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的故事来自援非医生谢无界。
故事开始之前，我想先跟你们分享一个挺惊悚的古代民俗，叫做“瓦罐坟”。
在明清战乱时期，西南一些地方老人年满60岁，就会被送进一个一人高的小“房子”里，房子顶部留一个瓦罐大小的出口。子女每天来送饭，送一次，加一块砖。
直到360天后，房子封顶，老人的未来也就可想而知。
这个落后的民俗，伴随着经济发展已经消失。但援非医生谢无界告诉我，2022年，他在非洲见过非常类似的一群人。
在这个民族里，不止是老人，从小孩到大人，生任何病都不医治，孩子可能只是发烧，他们就会直接把孩子扔下。
谢无界想要医治这个家族里的一个孩子，而这反而成了他被对方要挟的把柄。
这个故事，是从医院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病人”开始的。
2022年，我被医院外派援非，在非洲最穷的国家布隆迪，见识过一次医院收治死人的奇观。
当时，医护人员是从一辆吉普车上，把那个“患者”分批“捡”进医院的。人都不完整了，院方却在急诊室里给他开了一张床位，还把我们这些外籍医生都赶走了不让看。
我到处八卦，才有个护士讳莫如深地告诉我，这种种破例，都是因为这个死人“带”了一个包，那个包里，全是象牙。
这是一个被大象“踩碎”的盗猎者。
非洲的医院原本很乱，我在医院里见过偷东西的、乞讨的甚至追债的、报仇的，什么人都有，而那一整天，竟然没有人敢动那个死人的袋子。
直到晚上，男人的“族长”和“族兄”来了。他们带走了装着象牙的袋子，把男人的尸体留下了。五天后，尸体发出恶臭，医院终于把他挪出了急诊室。
护士告诉我，这群人以家族为单位，终生游荡在边境线上，除了做生意和坐牢，几乎不来到城市。本来我还挺遗憾没机会长见识，谁知道就在我们援非任务的最后一个月，我突然接到了一个急诊电话。
这个电话，来自一个盗猎家族。他们指名要见我。
最开始我在电话里听到的是，有个护士问我可不可以破例回来加个班，急诊收到了一名鼻子里卡着异物的孩子。
这个理由给得很巧妙。当时我们已经在驻地隔离，准备登机回国，按道理是不会再去医院的。但鼻腔异物是一个很“术业有专攻”的病，我一个耳鼻喉科医生只要三分钟，别的医生弄就可能会死人。
我很轻易就被动摇了，穿着两重隔离服到了医院，手机也没带，打算快去快回。
医院里迎接我的不是熟悉的护士，而是一个穿着咖色西装马甲、有些瘦弱的男青年，看起来才二十出头。
他把我带到了一个孩子的病床前。我简单检查了一下，发现孩子鼻子里没东西，以为他是找错医生的患者家属，于是比划着告诉他，我是来找一个鼻腔异物的患儿的。
年轻男人笑着看着我，也不知道是听懂了还是没听懂，他突然把右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揽着我往门外走。
这男人看起来文弱，手劲竟然奇大，我平时也有锻炼身体，却被他用一只手压斜了肩膀，只能勾着身子跟着他。
他几乎是把我拖到了医院的一个角落里。这里聚着七八个打着赤膊的壮汉，有的在用毛巾擦拭身体，有的在给洗好的鞋子穿鞋带，身边架着锅炉煮着东西，口中还唱着我听不懂的歌。
我一走近，男人们都停下了手里的活，用不太友善的眼神盯着我。
带我来的男人用一个腼腆的笑容，止住了他们的敌意，接着他把壮汉们守着的四个背篓拿了出来，在我面前一一打开。
第一个背篓里是一大堆木雕的手镯、项链。我逛过非洲的工艺市场，知道这是非洲特色的黑木，也叫紫光檀。
据说质量好的紫光檀，价格只比黄花梨和红木这种拍卖级别的木材便宜一点，属于大佬才懂的宝贝。这样一大筐，不知道值多少钱。
男人接着打开第二个背篓，里面是牛角做的摆件和臭烘烘的牛皮。
第三个背篓是上着锁的，里面厚厚地铺着一层草，男人扒开草皮，露出的白光差点闪瞎我的眼——是真的象牙。
第四个背篓男人没打开，他回头从第一个背篓里掏了两串手链，往我手里塞，一边用生硬的汉语说着“手链、礼物”。
非洲患者很爱送医生东西，可这么贵重的礼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猜想是不是为了刚才那个孩子？这么舍得血本，就算我不能收，也有些被打动。
虽然我不是儿科医生，但帮帮忙，好像也不是不行？
很快我就发现，我把这个男人想得太简单了。
看我态度软化，男人打开了第三个背篓，取出了被截成三节的象牙，一边拼在一起，一边用英语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他描绘他们是如何在保护区里截住了象群。在一群大象中，一定要先向小象开枪，这样整个象群都会停下脚步，选择保护而不是进攻。
“成年象们很愚蠢，明明自己可以跑，但只要小象没跑，他们就会呆呆地挡在小象前，不会后退一步，即使看着同伴倒下。”
这时候他们就可以用很差的装备，一枪一枪剿灭整个象群，割下象牙。
“小象们也不聪明，事情结束后，它们还会一直呆在没头的母亲跟前，或者跟着他们父母的脑袋在车后面跑。”
叫内森的男人，似乎想要用这些说书一样的描述，告诉我这些东西有多宝贵。
他用手比划着劈砍象头的动作，带笑的眼睛里一瞬间流露出了杀意。
我不知道该如何接话，就在这时，一个护士跑出来拉走了我，倒是替我解围了。
她把我带回了刚才那个小孩面前。刚刚还没什么事的孩子，现在直挺挺地僵在床上，双手握拳、翻白眼、头向后仰着，四肢伸直，不停地颤抖着。
内森也跟了过来，叫着弟弟，一副很紧张的样子。
这是怎么回事？我伸手触摸孩子，发现他浑身滚烫。幼儿体温快速升高，就容易出现这种抽搐的情形，叫做高热惊厥。
我赶紧将孩子的头扭向一侧，防止误吸，紧接着驱逐了围在周边的人，大喊着让护士把氧气和氧饱仪器拿过来，准备酒精棉球和体温计。
内森不肯走，在旁边一直叫着“估米”，应该是小孩的名字。两分钟后，孩子缓了过来，缓缓睁开眼睛看向他。
周围的人都欢呼了起来，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其实我什么都没做，高热惊厥过几分钟就会结束，我只是预防了他在这几分钟里喘不上气、呛到东西而已。
真正要给孩子治病，必须先弄明白他为什么发烧。我向护士询问孩子的检查报告，结果什么都没有，她告诉我最近病人太多，忙不过来。
我懒得听她找借口，从内森手里拿起一串黑木手链，塞到了护士手中，让她赶紧去给孩子做血检。
护士收了手链满意地走了。内森懵懵地看着我，我拍拍他的肩膀说：“没事，我不要你的手链，这样你还省下一条。”
内森挠了挠头说：“不对，救他，我们是不给东西的。”
看我似乎没反应过来，他接着说：“你帮我的父亲写一份证明，我才给你东西。”
内森带着微笑，十分耐心地告诉我，他不在乎我治不治他弟弟，他贿赂我，是想要我开一份医疗证明，证明他的父亲“近期不适宜坐牢”。
就像国内看守所不收传染病、不收刚骨折的患者一样，这里的监狱也不收有某些特殊疾病的犯人。当然，内森的父亲什么病都没有，他们实际就是想要一份逃脱刑罚的免罪书。
他找我去看他的弟弟，只是为了确认我的医生资质。要不是为了方便“勾搭”医生，他们本来都不会送弟弟来医院。我出手治病，纯属多管闲事了。
看内森刚才围在弟弟身边紧张的样子，我是真想不到他竟然能翻脸说出这样的话来。
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刚才守着背篓的那几个彪形大汉悄无声息地堵在了门口。
我恼火地质问内森：“是谁让你把我骗来的？”
内森仍然挂着那面具似的微笑：“是你自己来的啊。”
来不及了。一个老头已经在壮汉们的簇拥下走了进来，坐在了我身边。
他们都说了要坐牢，还背着几筐那样的东西，我又不傻，已经猜到他们就是传说中的盗猎家族，而这个老人，应该就是内森的父亲、传说中的大家长了。
我根本不敢抬头，垂着眼睛，只看到老人的腿有些瘸，拄着一根样子很奇怪的拐杖，像是捡的木棒自己做的。他身上有股非洲人都有的，很浓的香料气味。
内森指着老人说：“如果你愿意写这个文件，我的父亲可以给你5条黑木手链，2条黑木项链，一根象牙雕像……”
我笑了起来，用笑声掩盖自己的紧张，故作爽朗地问：“你们到底是干嘛的？”
我想看他们敢不敢把自己做的勾当说出来。内森果真沉默了两秒钟，但紧接着他似乎是和“父亲”交换了一下眼神，开口道：“我们是布须曼族，我们靠捕猎动物为生。”
我假装惊讶：“这么说，你给我讲的那个捕猎大象的故事是真的？”
内森点头，我又问：“那你们杀死大象后，小象会怎么样？”
内森认真地回答：“我们会杀死小象，因为即使不这么做，没有成年象的保护，它们很容易被鬣狗杀死。而且有些人会通过小象，发现我们的踪迹。”
我试探着说：“这是犯法的吧。”
内森语气变得严肃：“不，死亡才是规则，狮子也会吃掉羚羊。”
“那些追着我们的人才是坏人，他们会要走美元、我们的猎物，有时连车上的汽油都不放过。”他说的应该是警察，“他们不但要我们的钱，还要人，来完成业绩。如果没有证明，我的父亲就必须去坐牢。”说到最后，他的语气甚至有点悲愤。
千说万说，就是让我帮盗猎团伙造假证明糊弄警察呗。看他们的样子，拿到证明也不会收手，万一老头拿着我开的证明，出去又惹了什么事，坐牢的不得成我了？
这个证明，无论如何不能开。
我很想直接拒绝或者跑路，但又担心惹他们不高兴，不说医闹，推搡一下扯坏了我的防护服，回去我的隔离就得重新计时，可能就会赶不上回家的飞机。
我的大脑正在飞速运转，刚刚去给孩子做血检的护士终于回来了。
护士告诉我，孩子的血象很高，但新冠检查是阴性。我脑子里一团乱麻，只给了一个非常保守的治疗方案：原有的抗生素继续一日一次，检测体温、必要时口服退热剂。
盗猎家族的人对这个孩子的病似乎真的不太关心，除了内森还在努力把我的医嘱翻译给他父亲听，其他人都没什么反应。
医嘱说完后，护士要走了，我假装很自然地跟上，几个壮汉立刻向我倾了过来。
不得已，我承诺说，我会写这个证明，但得明天来才能写。
内森没有翻译这句话，皱着眉头问我：“为什么不现在写？”
我随口说：“我主管治疗孩子的疾病。成人的相关问题，我得查一查书才能写。”我编了个名字，说明天你找宇医生就好了，我还要给孩子查房呢，肯定会回来的。
内森点点头，把这些话翻译给了大家长。
这段翻译出奇的长，而大家长一直没有吭声。我能感觉到，似乎是大家长不信任我，而内森在为我说话。
我偷瞄了一眼，悚然地发现大家长正在盯着我。他长着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鼻子，歪七扭八的，明显是受过外伤又没有接受治疗、任其自愈的结果。
看来内森说的不假，他们这群人，确实受伤也不会进医院。
这个扭曲的鼻子，让大家长的神情显得更为阴森。他就用那样的眼神盯了我两分钟，看得我浑身冒冷汗的时候，终于，他冲内森点了点头。
内森十分兴奋地冲我告别，嘱咐我一定要回来。
他似乎在为得到父亲的信任高兴，而我，只能在心里偷偷说声对不起了。
我走出房门，一路狂奔上了车，心里想的是我必不可能回来了。结果，回到驻地缓过劲来，我就发现不对劲了。
开始我还在跟妻子报喜不报忧地说着今天的经历，不敢说盗猎家族那些事，只说自己今天碰到个高热的孩子，血象很高。
妻子是个儿科医生，一听就嫌弃地批评我不专业，孩子高热惊厥了几次你问了吗？血象高是炎症，你知道是哪儿的炎症吗？排除脑膜炎可能了吗？一日一次抗生素怎么够？
她叮嘱我，明天赶紧去做个神经系统查体，关键是排查脑膜炎的可能。
我心里有苦说不出。妻子在国内医院一线，为了不让她担心，我都是报喜不报忧，没想到隐瞒得太过，她真以为我在这啥事没有。
可是她有一句话说对了，为了让内森等人放心，我走的时候没有找其他医生接手那个叫估米的孩子，现在，我就是那个孩子唯一的主治医生。
我当时只想着骗取信任赶紧脱身，没想到给自己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
作为主治医生，我要是“临阵脱逃”，孩子出点什么事不得怪到我头上，甚至怪到中国医疗队头上？
更何况现在我知道有脑膜炎的可能，要是不去排查，和误诊有什么区别？万一真是脑膜炎，孩子这条命就交代在我手上了。
去，做完神经系统查体，至少把正确的医嘱交出去，找到接手的医生，这是医生的责任；不去，我占不着理，搞不好给中国医疗队惹一身骚，甚至害死一条性命。
第二天一早，我苦着脸坐上了急诊车。
直到再一次走进医院大门，我还在唾弃自己婆婆妈妈，不就是那万分之一脑膜炎的可能，至于又回来这虎穴龙潭吗。
神经系统查体做完，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真有脑膜炎体征。
看着面前这个孩子，我满心后怕。
前一天匆忙，我只觉得他个头有些小，脏兮兮的上衣过于宽大，男孩像是睡在里面一样。这次因为做检查脱掉了衣服，我才发现他这么瘦，肋骨上只有薄薄的一层皮肤，因为缺少脂肪而毫无弹性，在腋下堆成一小叠。
不管这个孩子来自什么族，因为什么机缘巧合被我治疗，是我差点治死了他。
我甚至有点不敢面对跟着我的内森。虽然他说他们并不在乎弟弟能否被治好，但我总觉得，他是关注着我正在做的事情的，我对估米做什么检查，他都一直眼巴巴地看着，只是什么都看不懂。
诊断脑膜炎的下一步是腰穿检查，这又是只有中国医生能做的，我至少要把这一部分做完，才能找人接手。
为了从仓库拿出我们捐献的腰穿包，我又问内森要了一条黑木手链，贿赂仓库总管。内森的表情十分肉痛。
两条黑木手链，这是他们本来打算拿来贿赂我的全款，现在全砸在小估米身上了。
回到估米的病床前，我让内森帮我脱掉弟弟的衣服，然后抓住他的手脚，让他露出后背，方便我做腰穿。
内森露出犹豫的表情，拒绝了我的要求。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个姿势很像他们抓到小型食草动物时捆绑动物的姿势，“把后背留给死神是危险的”。
我说检查结果出来我就给你父亲写证明，而且免费。
一提到会写证明，内森又高兴了。他非常积极地说服了大家长，告诉我我可以随意治疗估米。
我不太确定他们会怎么理解我提出的条件，但我听过一些本地人背后议论中国医生，做事喜欢拍照，把功绩看得比钱重要。也许他们也是这样认为我的——我不收贿赂，但要拿这个孩子做实验，换一份功绩。
随便他们怎么想，对我来说，站好最后一班岗才是最重要的。
内森答应帮忙，但到真的动手时，他又显得十分紧张，肩膀高耸，恨不得用肩膀把耳朵都堵上。
我开始进行逐层麻醉，小男孩吃痛哭了起来。
一听到弟弟的哭声，内森似乎也有点慌了，一反之前游刃有余向我施压的样子，努力握住弟弟的手脚，一边闭着眼睛喃喃地安慰着弟弟。
盗猎家族的其他人都凑了过来。他们的神情与其说是担心估米，不如说是看热闹，也许是没见过中国医生做手术，也许是没见过内森如此失态。
左手固定穿刺点的皮肤，我稳了下心神，右手发力开始进针。针从第三、四节腰椎之间穿入，沿棘突方向垂直进针。一般来说，握针的手会感觉到一种阻力由重到轻的“落空感”，这种感觉有两次之后，缓慢抽出针芯，就可见到脑脊液滴出。
但这次手感有些不一样，针进去了差不多4厘米，始终没有第二次落空感。
我毕竟没有给孩子做过腰穿，不知道自己的判断准不准，不敢向前，赶忙抽出了针芯。针芯取出来后，却并没有脑脊液的痕迹。
我脑子里嗡嗡作响。天气太热了，又穿着两层防护服，一群彪形大汉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我，让人几乎要窒息。
我摇了摇头让自己清醒。可能是针的角度不对，可能是没有穿到位，我选择相信自己的手感，再往里进针。
屏息凝神，我再次插入针芯，慢慢使劲——突然，熟悉的落空感从针尖传来，我感觉自己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抽出针芯，脑脊液随之滴出。旁边的大汉不知道发生了啥，也跟着欢呼起来。
我取了2管脑脊液，告诉他们我要送去化验，嘱咐内森压住穿刺点，接着匆匆冲出了病房。
医生的职责我完成了，接下来，该为自己的后路考虑了。假借送化验的名义，跳上急诊车，抵达比利时医院，拿到化验结果，把新的医嘱交给护士，一切都是如此完美——
打开医院大门，我傻眼了。
说好要等我的急诊车，不见了！
急诊车司机提早下班这种事，不是没发生过，但这次是真的要了命了。我在原地呆站了几秒钟，已经在想要不要靠11路跑路时，背后传来了内森气喘吁吁的叫声。
一转身，内森手里拿着一个象牙雕刻，就是之前打算拿来贿赂我写证明的那个。
坏了，这么快就找来了。
不等他说话，我立马开口道：“你能不能帮我送一份材料？”我把两管脑脊液交给他，说这个特别重要，关系到小估米的生死，得检查完我才能写证明。
说实话，这个借口用得我自己都心虚了，内森却问都没问，拍拍胸脯，把象牙塞到口袋里，紧紧捏住两根试管，跳上了自行车。
这小子好像比之前还信任我了。
我心生愧疚，又告诉自己没必要，怎么说这也是盗猎家族派来的眼线，支开他才好跑路。
没想到，内森走后没几分钟，我还在疯狂拨打急诊车的电话，一名护士就突然出现，把我“请”回了病房。
她告诉我，孩子做完腰穿后好像不行了，怎么叫也叫不醒。
我以为真的是自己判断失误造成脑疝，吓得一路跑回病房检查，可很快发现，孩子只是浅昏迷，并不是病情恶化。
我心里犯嘀咕，站起来想解释，左右一看，发现不对劲。短短几分钟，病房里已经完全变了个氛围，所有人都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不动声色地堵住了离开的门。
没有内森，没人能帮我沟通，他们也根本不打算跟我沟通。
病房里一片死寂，我能感觉到防护服里用来吸汗的布条黏黏地贴着我的脖颈，呼吸越来越沉重。
大家长抬着下巴，说了一串我听不懂的话，护士向我翻译：
“他的意思是，孩子已经这样了，他们不准备治了；你拿孩子实验的事情，他们也可以不追究。但是你许诺的证明，必须现在就写；当然他们许诺的东西，也不会打折扣。”
我一肚子火发不出来。“这样”是哪样？我这边拼了命的治，你那边就开始要赔偿了？这tm不是碰瓷吗？
我请护士帮我翻译，孩子还有救，他目前的昏迷和我的操作没有任何关系，是我一直在救您的孩子。
结果大家长的眼神变得更加凶狠了。
我立马就怂了。人在屋檐下，没必要硬刚，我必须说些他们相信的话。
这时候我才发现我们沟通有多艰难。上次离开时我给内森的借口是，我是医生我肯定会负责、会回来，他相信了，而这招对这个大家长显然没用。
他不相信什么医生的道德，他会相信的，也许只有交易，只有我真的成为他们的同伙。
我在屋子里扫了一圈，瞄准了唯一一个“外人”，护士。十分钟前，也是这个护士暗示我，想拿药治疗孩子，她得收点“过路费”。
我用英语对她说，你想要什么，去告诉“那位先生”吧，就说是我要的，拿到这些东西后我就会写证明。
只有我收了贿赂，大家长才会相信我们“交易”达成。正好，护士要贿赂，大家长想给贿赂，索性让他们左手倒右手了。
护士依言问大家长要了东西。说来好笑，把东西给出去后，大家长看我的表情突然变得温和了。
这一番折腾完，内森也回来了。看到内森举着报告出现在地平线那头时，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他把差事办得很完美，检查结果显示，估米确实是病毒性脑膜炎。
我把对症的医嘱交给了护士和内森。我告诉内森，到了复查血常规的日子，我会像今天一样再来的，到时候我会把他父亲的证明带上。
内森十分信任地笑着点头，跟我挥手再见。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下了医嘱，找到了负责的护士，这一次，我是真的没必要回来了。虽然我想用这个交易，让盗猎家族继续重视小估米，给小估米交医药费，拖一天算一天，但如果他们自己不肯治，那我也问心无愧。
这件事里，只有一个人我稍微有点对不起，就是始终信任我的内森。也许他还在期待我和他父亲达成交易，让他长长脸呢。
不过，就算我再心软，也不可能回来了——回到驻地后没多久，我就开始发烧了。
说不准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去医院时感染的，我只庆幸，自己至少在倒下前给小估米留下了正确的医嘱。
在来非洲的飞机上，我就和同事聊过，如果在这里感染新冠怎么办。我们对非洲的医疗条件都不乐观，如果不能自个挺过来，也许真的会死在这片陌生的大陆。
我还记得那时候有同事告诉我，特殊时期遗体是不能上飞机的，只能烧成灰，放在铁桶里带回去。烧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好像都看到了女儿抱着我的遗像在哭，差点就要给妻子发遗书了。
等我恢复意识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天。
跟盗猎家族约定回到医院的时间已经过了，我心里一紧，给医院护士、值班医生打电话，对方都回答说不知道什么小估米。
那帮人不会已经看破我的缓兵之计，直接出院了吧？小估米到底还活着吗？
我想去医院，越想头越昏，竟然挣扎着睡着了。
临近中午，我被“啪”、“啪”像是小鸟撞在玻璃上的声音惊醒，仔细一听，是有人在往我们院子里扔石头，一边叫着“宇医生”。
我戴上口罩去了围墙旁。围墙那一头，是一个我从没想过会出现在这的人——内森。
来不及管他怎么找过来的，我连忙问内森他弟弟怎么样了？
内森摇了摇头说，还是在间断发烧，还是像你走时那样睡着。
情况不太乐观，主治医生不在，这里的医疗条件又这么差，估米完全是在生扛。
说着，内森又拿出了几条黑木手链和那个难看的象牙制品，还有一张纸，隐约可以看见上面是印刷体。
我想这肯定不是我要的体温及氧饱的记录，而应该是他爸爸的免罪书。
我指了指自己的口罩，又指了指紧闭的大门，告诉内森不要过来，我发烧了，我可摸不了你那张纸，写不了字。
演戏演全套，我扶着脑袋回了房间。本以为可以睡个好觉，睡到迷迷糊糊又被吵醒了。是内森在外面唱歌，音调有点耳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时，那群大汉在唱的。
我强撑着爬起来，跑到院墙旁问内森怎么还不走？
内森好像没听到一样，絮絮叨叨地说，宇医生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在路上看见自行车在面包房门口排队接货，还看见几个醉汉在排水沟睡觉……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些，但病了这么长时间，我确实有些想念外面的风景。我有了一点兴趣，主动跟内森搭话，问他刚才唱的歌是什么意思？
内森用他勉强的英语解释说，是一首教一个人坐牢后该做什么的歌。
我脸色变了，他好像没察觉到，继续给我翻译歌词大意：“进了牢房，要先找到同乡、兄弟，告诉他们街上的景色、外面发生了什么，告诉他们的家人现在被照顾的很好。”
“在牢房里要谦卑、要忍气吞声，要保住性命。做羚羊的时候要做羚羊。雄狮有锋利的爪子和牙你没有。”
“监狱不是泥沼，这里可以学很多东西，你不能放弃，要不断学习。”
这歌词真够诡异的。我突然有了一点怀疑：“如果我写了那份证明，你们就都不用坐牢了吗？”
内森靠着对面的墙坐了下来，用手不断地摆弄着身旁的草，沉默了一会，他说：“叔叔会顶替父亲去坐牢，如果还有下一次，就是我去。”
他一直在努力要到的证明，原来不止是他父亲的免罪书，还是他自己坐牢的判决书。
我脱口而出：“这不公平！”
这句话好像触到了内森的某个逆鳞，他突然扭过头冲我大喊：“一个家庭必须得有一个头象，他必须衣着光鲜、他必须昂起头，因为他代表了整个家庭！无论谁死了、进了监狱，这只头象都会代表家庭的意志活下去！”
这句话从语法到句子完整度都很高，内森喊出来的时候，没有一点磕巴，我猜他一定听过、说过这句话很多次，甚至他们全家无数人，咀嚼过这句话无数次。
这句话里有一些我无法撼动的东西，然而这东西要碾碎的，正是我面前这个少年的生命。
我们沉默了一会。我回房间拿了一桶泡面，没说什么，扔给他，让他带回去尝尝。
来非洲的时候，我一共带了三碗泡面，一碗刚到这吃，一碗过年的时候吃，一碗走的时候吃。我把最后这碗让给了内森。
第二天同一时间，内森又来了。
和昨天一样，他和我絮叨着一路上的见闻。我觉得他好像知道自己可能会去坐牢，在珍惜自己“放风”的这段旅途，于是没有打断他。
我问他估米怎么样了，他回答说，估米已经15个小时不发烧了，但还是没醒过来。
我先是一惊，接着忍不住欢呼一声，告诉内森，不发烧就是好转了，我们暂时获胜了。虽然别人看来他弟弟还在昏迷，但我知道，这下胜率能有一半了。
内森后知后觉地跟着欢呼起来，立刻要跑回去阻止父亲给弟弟准备棺材。
没过几个小时，他再次出现在围墙外，这次，他神情非常沮丧。
我问他是不是弟弟又开始发烧了？
内森摇了摇头，直视着我问：“你是不是在骗我？弟弟是不是再也醒不过来了？”
我猜想，内森把我的消息带回医院后，一定被其他家人质疑了。但我也没法给出保证，任何医生都无法保证病人一定康复。
内森没有因此生气，只是平静地继续说：“父亲说，你是他见过最狡猾的猎物，你反复告诉我们弟弟会好转，是为了让医院挣更多的钱，因为医院给你的钱是干净的，而你是绝不会在单子上签字的，就像弟弟绝不会醒来一样。”
我确实不打算在单子上签字，我无法反驳。
接着内森笑了，他说：“宇医生，我知道不是父亲说的那样的，你在救弟弟。你做的事情都很特殊，都是我之前没听过的，还给我送了泡面。”
原来他都明白。原来他不是被我骗了，而是真的相信我，也真的在意弟弟。
我说：“你也觉得我很狡猾吗？”
内森摇了摇头：“你不像狐狸，你像牛虻，会刺一下，让人有一点痛。”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因为我之前也已经放弃弟弟了。你做的事让我有一点痛。我很谢谢你。”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想起做腰穿那次，嘴上说着不需要我治疗弟弟的内森，听到弟弟的哭声时，自己也像是要哭了的样子。
他拼命地抓住弟弟，想要帮我做好手术，即使他不知道那有什么用，即使他明知道家人们并不在乎弟弟。
他跟我讲过大象的故事，照顾小象的大象是“愚蠢”的，聪明的动物只会不断前行。估米昏迷那次，不是他们讹我，而是在他们看来，孩子昏迷就没有必要治疗了，在荒原上，昏迷了的动物不会有机会再站起来。
那是他曾经相信和生活的世界，弱肉强食的世界。可是现在，他心里好像有些东西正在改变。
我问内森：“那你父亲的疾病证明呢？谁来写？”
内森笑着说，还有其他医生，你不用管这件事了。
我如释重负地笑了，但笑着笑着，心里仍沉甸甸的。这个结局仅仅是我轻松了，内森的命运没有改变。
内森试图宽慰我。他说监狱没有那么不好，比如他的英语，就是在监狱里学的。
我问内森：“多少钱你就不用坐牢了？”
内森摇摇头说，他们不会贿赂政府官员的，因为那些人会越要越多。他们要省钱，让一部分人娶媳妇、生孩子。
我说：“这是你父亲告诉你的吧。”内森点了点头，我又问：“那你父亲为什么不去坐牢？”
我越说越生气：“对、对，他是头象，他很伟大、很多事情只有他能做，但大象会去保护小象，会让小象成为大象，你父亲只会牺牲你们保护他！”
可能是很多单词是内森第一次听，他反应了一会，才反驳道：“草原上的生活很危险，遇到威胁整个族群的危险，我们必须舍弃那些弱小的，保证最强大的那个活下来。”
我也急了：“如果连弱小都保护不了，遇到危险总是靠抛弃弱小来延续种族，那我觉得这个种族还是趁早完蛋吧！”
内森固执地摇头，说我没有家族观念。
我给他带来的一点点动摇，足以让他为弟弟多一点耐心，却不足以让他放弃牺牲自己。
临走时，我告诉他不要放弃他的弟弟，还是有希望的。
他没有答应我，就像我也无法允诺他，弟弟一定会醒过来。
漫长的两天后，我的病好得差不多了，可以自由在院中走动，甚至跑两步了。但这时候，我已经没什么心思去医院了。我害怕听到估米或者内森的结局。
中午，在院子里遛弯的我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宇医生！”
我向院墙看去，内森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站在那里。
非洲人一生中必须有三身西装，一身是成年的、一身是结婚的、一身是参加葬礼的。看到他的一瞬间，我就明白，估米应该是死了。
我深吸一口气，慢慢挪动步子向他走过去，但内森没等我走近就喊了起来：“宇医生，谢谢你，我的弟弟醒了！”
我来不及反应，震惊地问他：“那你为什么穿着西服？”
内森说：“我的叔叔死了。因为父亲还在被扣押，他们独自去埃塞俄比亚交易了，被另一伙人打死了。”
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弱肉强食”，我脑子里再次响起这四个字。
内森一直在对我说，他父亲是“最有价值的人”，“可以巧妙的设计围猎计划，如何躲过叛军、边警，还知道在哪贩卖、向谁贩卖这些猎物更赚钱”，所以要救父亲。
我愤怒于他们把生命分成三六九等，可这就是结果，父亲没有去，更多人牺牲了。
他们到底是选择了弱肉强食的世界，还是根本没得选？
我问过内森，为什么不换个活法，比如说种地，比如说拉香蕉，比如说考警察……
内森当时说，不可能的，我们没有地，种地要去租，而且费用很高，年景好了就是温饱，不好就是颗粒无收。拉香蕉、开出租车是要本钱的，考公务员要关系，这些我们都不可能。
他说他们也会做一些“兼职”，比如下雨的时候，他们会拿着铲子等在路不好的地方，帮人把车子挖出泥潭。又比如油荒的时候，他们会替人排队加油，排一天正好拿一天的饭钱。
不下雨、不闹油荒的时候，他们还是得冲进荒野，追逐大象，用动物的骨头换钱。他们冒了这么大的风险，可是也根本没有成为赢家。
猎枪很贵，车很贵，油很贵，每次进城分销猎物，他们都要给警察一大笔钱，警察很精明，不要工艺品，只要美元，“他们是吃人的恶魔”。内森第一次说这些话时，我并没有放在心上。
“种族完蛋”，我的话说得太傲慢了，在富足到可以养活所有人和贫穷到灭绝之间，就是有那么大一片荒原。不管落到哪片土地上，人只要活着就会挣扎，想尽一切办法，想多活一天，就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希望。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而内森突然向我鞠了一躬：“宇医生，如果你当时就写了那个替罪书，叔叔会去坐牢，死的也许就是我。所以感谢你，让我活了下来。”
这句感谢，我受之有愧。
内森站在原地，认真地注视着我，说：“宇医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是去坐牢好，还是去参与下一次交易捕猎好？”
我给很多人做过很多建议：上一本的尾巴学校，还是二本的头头学校；去泰国还是三亚，买裤子还是裙子，但从没有一个选择让我这样难堪。
因为这两个，都是最坏的选择。
我张着嘴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内森却好像明白了，他挥挥手向我告别，祝我尽快康复，“如果可能的话，来监狱里看看我吧，给我讲讲外面的风景，就像这几天我来找你时一样。”
隔天早上，我终于打开了驻地的门，第一次想要出门散步。我在门口发现了一个袋子，袋子里是一堆黑木手链。
内森留给我的黑木手链
讲完这个故事，我和谢无界都沉默了很久。
内森的选择到底对吗？这问题真的太不好回答了。
我想起之前看的一个视频，里面是一个黑人，背着比自己还高的香蕉，踩着一辆摇摇欲坠的自行车，在山路飙车。视频文案特别欢乐地说，“疾驰的人生不是不用刹车，而是减速了就跑不赢生活”。
我发现这并不是一句好玩的话。
因为后来有人解说，这人运一趟香蕉，一挂能赚2欧元，挂成视频里这样，一趟能赚104欧元。一个星期最多运输五次，实际收入最多一千多。他还要养家。
没人不想活着，就像内森也一定会在抱住弟弟的那一瞬间感觉到不想舍弃。
但对他们来说，拼命跑快一点，就是唯一活下去的方式。
为此他们必须舍掉刹车，甚至舍掉亲人和自己。
那个视频底下有许多评论，讽刺的，打趣的，怜悯的，或者问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的。在众多的评论中，有一条被顶到了最高赞，也是这条让我印象最深——如果可以，尽量不要去嘲笑拼劲全力去活的人。
“换个环境，那个人也可能是我们。”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