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劝告、正告北京串联兵》的传单一出,影响还真不小。怎么说呢?当时的广州,“红造”刚刚兴起,“红革”日益败落,随着“党中央”越来越“支持造反”,各工矿企业也闻风而动,各类“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遍地冒头儿,四处开花,“造反”的声势越来越大。当时的“红造”人虽少,但势头很大。
“红革”派,把我们的“传单”既当作进攻武器、又当作挡箭牌。据说,不少“红革”战士,居然拿着我们的“传单”,在车站阻止“北京串联兵”出站,让他们回去,就地闹革命……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的传单后来流传到全国很多地方,起的就是这方面的作用。
这一下,“红造”不干啦,组织大大小小的“誓师大会”、“批判大会”,宣称:“要把无产阶级的造反事业进行到底!”;“要把北京来的反革命黑后台“全无敌”、“平江龙”揪出来,彻底打垮、批臭!”
说到这份儿“传单”,其影响后来又有所变化。过了大概两三个月,形势大变,“中央”真的发文,说是要“停止大串联”、“就地闹革命”,说是“串联的红卫兵小将,对当地情况不了解或了解的不够深入,不宜介入当地的造反革命运动,应该迅速返回本地,就地闹革命……”云云。居然跟我们“传单”的内容大同小异,意思完全一样!所以,我们的“传单”在社会上流传了好长时间,半年之后,我在武汉,还见到这份儿“传单”,用来劝说“北京红卫兵”返回原地!
真所谓“造化弄人”,“天命难违”。所以我说呀,中国人基本上不是人,不过是饱受“中央”玩弄的性工具,想怎么玩儿怎么玩儿!现在依然如此,毫无变化。
扯远了,回到广州,没过几天,我们已经成了“红造”深挖、狠批的对象。据学校“红革”派的战士说,校门口有不少“红造”的奸细、暗探,只要我们一出门,人身安全堪虞。吓得我们几个,躲在“红革”司令部,不敢出门!几个人不免互相埋怨。尤其单平,话最多,什么“他早就看出红革偏于保皇啊”、“红造人虽少,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哪”、“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啊”等等等等,没完没了的叨叨。我心中也难免有些后悔:“都是这些个漂亮的女红卫兵,特别是那个光脚穿草鞋的女兵,弄得我心烦意乱!这下好啦,这不是中了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了吗?”、“看起来,真是色不迷人人自迷!”……刘志良、张玉龙也有类似的意思。一时间,愁云密布,不知如何是好。倒是许剑先,不愧作战部长:“算啦,扯这些没用的干什么?说说下一步怎么办吧!”
许剑先一语,惊醒了我这“梦中人”,我是谁呀?司令啊,当即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走人,到别处去,重打鼓、另开张,继续干革命!广州啊,拜拜啦。”这一来,大家如梦方醒,一致同意。张玉龙尤其高兴:“说起来,咱们也不亏,在广州革命了一个多星期,一分没花!咱们是只赚不赔。”,单平来了劲儿了,自吹他还弄了两双草鞋!我赶忙要过来一双,穿在脚上试了试,还挺合适,不禁又想起了那个光脚穿草鞋的漂亮女兵,竟有些依依不舍。
晚间工作会议上,做出了如下决定:1、明后两天,按照红革总司令的安排,去广州三元里抗英基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参观;2、责成刘志良、张玉龙打听、预定广州到衡阳的火车票,从衡阳中转,准备去伟大祖国的西南首都:重庆。3、一切行动计划保密,到时候,留下告别信,溜之乎也。
为什么去重庆呢?这里面有个原因:原来,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有个重庆“江北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是个高干子女,江北中学,离兵工厂不远,是“兵工厂的子弟学校。这位红卫兵初期创始人通过关系,找到我们,大侃特侃重庆的造反形势。那家伙,一看就是个天生的演说家、革命家,口如悬河、舌似利剑,煽动性极强。当时说得我们心旌动摇,跃跃欲试。趁此机会,到重庆会一会革命战友,也冲一冲我们的一身晦气。
正是: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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