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小榕读了我写的妈妈的小学-掉色的花朵一文后给我发来她十年前写的一个她经历过的一个真实故事， 是个文革期间的一个中学里发生的事。 读来让我十分痛惜和愤慨，但我没觉得奇怪，因为那时就是这么一个灭绝人性的血腥年代； 一个羊可以变成狼， 而且必须变成狼才能生存的年代。

姚楠的遭遇（原文题目）

    有个女孩叫姚楠。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那一年贵阳实验小学招了三个班的六、七岁的小学生，说是效仿苏联的一种学制，九年学完小学至高中课程，提前三年完成大学前的教育。能进入这三个班的学生还算是幸运儿了，我和姚楠便成了同班同学。进入校门，除了学习其他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还增加了外语和代数，于是开始了每天用俄语喊着“老师您好，老师再见。”，“n=x+y”的学习生涯。

姚楠是个文静的女孩，她几乎不离开课桌。即使是十分钟的课间休息，也总是爬在课桌上涂涂写写，语文老师常举着姚楠的课本，说是“字是开门锤，”要大家看看姚楠的字有多漂亮，练出来的。课间休息对我来说，如同鸟儿出笼，照老师的说法，平时里看上去羞羞答答的，一付腼腆矜持的模样，玩起来就没了斯文。那时侯女孩子们所喜欢的游戏：跳猴皮筋，跳房子….不敢说是玩家高手，我还是有中上水准，因此身边总是拥有不少女伴。但我有时仍会走到姚楠的身旁，向她表示友好和亲热。我们总是微笑地相互注视着，力图在对方身上寻到相似的痕迹。这种机率并不是很高：我们不仅是同班同学，我们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九年学制在二年级的时候就取消了，改成了十年学制。学制的变化不干学生的事情，那是家长们在意的玩意。五年小学毕业后这三个班的学生进入了同一所中学，依然是三个班，只是所在的班次有所变化，还插入了个别小学六年毕业的学生，告诉是学制比较。我和姚楠分到不同的班级，虽然两个班的教室面对面，我们的交往却很少了，仅限于见面打个招呼。

中学生活不到一年就脱离了它的正常轨迹，卷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去。

对于十二、三岁年纪的人来说实在不懂政治运动意味着什么。先是批判“三家村”“四家店”，讲的那些道道像是听天书一样；语文老师是个资本家的女儿，警惕性特别高，早早就停掉了语文课，她嗓子好，改上音乐课，教的全是毛泽东诗词。直到今天，我是背不出几首老毛的诗词，但能通过唱的方式倒出一些；上街撒传单，提着红缨枪，跳着革命舞蹈，觉得满好玩的。直到那革命渐渐向自身逼近，深入到了亲朋好友和家庭，才从心底里产生出恐惧。

一天清晨，走进教学楼走廊，就听见对面教室里吵吵闹闹，进去看到一群女孩围着一张课桌，扑在课桌上哭泣的竟是姚楠。女孩们在姚楠的身上又掐又打，还有吐沫的。在一片叫骂声中听出，姚楠说负责对我们军训的那位五好战士摸她捏她。说实在的，当时我都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子对性的所有认识只限于男女身体有别。我能理解姚楠所说的话已是好几年以后的事了。那些围住姚楠殴打的女孩们说姚楠是攻击伟大的钢铁长城，污蔑五好战士，是反革命行为。有个姓史的女孩始终不明白我为什么从此不再跟她说话，甚至不看她一眼。她抓起姚楠的头发使劲往上提，姚楠发出压抑的呜咽，用手臂遮住被提起的脸，她用力拉开姚楠的手臂，让大家去看姚楠那张扭曲的脸，眼泪从紧闭的眼缝中流淌下来，她再把姚楠的头使劲来回提起来往课桌上砸。那位五好战士就站在教室后面，暗黑色的脸面毫无表情。没有任何人去制止那些突然间变得如此张牙舞爪的女孩们。

    不久之前，几个高年级学生倒提着一个说是小偷的男人往楼梯上拖，那人在台阶的磕碰下满头满脸都是血。我真觉得那个男人可怜，上去求情： 放过他吧，他以后肯定不会再偷了。那几位学生一边拖人一边教育我：这是阶级斗争，要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望着眼前姚楠抽泣的身体，我真感觉是自己的孪生姐妹在被辱骂和殴打。我控制着自己发抖的身体，控制着一种求情的冲动，我已经懂得了个人的能力是多么微不足道。我尽快地离开了那个喧闹的教室，好像一只沙漠中逃生的驼鸟。

    在巨大的社会动荡的漩涡中，个人的灾难和痛苦无限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谁也不在意那个原本就沉默的不起眼的女孩。我偶尔从走廊的窗外向那张熟悉的座位张望，自从开始停课闹革命，再也看不到姚楠的身影。

    遗忘是如此的彻底。以后的日子里，没有人再议论她知道她，即使是在同学的聚会，就好像这个女孩从来没有存在过，从此再也没有过姚楠的任何消息。

    偶尔，在我生日的那天，我会想起姚楠，一个和我同一天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女孩，我们曾经相遇过。（在我的记忆里，姚楠永远定格在七岁到十三岁这个年龄阶段）

写於姚楠五十周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