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云：上行下效，历来如此。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百姓。想当初唐明皇溺宠杨贵妃，“致使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中国的太监婊子理论家们，发明了个新词儿，叫“中国精英”。指的是中国官员、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似乎中国正在产生一个“精英”统治集团。因此一个个打破了脑袋，争做“精英”，自称“精英”，一个个人五人六滴，呆傻有余、智慧不足。

中央、国家有精英，下面就没有么？当然有，看一看中国的“下级精英”是怎么形成滴，那些个“高级国家精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来源，不言自明。

说的是河南新野县。

《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火烧新野，是他出山以后指挥的的第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打败曹兵对刘备的围剿之势，使刘备转危为安，有了栖身之地，也奠定了诸葛亮在蜀军中的统帅地位，刘关张三人，从此对诸葛亮心服口服。

新野县，在河南省南阳市，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古称贵地。北依宛洛、南接荆襄，西临秦陇，东通宁沪，沃野百里，八水竞流，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号称“百里平川”，自古有“南北孔道，中州屏障”之称。

新野县总面积1062平方公里，辖8镇5乡2个街道办事处，251个行政村、16个居委会，98万亩耕地，82万人。

新野共有副科级以上干部1013人，其中副科680人，正科280人，副处40人，正处5人。从籍贯上看，正科级以下基本来自本县，副处级以上多为南阳其他县人。

在这个副科以上干部刚过一千的农业县，具有血缘和婚姻关系的政治家族就有161家，其中，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以上的大家族21家，5个以下2人以上的小家族140家，这就意味着每十个干部中至少有一个背后有家族势力，有20%的干部属于官二代。

一、姻亲葡萄藤，161个政治家族各有图谱。

新野21个政治大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家。核心人物是新野原组织部长，政协主席张以彬，张以彬后来在唐河县当过县委书记，从南阳地区劳动局长的位置上退休。其妹张秀彬也做过新野的副县长和政协主席，妹夫则为卫生局长。

张以彬有8个子女，儿子张新生现任南阳海关关长，大女婿张德宝为南阳市旅游局长，二女婿贺利民是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四女婿王庆为宛城区区长。其妹张秀彬的儿子是南阳市急救中心主任，儿媳为宛城区工商局副局长，儿媳的父亲也在新野当过县委副书记和政协主席。张以彬大女婿张德宝的父亲当过新野县城关镇教育组长，妹妹张平岚现在是新野县纪委副书记。

新野张家出来的副科级以上干部有22人，其中一半在南阳市，一半在新野。

另一大家族王家的第二代中，有现任的南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新野县政法委副书记，人大农工委主任，航运局局长等。

除了21家大家族，还有15家4人型，35家3人型和90家二人型小政治家族，这161家政治家族几乎把持了新野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门。今年，政治家族子弟有向纪委，组织，公检法，县委办等核心部门聚集的趋势，同时向外部延伸。由血缘和姻缘编织的关系网络能延伸到南阳，河南省会郑州，甚至北京。

利用姻亲关系编织关系网是新野官场的通常模式，一个流传甚广的经典例子是：王城（化名）最初是县政府的通讯员，当时县政府一女话务员和县长关系密切，王城千方百计接近她，最终娶了女话务员的女儿，由此和县长接上关系。王随后被提拔上政府办副主任，然后出任某局局长。在局长任上，王城给常务副县长的侄女安排了工作，并鼓励侄儿和该女谈恋爱，成功联姻。常务副县长对王城关照有加，最终让王出任了具有更大晋升潜力的某镇党委书记。

新野在解放后的第一代干部中，以部队转业和工农出身为主，由于子女和姻亲形成了政治家族。对于“政治元老”来说，帮助下一代取得干部身份是第一步，接下来是通过关系网不断介绍子女情况，以提拔重用，老干部为自己的子女仕途说情是常态。

南阳组织部一官员如此理解政治家族的形成：“就像葡萄藤一样，顺着架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多，同时阳光和水分也更多。”

新野县政治家族存在如下特点：

1，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岳父当过某乡书记，他的女婿后来也在该乡当书记，姐夫和内弟都在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干过；

2，副处级以上的县领导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不少还是正科；

3，政治家族的大小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利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利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政治家族最大的问题是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该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很多时候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

二、家族子弟和“局外人”

政治家族的垄断，令平民出身的干部的不公平感与日俱增。

普通干部有股级到副科需要8年，从副科晋升到正科需要3年，从正科晋升到副处需要7年，从副处晋升到正处需要7年，也就是说，1名22岁毕业的大学生，三十岁成为副科，33岁成为正科，40岁成为副处，47岁成为正处，然后在正处岗位上再干几年退休，只有极个别的能成为副厅级干部，这就是大部分县乡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历程。

但这只是理想的状态，现实中能实现这一历程的官员屈指可数，熬了几十年才混到一个虚职副科职位的大有人在。一位1983年参加工作干部用了20多年时间，只是把乡里的各种委员干了个遍，而一同上班的政治家族子弟早成为副处级，进入领导核心。

该干部抱怨，每次干部调整，他都被列入提拔名单，但“总是被有背景的人顶掉”，一开始，领导会安慰自己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后来又拿出如“群众基础不够”等借口，意指需要花钱跑要才能调整职务。

新野官场的“行情”是，根据升迁级别的大小从1万元到5万元不等，即使跑送无背景的干部也不会调到理想职位，基本在虚职圈内打转，比如从宣传委员调为组织委员。

乡镇副科升到正科有8个隐形阶段，从小到大依次为：综治办主任，工会主席，人大副主席，乡镇长助理，武装部长，党委委员，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很多平民子弟会耗尽半生都走不出这八个阶梯，而干部子弟基本能够通过“小步快跑”跳跃到正科位置上。

正科向上升迁的通道是副处，这里又依次排出县政府党组成员，县长助理，副县长，统战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十几个隐形阶梯。

有背景的政治家族成员可在短短几年内完成跳跃，最后异地调动在另一县担任正处实职（书记，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而平民子弟抱怨，这道大门几乎已对他们完全封闭了。

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畅通，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觉不公平。一位乡干部第N次失意后，将自己关在书房内，整整一天都在苦练书法，未曾进食。

以下是政治家族子弟晋升实例：

李姓官员有二子，长子初中未读完辍学，被安排到检察院当司机，干了几年后又借调到财政局作一般工作人员，在这一期间，李又运作关系更改了儿子的档案，花钱买了个大专文凭，用聘干的指标将其转化为干部身份。因为新野人都知道其只上过初中，就将其调到南阳市，从某区办公室副主任一路干到现任区长。

李的次子中专毕业，通过研修大专的方式取得了干部身份，先安排到一个乡当一般工作人员，经三年历练，作为第一梯队推荐副科人选，进入干部圈子，后借调南杨某市直机关。几年之后，回新野担任一正科实职不在话下。

上述运作模式，可用一句经典的新野土话进行概括——“磨活”，意指多方运作，穷尽关系网而求得上升。

三、“反腐风暴”中的飘摇。

近期的河南肃贪风暴中，新野一批科级干部落马，官场地震一触即发。

新野副县长高志科，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程文和曾当过六年财政局长的纺织集团副董事长高照阳先后因违纪被“双规”。

据传，程文的落马和人民路改造工程有关，该工程预算3000余万元，完工时实际花费达到8700万元，在这一过程中程文通过弟弟程雷和具有涉黑背景的商人樊小超进行合作，并从中牟利，程文被“双规”后，其弟程雷和樊小超均被控制。

一个官员的倒台，往往伴随的是其家族势力的瓦解。几乎同一时间，原新野县组织部长，已经调任内乡常务副县长的李玉芬被“双规”，她涉入开封组织部长李森林案。新野的10个女性正科级实职干部中，几乎每一个都出身政治家族。

作为女性政治家族成员的佼佼者，李玉芬曾说出惊人之语：“我跟你说，在家庭和事业方面，没有一个女人能处理好的，女人干事业都患得患失。我最后的观点就是女同志要过女性式生活，青春愉快，养尊处优，不宜从政。”

一个趋势是，政治家族在新野县呈现逐渐衰落现象，计划生育政策是根本因素。新野第一大政治家族张家，家族庞大的原因就是子女众多，但现在干部群体严格执行的“一孩化”计划生育政策，对政治家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另一个原因来自干部交流制度，异地任职对于打破政治家族网络，起到了很大作用。再者就是就业观念转变和高等教育的普及。1980年代，很多新野干部千方百计回家就业，不愿意留在大城市。现在他们的子女就业时，则是千方百计留在大城市。随着干部子弟逐渐选择中等以上城市就业，新野的政治家族可持性的继承传递逐渐消耗，将融入更大范围内的体制系统。

新野的政治家族，跟目前大陆的整个政治和社会体制变迁连在一起。最后倒霉的还是那些没有关系的平民公务员。

四、官场生态：

所有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普遍造假；该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数不胜数。根据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可以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官场晋升道路上有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有一套考察“摘帽的尺度”，这些才是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01】吃喝，官员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

上级领导干部下到乡里挂职副乡长，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副乡长喝醉了，有人偷塞给他两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并解释说，这是“官场必备良药”。

接风宴不用个人买单，而如此的热情宽待背后，说明吃喝已经成为官场的常态，否则，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怎么能成为官员保护自己身体的“必备良药”呢？茅台等高档酒轮番涨价，中国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其中的原由不说自明。

【02】形象，官员绝不能混同于老百姓

一位新上任的副乡长，特意买了两件有牌子的衣服，同事笑着说：“哎呀，您这个穿着才像副乡长嘛！”次年改任县长助理，他迎来了一个秘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3000轿车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

官员应该是什么样？在澡堂子里，都脱得光光，分不出哪个是官，而穿上衣服就不一样了。过去的军官是四个口袋，现在官兵就更加分明。官员绝不会混同于老百姓，官的样子是衣服装扮起来的，是车子、房子等待遇抬举起来的，是前呼后拥捧起来的，这样的官员整天想着样子、待遇，根本没有精力为老百姓做事。

【03】成熟，上下有人才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现

某乡党委女副书记通过曾任政府办主任的公公做了县委书记的工作，但竞争对手却将招呼打到了同省的政协主席那里。落败后的她说道“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

官员职务晋升历来都是个变数，在没有最后敲定之前，就可能发生令人无法想像的N种变化。“上拉、下推”不乏抱怨的成分，但其形象比喻说明，官员的选拔任用与百姓无关，百姓喜欢没有用，基层推举也起不了多大用，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看上面有没有人。有些人就是因为被领导“看上”后，才进步很大、很快。上面的集中打压了下面的民主。

【04】年龄，官员越活越年轻

一个科级干部，当问及年龄时，这个干部说：“你问我档案年龄还是真实年龄？”按照简历上的年龄倒推，这位干部9岁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在年龄与岗位挂钩的硬性标准之下，官员让自己越来越年轻，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从坦荡的一问一答中可以发现，更改年龄已经成为官场公开的游戏规则。在为官即有特权的现实情况下，只要官员在其位，无论是否谋其政，但有车坐、有烟抽、有酒喝“一个也不能少”。难怪很多官员都挖空心思让自己年轻，再活上五百年，大概是想为党和人民多工作几年。

【05】入党，上升通道中必备的敲门砖

相比于年龄“杠杠”，党员身份更是为官必不可少的基础。县里的官场中，70%以上的县领导在25岁以前就已入党，而非党员干部普遍被视为“政策官”，不但没有车子待遇，还受排挤。所有的党员，当面对党旗，信誓旦旦的宣誓时，有没有扪心自问过，入党到底是终生的信仰，还是以求上位特权的敲门砖？把入党当成晋升的台阶、上升的通道，这样的官员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6】学历，党校是官员“文凭批发基地”

年龄要合格，政治要过关，学历当然也要过硬。在县里，各级党校被很多干部戏称为“文凭批发基地”。被称为“中专一代”的正科级一把手们，大多从这里取得在职教育的本科文凭，为升迁“扫除障碍”。当学历成为官员晋升必须跨过的一道坎后，党校作为官员培训基地。有的公然制造批发“假的真文凭”，无论是什么学历、什么成绩，只要能交上学费，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混到一张本科、研究生甚至更高的文凭，为此，政府部门里突然变得“人才济济”。这样，拥有一大批高水平官员政府部门，在有些地区却连群众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

【07】实力，有财权的官员提升快

不少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却没有一名是从县直机关一把手中产生；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长的财政局党委委员大倒苦水，说某领导把他踢出财政局，是“往死里整他”。县直一把手根本拼不过乡镇党委书记，说明乡镇经济迅速崛起为建立维护上下层关系提供了财力支撑，使当政官员有了更大的话语权；而官员宁可不进步也要死守在“富衙门”，说明岗位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权力的多寡”，在制度不健全、不落实、不规范的条件下，管钱管物的位子，总是拥有着比别人更为优越的地位。

【08】追逐，对皇权的顶礼崇拜

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的权力高于县长。有人戏称，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县的皇帝来了。”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当地管这叫做“没干成”。

从古至今，对皇权的追逐与崇拜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过去迎接皇帝是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如今是列队欢迎，夹道相庆。时代虽不同，方法虽有异，但追逐与崇拜皇权的心态没有变。在如此的百般献媚县委书记之下，说明权力的诱惑力有多大，主政官员在组织内确实是“九五之尊、一言九鼎”。

【09】霸道，悖逆一把手是死路一条

有一个叫张南国的县公疗医院前院长。一次在路上看到为农业开发计划而栽的苹果树，张院长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3天内免掉张南国。

毛老土匪曾说：“言者无罪、闻者足诫”。如今却是不同，小民胆敢说个不字，官员大有“斩立决”的霸道。闲时莫谈国事，背后莫论人非。上学老师告诫说：“人言似箭，岂可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拔”，陈书记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在当地一定为权力的霸道拿分不少。

【10】送礼，官场的一道独特风景

一次，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有人前去祝贺，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罗盘、地球仪、铜牛等礼品。后来，此人才知道礼物各有寓意：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前途远大，铜牛则象征稳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每逢中秋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会，甚至去北京。在这些“常规动作”之后，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曾兵身边圈外人，官场送礼的几点门道是：

一是要有寓意，祝贺前程远大，步步高升。

二是逐级向上送，一直送到北京城。

三是要把握好关键时期。

【11】政治，一张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族网

网上常常有不知羞耻的家伙讨论“政治”。别再讨论啦，这就是“中国的政治”：

在一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有的官位“世袭”，或是几代人，或是亲属连续稳坐同一官位；有的裙带提拔，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普遍的规则是“不落空”现象，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

更有甚者，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如此的门当户对，如此的龙生龙、凤生凤，除了阻断草根百姓的上升通道之外，政治家族化会使官场生态更恶劣。

【12】反腐，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

再对县里被查处的正科级及以上干部名单进行统计后，发现经济问题占了干部问题的一半以上，但蹊跷之处在于，其中却没有一起涉及跑官卖官问题。原来，纪委办案别有门道，也要遵守官僚共同体内默认的潜规则，进行有选择、有区别的规避：

一是，封锁“上贡”通道，在本级查办中只认定收，不认定送，对于超出职权范围的“上贡”不予认定。

二是，对于已曝光且影响大的问题是一定要查处，但官员都在“非法化”的生存状态，纪委如何切割取舍成了一门技术。

三是，领导保或不保成为办案的大前提。

一位纪委领导还透露，真正被“摘帽”官员大概可分为3种，一是贪腐问题严重，二是重大责任事故，三是处处结怨，得罪人“太多太苦”。对关系“生死存亡”的反腐败这一重大问题，成了讲究拿捏精准的技术活呢？“反腐败”其实就是一句戏言：“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

【13】女人，官员玩女人算个屁事

在县里1950~1978年查处的干部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被查处的也越来越少。自2005年以来，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

2000年，大门镇人大副主任状告镇长将其强奸，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种现象在诸多腐败案中也可以看到，贪官被纪委请去“喝茶”之后，供出情人是他们最为爽快的事。

重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文强被“双规”后，就主动讲述一些强奸少女、玩女明星的过程。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也是首先自己供认，与其有染的女干部、女公务员多达两位数。在共党官员看来，玩女人算个屁事儿。

【14】圣人蛋，抨击腐败者为官场所不屑

1、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大家心照不宣。有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县委党校副校长，这个“明显被边缘化”的干部痛恨腐败，还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官场弊端。在私下，干部们不屑地称他为“圣人蛋”。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指知行完备、至善之人，是“才德全尽”之人。在圣人后面加个蛋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圣人蛋”是河南的特产词汇，用于形容那些脑子里缺根筋、行为上欠火候、装模作样拿腔拿调、不按规矩出牌、无法以常理度之的人物及行为。反腐败者成了“少根筋”的异类，这就是中国带领百姓奔小康的官员。

2、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推进。改革开放30年中，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流氓无赖群体，这个群体的内部经历了复杂的变迁，他们内部有着自己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

3、假如官员没有特权，还会有人为此打得头破血流吗？废话！没有特权，要共产党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