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习近平五年前刚一上台,就开始吃饱了撑的瞎折腾:“东海防空识别区”让全世界看清了中国土匪流氓国家的本来面貌………不论国际外交还是国内经济,没搞成过一件事儿,一门心思“整军”抓枪杆子,一带一路无底洞,弄了个穿了开裆裤的、躺在“全球化”床上的中国黄粱梦。 朝核问题、台湾问题,实质上都是中国自家的问题。一个是国家外交,一个是国土分裂。自己解决不了,利用“联合国”、WTO等国际组织,以全球经济一体化,转为“全球命运一体化”为名,绑架联合国、绑架“中美关系”。………在中国,把这种土匪流氓计俩叫做“统战政策”,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武装斗争”被称为党的三大法宝。 统战政策,在国内,有枪杆子支撑,党的建设的同时建立“党宪法”,可以说是百战百胜。 这一套狗屁玩艺儿,到了国际上可就行不通啦,没有哪一个国家尿中国这一套。 朝核问题,说到底是中国“外交”的彻底失败,自己豢养的“后院看家狗”疯掉了。 朝核问题成了中国的“烫手山芋”,中国沿海周边,变成了世界动乱之根源、世界局部战争的火药桶,或者是导火索……… 习近平习二大爷的以“一带一路跨世纪工程”为核心的“中国梦”不得不“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国歌儿有用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有很多相似之处:当然啦,这回打得不是中国,是朝鲜,中国的一奶同胞亲兄弟。 有位历史学家,写文谈日本为何侵略中国。很有道理,分析得入情入理、证据确凿、史料充份。看完以后觉得中国这种愚昧、落后、无耻的国家真该让人好好的侵略一番。 文章是这样说滴: 1900年,中国北方闹起了一股暴力排外的运动,史称“义和团运动”,在义和团运动中,驻黑龙江清军对俄军态度强硬,俄军以“保护中东铁路”为由,出兵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全境。 从1900年至1905年,持续占领了五年之久。1904年,日本在征得清政府的同意之后,出兵到东北,发动了“日俄战争”。而且清军还派兵支援日军、共同抗击俄军。 经过一年半的战斗,在战死十万名日本兵之后,日本打胜了俄国。日本军队将俄国军队从中国东北驱赶出去之后,日本将东北99%的土地,归还给了大清国。 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做?日本是活雷锋吗?当然不是。俄军败退之后,1905年,日本约了清政府,在北京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清、日两国签订了一份《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在这个附约里面,清政府割让给了日本以下几项主要的主权,以作为日本从东北撤军的条件,在日本方面,则视为此次出兵抗俄的政治报酬: 1、割让旅顺、大连两处租借地; 2、割让南满铁路的经营权以及沿线的林产、矿产; 3、允许日本在南满铁路两侧驻军。 依据这个条约,日本开始派人接管南满铁路、移民旅顺、大连,并且派了一支部队、进驻南满铁路两侧,这支部队,就叫做“关东军”,驻扎的依据是《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理由是“保护日侨”。 换言之,日本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已经在中国东北,驻扎了二十六年,而且在这二十六年当中,关东军无论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还是与东北的中国居民,基本上都保持了相安无事。这就是旅顺、大连、南满铁路、林矿产主权流失的简要经过,以及“关东军”的来历。 后来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责备清政府“卖国”。但是,当年在东北全境被俄国侵占的情况下,清政府只有以下的几项选择: 选项一、任由俄国侵占,奋发图强,期望有朝一日,与俄国决战,收复东北。 选项二、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但是,不给日本报酬。 选项三、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但是事后不与日本交涉,任由日本替代俄国、侵占东北全境。 选项四、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事后收复东北全境,然后割让小部分土地和主权,作为给日本的报酬。 谁都看得出来,选项四,是清政府在当年所能选择的最佳方案、也是在木已成舟、米已成炊的历史条件下、符合当时大清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其他三个选择,都比这个选择更坏。这就是为什么清政府甘愿签署《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向日本割让小部分主权的原因。因为,当时只能这样办,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中、日两国在20世纪的大打出手,归根结底,就是根源于日本依据这个条约,向旅顺、大连、南满铁路两侧移民,并开始“经营满洲”。而日本这个“经营满洲”的殖民行为,与中国后来突然兴起的民族主义,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浩如烟海的史料显示:国民政府从发动北伐开始,就喊出了“收回东北一切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民族主义激进口号,尤其是强行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成功,使国民政府斗志变得更加昂扬,在冒进的路上一路狂奔。不料,在东北,国民政府碰到了日本这只硬钉子,最后,犹如羊入虎口。 国民政府认为那些都是不平等条约,必须要废除。而日本则拿二十六年前的日俄战争说事儿,它指责中国忘恩负义、不守信用。中、日两国交恶的历史,就从这场“鸡同鸭讲”的争辩中,步步激化。 国民政府“铁腕救国”,在民族道义上,对。但是,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样做,是否符合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则未必。这就是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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