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小榕讀了我寫的媽媽的小學-掉色的花朵一文後給我發來她十年前寫的一個她經歷過的一個真實故事， 是個文革期間的一個中學裡發生的事。 讀來讓我十分痛惜和憤慨，但我沒覺得奇怪，因為那時就是這麼一個滅絕人性的血腥年代； 一個羊可以變成狼， 而且必須變成狼才能生存的年代。

姚楠的遭遇（原文題目）

    有個女孩叫姚楠。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那一年貴陽實驗小學招了三個班的六、七歲的小學生，說是效仿蘇聯的一種學制，九年學完小學至高中課程，提前三年完成大學前的教育。能進入這三個班的學生還算是幸運兒了，我和姚楠便成了同班同學。進入校門，除了學習其他小學生必修的課程，還增加了外語和代數，於是開始了每天用俄語喊着“老師您好，老師再見。”，“n=x+y”的學習生涯。

姚楠是個文靜的女孩，她幾乎不離開課桌。即使是十分鐘的課間休息，也總是爬在課桌上塗塗寫寫，語文老師常舉着姚楠的課本，說是“字是開門錘，”要大家看看姚楠的字有多漂亮，練出來的。課間休息對我來說，如同鳥兒出籠，照老師的說法，平時里看上去羞羞答答的，一付靦腆矜持的模樣，玩起來就沒了斯文。那時侯女孩子們所喜歡的遊戲：跳猴皮筋，跳房子….不敢說是玩家高手，我還是有中上水準，因此身邊總是擁有不少女伴。但我有時仍會走到姚楠的身旁，向她表示友好和親熱。我們總是微笑地相互注視着，力圖在對方身上尋到相似的痕跡。這種機率並不是很高：我們不僅是同班同學，我們還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九年學制在二年級的時候就取消了，改成了十年學制。學制的變化不干學生的事情，那是家長們在意的玩意。五年小學畢業後這三個班的學生進入了同一所中學，依然是三個班，只是所在的班次有所變化，還插入了個別小學六年畢業的學生，告訴是學制比較。我和姚楠分到不同的班級，雖然兩個班的教室面對面，我們的交往卻很少了，僅限於見面打個招呼。

中學生活不到一年就脫離了它的正常軌跡，捲入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漩渦中去。

對於十二、三歲年紀的人來說實在不懂政治運動意味着什麼。先是批判“三家村”“四家店”，講的那些道道像是聽天書一樣；語文老師是個資本家的女兒，警惕性特別高，早早就停掉了語文課，她嗓子好，改上音樂課，教的全是毛澤東詩詞。直到今天，我是背不出幾首老毛的詩詞，但能通過唱的方式倒出一些；上街撒傳單，提着紅纓槍，跳着革命舞蹈，覺得滿好玩的。直到那革命漸漸向自身逼近，深入到了親朋好友和家庭，才從心底里產生出恐懼。

一天清晨，走進教學樓走廊，就聽見對面教室里吵吵鬧鬧，進去看到一群女孩圍着一張課桌，撲在課桌上哭泣的竟是姚楠。女孩們在姚楠的身上又掐又打，還有吐沫的。在一片叫罵聲中聽出，姚楠說負責對我們軍訓的那位五好戰士摸她捏她。說實在的，當時我都不明白這話是什麼意思。在那個年代，我們這個年齡段的女孩子對性的所有認識只限於男女身體有別。我能理解姚楠所說的話已是好幾年以後的事了。那些圍住姚楠毆打的女孩們說姚楠是攻擊偉大的鋼鐵長城，污衊五好戰士，是反革命行為。有個姓史的女孩始終不明白我為什麼從此不再跟她說話，甚至不看她一眼。她抓起姚楠的頭髮使勁往上提，姚楠發出壓抑的嗚咽，用手臂遮住被提起的臉，她用力拉開姚楠的手臂，讓大家去看姚楠那張扭曲的臉，眼淚從緊閉的眼縫中流淌下來，她再把姚楠的頭使勁來回提起來往課桌上砸。那位五好戰士就站在教室後面，暗黑色的臉面毫無表情。沒有任何人去制止那些突然間變得如此張牙舞爪的女孩們。

    不久之前，幾個高年級學生倒提着一個說是小偷的男人往樓梯上拖，那人在台階的磕碰下滿頭滿臉都是血。我真覺得那個男人可憐，上去求情： 放過他吧，他以後肯定不會再偷了。那幾位學生一邊拖人一邊教育我：這是階級鬥爭，要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望着眼前姚楠抽泣的身體，我真感覺是自己的孿生姐妹在被辱罵和毆打。我控制着自己發抖的身體，控制着一種求情的衝動，我已經懂得了個人的能力是多麼微不足道。我儘快地離開了那個喧鬧的教室，好像一隻沙漠中逃生的駝鳥。

    在巨大的社會動盪的漩渦中，個人的災難和痛苦無限小到可以忽略不計。誰也不在意那個原本就沉默的不起眼的女孩。我偶爾從走廊的窗外向那張熟悉的座位張望，自從開始停課鬧革命，再也看不到姚楠的身影。

    遺忘是如此的徹底。以後的日子裡，沒有人再議論她知道她，即使是在同學的聚會，就好像這個女孩從來沒有存在過，從此再也沒有過姚楠的任何消息。

    偶爾，在我生日的那天，我會想起姚楠，一個和我同一天來到這個世界上的女孩，我們曾經相遇過。（在我的記憶里，姚楠永遠定格在七歲到十三歲這個年齡階段）

寫於姚楠五十周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