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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当然是要先发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是第一关。

据说这一关越来越松，只要不反对共产党，不骂共产党，爱反谁反谁、爱骂谁骂谁。这样一来，充分体现了中国的言论自由，也给了文艺创作“生命的源泉”。因为，共产党也与时俱进，接受了“教训”，著名演员赵丹临终遗言：“党要具体管文艺，文艺就没希望”。

第二，要获得国际奖项，不能“歌颂中国”、“歌颂共产党”，这个原因很简单，共产党在多数民主国家都是“非法”滴，想获奖？获个屁吧。

所以作品必须是反映中国的落后、愚昧、无知、无耻、下流滴。这种作品外国人才爱看，喜欢。才有可能获奖。

因为在多数外国人眼里，中国始终没逃出“东亚病夫”、“黄祸流毒”的圈子。即便现在撅起了、坚挺了，也不过是些暴发户、土豪、富婆。如果写这些暴发户、土豪、富婆，那肯定没戏，再说，那些人和畜生没有太大差别，也没法儿写，文艺工作者没有写他们滴。

第三，在国外获了奖，必能得到“党和国家”的支持、太监婊子“文艺家”们的高调吹捧。因为“为国”争光”了，到后来，弄个共产党官儿做做，弄好了当个什么书书记之类滴，这辈子就算拿下。

所以，在中国文艺界，要想混出个人样儿来，就得像那位《北京折叠》据说是“清华”的长得挺困难的“女作家”一样，玩儿一个“曲线成名”。

这种“曲线成名”的中国“文艺家”，最成功的要数张艺谋，老流氓。

这孙子的导演的电影《红高粱》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等等（国外滴）。名声大噪以后，居然成了北京奥运的总导演，一步登天。

其实那个什么狗屁《红高粱》刚开始在国内上演的时候，没什么人爱看。不过就是以抗战为背景（其实和抗战一点儿关系没有，属于胡编滥造），弄了一男一女两个土鳖农民，在高粱地里野合，这就是影片的核心内容，改名《高粱地里的野合》更恰当。野合是什么？性交啊，那还用问。

高粱地里性交的两个人，按莫言小说原著，男的叫余占鳌，女的叫九儿，野合了之后，余占鳌即刻得意洋洋地对九儿声称：九儿从此以后就是他余占鳌的女人了。然而，出乎他的意料，九儿冷冷地回应：“我不是谁的什么人，我是我自己的人。”

就这么两句屁话。在影片获得了国际奖项以后，据说感动了无数“文艺男女”、中国情人。不少人大发感慨，说什么想起了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李清照；“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秋瑾；甚至在“刀在口上我还是要说”林昭。

整个儿一个乱套，共党治下的中国文艺界不忍卒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