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所谓“崛起”、“腾飞”……国家资源消耗殆尽、环境污染与日俱增,再加上为争取鸡滴屁世界第一,毫无节制、毫无规划地大搞城市建设,发展钢铁水泥、煤炭石油工业……农村城市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等等乌烟瘴气的“革命口号”的推动下,人的生存环境逐渐恶劣、人口控制也失去平衡、男女比例失调、不良人口泛滥……所谓“转基因”食品五规划的滥用……产生了很多中国特色的人间乱象。 早些年,中国曾经是“萨斯”病毒的产生、爆发源头,几乎危害整个世界,后来有什么“禽流感”、什么几H几N病毒之类滴,新的病毒、病菌,中国成了货真价实的万恶之源,当然啦,人类“文化、文明”的万恶之源就甭提啦。下面是一种最新、最近中国产生的莫名其妙的“抗药性DNA”,说起来更加令人恐怖: 在过去数十年,中国大陆为让动物、农作物加速成长,使用一种抗生素“黏菌素”(Colistin),而这种抗生素却会助长“超级病菌”在中国广泛传播,不仅严重威胁中国人的人体健康,已在向全球蔓延。 一份刊登在医学期刊《刺胳针》(The Lancet)的论文指出,2007年至2015年间,浙江和广东两间医院在病人肠道,抽取超过1.7万个细菌感染样本,结果发现1%样本具有抗药性基因,对抗“黏菌素”有耐药性。 那么“黏菌素”是神马东西?它是众多药物抗生素中“最后选择”,医生通常会在投入各种药物未见起色后,才会选择使用,也就是说,是一种最厉害的药物抗生素。而这种抗生素,被中国大陆用来让动物和农作物加快生长! 中国大陆却在过去数十年间,使用这种“黏菌素”养殖动物、栽种农作物。相关研究提供的证据证明,现在动、植物身上用药,会转嫁给人类。 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呼吁,中国大陆应限制使用“黏菌素”,以避免“超级细菌”问题在民间广泛传播与渗透。 英国微生物学会专家提出警告,抗药性基因可在不同细菌间扩散,感染人数会极具增加,若经常使用该药物,人类未来恐找不到任何方法对抗细菌感染。 但现实不仅仅如此,去年12月国际学术期刊《微生物组学》(Microbiome)发表的研究论文称,中国大陆从北而南出现大面积空气污染情况,而且,在北京空气中也发现了“超级细菌”。 研究人员指出:北京雾霾中出现碳青霉烯类(Carbapenems)抗生素,这种抗生素是抗菌活性最强的一种非典型β-内酰胺抗生素,广泛应用于呼吸系统感染、败血症等病症,同样是治疗严重细菌感染最主要的抗菌药物之一,有“最后一道防线”之称。 同时,据《科学人》杂志2015年11月30日刊登的《多粘菌素抗药性出现,“最后一道防线”岌岌可危》一文显示,2015年11月19日来自中国、英国和美国多所大学的研究者在期刊《柳叶刀・传染病》上宣布多粘菌素抗药性可在细菌之间轻易地转移,而且可能已经蔓延至多个国家。 那是在几年前,多种抗药性因子(NDM,OXA,KPC)开始在全球蔓延时。这些因子使得细菌对一组称为碳青霉烯类的药物刀枪不入,而先前,碳青霉烯类的药物一直被认为是对细菌的最后一道防线:它们是最后一批既常用,又能对抗在医院发生的复杂感染的药物,这样的感染通常是由大肠杆菌、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和其它类似的肠道栖息生物引起的。一旦这些细菌对碳青霉烯类的药物具备抗药性(它们通常被称为“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CRE)),多粘菌素就是我们仅剩的选择之一,而这增加了多粘菌素的使用。 中国是全世界“多粘菌素”农业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在中国的推动下,到2015年底,全世界对多粘菌素的农业需求预计将会达到每年11942吨(带来2.29亿美金的相关收入),到2021年,预计将会增长至16500吨,每年涨幅约4.75%。全世界兽用“多粘菌素”前十大生产厂商一家在印度,一家在丹麦,另外八家都在中国。亚洲(包括中国在内)占到了“多粘菌素”生产的73.1%,其中的28.7%向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地区出口。 这些结果来自中国研究者的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寻找肉用动物肠道中大肠杆菌的抗药性》。据他们所说,在2013年,他们第一次在一头猪身上发现了抗“多粘菌素”的大肠杆菌,这头猪来自上海附近的一家集约化养殖场,在随后的几年中,他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对“多粘菌素”的抗药性。他们扩展了研究范围,不仅包括了来自屠宰后动物的样本,还包括了来自超市和路边菜场零售肉类的样本,以及先前从两家医院的病人身上取得的样本。这些样本是在2011年到2014年间收集的。 以下是他们发现的结果。他们发现导致“多粘菌素”抗药性的基因(他们将其称之为MCR-1)存在于: 523份生猪肉和鸡肉样本中的78份(15%) 来自屠宰场的804头猪中的116头(21%) 1322份来自医院细菌感染病患的样本中的16份(1%) 最后一条尤为重要:这些具备了抗药性的细菌并不是获取了抗药DNA但还是安静地呆在肠子里不惹麻烦(像某些别的细菌那样)。相反,它们已经引起了人类感染。 最令人担忧的是:造成这种抗药性的MCR-1基因存在于质粒中。质粒是一小段DNA分子,但并不是细菌染色体的一部分。它们可以在细菌世界自由移动,从一个细菌转移到另一个细菌;在过去,它们已经使抗药性DNA在不同种类的细菌间相互传播,促使了这些抗药性在全球范围的飞速扩散。预计,这种基因也能做到全球蔓延。 先前的那些抗药机制(比如NDM-1)的迅速传播表明,随着可传播“多粘菌素”抗药性的出现,肠杆菌科细菌从广泛耐药性发展至全耐药性是不可避免的,并且终将扩散至全球范围。 “全耐药性”,它意味着无药可救,无法用任何已知的化合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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