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董老先生仙逝，有點兒悵然若失的感覺。因為我是萬維網常客，對董老先生挺熟悉滴。網上交流，認文不認人。即便認人，也是通過文章認識的。。 寫文章分用心、用腦、用筆。可以看出來，董老先生的文章是用心寫的。既然用心，未免動情，這是免不了的。 看董老先生的文章，動心、動情之處，免不了寫幾句評論，細想起來，我對董老先生的文章，有過三次評論： 第一次是在《我滾進了解放大西南的隊伍中》、《1950年我在農村的那些事情》、《我所經歷的土地改革運動》、《我經歷了1957年的反右運動》……等之後，我的評論是：平鋪直敘、素筆白描，更具穿透力。那些年代的“歷史事件”，通過董老先生的筆活生生、鮮靈靈的展現在人們面前…… 第二次的評論我記不得在哪篇文章後面了，好像是《我所犯過的罪惡》。寫得是：文章貴在真，一字值千金。 這兩句，再加上董先生仙逝後，感嘆的兩句：紅塵九萬里，難得是初心。就成了我追悼董老先生的悼文：文章貴在真，一字值千金，紅塵九萬里，難得是初心。 後來，董老先生寫過一些“時政評論”，轉貼了不少所謂“民運人士”的、“體制內的反對派”的文章，或者其它的老先生認為比較入眼的文章。時政評論，我與董老先生見解基本相同，可算是英雄所見略同了， 轉貼的那些文章我很少看，一來我對所謂“民運人士”向來沒什麼好感，二來“體制內的反對派”也沒有什麼好東西。就像現在的，又冒出個“開明派”、”保守派”，………再加上原來的“左派”、“右派”………都是蝦扯蛋。 這就要說到我給董老先生的第三次評論了，這次評論好像是這樣的： 董老先生，雖然經歷坎坷，歷盡人間的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但總是在嚮往一種“世界大同”式的美好。但是，“自由民主”不是一種“世界大同”式的永恆狀態。……大概是這個意思。 董老先生一生，經歷了兩朝三代，期間心靈衝擊之震撼、精神反差之巨大，沒有經歷過的人，決然難以想象。晚年以平靜、客觀、安詳的博大、仁愛之心，抒情筆耕，給後人留下一筆寶貴的財富。 下面是我認為寫得最好的一篇，其中的某些細節，深深的觸動過我：就是其中的這一段： “………委員長點了個頭就過去了。我向前走了六七步，不知道身上哪根筋犯了，覺得還不滿足，於是扭回頭來就追，直跑到委員長面前站定，再敬了一個禮，看見他露出一絲笑容，這下子才心滿意足地走開了……在那個歷史時期，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充滿領袖崇拜的熱情，這樣行動是很自然的。今天複述這段歷史，卻有些值得細想的地方。………” 不過，觸動我的，不是委員長。 下面是董老先生的原文： 八年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退守以為四川為根據地的大後方，重慶成為中國的陪都。中國著名的老教育家，南開大學和天津南開中學的創辦人張伯苓先生高瞻遠矚，還在日寇全面侵華之前就在重慶沙坪垻買下土地，創辦了重慶南開中學，成為當時大後方規模最大設備最完整的中學。我在1943年插班進入南開中學的初二班。 當時沙坪垻是重慶市的文教區，是重慶大學所在地，南京的中央大學遷到重慶，就借住在重慶大學裡面。1943年由於學潮等原因，蔣介石委員長兼任了一段時間的中央大學校長。那時候他每個星期一上午來中央大學視察，據說中午在學生食堂吃一餐午飯，下午回城。 話說這一天的下午三點半鐘，下午的兩堂課結束了，到了課外活動的時候。南開中學大門進來有一條大路約五六十米長，連接到一個廣場，初中部芝琴館和高中部范孫樓在廣場兩邊相對而立。那時候學生全部住校，校規很嚴，平時不准出去，私自出校門記大過一次，所以我們一般下課後不向校門那方向走去的。話說的這一天我不記得是什麼原因，反正我是低着頭從那條大路向大校門走去。沒走到一半抬頭一看，對面一群人已經走到我面前，當中為首的正是蔣委員長，穿着那件我們熟知的黑披風，身後跟着七八個人吧。這時候我們之間的距離只有五六米了。我們初中生都是穿着童子軍制服的，我一下子條件反射地立了正，向他敬了一個童子軍的三指禮，委員長點了個頭就過去了。我向前走了六七步，不知道身上哪根筋犯了，覺得還不滿足，於是扭回頭來就追，直跑到委員長面前站定，再敬了一個禮，看見他露出一絲笑容，這下子才心滿意足地走開了 在那個歷史時期，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充滿領袖崇拜的熱情，這樣行動是很自然的。今天複述這段歷史，卻有些值得細想的地方。那天蔣先生是來看望老校長張伯苓的，從大校門到南園的校長住宅有兩百多米，他的汽車完全可以開進來，開到忠恕圖書館門口，就可以至少少走一百米的距離。然而他讓車停在大門口，寧願多走路，避免開車進來影響教學環境，而且步行上門探望老教育家，這是何等的平等作風。 其次，安保問題。在今天的大陸，像這樣的大事會是何等的嚴密，要做足多少功夫，要擾多少民，以確保萬無一失。而蔣先生輕輕鬆鬆而來，既無事先布置，又沒有前呼後擁，崗哨林立，我一個小頑童，就這樣隨隨便便地在他身邊跑了一轉。難道還不值得稱道嗎？ 南開中學的大操場也是當時重慶最正規的，所以1944年大後方大專學生運動會是在南開舉辦的。運動會的最後一天，最後一個運動項目萬米賽跑的最後階段，蔣委員長來到了會場，替運動會大大增加了熱烈的氣氛。 南開當時也常常邀請名人來演講，有一次請孔祥熙來，就在大操場向我們講培養人才的問題，也是十分輕鬆隨便，從來沒有見過如臨大敵那回事，包括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校訪問也是如此。這樣的“舊社會”，現在的青年人能想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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