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一讲神马叫历史。历史有长有短，很难说清神马叫历史。有句最佳解释：昨天是历史，今天是现在，明天是将来。OK。这个解释最好。 不过，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这么解释就不行啦。成了二百五了。 中国历来非常重视历史，因为中国党政一家、军政一家、军民一家。党史就是国史、国史就是家史。从逻辑上这么一推理，就剩下党史了。 这就好办了，共产党就是一帮子土匪流氓、汉奸强盗，您说，那能有神马历史涅？那不是虾扯蛋吗？ 这也可以从反面说明为什么中国这么重视历史：土匪流氓政权合法化而已。过去的历史、现在的历史、将来的历史，都是由“党的会议”决定滴。 最有名的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问题决议》，是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一项决议。该决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官方的全面总结；对这一时期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特别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官方的基本评价。 所以啊，中国的历史，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全部是伪造地，是由共产党定调子，各级太监婊子历史学家们、理论家们精心编纂而成。全部是垃圾。 其实，简单滴说，从共党建国，到文革这段历史，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概括， 文革前17年：共党土匪得到“政权”后（怎么得到的那是另外的话题），“马上治天下”还是“马下治天下”的斗争，期间最有名的是“反右斗争”。反右斗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民主党派。因为民主党派叫嚣“马下治天下”最凶。最后“马上治天下”胜利。 文革，全称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实是武化革命，与文化无关。实质上是马上还是“马上治天下”的继续，深化为“枪杆子出政权”、“枪杆子治国”。期间完成了全国的军事化管理。中国官方把这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国由此成为一个以党代军的准军事化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是国家的独裁统治者。 至于，文革中出现的人物、事件……那多了去了，对不起，那不叫历史，那叫历史事件。 文革中，比较重要的两个人物毛泽东和林彪，关系是什么？狗咬狗。完了。这里面没什么实质不实质，狗掐架的实质是神马？土匪流氓斗殴的实质是神马？只有土匪流氓才关心这些问题。 像毛泽东、林彪这类“中国政坛上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离不开当时的历史环境，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入政坛更是身不由己。要有心研究、探讨当时的两个土匪之间的关系，离不开当时的真实的历史事件。 还原历史真相在中国几乎是不可能滴，即便同样的事件，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解读，说法各异、千差万别……… 有些家伙号称神马写历史，其实是菜市场捡了几块儿烂肉，回家做了一锅回锅肉，吃的还挺香……。这也叫历史？靠。 下面是一篇《美国之音》转载过的有关文革、特别是关于毛泽东林彪关系的文章。我认为是最好滴、最科学滴、最客观滴、最忠于历史事实，也最符合当时历史事实滴： 1969年的中国，毛泽东所说的“走资派”垮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建立了，武斗基本结束了。4月1号，毛泽东宣布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当时，中共八大的30个政治局委员有27个被打倒，279名中央委员只有53个参加九大。 毛派天下 与此同时，毛派势力大幅度扩张。以林彪为代表的毛派军方势力急剧增强，在九大27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占了49%。以江青为首的毛派文革势力也大有斩获。在25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林彪势力占7人，文革派占5人，还有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等人。 九大的政治局常委五人，除毛泽东以外，林彪、陈伯达和康生均属毛派。毛派在中共领导层占据了绝对优势。 林彪全盛时 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巅峰的同时，林彪的副统帅地位也达到极限。中共九大空前绝后地以党章的形式确认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就是当时的中共副主席林彪。而积极促成这件事的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亲信康生。 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就是开除刘少奇党籍的那次会议，通过了新党章草案，其中明确写上了“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捧林大合唱 江青说：“不把林副主席写到党章上，我们睡不好觉，也吃不好饭。”康生说：“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 一直是林彪上级的周恩来也积极参加到吹捧林彪的行列。在1969年4月14日中共九大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竟然不顾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合的史实，赞颂林彪说：“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份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 林彪当场站起来说：我林彪没什么，一切都是毛主席，我如果跟着贺龙、朱德，早就完了，没有今天。林彪还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这便是文革期间井冈山“朱毛会师”变成“毛林会师”的源头。 派中有派 毛派内部并不是亲密无间。早在1967年军方将领“大闹京西宾馆”时，林彪就曾经怒斥江青抹黑军队。林彪手下的黄永胜指名道姓批评过江青，并且自恃参加过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颇得赏识，又有林彪撑腰，拒不向江青作检讨。 1968年，在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中共军委有关军队调动的报告不再送中央文革成员传阅。江青借题发挥，大骂黄永胜搞“独立王国”。 不过，毛泽东当时为了团结一致对付走资派，尽量节制江青，在林江之间搞平衡。林彪的妻子叶群被提名进入中共九大的政治局，江青十分不满。毛泽东给江青写了八个字：“大局当前，团结为主。”总的来说，直到1968年下半年，林彪势力和文革派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九大”报告之争 毛林矛盾初现 到了中共九大之前，双方矛盾开始出现恶化的迹象。当时毛泽东委托陈伯达、张春桥和姚文元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由林彪挂帅。陈伯达抛开张、姚二人，在林彪和周恩来的赞同下，起草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草稿，认为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应该发展生产。 林、陈、周也是揣摩旨意 需要说明的是，林彪、陈伯达和周恩来绝不是擅作主张，试图尽早结束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革。而是因为毛泽东曾经几次讲，要在1969年结束文革。 1967年8月16日，毛泽东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 在距离九大召开不到6个月的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 既然毛泽东说文革要在1969年结束，那么下一步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主也就顺理成章了。林彪、陈伯达和周恩来实际上是揣摩了毛泽东的旨意之后，定下了这个报告草稿的调门。 不料，陈伯达的草稿受到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批评，说这是鼓吹“唯生产力论”。毛泽东也认为陈的草稿没有突出文化大革命的作用，讲经济太多，政治份量不够。 到了1969年左右，陈伯达、周恩来、林彪在发展经济建设，结束动乱这个方面达成了一致。这个时候和毛泽东产生了一种路线的对立。 宣读报告者与报告划清界线？ 毛泽东让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再写一个。由张春桥和姚文元执笔的这个报告草稿主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泽东比较满意，决定使用。但是林彪对这份报告毫无兴趣。初稿送给林彪审批时，林彪一个字也没看就批了“呈主席审批”。在“九大”上宣读这份报告之前，林彪拒绝看内容，结果在宣读时多次出现“结结巴巴”的情况。他妻子叶群对此感到担心，林彪却说，“多念错一点才好。” 在九大选举时，江青曾经怀疑林彪指使人做了手脚，把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选票压低了，让他们难堪。江青还曾经在康生的协助下暗中调查这件事，并且从此开始对林彪有了戒心，说要“多长几个心眼”。 中共九大结束了，但是与毛泽东所希望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相反，在打垮主要对手刘少奇之后，毛派内部的裂痕却越来越明显了。双方不断发生勾心斗角和口舌之争。张春桥讥讽黄永胜是“大老粗”，什么也不懂；黄永胜则说张春桥是个“小记者”，“小毛猴子”。 林彪位高震主？ 这时，毛泽东对林彪势力上升感觉不自在了。当时，主持军队日常事务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几乎都是林彪的人，包括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副组长、空军司令吴法宪，以及海军政委李作鹏和总后勤部长邱会作。 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尽管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是江青的文革派认为他迂腐，看不起他，排挤他。而林彪则对陈表示出关心和理解。陈伯达因此与林彪越走越近。再加上林彪的妻子叶群也进入了中共政治局。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毛在“九大”后不久就已经表现出对林彪势力扩大的不满。 国家元首之争 毛主席不要林主席 毛泽东对此不仅没有视而不见、掉以轻心，而且采取了预防性措施。1970年3月，中共开始筹备第四届人大，准备重建国家机构。据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回忆，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派汪东兴传达他对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说，现在看来要设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这实际已经表明毛泽东不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 对此，林彪于4月11号提出三条意见：一，建议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二，副主席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三，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 毛泽东主张不设国家主席，但是又没有说明原因，所以就连整天跟在他身边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和政治上极其老道的周恩来和康生都没想到毛竟然要用这种政治伎俩防范刚刚在中共九大上正式确立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 因此当中共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时，尽管毛泽东是“一句顶一万句”的领袖，但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多数成员，包括文革派的主要成员康生都赞同林彪的建议。只有江青知道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因人废事，在会上表示，在毛泽东还健在的时候，林彪当国家主席也不好。 后来，尽管毛泽东一再说不设国家主席，中共政治局并没有就此形成决议，而且大多数人仍然倾向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尽管心里很恼火，但是有苦说不出，只能表示“大家同意我同意”。 林彪派对张江派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文革笔杆子张春桥越来越青睐，甚至显示了挑选张春桥做接班人的迹象。一次，张春桥随同毛泽东在苏州和林彪谈话。文革专家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一书记载说：“毛泽东......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 此后，张春桥和林彪一派的矛盾越来越大，并且发生了一次令人意想不到的重大冲突。197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纪念中国军队建军纪念日的社论。社论草稿上说，“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陈伯达主张后半句话只写“林副主席直接指挥”就够了。张春桥坚持不能改。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交给毛泽东亲自定夺。毛虽然同意了陈伯达的说法，但是显然对此不满。他说，“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 还有一次，中共政治局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张春桥秉承毛泽东的旨意，主张去掉“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等林彪式的字句。吴法宪当场拍案而起，和张春桥争吵起来，说张贬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庐山风暴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据陈伯达回忆，开幕式之前，林彪和毛泽东单独见面。林彪说到陈伯达等人和张春桥在修改宪法方面的争执，提出要讲讲这个问题。毛泽东表示：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 于是，林彪带着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在开幕式上讲话。他先表示要“把毛主席伟大领袖、最高统帅、国家元首的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显示他主张设立国家主席，并且由毛泽东担任；随后又把矛头暗指张春桥，在没有点张春桥名字的情况下指责有人不想承认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有发展。 中共政治局常委康生在开幕式上发言说：“在群众讨论中，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就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 有人说：“并不是林彪要当国家主席。林彪从来没有提过。是他们让毛泽东当。而这个主张最早提出来的其实不是林彪，而是康生和汪东兴，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两个人。” 汪东兴在第二天--8月24日--的分组讨论会上说，“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8341部队和中央办公厅都接受不了。我代表8341部队强烈要求新宪法恢复设国家主席。我代表8341部队强烈要求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副主席。” 群起批张 在同一天，陈伯达和林彪麾下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由于事先得到了叶群通报的毛林谈话的情况，和汪东兴一起对张春桥发起不点名的围攻。陈伯达拿着连夜选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批驳张春桥反对说毛泽东是天才的说法。汪东兴暗指张春桥反对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一时间，参加会议的人有的以为中共中央真的有人不承认毛泽东伟大，要反毛泽东；有的则出于对张春桥等文革派的厌恶，藉机声讨。连陈毅元帅和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等不属于林彪派系的军方将领以及多数与会者都“义愤填膺”，喊打声一片。用康生后来的话说就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使地球停转之势”。 惊见文革犯众怒 领袖发威压中央 当时，批判张春桥这个文革派，在党内、军内有广泛的支持。当时党内有一股声音，批评张春桥他们通过煽动文革，制造混乱，然后带来整个局势的失控。所以有一种对这种所谓的文革小群体，这个中央文革的小圈圈不满的倾向，特别是在掌权的军队干部当中和地方干部当中。 一场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议引出一场天才论的讨论，最后却导致对文革派张春桥的全面围攻。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始料不及。他没想到文革这么不得人心。 程晓农：九届二中全会原来是准备对张春桥做某种程度的批评。为此林彪是请示过毛泽东的。毛泽东也同意他就这个问题发言。那么毛泽东出尔反尔的原因是，他没有料到整个党内高层对张春桥，就是文革派，实际上就是江青、张春桥这一伙，拿张春桥做靶子了，对这一伙人的不满到了这么强的程度。那么事实上他也很清楚，这个不满如果进一步的展开，那就实际上是针对毛泽东去了。 8月25号下午，毛泽东亲自出马，不惜一切地用自己的权威压制整个中共中央。他亲自召集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怒气冲冲地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还冲着林彪说：“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他甚至说出重话：“你们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去闹。再不然，就辞掉党中央的主席！” 毛泽东并没有公开对林彪提出批评。他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拿自己原来的秘书陈伯达开刀，大加讨伐，并且强令所有“讲错话”的人检查。 两派都拥毛 比赛谁更忠 当时九届二中的时候，实际上出面批判张春桥的可不是林彪，而是包括毛自己的一些所谓亲信，像汪东兴。后来汪东兴事后痛哭流涕，跪在毛面前求饶，就是因为他误会了毛泽东。他原来以为说，批张就是紧跟毛泽东，就能得到毛的欣赏。但没想到毛对张春桥只是想鸡毛掸子轻轻拍一拍。拍重了，毛就觉得伤到他自己了，他就反过手来打击。 庐山会议是林彪反抗的一件事。但我们知道这种反抗是非常可怜，非常可悲，非常有限的。里面的人都在比谁更加忠于毛主席，谁更加赞成毛泽东是一个天才。” 尽管多数人是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是要对毛泽东表忠心，但是毛泽东不这么看。毛后来说：“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上反我。” “抢班夺权”和欲加之罪 真正控制中国权力的历来是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只是礼仪性的，这是中共1949年建政以后一贯的做法。毛泽东可以辞去国家主席而不失权力；刘少奇可以担任国家主席而不掌权力；后来代理国家主席的中共元老董必武更是早就没有任何实权。 因此，毛泽东后来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要“抢班夺权”，未免牵强附会。一个副统帅，当个礼仪性的国家主席会夺谁的权呢？ 九届二中全会上并不存在所谓林彪一伙要什么抢班夺权。这是捏造的。” 现在至少说得清的就是从1970年的庐山会议，他(林彪)是不是发动了一个突然袭击？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成为他一个政治纲领？提天才问题是不是就是一个理论纲领？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说清楚的，这都是毛的欲加之罪。” 如果说，中共九大报告之争是毛林矛盾初现，那么九届二中全会就是毛林决裂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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