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反思:我們如何面對天安門·(美國)吳祚來
「八九」後政治領域一直倒退
我是一九八八級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研究生,八九學潮我全程參與。從四月十七日第一次到廣場以紀念胡耀邦的名義向紀念碑集體獻花,到六月四號清晨撤離廣場,我親身經歷的那一幕幕彷若發生在昨天。許多場景刻骨銘心,一場和平的邉樱罱K成為震驚世界的血案,至今我們沒有看到當局的反思,但參與者們的紀念、反思、懺悔、甚至以宗教的情懷寬恕,二十五年來不時見諸媒體、網絡。
我們看到了最殘酷的結局:二十五年來中國政治領域在不斷倒退,公民社會遭到嚴酷打擊、言論自由等公民權利空間逼仄,政界與學界一代改革者被清除出主流社會甚至流亡海外終生不歸。天安門廣場不僅成為所謂人民領袖的永久墓地,也成為政治文明或政治改革的墓地。
當局有沒有反思與紀念?他們當然有他們的方式,每年「六四」在天安門廣場或北京隆重戒嚴,對民主人士進行貼身佈控或強制旅遊,帶紅袖章的大爺大媽把住胡同各個出入口,這就是當局的紀念方式。而對任何倡導民主憲政的個人、組織進行監控、打壓甚至拘捕,把民主的種子消滅在萌芽狀態,不允許任何有組織的抗議活動發生、加強對大中小學學生的政治洗腦,這些都是他們吸取「六四」「教訓」後,不僅不開放社會,走向政治文明,反而用政治愚民與高壓政治,來穩定一黨極權統治,使紅色江山永不變色。
一些人總是會說「如果」:如果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就會激起人民的全面起義與反抗;如果學生及時撤出廣場,強硬派就沒有出兵北京的藉口;如果趙紫陽不抖出鄧小平幕後聽政的內幕,鄧小平就不會對趙與學咄聪潞菔郑蝗绻敃r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不激烈對抗江澤民,江澤民就不會立場堅定地封殺導報,鄧小平就不會選用江澤民。甚至還有人上溯到清末:如果大清立憲成功,就不會有百年革命之亂了……。
有一些細節現在透露出來,確實令人唏噓。鄧家確實通過某些渠道想讓學生們撤出廣場,以避免最慘烈的事情發生;八九學咧埃珖舜笠验_始在深圳試點民主選舉;而土地私有化,也列入政府改革日程表。八九之前,改革派某種程度上在體制內佔有主導地位,而「六四」血腥鎮壓,極左勢力敢於突破人倫底線,敢於在廣場上大開殺戒,改革力量大潰敗。血的歷史可以喚醒人們起來抗爭,但也會使一代又一代人面對殘酷的現實,對政治抗爭噤若寒蟬。
面對歷史說如果,它只能透露出一種情感上的遺憾,歷史結果有其偶然性,動機與結果錯位現象屢屢發生,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就是這個道理。
柴玲公開信為什麼激起眾怒
我們書寫歷史時,會考量歷史進程中個人與群體的動機、發展過程和最後結果。可以說,八九學呋蛎襁的社會動機是純正的,學生與邉訁⑴c者們要求的是自由民主、反對腐敗,紀念有正義感的胡耀邦,為胡耀邦主持公道,要求與政府當局就一系列政治問題公開對話,而整個學哌^程也是和平、理性、合法的。近兩個月的過程,數千萬計人次的參與,沒有因學生過激行為導致暴力事件發生,不僅如此,學生與民呷耸恳彩沁動過程秩序的維護者。無論是外地學生堅守廣場,還是市民與學生共同攔截軍車,都是公民合法的抗爭行為,所有的不義與非法都在政府一方,這樣合法、和平的邉樱罱K被暴力血腥鎮壓,最應該反思與懺悔的是當局者。
柴玲致「六四」母親的公開信居然認為當年自己熱血青年,如果不上街不堅守廣場,而是靜靜在室內陡妫系蹠牭阶约旱穆曇簦瑫戎袊6彀查T母親們也不要再為「六四」悲哀,不要因政府不平反「六四」而糾結。甚至在前兩年,柴玲在「六四」紀念之時說過,他已寬恕了李鵬鄧小平與衝進廣場的士兵們。
惡的歷史還沒有終結,屠夫的刀還懸在空中,柴玲就開始寬恕造惡者了。
因為柴玲已逃離了困境與苦難,因為柴玲有了信仰與皈依,過去的苦難對她來說已是如煙往事,揮一揮手,就可以讓歷史的苦水不再在她心中存留。柴玲可以做到,但喪失親子的母親們無法做到,無數仍然受極權侵害的人們無法做到。關於寬恕與和解,我們從南非社會轉型過程中可以看到,是偉大的宗教精神,使南非出現種族和解,新的民主政權主導的社會,通過真相與問罪、通過寬恕與和解,使南非獲得新生。
但,柴玲應該看到一個前提,就是南非主權已回到人民手中,人民主導的政府在審判殖民作惡者的時候,首先還原歷史真相,通過法庭審判問清當事人罪責,在此前提下,開始寬恕與和解。現在中國八九民吲c「六四」事件在主流社會還沒有真相公開,更沒有對造惡者決策者進行歷史與現實的審判,如此超前消費宗教精神中的寬恕與諒解,這並不是在安慰受難者群體,也不是弘揚宗教精神,而是面對惡行假裝仁慈,無視整個中國仍然在苦難中無法自救。
如果柴玲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的話,她應該像比爾‧蓋茨那樣把自己的財產捐獻出來,設立八九受害者救援基金,讓那些流血的家庭不再流淚。每年口頭上隔空呼喊寬恕與諒解,完全是扯宗教的旗幟,為自己的應付的責任遮掩。
八九民叩奈幕c思想遺產
八九民叨逯苣曛H,退休的原中共總書記胡鍧胶蠀⒂^了胡耀邦故居,也許僅是表達了他個人對當年受不公正待遇的提攜過他的恩人的追思,並沒有任何其它政治信號可供解讀,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胡德華,仍然在體制內做著某些政治改革的呼籲,一些海外民呷耸刻栒偃藗冎胤堤彀查T,把紀念活動推向一個高潮,「六四黑手」之一劉曉波因零八憲章而身陷囹圄,並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因「六四」而逃離中國大陸的中共體改核心人物陳一諮在胡耀邦忌日前,病逝於洛杉磯,「六四」學咧匾宋锿踯姖诩~約,作為中國民主黨主席,仍然在為中國民主進程而奔走呼號,「六四」學生領袖王丹在台灣做教員,前不久與另一位八九學生領袖吾爾開希共同出現在台灣反服貿學咧校瞬粫r發表文章批評大陸當局,他們身居海外,已沒有當年那樣的領袖效應,「六四」逃亡者吳仁華,致力於為八九歷史真相而獨立書寫,八九編年體紀實,也即將出版問世,儘管他生活艱難,但矢志不改初衷。最令人感動的是香港人持續二十多年,年年發動聲勢浩大的紀念活動,並矗立民主女神像,而「六四」博物館也在世界各地建立。
中國官方,從「六四」剛發生時高調表彰那些鎮壓和平學生市民的犧牲軍人,到淡化處理甚至不談、禁談八九「六四」,完全用他們自己所言的歷史虛無主義方式對待「六四」,官方甚至改變對「六四」的公開表述,不再像當年那樣提「六四暴亂」,而是以「風波」或八九風波稱之。每到「六四」紀念日到來之時,他們嚴控天安門母親或與八九民哂嘘P的民主人士,讓這些人旅遊或被軟禁在家,因「六四」而被拘捕的著名記者高瑜,最近失蹤,趙紫陽當年的秘書鮑彤則一如既往地仗義執言,為高瑜女士寫文章公開呼籲。
二十五年來,海外民吡α繘]有因「六四」而形成強大的組織,也沒有形成有體系的思想,儘管陳子明在努力寫作與思考,周舵也有心得,而劉曉波有零八憲章問世,陳一諮、胡平、吳國光、吳偉等也有頗多的記錄、研究與思考,但沒有關於八九「六四」的年度論壇和有影響力的巨作問世,這些都與宏大的史詩一樣豐碑事件不成比例。
無論是八九紀念性組織還是八九思想與評論,都是散點透視,沒有發揮焦點力量。當年學界與知識界或思想界還有某種契合,但八九民呤≈幔瑢W界與知識界更趨於分離狀態,在最近的陳一諮追思會上,沒有學潮邉拥膶W界代表出現,就是一例。
職業民呷耸渴切枰涡缘墓┙o的,海外民主供給力量是微弱的,這有民呷耸孔陨淼脑颍A人社會不關心政治或害怕捲入政治,則是最為重要的原因。當年「六四」之後,美國政府對大量中國人派發綠卡,這數以萬計的中國人因「六四」而在西方國家受益,但現在這些人有多少還感念「六四」那些遇難者,並對「六四」逃亡者與民主力量給予一定的捐助?
從二○一二年中國政治轉型研討會到紀念陳一諮追思會,我們也看到像胡趙紀念基金會這樣溫和理性、偏中右的海外機構,正在發揮一定的影響力,由於組織者並沒有捲入一些矛盾與理論之爭,所以能組織不同層次不同派別的力量,共同探討問題,在海外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這樣的海外機構若與中共直接的政治對話,可能還有一段距離要走。
要戰勝中共先要超越「黨文化」
劉賓雁、陳一諮等這樣的民主人士,晚年之時都希望回國,但最終也只能骨灰歸故里。有人說中共沒有自信,太害怕民呷耸苛耍鋵嵾@是中共的政治慣性所致,只要當年形成某一項規定,後來的政客如果沒有強大的改革精神,這項決定就會永遠發揮作用。一些部門將這些流亡的民主人士視同國外敵對勢力,有了這些敵對勢力,有關部門就有存在的理由,並有申請鉅額經費的機會。
製造敵人,是一些部門利益需要,同時也是政客的病態心理的需要,有了這些敵人,製造某種緊張感,對內威脅民呷耸浚瑢ν鈹U大自己的勢力地盤。
中共對「六四」耿耿於懷,深藏仇視與敵意,但民主陣營卻發生著巨大變化,儘管有重回天安門廣場這樣的激烈行動的發起與倡導,天安門廣場具特殊的象徵意義,但佔領它需要巨大的政治與經濟成本,如果數以萬計百萬計的人群起響應,也許可以成為有影響力的政治事件,但少數人如果旗幟鮮明地到廣場公祭「六四」,只能身陷囹圄。
從清明節到林昭忌日,人們前往文革受難者林昭墓地紀念,都被嚴加禁止,並有上百人被拘審,這個政權已然把自己捆綁在毛時代的戰車上,與民主為敵,繼續其獨裁專政。
我們應該正視現實:大量的學者在大陸,或者在體制內,若想人們都像獨立學者或海外民呷耸窟@樣自由發言、激烈批評大陸當局,是不切實際的,也是一種幻想。鼓吹革命、激情呼喊是容易的,行動的力量在哪裡?革命的資源在哪裡?一位網友在家裡發一則帖子,警察可以幾小時之內上門傳喚,每一個個體、每一個小群體作為對抗的力量,都極其薄弱,現在即便有群體事件,也是即興式的,與警察、城管或強拆人員在公開場合使用暴力有關,人們沒有組織、沒有政治訴求,完全停留在自然暴力層面,傳統意義上的革命,理論上、現實中都沒有空間與基礎。
仍居國內的「廣場六君子」之一的周舵近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得好,應該摒棄敵我二分的思維,超越義憤,集中精力思考事件深層原因,以及如何避免事件重演,走好民主自由的道路。他希望勿讓民間的「六四」情結跌入「黨文化」的陷阱,「和共產黨在同一個水平,就無法戰勝它」。
吴祚来,汉族,1963年生,著名学者,安徽怀宁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毕业,获文艺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处副主任、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
社社长·
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战略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中华文化促进会理事,会员,香港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华文化促进会特约研究员,节庆中华协作体全国节庆奖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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