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以下介绍,您会觉得,习近平是多么的平庸,以及为何如此刁顽、任性。这样一个极为普通、毫无过人之处的“庸人”、“凡夫俗子”,在中国何止千千万万!这孙子要干个杀猪的、贩夫走卒之类的估计尚且可以,当中国这个泱泱大国的“头目”、共产党的匪首,是天大的笑话。 中国无人了么?中国人都死绝了么,怎么轮的上他?是什么让乌鸦变成“凤凰”,让“兔子”变成“豺狼”,让“小偷”成为“强盗”,让小人成了大流氓? 据有关报道:“习近平的知青生活经历,梁家河的农村生活,对习近平的一生可谓意味深长,那群人改变了他的世界观。”究竟如何判断,习近平究竟有多大出息,您自己看: 《济南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面这样写道:梁家河村40岁以上的村民至今还记得,那年隆冬,公社通知说,上面派来15名北京知识青年,要生产队派人接走。1969年1月13日,吃过早饭后,大队支书一声吆喝,社员们就拥进了公社大院。 交接的场面远没有社员们想像的那么热闹——公社已经把知青名单提前分好,各大队支书根据单子招呼分给自己的人,点名确认后,社员帮助知青拿箱子铺盖行李,知青跟在社员后面回大队。搬运行李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当时有个后生,平时村里人都知道他精明。那天给知青扛箱子的时候,他率先挑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小的棕箱,结果在路上还是落在了后面。等歇息的时候,他随手掂量了一下别人扛的大箱子,才发现远没有自己的沉,他嘴里嘀咕说,这北京知青是不是带了金元宝。后来证实,那个箱子是习近平带的,里面装的不是金元宝,而是一箱子书。当时,这批知青的年龄大多十六、七岁,习近平更小,还不到16岁。这15个孩子中间,有10个人的父母正在接受批斗。 习近平插队梁家河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基建队劳动。基建队的主要任务是打坝淤地。梁家河村村民梁新荣那时只有十多岁,今天回忆起习近平在基建队干活的情景时,还是历历在目:“他是真干呢!穿一件蓝色的旧棉袄,腰里系一根点炮时用过的导火索,没有一点书生的架子。” “爱看书、好学”,是梁家河村人对习近平的又一评价。在他们的记忆中,习近平经常在煤油灯下看“砖头一样厚的书”。“那时候不通电,他就在煤油灯下看书,有时候吃饭也拿着书。”队长石春阳这样回忆说。 底层生活经历,实际与信心 2003年,福建省外大学校友会等机构编撰《福建博士风采》丛书,首卷入编381位博士的故事,有网民贴出习近平在书中“自述”的全文,习写道:“我1969年从北京到陕北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延安市东北方向一个叫文安驿的小镇,文安驿往南,沿着一条新建的柏油路向山里走几公里就到了梁家河村,习近平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本应最美好、但实际上最苦最艰难的日子。他和农民一起睡土炕,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啃着窝窝头,不过在其官方回忆中,他只是含蓄地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窑洞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讲古今中外,讲他们感受到的新鲜事...” 不到一年,来梁家河村插队的知青们都回去了,只剩下习一人,老百姓也真正信任这位小伙子了,晚上络绎不绝地来侃大山,能侃什么呢?绝不可能是政治教条,对这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什么最能吸引他呢?习当然不会写明,但习说他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群众”,其实就是那些后来被他夫人彭丽媛高调提倡的“本土文化”的真实故事写生。 后来有人说习近平信佛,可以推断,习可能就是在农村的日子里建立了“相信佛家超自然力量”的理念,在中国偏远农村那种传统文化氛围里,是真正能学到“真实”的自然大学。 十多位村民送习近平进城 当时习近平与村民的感情超出了一般的交往,到习近平1975年秋天被推荐读清华大学要离开时,有十几个村民硬是要步行60华里(约30公里)送他到县城,晚上一同挤在国营旅馆的一间平房里打地铺睡。第二天,他们一同到照相馆照了纪念照,那是村民们第一次照相,花了五元五角钱。习近平要付钱,大伙儿不让,最后你三角他五角凑够了这些钱。 一个城里来的知识青年,能让农民们自觉地感到这样的亲近和依恋,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梁家河的农村生活,对习近平的一生可谓意味深长:那群人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也足令他成为被当今的执政心理上冲击最大的人物。 习近平是如何走进清华大学的,他这样回忆说:“我那时一边当村干部,一边总渴望有机会能上学深造。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地区不敢做主,清华大学来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请示清华大学。这又是一个机遇。” “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当时顾不上清华大学的具体工作,刘冰主持工作。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属人民内部矛盾”,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于是我踏进了清华园。” 电视剧《知情》遭老知青反感 当时大陆电视台还在播放50集电视据《知青》,据说很多当年的老知青呼吁停播,习近平本人也非常反感此剧。 中共建政后,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从50年代中开始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边远农村建立农场,早在1953年《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 特别是毛泽东利用学生造反,打倒刘少奇之后,他发现学生没有利用价值了,1966年高考已停止,到1968年为止许多中学毕业生即无法上大学,又无法被安排工作,于是在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69年许多年轻人因此下乡去农村。全国也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 据官方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总数估计在约1200万至1800万之间。 中央电视台播出梁晓声编剧的电视剧《知青》后,引起众多大陆观众的强烈反感和怒火,恶评如潮。网上有一篇《敬告梁晓声我们还活着》的文章,作者用自己亲身经历来对照他在《知青》中看到的种种虚假。 例如,“连队广场上竟然有成排的自来水,这也虚假得太离谱了吧!”他以前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2团六连是全团最大最好的连队,“也只有三口井,每口井都至少30~40米深,水桶是用铁轳辘把摇上来的。老职工告诉我们冬天一定要戴手套,否则因为零下40多度太冷,铁轳辘把会把手掌的皮肤黏去。在新建连,为了挖这样深的井,经常有知青在挖井时滑入井中摔死”。 据说,1974至1979年有2万5690知青死亡,其中60%是非正常死亡。 作者对知青的劳动记忆更是苦不堪言:“麦收时常常48小时连续工作,期间最少时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即便这样极度困乏疲劳,睡前还要读一下‘老三篇’‘雷打不动’(那时最常使用的词),这时每个人都躲在炕上的帐子里,帐子外成千上万的蚊子在吼叫(那呜呜的声音简直无法让人相信是蚊子的叫声)。在地里割麦子又被漫天飞舞的‘小咬’(一种北大荒特有的小虫子)叮咬得皮肤瘙痒和肿起来。” 很多知青认为,当年的知青更多的是痛苦的回忆,尤其是女知青的血和泪,而《知青》这部电视剧美化文革,“把狗屎当香料”,很多民众强烈要求央视立即停播该剧,并检讨对文革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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