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語云: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 習近平五年前剛一上台,就開始吃飽了撐的瞎折騰:“東海防空識別區”讓全世界看清了中國土匪流氓國家的本來面貌………不論國際外交還是國內經濟,沒搞成過一件事兒,一門心思“整軍”抓槍桿子,一帶一路無底洞,弄了個穿了開襠褲的、躺在“全球化”床上的中國黃粱夢。 朝核問題、台灣問題,實質上都是中國自家的問題。一個是國家外交,一個是國土分裂。自己解決不了,利用“聯合國”、WTO等國際組織,以全球經濟一體化,轉為“全球命運一體化”為名,綁架聯合國、綁架“中美關係”。………在中國,把這種土匪流氓計倆叫做“統戰政策”,共產黨的“統一戰線”、“黨的建設”、“武裝鬥爭”被稱為黨的三大法寶。 統戰政策,在國內,有槍桿子支撐,黨的建設的同時建立“黨憲法”,可以說是百戰百勝。 這一套狗屁玩藝兒,到了國際上可就行不通啦,沒有哪一個國家尿中國這一套。 朝核問題,說到底是中國“外交”的徹底失敗,自己豢養的“後院看家狗”瘋掉了。 朝核問題成了中國的“燙手山芋”,中國沿海周邊,變成了世界動亂之根源、世界局部戰爭的火藥桶,或者是導火索……… 習近平習二大爺的以“一帶一路跨世紀工程”為核心的“中國夢”不得不“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國歌兒有用了。 現在回過頭來看一下當年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有很多相似之處:當然啦,這回打得不是中國,是朝鮮,中國的一奶同胞親兄弟。 有位歷史學家,寫文談日本為何侵略中國。很有道理,分析得入情入理、證據確鑿、史料充份。看完以後覺得中國這種愚昧、落後、無恥的國家真該讓人好好的侵略一番。 文章是這樣說滴: 1900年,中國北方鬧起了一股暴力排外的運動,史稱“義和團運動”,在義和團運動中,駐黑龍江清軍對俄軍態度強硬,俄軍以“保護中東鐵路”為由,出兵侵占了中國東北三省全境。 從1900年至1905年,持續占領了五年之久。1904年,日本在徵得清政府的同意之後,出兵到東北,發動了“日俄戰爭”。而且清軍還派兵支援日軍、共同抗擊俄軍。 經過一年半的戰鬥,在戰死十萬名日本兵之後,日本打勝了俄國。日本軍隊將俄國軍隊從中國東北驅趕出去之後,日本將東北99%的土地,歸還給了大清國。 日本為什麼要這樣做?日本是活雷鋒嗎?當然不是。俄軍敗退之後,1905年,日本約了清政府,在北京經過了一個多月的談判之後,清、日兩國簽訂了一份《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以及附約,在這個附約裡面,清政府割讓給了日本以下幾項主要的主權,以作為日本從東北撤軍的條件,在日本方面,則視為此次出兵抗俄的政治報酬: 1、割讓旅順、大連兩處租借地; 2、割讓南滿鐵路的經營權以及沿線的林產、礦產; 3、允許日本在南滿鐵路兩側駐軍。 依據這個條約,日本開始派人接管南滿鐵路、移民旅順、大連,並且派了一支部隊、進駐南滿鐵路兩側,這支部隊,就叫做“關東軍”,駐紮的依據是《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以及附約,理由是“保護日僑”。 換言之,日本關東軍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已經在中國東北,駐紮了二十六年,而且在這二十六年當中,關東軍無論與張作霖、張學良父子,還是與東北的中國居民,基本上都保持了相安無事。這就是旅順、大連、南滿鐵路、林礦產主權流失的簡要經過,以及“關東軍”的來歷。 後來的絕大多數中國人責備清政府“賣國”。但是,當年在東北全境被俄國侵占的情況下,清政府只有以下的幾項選擇: 選項一、任由俄國侵占,奮發圖強,期望有朝一日,與俄國決戰,收復東北。 選項二、同意日本軍隊驅趕俄軍,但是,不給日本報酬。 選項三、同意日本軍隊驅趕俄軍,但是事後不與日本交涉,任由日本替代俄國、侵占東北全境。 選項四、同意日本軍隊驅趕俄軍,事後收復東北全境,然後割讓小部分土地和主權,作為給日本的報酬。 誰都看得出來,選項四,是清政府在當年所能選擇的最佳方案、也是在木已成舟、米已成炊的歷史條件下、符合當時大清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選擇。其他三個選擇,都比這個選擇更壞。這就是為什麼清政府甘願簽署《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以及附約、向日本割讓小部分主權的原因。因為,當時只能這樣辦,除此之外,沒有更好的辦法。 中、日兩國在20世紀的大打出手,歸根結底,就是根源於日本依據這個條約,向旅順、大連、南滿鐵路兩側移民,並開始“經營滿洲”。而日本這個“經營滿洲”的殖民行為,與中國後來突然興起的民族主義,爆發了激烈的衝突。 浩如煙海的史料顯示:國民政府從發動北伐開始,就喊出了“收回東北一切主權”、“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民族主義激進口號,尤其是強行收回漢口英租界的成功,使國民政府鬥志變得更加昂揚,在冒進的路上一路狂奔。不料,在東北,國民政府碰到了日本這隻硬釘子,最後,猶如羊入虎口。 國民政府認為那些都是不平等條約,必須要廢除。而日本則拿二十六年前的日俄戰爭說事兒,它指責中國忘恩負義、不守信用。中、日兩國交惡的歷史,就從這場“雞同鴨講”的爭辯中,步步激化。 國民政府“鐵腕救國”,在民族道義上,對。但是,在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下,這樣做,是否符合國家的“利益最大化”,則未必。這就是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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