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中共官员因腐败落马频频见诸报端，但贪官留下的诸多烂尾工程却鲜有人提及。每抓一个贪官都被官媒吹捧成“党的丰功伟绩”………从贪官家里抄出多少现金、黄金、财产……抓了多少情妇、二奶、小三云云。以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夹在裆中央的中国人民瞎高兴半天，第一，没分到一分钱，第二，女人一个也捞不到手，跟着起哄架秧子，跟着裆中央为“反腐”拍手叫好。

其实，每一个贪官背后，都少不了背后千丝万缕权、钱交易的“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全国到处都是贪官污吏们留下的烂摊子，这些烂摊子如何处置？重新启动、任其烂尾，或一拆了之？无论何举，都需付出巨大的代价。而这些代价全部有为“反贪”叫好裆中央人民承担。

1、《财经》报导，太原原市委书记申维辰自2006年上任开始，对太原全城进行大规模拆建，其中龙潭片区旧城改造是重点工程，张文韬成为第一批被拆迁户，但十年过去，本承诺三年的回迁楼未建成，处于烂尾状态。申维辰于2014年4月落马。

十年间，约1000户家庭仍在外租房过渡，一些老人已在过渡房中离世，回迁户承担着高昂的租房成本。一位拆迁户张文韬，为孙子上学，租房费高达4000余元，而政府发的过渡费只有1775元。张的母亲已94岁，指望回龙潭回迁楼，还遥遥无期。这个曾经由申维辰力推的“一号工程”随其落马而停滞，各方利益皆因这烂尾工程受损。这种情况在中国却比比皆是。

2、位于安徽淮南山南新区的神州欢乐园占地1200亩，计划投资60亿元，已停工三年之久，杂草丛生，宛若一座空城。奥林匹克公园占地840亩，预计投资18亿元，项目重启中。这是落马的前淮南市委书记杨振超、淮南市市长曹勇力推的明星工程。

3、“香港城”是湖南益阳中心城区最大的商业地产和省市重点项目，宣称投资30亿元，已停工多年。市委书记马勇2015年5月被查。数百户家庭，在“香港城”项目中利益受损，常年无果。而“香港城”计划的商业广场“五角大楼”，主体建好，但楼内杂草丛生，被当作停车场。

4、南京180亿元、2012年上马的治水工程“雨污分流”原计划2014年竣工，随着市长季建业2013年10月被查而搁浅，前景黯淡。至今，南京全城也未实现全部排污、排涝的目的。

5、“东北地区最大商贸项目”的辽宁省朝阳市万商国际城市广场项目，占地约1000余亩，计划总投资25亿元。其是时任朝阳市委书记的陈铁新主推的“一号工程”，但在陈涉腐落马后搁浅。

6、广州原市委书记万庆被被称为“规划之神”，其被诟病的项目包括在山顶开挖大湖、在山地建百米大道等。万庆良将南沙新区叫做广州“一号工程”，但不到半年，万就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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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统计了全国11个典型项目样本，项目计划投资金额均超过10亿元，个别的甚至达180亿元。这些“巨无霸”体量的工程项目，前期均需大量资金支持。目前这些项目中，5个处于烂尾状态、1个被彻底搁置，其它重启或重建。

诡异的是，随着官员落马，该项目的开发商也跟着被调查，出现权钱交易的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例如：

1、湖南省委原副秘书长马勇与开发商陈清的“好关系”广为人知。马勇主政益阳时，不仅违规将土地出让金返还给益阳中南公司，还经常为陈清的项目“奔波”。

马勇案的起诉书称，2007年至2012年期间，马勇在“香港城”项目建设、拆迁、土地出让金返还、税费减免等方面谋取利益。

2、浙商刘卫高与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关系紧密”。仇和被查公布之前，刘卫高曾被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刘卫高发家于江苏宿迁，后南下昆明。2008年，刘卫高牵头创立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配合”仇和在昆明开始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城中村改造浪潮。仇和落马后，云南中豪公司随即陷入困境，其参与的部分项目一度停工。

3、辽宁朝阳的“一号工程”在市委书记陈铁新涉腐落马后就此搁浅。2014年7月，陈铁新被查前后，朝阳多位商人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其中包括万商项目开发商朝阳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吉源地产”）董事长刘帅。刘帅为拿到万商项目地块，曾向时任市委书记的陈铁新行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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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官商勾结模式，每一个权力中心的周边，都聚集了一批仰其鼻息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人因为接近权力中心，得以垄断资源，获取巨大的利益。他们可能是权贵阶层，也可能是‘白手套’，他们游走在边缘，与权力完成合谋。

最典型的“白手套”有，薄熙来手下的徐明，周永康手下的刘汉、米晓东、吴兵等，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为贾庆林家族充当“代理”的世纪金源董事局主席黄如论等，与贪官的命运一样，他们被抓、被查、被判刑。

这些巨大“形象工程”是如何产生的？有分析说，官员既是为“捞政绩”，也是为腐败开绿灯，劳民伤财，令百姓深恶痛绝。

如宁波市原市长卢子跃，陆媒曾采访他的老家永康市芝英街道堰头村，了解到卢子跃的亲属在其担任丽水市委书记期间，在当地开发房地产，圈地卖钱。结果好端端的曾加工丝绸织品远销国内外肥沃的桑田，变成了一片荒坡地。

“这千余亩土地，其中有120亩地被卢子跃亲属低价收购，再以高价转手卖出，获利千万元，但是却坑苦了整个工业园区，招商项目很难得到落实，截至目前建厂开发不足一成。”该镇胡宅口村担任多年村长说。

相比于装进个人腰包，官员的决策失误带来的浪费更严重。《法制晚报》2016年6月报导，钱装个人腰包往往是偷偷进行的，而巨额财政浪费却是打着执政为民的旗号公开进行的。

如太原市原市委书记申维辰曾更改设计初衷，执意将原本规划为市民公用的绿地、公园的龙潭片区建为“新地标”、城市综合体，甚至要将进入21世纪后新建的大片住宅“推倒重来”，加之强拆、补偿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他主持的该工程引发了当地的强烈不满。

贪官们为了“捞政绩”，搞“家长制”、“一言堂”，被指毫无规划科学性与前瞻性，缺乏专家评估和民众监督，成为“一把手拍脑袋”模式。

中国地方上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典型的“一把手投资拉动模式”，以地方党政“一把手”个人意志进行投资建设，一旦“一把手”落马，项目经常被搁浅、否定，这一模式明显难以持续。

即使前任官员不落马，很多继任者上台后也更愿意启动新项目。更别说前任有污点，为了避嫌，就更没有动力去解决遗留的工程。“先用几个亿建 再花几个亿拆”

除了这些典型的烂尾工程之外，中国实际的浪费情况要严重得多。2014年10月，当局公布了各地“政绩工程”治理清单，并叫停了663个“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的亚太事务负责人透露，90%以上落马的官员都与这些工程有关。

中国对如何解决地方政府税收和财政收入的问题？这种分税制就是官员腐败泛滥问题的根源，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却几乎无解。

这个烂摊子，无论是重新启动，还是任其烂尾，或是一拆了之，都需付出巨大的代价。

中国官媒新华网曾报导，在官员落马后，这些大型的“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继续成为纳税人需要填补的“钱窟窿”，继续消耗大量公共财政，导致“先用几个亿建，再花几个亿拆”的问题。例如：

1、云南，2014年6月，河口斥资2.7亿元建设的“文化长廊”在建成三年后，又花费3亿元拆除。

2、广西，柳州斥资7000万元建设的柳宗元雕像建成后将高达68米，可以360度旋转。这座被称为“国内最高的人物铜像”的项目尚未建成，9月起就已被拆掉。

3、湖北，位于鄂西山区的房县耗资8000万元建新行政中心建筑群，“形似世博会中国馆”的豪华办公楼群超批复投资3000多万元、超面积近1800平方米。

对于中国烂尾工程的巨大浪费，根源在于：搞经济，中国党和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不可能不出问题，但是中国不敢面对这一事实，于是便把腐败行为归结于党性的丧失或人性的堕落，可谓自欺欺人。

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模式是大跃进式的疯狂，通过政府对国家的一切资源——土地、金融、人力、矿产等……的绝对控制权来达到橱窗似的经济高增长。习近平的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烂尾工程。习近平习二大爷的更伟大的“跨世纪”工程“一带一路”是在向全世界转嫁中国的经济、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