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說小說兒屬於文學的一個分支，在中國卻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中國所謂的文學不過是共黨的宣傳工具，只要中國的“中國國家出版總署”存在，中國不可能有什麼文學作品或是真正的文學作品。

小說《劉志丹》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其中牽涉到習近平的老爹習仲勛的“宦海沉浮”。其它的例子還有很多，可以這麼說，共黨領導下的中國，不會有什麼“文學”，因為真正的文學作品是以探討、描寫自由的人性為基礎的。

下面是有關小說《劉志丹》的前前後後。

反黨小說《劉志丹》案，是1962年發生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的一場政治案件。一本由中國已故革命家劉志丹的弟媳李建彤所着的小說《劉志丹》，被誣指為反黨小說。大量中共幹部因而牽涉在內，該事件前後共株連迫害萬人。

1979年6月，在由中共中央組織部遞交的為《劉志丹》案平反的報告裡，該案被稱為“一起株連甚廣的現代文字獄”，此外，該案亦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聲。

劉志丹原為1920年代的“革命家”，在陝甘寧邊界建立根據地，而該根據地，日後成為工農紅軍長征的終點，即歷史上有名的“西北救中央”。劉志丹建立陝甘根據地立下重要功勞。

1936年，劉志丹奉命率領紅二十八軍渡過黃河，在山西境內遭國民政府軍隊阻擊，在晉西中陽縣三交鎮（現屬柳林縣）戰鬥中戰死，死時年僅33歲。

當時的中共領導人紛紛為劉志丹題字，周恩來評價劉志丹為“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毛澤東題詞“群眾領袖，革命英雄”。中共領導人題字被刻成石碑，存放在陝甘寧邊。後來，為了紀念劉志丹，便由工人出版社邀請李建彤執筆創作小說《劉志丹》，以作紀念。

1962年8月，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預備會議在北京召開。康生在會議上，指《劉志丹》是用作為高崗翻案。同年9月24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召開，毛澤東主持會議，毛在會議上，發表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康生在會議上，給毛澤東遞了一個條子，條子上寫的是“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念了這張紙條後，毛澤東又說“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因為毛當時強調階級鬥爭，希望利用劉志丹小說打開突破口，對老幹部進行清算。後來，在康生策劃下，十中全會決定成立專案委員會，由康生出任主任，對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進行審查。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康生夥同江青、林彪等人，變本加厲地對劉志丹案成員進行迫害。1967年，大量有份參與劉志丹小說的人被批鬥，部分遭到殘酷迫害致死。

同年5月7日，被打為習賈劉反黨集團之一的，賈拓夫被迫害至死，死因至今不明。由於賈死去，習賈劉反黨集團剩下兩人，不能打成反革命集團，康生等繼續迫害受牽連人士。

1968年，曾受李建彤採訪的馬文瑞被打為習劉反黨集團成員之一，變成了“習馬劉反黨集團”，馬文瑞被關進監獄五年，而習仲勛則自1962年起被下放，自文化大革命遭審查，關押，監護，直到1978年獲得平反。

作者李建彤則於1962年起被關進一個地下室，1970年被開除黨籍，並被勞改。而連死去的劉志丹也不能倖免，被打為叛徒，紅衛兵把中共領導人題在陝甘紀念劉志丹的石碑砸爛。後來，習馬劉反黨集團被與彭德懷反黨集團定為“西北反黨集團”，大量西北幹部因此遭受迫害，被牽連的共有60,000多人。直到1978年後才開始獲得平反。

1978年，中共中央組織部對小說《劉志丹》事件進行審查。1979年，中共中央組織部向中共中央遞交《關於為小說〈劉志丹〉平反的報告》，報告指出，《劉志丹》是一部小說，並非黨史，作者有自由運用典型化方法去塑造人物。文件亦指出，小說只是採用高崗在陝北時期的某些素材，不存在為高崗翻案問題。並定性《劉志丹》案為康生夥同林彪、四人幫發展為一起株連甚廣的現代文字獄，應予以平反。

小說重新出版後，許多當時健在的老幹部認為小說的描寫與事實不符，紛紛寫信向中央反映。中央委託出身西北的習仲勛處理。

習仲勛指示馮文彬，向胡耀邦總書記報告座談會反映的意見。1月12日，胡耀邦作出批示：黨史題材作品特別是文學傳記作品，“不應虛構重大的黨史史實，對黨的歷史人物的描寫，更不能歪曲。”任何以風格和藝術上的自由選擇為由而否定這個原則的觀點，都是不可取的。

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了胡耀邦的批示。中共中央決定，立即停止發行該書，並對作者進行嚴肅的批評幫助和適當處理。至此，小說《劉志丹》轉了一圈兒，再次被埋入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