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美国开启，《独立宣言》为奠国基石。其中的经典名句：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被翻译成：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

这种翻译，大有问题，不是诚心的，就是故意滴。是中国人误解、曲解、歪曲所谓“普世价值”的根源。

原文意思应该是：下述真理不证自明，人是造物主创造的，造物主创造的人，人人平等。具体体现是“Creator”一词。

从本质上说，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只有美国这样具有基督教文明的国家，才会有“人人平等”。中国那种土匪流氓国家，不信神，怎么可能有人人平等？弄来弄去还是人治人。不信神是个人自由，“无神论”只能创造“人神”，中国土匪流氓国家的人神是谁？总书记啊，这还用问！原因很简单，马克思无神论、中国的党章和“宪法”，唯一的作用就是不断创造出新的“人神”来。

下面是一片详细阐述有关1、“天人合一的感性思维”、2、“自然、人、神分开之后的精神至上”、以及3、“基督教的上帝与中国“老天爷”的区别”的文章。诸位愿闻着闻之。

在人类的人感应早期，由于生产极其落后，人的认识水平极其低下，科学还处在萌芽阶段，所以导致主客不分、混沌一体的思维方式。由于不能把人与周围的自然界明确区分，导致“天人合一”的混沌哲学；由于不能把自己与他人明确区分，导致个体意识湮灭、集体至上的观念。“天人合一”反映了中国个体意识不独立的形象。由于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明确的区分，也就形成不了一种朦胧的、模糊的认识，产生了囫囵吞枣的整体思维习惯。中国人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人和自然都包含在一个整体之中。整体中包含了密不可分的部分，要了解各部分，必须先了解整体。中国人忽视细节的整体思维习惯妨碍了真理的发现，导致了技术的落后，陷入了“上智下愚”的等级制泥潭。与此相反，西方人较早地摆脱了混沌一体的思维方式，明确地把自然、人、神分开，促进了个体意识的觉醒，确立了精神至上或人权至上，而中国一直没有走到这一步。

一，“天人合一”的感应思维

在原始时代，世界各民族都经历了一个自然宗教的阶段。在那个初级阶段里，各个民族的世界观几乎都是天人合一的或者甚至是天人未分的，混沌的。原始初民的天人合一的“天”，既是自然，也是神。原始初民把自然界的河流、山川、祖先等万事万物都当神。所以，天是自然同时也是神。自然、神和人，三者是混为一体的，是不区分的。这种思维方式，各民族都是一样的。

中国从远古继承了天人未分的混沌哲学，神、自然、人，都交织在一起。为什么中国没有改变原始思维？这是因为：中国直接把原始人的血缘关系放大为社会关系或国家关系；在文化上面就继承了中国原始的混沌思维，神和自然未从“天”里分化出来。在中国的“天”的概念里，神和自然是不分的。它们合称为天道，或者天理、天命。这样，“天”里面就有两个成分，神和自然。

在天人合一的时候，就出现了两种可能：比如说天里面“神”的成分跟人合一就成了“圣人”，圣人相当于半神，具有神圣性。圣人也叫“圣王”，具有政治上的权威，这就是儒家的天人合一。天里面的“自然” 的成分跟人结合在一起，就成了“真人”，真人又叫“仙人”，仙人就是“山人”，就是跟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然人像“野鹿”，“人”靠“山”佑就是仙。道家所说的仙人并不是说永远不死的人，而是说长寿（“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生生不已”的哲学），可以活好几百年、上千年。可见，儒家主张人要做圣人，道家主张人要做真人，这是两种不同意义的天人合一。

中国神话里的神都是做好事的道德神，也是中国人的祖先神。盘古也好，女娲也好，他们和人类和大自然都有血缘关系。比如说盘古死了以后，他的眼睛化为日月，他的身体化作山川万物。女娲补天死了以后，她的身体也是化为山川、树木、河流，继续滋养着人类生存和繁衍。所以，他们又是祖先神。作为道德神，他们是圣人，有圣人的特点；作为祖先神，他们又类似于真人和仙人，和自然界是一体的。它们已经具备道家和儒家两种天人合一的雏形。在很多神话中，都能看到以人体为核心的微观宇宙和天地大宇宙的系统对应，肉体和泥土对应、骨骼和石头对应、毛发和草木对应、呼吸和风对应。这些对应都是感应认知的反映，在神话系统中组织起来，成为对世界做出统一解释的一种典型方式。这就是人类的“天

”。

蒙昧人相信扫把星降下灾难，日蚀引发战争，猫头鹰给自己带来厄运；吞食敌人的心、肝和脑髓能占有他们的勇气和智慧。初民把世上的事物理解为互相感应的东西，这是一种感应思维或感应认知，相当于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所称的“互渗律”。死人和活人互相感应，星辰和生死兴衰荣辱感应。梦让女人怀孕，女人跑到山里踩了一个脚印，就怀孕了；或到庙里求观音菩萨送子，也属此类。“互渗律”就是一切和一切都互相影响，万物都有灵魂（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认为万物都有生命且充满了各种精灵）。中国人相信“万物皆有灵性”，不仅人能修炼成仙，狐狸也能成精，石头也可通灵，雷公电母，财神瘟神等众多与人的安危祸福相关的神，都在《封神榜》上有名有姓，而人民也真个把他们供奉起来。巫术思维认为世界的道理在于相似，只要相似的就可以互相感应。比如扎个纸人写上谁的名字然后扎针，那人就被感应而得病招灾。人参有人形，所以被说成有滋补益寿的药效。苋菜是红的，血也是红的，苋菜应有补血的功效。核桃和脑子的形状颇有几份相像，应有补脑的功效。

弗雷泽认为人类思维经历了“巫术一宗教一科学”三个阶段，原始思维仍停留在最低级的巫术阶段。宗教和科学都认识到了人的有限性，都懂得了谦卑和诚实。而巫术恰恰相反，一直不承认人的有限性，总期望用一些奇怪的符咒和仪式改变世界的进程，常常显得无知而又自负。中国古代文献中“人定胜天”的伟大气魄，就是巫术信仰的口号。人类初民之间的战争包括了大量仪式性的感应方式，去掉对方的阳气，增加自己的阳气，都依赖于对感应的信赖。闹旱灾了，禁屠宰、关南门、求龙王，禁止女人露面，说女人露面妨碍了祈雨；出现瘟疫，请道士打醮，找端公跳坛神；有人亡故，请阴阳先生找风水宝地埋葬，以求多福多寿多子孙・・・・・・直到到民国时期仍是常有的事。

实际是，人类的活动对万物的变化是有影响的，但不存在周幽王宠信褒姒就会导致地震的因果关系。人类觉醒后，感应思维渐渐退位，理性思维逐渐占据主位。与感应思维对照，理性思维可说是因果式的思维，原理和事实、原因和结果占据着中心地位。相信感应跟相信因果是不一样的。在物理因果关系中，受动的那个物体是完全消极的、被动的，比如施力给桌子，桌子是完全消极的，力来了它就动，力撤了它就不动。而在感应中，受感者并非完全被动，它有所感、有所应和，它在受感而动之际是积极回应的，就像是人对呼唤的响应一样，是一种神秘的感动。今天，原始的巫术思考方式依然流行。民间的跳大神，就是一种感应式的治疗方式。很多人到庙里烧香、求签，想生孩子去求观音菩萨。谐音字的避讳，吉祥用语，也都属于此列。今天，凡是不用因果机制来解释事物的发生，人们称之为迷信，迷信的东西多半属于感应。种种气功此起彼伏，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于相信感应，例如意念致动，耳朵认字，等等。

二，自然、人、神分开后的精神至上

在古希腊人的意识里，自然、神和人，三者开始了分化。希腊神话里面有两个神系，一个是泰坦神族，一个是奥林匹斯神系。奥林匹斯神系是代表精神生活的新神，而泰坦神族是代表自然的旧神。代表自然力的神也称作巨人。巨人族就是泰坦神族，他们非常原始，例如海神、河神、山神等。新神是自然神的升级版，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真神。古希腊神话里的新神和旧神的斗争就是神开始要凌驾于自然之上，把自己与自然界区分开来的一个象征和标志。所以，希腊神话里面已经有了神、人和自然三元结构、三维结构。

这种三元结构的模式在希腊哲学里面最早的体现就是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约前500-前428年），他认为有种纯粹的灵魂存于整个宇宙之外，来推动和安排这个宇宙。他第一个把Nous（本意是灵魂、精神）跟整个宇宙区分开来。Nous是无处不在而又不与万物混存的精神，是推动“种子”（指构成世界万物的最初元素和始基）结合与分离从而生化万物的力量，它是万物的最后动因，是一切运动的源泉，并始终安排和维护着宇宙的秩序。这样，神就是世界的动力。这意味着把神和自然界从哲学层面上区分开来。在希腊神话里已经有这种趋势，但神话毕竟是神话，而在哲学里面要从阿那克萨哥拉算起。他明确地把精神和物质划分开来。自然界是被动的，神是能动的。

古希腊哲学最初就是出于对传统宗教的批判，早期希腊哲学家、特别如赫拉克利特、塞诺芬尼等人，都反对原始宗教的牺牲献祭，他们嘲笑神话，破除迷信。古典时期的阿那克萨哥拉、智者派更是对传统宗教不屑一顾。而苏格拉底的贡献则在于，他不仅致力于破除旧的宗教（因此而被陪审团判处死刑），而且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具有哲学层次的新宗教，或者说，他使哲学本身提升到一种更高的宗教即理性宗教。苏格拉底强调：神是与物质有本质不同的精神实体，是永恒的。人的使命就是崇拜神，神之所以创造出人来是为了让人去崇拜他。西方宗教从此摆脱了迷信，西方哲学也由自然哲学上升为精神哲学。

相比较而言，中国哲学自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对古代的神话和迷信“敬而远之”，并没有从根本上扬弃迷信。董仲舒的谶纬神学由于仍然纠缠于“天人合一”的基本立场，而成为一种迷信和道德说教的混合物，精神性的东西被层层包裹于物质的外壳之中。宋明新道学则虽然大大减弱了迷信的色彩，而成为一种内圣外王之学和“内在超越”之学，但仍然没有和迷信绝缘难以摆脱专制奴役

。

如果说“神”的观念为世界各民族所共有的话，那么“上帝”的观念则是西方文化的特产。上帝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在上帝未生之前，西方文化已有了他诞生的土壤，这土壤就是希腊理性主义哲学。希腊哲学蕴含了后来工业文明的文化奥秘：物直接呈现的物质形态是由其背后的理念、形式或逻各斯决定的；形式(Form)规定着事物的本质，而质料(Material)只是被动的可能性。真正构成上帝概念胚胎的还是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纯形式”。当这些胚胎同基督的人格上帝“碰撞”后，影响欧洲两千年的上帝就诞生了。

柏拉图认为，神是世界存在的原因或根据，但并不是一切事物的因，它只是善的事物之因而非恶的事物之因。神在本质上是善是真的。任何理念不过是分有神的善而已，神既是它们的原因，又是他们的最高境界（目的）。柏拉图称：神首先创造出世界灵魂，灵魂的职责是使事物受理念支配。然后，神用全部材料按一定此例和几何结构创造出天体，接着创造了各种动物。神最后造出人。人是大宇宙的缩小，身体各部分都合乎目的而具有完满性(类似天人合一)。由于人独具理性灵魂，所以人为万物之灵，而人的使命就是要侍奉神，祭祀神。

亚里士多德认为，万物生生不息，变换无穷，就像一个巨大的因果链，一环扣一环。这样逻辑地推导下去，必然有一个“最初的原因”，唯有它不需要什么原因，这个终极因就是神。任何运动都有推动者，因此，天体的运动必然有一个最初的推动者，而这个不需要任何动力的推动者就是神。神是宇宙灵魂，是不动的动者，处在宇宙的最外层，推动天体的旋转。亚里士多德还认为每一件事物都是造物主为了某种目的而安排下来的，这就是哲学上的目的论。神是理性思辨的对象，理性因为思想神而分享神的神性，神因为能够被人思从而使人获得了理性。神是绝对理性，是事物运动的最高目的。万物都趋向这个最高善、最高目的而运动。这样，理性既是事物的目的因，也是事物运动的动力因。亚氏认为神是最高学问，是至真、至善、至美。这主要集中在他的《形而上学》中。大科学家牛顿曾以亚氏的“逻辑”，作为他对上帝之信仰的一种解释。

在西方文化中，人的本性除了也有动物性的一面之外，还有超越动物性的神性的一面。基督教把人看成是两半。人半是天使，半是野兽；或者说半是天使，半是魔鬼。“天使”就是人带有神性或精神性，以追求真理和博爱为目的，爱敌人，爱邻近你的人；“魔鬼”就是人的肉体带有自然性，以生存为目的，伴随着竞争、掠夺与杀戮。而人性是人区别于任何其他动物、植物或生物的独有特性，就是理性。理性是人的抽象思维能力，这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人人生而平等”，很多以为是人和人之间的物质性平等；其实是指人在神性或者理性面前的人人平等。对于无神论者而言，没有神，其理性就达不到神性的高度，也就没有人性的平等可言，也就永远摆脱不了被专制奴役的命运。

人除了动物性的吃喝性交外，还有更高的追求即精神生活的追求。基督教把神和自然分离开来，就把人从自然界提搞到了纯粹的精神境界。在基督信仰中，上帝是绝对精神。圣经反复强调，不准体贴肉体，只准追求真理。耶稣在旷野中饿了40天，魔鬼叫他把石头变成面包时，他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即真理）”。犹太基督教确立人的精神高于物质的基本原则。在《旧约》里，神发洪水、发雷电，惩罚那些不听话者。但在《新约》里，连耶稣基督也逃脱不了一死。但是他的功劳就在于把人从自然提升到了神，促使人在纯精神生活中追求个体意识的完成，这是中世纪最大的功劳。人在纯粹的精神生活中与上帝合一，达到个体意识的完成。个体意识涉及许多方面，比如说财产关系、人际关系、人身不得侵犯、生命安全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物质层面或肉体层次。基督教使人确立了个体意识的精神性，就是物质的事情都不谈，人最该追求的是一种纯精神，超越一切物质和感性需要之上的纯精神，这就是基督教所造就的西方文化的重要内核。

西方有一种纯粹的科学传统，科学家为科学而科学，科学研究的动力来自于生命兴趣的冲动。“哲学”在古希腊就是“爱智慧”（Philosophy），也就是不计功利，将智慧本身视为高于一切其他目的的最高目的。古希腊泰勒斯为观察星空而失足掉入水坑，差点摔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明天会下雨啊！于是成了一个笑话：哲学家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却不知道脚下会发生的事情。两千多年后，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赫拉克利特为研究哲学而放弃王位，最后饿死在牛栏；毕达哥拉斯发现了勾股定律，举行了一次“百牛大祭”；德谟克利特说，发现一个事物的原因比当波斯人的王还好；柏拉图的学园中，有人问学这些知识有什么用，柏拉图用一个银币打发他出去。亚里士多德总结道：哲学起源于“惊异”。惊异是一种超功利的兴趣，它所激发的是一种纯粹精神上的的“爱”的追求，是生命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就此而言，中国文化缺乏对纯粹精神性的追求，只关心肉体（或与肉体不分的精神），而不关心纯粹精神。所以鲁迅曾把中国社会形容为一个“无爱的人间”。

中国文化核心是物质至上，都是围绕物质功利转。除基督教外所有的宗教在中国都被搞成了拜物教。进道观拜神、进寺院拜佛，都是为了保佑升官发财。古儒们拜孔，是为了求仕；今儒们学马列，也是为了当官。为什么被全球抛弃的马列垃圾能在中国大行其道？拜物教是其肥沃土壤。中国的名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出自大名鼎鼎的《易经》，清华大学初建时，居然把它作为校训。它把徳和外在的物质挂钩，即把功利作为是否厚德的标准，这就是号召大家去追求财富，并以此衡量徳的大小，即财富越多，德越大。因此，中国到处宣传恭喜发财（新年贺词的首句），多么荒谬！请比较：基督教是把德和财富分开的，如：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都难。中国正是靠这荒谬的思维，皇帝占据天下所有财富，所以他是天之子，德配天下，只有皇族配享政治特权，因为他们是圣贤，中国文化就是人为的如此制造社会分裂。清华大学以“厚德载物”做校训，证明了中国人的精神俗不可赖，中国人还未走出丛林和蒙昧。

中国文化的初心，是人的自大、无需信仰上帝，是人人皆可为尧舜，是君子“自强不息”获得成功，而成功的标志是功成名就、衣锦还乡。西方基督文化的初心，是人的原罪，人的渺小，人需要通过信仰上帝得到救赎。西方人很清楚，他们和中国人最大冲突是价值观的冲突，因为他们有精神价值观，而中国人不懂精神价值观。所以，把中西文化冲看成是经济利益冲突的反应是错误的。

三，基督教的上帝和中国的天的区别

西方人也把上帝称为天、天父、天堂，即“高高在上”从而成为人的最高追求和信仰。中国的天也是高高在上的，可能中国的天没有那么高。中国的成语说，“举头三尺有神明”，神无所不在。同样是天，它们的含义不一样。

中国人讲的天是神圣化的自然，其实就是自然或自然神，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那种纯粹的自然。请注意，在讲中国的自然的时候，跟西方的nature是不一样的。中国人讲的天，虽然意味着自然，但它有神圣的含义，这跟西方自然科学的nature是不一样的，西方自然科学的自然是经过“驱魅”的。基督教把人抬得很高，上帝“创世”的后果是把一切牛鬼蛇神全部打趴在地，只剩下一个神—-上帝。所以近代科学把物质看作是僵死的，物是没有神灵，没有精气神的了。这为现代科学奠定了世界观。因为世界是上帝造的，是物质的、机械的。所以现代科学才敢于拿一整套规律一揽子解决全部问题。杨振宁认为，“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而“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天人合一实际上天人不分，以人的主观代替了天的客观，丧失了对客观真理的正确认识；因此，也就无法正确对待客观世界。

中国的天虽然是自然神，但它不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格神。天有时指地方；有时指天理；有时指规律或社会规则。在董仲舒那里，天是一套制度：“天不变，道亦不变”。人道跟天道同构，人就是按照天道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和道德秩序的。《易经》开篇一句话，“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这是说：天象的变异，预示着祸福将降临人间，只有圣人即圣王才能把握。圣王不但能够参透天道，还能“法天而行”、“替天行道”。儒家将原始人对天的恐惧式的崇拜，引导为对君主的盲目崇拜。中国人把皇帝当成上帝，连神都是皇帝封的；中国人把皇帝说的话（人理）当成天理，整个民族也就失去了走近天理的方向感。比如，“杀人偿命”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天理，但是，摩西十诫第六诫说，“不要杀人”。所以“不要杀人”才是天理，而“杀人偿命”在西方是人理。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废除死刑，就是人类社会越来越趋向天理从而确立了“人权至上”的价值观。中国人到现在也不明白天理和人理的区别。

《旧约》第一篇《创世纪》开宗明义：“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先有词（语言），后有物，就这么简单！词与上帝同在，词就是上帝。

中国却是“天道无言”。孔子讲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春夏秋冬，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它就是这样，按照自身的规律生生不息。天都不说了，人还说什么？孔子否定上帝能说话，就是否定了上帝的万能性，从而也否定人的自主性。老子的“道”是不可以说的，必须自己去体会，不用言说，说多了也没用，圣人最多是示范，行“不言之教”。这好比游泳或者骑自行车，“平衡技巧”只能自己去体会。可见，这个“道”不过是技巧窍门而已。庄子的庖丁解牛的故事，暗示：熟能生巧，心无全牛，只有骨肉皮而已，依然是技巧，没有发展出动物解剖学和原子论。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道不是西方的永恒的逻各斯。虽然，老子的道是永恒的“恒道”，由于避讳，“恒道”成了“常道”，最后堕落为生活技巧和长生术而已。

中国文化有“反语言”倾向，只重视内心体验和外部行动，语言当作一种临时的跳板，不可信，更不可执着。孔子主张要“听其言，观其行”，“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对语言采取了极不信任的态度。庄子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得意忘言”。禅宗则“不立文字”、“言语道断，心行路绝”。儒、道、佛都把语言当成一种多余或误导性的东西，顶多是一种权宜之计，用完之后就彻底抛弃。在人际交往中，中国人不重契约，只重默契，写在纸上的东西（文言）不兑现。反语言即反智，因为智慧须通过语言来传递的。反智必然反科技，因为科技是智慧的一种。所以，儒、道、佛都反科技。“反语言”不仅反智反科技，而且提倡“不争”，反对言论自由，中国人成了鲁迅所说的“沉默的国民”，中国社会因此难以摆脱一塌糊涂的“酱缸”状态。

不重视语言的根源在于，中国文化中没有真正的个体自由。所以从更深层次上说，中国哲学总体上有一种压抑个人自由的倾向。老庄、禅佛讲的“自由”是去掉个人执着之后的无所拘束、逍遥自在，无追求、无责任，等同于“自然”和“无为”，是一种“无意志的自由”。儒家讲的“大丈夫精神”则是“无自由的意志”。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似乎达到了自由境界；但这个“矩”并不是他自由地建立起来的，而是从三皇五帝文武周公传下来的（虽然有所损益），他不过是习惯成自然了而已。

所以，中国人的历史就是一部野蛮史，走一步退两步的历史。所谓的几千年文明，只不过是一种奴隶文化而已。生命被剥夺了自由的能力，被剥夺了爱的能力，被剥夺了思想的能力，被剥夺了创造的能力，被剥夺了反抗的能力，被剥夺了审美的能力，被剥夺了科学思维的能力。他们不知生命的高贵，不知生命的尊严，不知生命的神圣。他们听不到灵魂深处的生命呼唤，听不到来自宇宙的生命律令!几千年来，这个民族最优秀的生命被杀戮了！最优秀的基因被阉割了！剩下的只有植物般的麻木不仁和动物般的残暴。可悲的是，悲剧依旧在这片土地延续！2012年反日的那次事件中被砸穿头盖骨的西安人李建利，一直住在医院里。因为开了一辆国产丰田，他被同胞砸车、暴打，险些丢命。其妻王菊玲恨过打人凶手蔡洋，最后她说：“归根结底，这事还是要怪日本人。”

中国人崇拜暴力，喜欢武斗，和日本人有什么必然关系？自古以来，互相侵略的民族多了去了，进入现代文明后，有几个在互相仇恨？当年被德国侵略过的国家，有几个还在恨德国人？大家都在携手并进！即便犹太人也只追查纳粹分子，并没仇恨德国人吧？整天怀揣仇恨的民族，是不会有半点前途的。全世界只有中国，民族之间互相瞧不起，城市之间互相鄙视，穷富仇恨，官民忌恨，婆媳矛盾永远是电视主流。这都根源于爱有等差的仁爱或别爱。差别爱必然导致差别的恨，唯有博爱才能消除仇恨，唯有耶稣基督的大爱才能消除仇恨。

中国人看不到西方社会两千多年一贯的理性文化灵魂，想不到自己的崛起也需要自己心灵深处的文化建构。如果思维模式不改变，任你其他方面的改革如何天翻地覆，最终会九九归元，换汤不换药。而思维模式的变革又主要着重于两方面，一个是建立理性精神，一个是发扬自由精神。没有逻辑理性，中国人难以摆脱愚昧残暴；没有平等自由，中国人只能生活在猪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