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讲真话的历史学家，写文谈日本为何侵略中国。很有道理，分析得入情入理、证据确凿、史料充份。看完以后觉得中国这种愚昧、落后、无耻的国家真该让人好好的侵略一番。 文章是这样说滴： 1900年，中国北方闹起了一股暴力排外的运动，史称“义和团运动”，在义和团运动中，驻黑龙江清军对俄军态度强硬，俄军以“保护中东铁路”为由，出兵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全境。 从1900年至1905年，持续占领了五年之久。1904年，日本在征得清政府的同意之后，出兵到东北，发动了“日俄战争”。而且清军还派兵支援日军、共同抗击俄军。 经过一年半的战斗，在战死十万名日本兵之后，日本打胜了俄国。日本军队将俄国军队从中国东北驱赶出去之后，日本将东北99%的土地，归还给了大清国。 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做？日本是活雷锋吗？当然不是。俄军败退之后，1905年，日本约了清政府，在北京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清、日两国签订了一份《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在这个附约里面，清政府割让给了日本以下几项主要的主权，以作为日本从东北撤军的条件，在日本方面，则视为此次出兵抗俄的政治报酬： 1、割让旅顺、大连两处租借地; 2、割让南满铁路的经营权以及沿线的林产、矿产; 3、允许日本在南满铁路两侧驻军。 依据这个条约，日本开始派人接管南满铁路、移民旅顺、大连，并且派了一支部队、进驻南满铁路两侧，这支部队，就叫做“关东军”，驻扎的依据是《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理由是“保护日侨”。 换言之，日本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已经在中国东北，驻扎了二十六年，而且在这二十六年当中，关东军无论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还是与东北的中国居民，基本上都保持了相安无事。这就是旅顺、大连、南满铁路、林矿产主权流失的简要经过，以及“关东军”的来历。 后来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责备清政府“卖国”。但是，当年在东北全境被俄国侵占的情况下，清政府只有以下的几项选择： 选项一、任由俄国侵占，奋发图强，期望有朝一日，与俄国决战，收复东北。 选项二、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但是，不给日本报酬。 选项三、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但是事后不与日本交涉，任由日本替代俄国、侵占东北全境。 选项四、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事后收复东北全境，然后割让小部分土地和主权，作为给日本的报酬。 谁都看得出来，选项四，是清政府在当年所能选择的最佳方案、也是在木已成舟、米已成炊的历史条件下、符合当时大清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其他三个选择，都比这个选择更坏。这就是为什么清政府甘愿签署《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向日本割让小部分主权的原因。因为，当时只能这样办，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中、日两国在20世纪的大打出手，归根结底，就是根源于日本依据这个条约，向旅顺、大连、南满铁路两侧移民,并开始“经营满洲”。而日本这个“经营满洲”的殖民行为，与中国后来突然兴起的民族主义，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浩如烟海的史料显示：国民政府从发动北伐开始，就喊出了“收回东北一切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民族主义激进口号，尤其是强行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成功，使国民政府斗志变得更加昂扬，在冒进的路上一路狂奔。不料，在东北，国民政府碰到了日本这只硬钉子，最后，犹如羊入虎口。 国民政府认为那些都是不平等条约，必须要废除。而日本则拿二十六年前的日俄战争说事儿，它指责中国忘恩负义、不守信用。中、日两国交恶的历史，就从这场“鸡同鸭讲”的争辩中，步步激化。 国民政府“铁腕救国”，在民族道义上，对。但是，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样做，是否符合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则未必。这就是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美国人有一句话：It is never wrong to tell the truth。这句话是美国“新闻出版自由”立法的依据和起始点。因为这句话，美国产生了第一位为新闻出版自由而战斗的在美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约翰.皮特.申特，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讲的是事实，则永远是对的。 John Peter Zenter：出版自由的先驱 在殖民时代，出版自由最先受到重视。大多数殖民者认为，他们有权表达自己对政府、政府官员的批评意见。这是一个早期的有关出版自由的典型案例，这个案例对最终美国宪法中的出版自由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今天的美国，特别强调和重视出版自由：报纸和杂志的出版者，有权出版他们的自己的出版物。相反，政府机构是不允许办报的。但是在殖民时代，皇室统治者掌握和控制出版的权利。任何人胆敢写一些批评政府或政府官员的文章、文字，就会以“毁谤罪”受到指控而入狱，因为他们“不公正的伤害了官员的尊严”。 1735年，John Peter Zenter，纽约周报杂志主编，因“毁谤”政府官员罪被逮捕。经历了将近一年的监狱生涯后，才最终受到审判。Zenger的律师进行了顽强、有力的辩护。他说：“Zenter所说、所写都是事实、真相。”律师始终坚持说：“说出和写出真相和事实是无罪的！”法庭最终判决Zenter无罪释放。当法官宣布这一判决时，旁听席上的观众一片欢呼。 Zenter审判成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有两个原因：一，人可以因“毁谤”而受到惩罚，但是，讲真相、说事实、出版与事实相符的刊物是无罪的。二，这个案例标志着美国在出版自由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当然，到真正的出版自由立法，还要走很远的路，这个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不仅由于旧的统治势力的阻力，也因为，对所谓“事实、真相”的真假认定方面困难重重，这其中有技术、人性、人情、法理上的多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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