接中間，握筆書寫着“趙盾弒其君”的字跡。他這種對職業的執着和忠誠，超過了齊國的那幾位太史。而且其中夾雜了個人“意見”！

趙盾似乎不是一個好開殺戒的人，並未把手無寸鐵的董狐殺死，不過把殺死靈公的責任推在趙穿身上，事實確乎也是如此。董狐卻發要發揮一種帶上詭辯色彩的議論手法，推斷說因為趙盾是正卿，既沒有逃出國境，回來又不誅亂臣，他如果不算是弒君的罪犯，又能算誰呢？

據《左傳》裡的記載，孔子聽說此事以後，評論董狐是 “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作為一個優秀的史官確實不應該隱諱任何人的罪過，然而趙盾有什麼罪過呢？孔子還評論趙盾是“良大夫也，為法受惡”，作為一個卓越的臣子確實應該為國政的失誤誠懇地承擔責任，然而他似乎也不應該替靈公的被殺承擔什麼責任。

在董狐和趙盾這雙方的劇烈爭論中間，孔子替兩邊都說了好話，既肯定詭辯的董孤是“良史”，又認為趙盾是“良大夫”。孔子這叫“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因為他既要格守君君臣臣的統治術，又比董狐更能夠正視真實的歷史現狀。

甭管怎麼說，古代的歷史可以叫做歷史，有偏差、有失誤、有不同見解均屬正常。中國的歷史學家們，既然自稱“研究歷史”就不要跟着瞎起鬨，做共產黨的奴才和走狗。不知哪位名人說過“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孫子肯定是個偏好雛妓的嫖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