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小说儿属于文学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却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中国所谓的文学不过是共党的宣传工具，只要中国的“中国国家出版总署”存在，中国不可能有什么文学作品或是真正的文学作品。

小说《刘志丹》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其中牵涉到习近平的老爹习仲勋的“宦海沉浮”。其它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这么说，共党领导下的中国，不会有什么“文学”，因为真正的文学作品是以探讨、描写自由的人性为基础的。

下面是有关小说《刘志丹》的前前后后。

反党小说《刘志丹》案，是1962年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场政治案件。一本由中国已故革命家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所着的小说《刘志丹》，被诬指为反党小说。大量中共干部因而牵涉在内，该事件前后共株连迫害万人。

1979年6月，在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递交的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里，该案被称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此外，该案亦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刘志丹原为1920年代的“革命家”，在陕甘宁边界建立根据地，而该根据地，日后成为工农红军长征的终点，即历史上有名的“西北救中央”。刘志丹建立陕甘根据地立下重要功劳。

1936年，刘志丹奉命率领红二十八军渡过黄河，在山西境内遭国民政府军队阻击，在晋西中阳县三交镇（现属柳林县）战斗中战死，死时年仅33岁。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纷纷为刘志丹题字，周恩来评价刘志丹为“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毛泽东题词“群众领袖，革命英雄”。中共领导人题字被刻成石碑，存放在陕甘宁边。后来，为了纪念刘志丹，便由工人出版社邀请李建彤执笔创作小说《刘志丹》，以作纪念。

1962年8月，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康生在会议上，指《刘志丹》是用作为高岗翻案。同年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毛在会议上，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康生在会议上，给毛泽东递了一个条子，条子上写的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张纸条后，毛泽东又说“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因为毛当时强调阶级斗争，希望利用刘志丹小说打开突破口，对老干部进行清算。后来，在康生策划下，十中全会决定成立专案委员会，由康生出任主任，对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进行审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康生伙同江青、林彪等人，变本加厉地对刘志丹案成员进行迫害。1967年，大量有份参与刘志丹小说的人被批斗，部分遭到残酷迫害致死。

同年5月7日，被打为习贾刘反党集团之一的，贾拓夫被迫害至死，死因至今不明。由于贾死去，习贾刘反党集团剩下两人，不能打成反革命集团，康生等继续迫害受牵连人士。

1968年，曾受李建彤采访的马文瑞被打为习刘反党集团成员之一，变成了“习马刘反党集团”，马文瑞被关进监狱五年，而习仲勋则自1962年起被下放，自文化大革命遭审查，关押，监护，直到1978年获得平反。

作者李建彤则于1962年起被关进一个地下室，1970年被开除党籍，并被劳改。而连死去的刘志丹也不能幸免，被打为叛徒，红卫兵把中共领导人题在陕甘纪念刘志丹的石碑砸烂。后来，习马刘反党集团被与彭德怀反党集团定为“西北反党集团”，大量西北干部因此遭受迫害，被牵连的共有60,000多人。直到1978年后才开始获得平反。

197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小说《刘志丹》事件进行审查。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向中共中央递交《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是一部小说，并非党史，作者有自由运用典型化方法去塑造人物。文件亦指出，小说只是采用高岗在陕北时期的某些素材，不存在为高岗翻案问题。并定性《刘志丹》案为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发展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应予以平反。

小说重新出版后，许多当时健在的老干部认为小说的描写与事实不符，纷纷写信向中央反映。中央委托出身西北的习仲勋处理。

习仲勋指示冯文彬，向胡耀邦总书记报告座谈会反映的意见。1月12日，胡耀邦作出批示：党史题材作品特别是文学传记作品，“不应虚构重大的党史史实，对党的历史人物的描写，更不能歪曲。”任何以风格和艺术上的自由选择为由而否定这个原则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胡耀邦的批示。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停止发行该书，并对作者进行严肃的批评帮助和适当处理。至此，小说《刘志丹》转了一圈儿，再次被埋入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