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網文，刪去原來不必要的廢話，保留真實史料部分。因為像這類史料性的文章，作者自己的態度是無關緊要滴，甚至往往讓人討厭。從胡適先生的真實記錄。毛澤東確確實實是個土匪加流氓。中國沿着他遺留下的“獨裁政治遺產”走，自然而然地就是個土匪流氓國家。 1945年8月抗戰剛勝利時，遠在美國的胡適給毛澤東發了一份電報，盡顯他那種屬於書生本色的天真。 1954年，他為司徒雷登《在中國五十年》所寫的序中說： “司徒（雷登）博士的大使任務也宣告失敗，因為正如他自己說的，他是‘外交的生手’。……事實上，在理想主義澎湃的那些日子裡，我跟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生手們同樣的天真。的確，我在對日勝利後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長的電報到重慶，以便轉交給我的從前的學生毛澤東。我在電文里用嚴肅而誠懇的態度央求他說，日本既已投降，中共就再沒有正當的理由來繼續保持一支龐大的人軍隊，中共現在更應該學英國工黨的好榜樣。這個勞工黨沒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後一次的選舉中，卻得到了壓倒優勢的勝利，獲取今後五年裡沒有人能夠跟他抗爭的政權。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到了重慶，陪他同來的有美國大使赫爾利將軍，也是一個外交的生手。那時候重慶的朋友打電報告訴我，說我的電報已交給毛先生本人。當然，我一直到今天還沒有得到回音。” 1945年的毛澤東早已不是“五四”前北大的旁聽生、圖書館的助理管理員，而是手握重兵的一黨之魁、兩強對峙中的一強，當然不會把這位手無寸鐵的胡適放在眼裡，時過境遷，隨着毛澤東在共產黨陣營中的崛起，他也不再承認自己是胡適的學生了，北大留給他更多的只是屈辱的記憶。在毛的心目中，當年給胡適寫信、寫明信片乃至登門拜訪時的那份尊敬和謙卑都已蕩然無存。 “五四”時代，徹底“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的青年毛澤東曾是胡適的熱烈崇拜者，雖然胡只比他大了兩歲。直到1936年，毛還親口告訴斯諾，他是陳獨秀、胡適的忠實讀者和崇拜者。毛在長沙創辦“自修大學”就是受了胡適的影響，為此他曾當面向胡適求教，在給朋友的信中他也說過，“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之先生造的”。 1951年5月16、17日，胡適連日讀了蕭三《毛澤東的初期革命活動》，他把其中有關毛澤東年輕時辦“自修大學”的經歷抄在了那兩天的日記中。17日，他讀了胡華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把有關毛澤東辦“自修大學”等內容抄在了當天的日記中。他回憶說：“毛澤東依據了我在1920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學’見於記錄，似只有這兩處，故我記在這裡。” 1949年以後，胡適雖身處海外，但幾乎無時不在關注大陸的命運，文化的浩劫、知識分子的境遇、人民的苦難等都讓這位漂泊的遊子牽腸掛肚，大陸對胡適思想的清算運動沒有讓他多麼痛苦，反而感到自己幾十年來傳播文明常識、自由思想的努力沒有白費。雖然他一度收集了很多大陸批判他的材料，準備寫一篇長文來個總答覆。 比他年輕十幾歲的朋友葉公超勸他說：“一個處女怎好和一群強盜打交道，況且文字在政治鬥爭中並不是最有力的武器。”（《葉公超批評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245—246頁）最後，他也就沒有寫什麼回應文章。相比之下，反胡風運動、1960年餓殍遍野的報導卻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在他生命的黃昏，他對毛澤東的看法、判斷就是建立在這些歷史事實之上的。 毛澤東為什麼如此懼怕胡適的思想，原因就在於胡適所提倡的獨立思考、獨立判斷，重懷疑，重實證，與毛的愚民政策發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毛企圖以無所不在的思想灌輸、強行洗腦等，使普天之下莫不膜拜、盲從，最後將天下變成他一個人的囊中之物。所以，他才要對離開大陸的胡適進行缺席批判，當作一個靶子來打。 1956年9月，胡適已66歲。他在去美國加州大學講學的途中和記者談到《新青年》和《獨立評論》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的地位時說“從那時候開始，自由思想和共產主義便不能相容。”（同上，第七冊，2546頁）他還說：“共產黨以三百萬言的著作，印了十幾萬冊書籍來清算胡適思想，來搜尋‘胡適的影子’，來消滅‘胡適的幽靈’。共產黨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證明這種思想在廣大中國人民心裡，發生了作用。中國人民一日未喪失民主自由的信念和懷疑求證的精神，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便一日不能安枕。郭沫若等一幫文化奴才便要繼續清算我的思想。”（同上，2547頁） 他感嘆，大陸不僅沒有說話的自由，特別可怕的是失去了不說話的自由。“中國知識分子就不能說許多非出自本身或虛偽的話，頌揚不值得頌揚的事，或不譴責他們內心不願譴責的師友。總而言之，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就逼使許多中國知識分子講政治性的謊言”。“當中共政權命令全國清算胡適思想毒素的時候，我的朋友或學生，都不得不說出他們對我的批判或痛罵。他們充分知道我會了解他們並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同上，2600頁） 1961年，胡適71歲了，這年10月25日，他在給趙聰的覆信中說：“‘人民文學’發表的《魯迅傳》戲本，我尚未看見，中共惡詆我和我的師友，我見慣了，看作當然應該有的‘戲文’，只覺得板眼太死，腔調太陳舊，未免有點好笑。前些時（1957）我還曾蒐集這一類‘清算胡適的幽靈’的出版品，居然收集了一大堆。近年來，連這點興趣也沒有了，——原因只是嫌‘板眼太死，腔調太陳舊了’。”（《胡適書信集》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也是在1956年9月那一次，胡適在談及胡風事件時幽默地說：“胡風真是該死。張谷非的名字好好的，他不用，偏要叫‘胡風’。在共產黨一條鞭的奴才文藝制度下，他偏要提倡什麼文藝自由。從毛澤東的立場來看，胡風自然應該清算。但是胡風事件可以說明自由思想依然在共產鐵幕的控制下滋生蔓延。胡風可被清算，新文化運動已在匪區中止。昔日的文化革命者正在接受審判。但自由的思想將繼續在匪區展開。”（《胡適之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冊） 1957年6月7日，中國大陸“自由的假期”突然告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眨眼變成了“控訴和整肅‘右派’人士”的運動，毛澤東說，這是引蛇出洞的“陽謀”，當年和胡適一樣懷抱自由理想的同伴紛紛落馬。 9月26日，胡適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長篇演說，為大陸發生的“抗暴運動”而歡欣鼓舞。“有些人說中國共產政權噎抓住了青年人的思想和感情，那是絕對不確的。……最近中國學生的抗暴運動，給了我們最好的證明，就是經過八年的絕對管制和思想改造，中國青年學生還是幾乎一致的反對中共政權。”（同上，2598頁）同時，“對於這些受到共產黨的新的殘害的犧牲者，對於成千成萬膽敢公開指責並且與共產黨暴政鬥爭的同胞”表示誠懇的同情和欽敬。他無比沉痛地指出： “在今天中國大陸上，凡是想做一個獨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處決，或消滅。千百萬農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殘酷的奴役。千百萬無辜的人民，都正在驅作奴工——共產黨美其名為‘勞動改造’。兒女們被逼着控訴父母，家庭沒有溫暖與私人生活。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已被剝奪淨盡。沒有任何基本人權，甚至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同上，2604頁） 這是胡適對毛澤東治下的中國的基本認識，他的這一看法至死都沒有改變。所以，他一直惦唸著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朋友的安全。1958年12月17日是胡適68歲的生日，恰逢北京大學60周年校慶紀念日，他在北大校友會舉行的聚餐會上發表演說，認為1957年春夏之交北大學生創辦《接力棒》刊物，發起“新五四運動”正是“北大精神”未曾中斷的標誌。正值毛澤東退居二線，他說：“昨天，曾經當過北大旁聽生的毛澤東的下台，‘新五四運動’是其原因之一。”（同上，2775頁）但他想不到的是，毛澤東並沒有下台，而是繼續牢牢地掌握著“和尚打傘”的權力，其無限的權力和異想天開的政策將繼續給普通百姓帶來無盡的災難。1960年餓死數千萬人的慘劇只僅僅是其中一個例子罷了。 1961年1月21日，胡適看到吳立行的宣言後說：“大陸上人民餓死的約有六千萬人。在梅縣一個村莊裡本有四千人口，噎餓死了一半，只有兩千多人了。在北京，每人每月還可配到八兩油，在鄉村，每月每人只有一兩油。前天邵幼軒把她的祖母（邵飄萍的夫人）的信帶來給我看，說副食都不夠，‘我們快要乾死了’。一個人一個月只有一兩油，她說的‘乾死’，大概是指沒有油吃而說的。中國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所有哉’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讓人民自食其力，不要干涉他，他們會得到食物的。像油，農村都是自己做的，他們種的東西自己來榨油，本來不成問題，所以我主張的‘無為而治’還是有道理的。到了政府去管制，已不行了，再到了實行人民公社之後，什麼都沒有了。這是管制的結果，還不如無為而治，讓人民自食其力，決不至於這個地步。”他用紅色的原子筆在吳立行的宣言上劃了好幾處。他指著說：“大陸上人民真的是餓死了，這些都是真的，真氣死人！”（同上，第十冊，3460頁） 作為一個學者，胡適晚年耿耿於懷的是毛澤東對文化的壟斷與宰制，由此造成文化風氣的敗壞，乃至文化命脈的中斷。1959年3月11日，胡適讀到大陸出版的毛澤東詩詞，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看見大陸上所謂‘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澤東《詩詞十九首》，共九葉。真有點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國文人’大捧的‘蝶戀花’詞，沒有一句通的！…… 我請趙元任看此詞押的舞、虎、雨，如何能與‘有’韻字相押。他也說，湖南韻也無如此通韻法。”（《胡適日記全編》第八冊） 也是這一年，程靖宇寄給他一些書，其中有錢鍾書的《宋詩選注》。他在5月21日的覆信中說： “關於《宋詩選注》，我實在看不出何以這書會引起那麼大的攻擊。倘有關此事的資料，乞寄我一點，我很想看看。 我覺得這部書實在選的不好。例如黃山谷，他為什麼不選《題蓮華寺院》和《跋子瞻和陶詩》？他選的幾首都算不得好詩。 大概此君頗得毛酋寵任，故招致妒忌，忌者藉此書下攻擊，意別有在，並非如你說的‘錢真是高明而有膽’也。”（《胡適書信集》下冊） 在這些日記、書信中，69歲高齡的胡適透露了他對毛澤東一統山河，不僅主宰億萬生靈的命運，甚至要主宰綿延數千年的中國文化的嘲弄，御用文人大肆吹捧的毛詞在他眼裡只是“肉麻”，而且連最基本的韻腳都不遵行了。錢鍾書在大陸至今仍被捧為“學術泰斗”，其《宋詩選注》也被捧為“經典”，素來公允、客觀的胡適感到其實“這部書實在選的不好”，但大陸文人攻擊此書，在他看來只不過是爭風吃醋而已。 對那些偽造歷史、篡改歷史的作法，一輩子重視“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胡適深惡痛絕。 1960年5月3日，“五四”紀念日前夕，記者採訪這位年已古稀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巨人，其中一個問題就是“五四運動是共產黨策動嗎？”他指出共產黨的成立是在“五四”運動之後兩年的事，“現在他們說是共產黨的策動，完全是瞎說，不值得一駁。”（《胡適之年譜長編初稿》第九冊，3254頁） 5月4日，北大校友會舉行“五四紀念會”，他發表了40分種的演說，再次駁斥了這種編造歷史的做法，“但我們算算歷史，民國十年（1921）7月中國共產黨才成立，民國八年那裡有中國共產黨？這是講歷史的人最簡單的考據。”即使共產黨創始人、被譽為“五四運動總司令”的陳獨秀“在民國八年二月就辭去北大職務離開了。學生的愛國運動爆發後，陳獨秀才知道，在座的毛子水、羅家倫，當時都在場，可以證明。”否定了英國作家羅勃特《毛澤東傳》中所謂“陳獨秀在北大召集學生演說，學生們才出去有所行動”的說法。他也不諱言“五四”那天，自己“在上海蔣夢麟先生家裡，晚上還喝了酒。根本不知道。第二天從記者那裡才知道北京的情形。”（同上，3256頁） 胡適對世事政局、歷史人生的評判未必見得多麼深刻、多麼高明，然而真知往往並不深奧，需要的只是人的常識。在是非顛倒、指鹿為馬的年代裡，能保持獨立思考，堅持獨立的批判，爭取說話的自由，對不同意見的寬容，這些也算不上什麼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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