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主，一个不解之谜是：为什么它在一些国家能够运行良好，而在另一些国家却"没用"呢？虽然我从不认为民主的功能是发展经济，但是防止腐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缩小贫富差距却应该是民主的题中之意。但是，根据世界审计组织的数据，民主的印度和"不民主"的中国腐败程度一样（并列排名世界
57位）；民主的巴西贫富差距大于绝大多数不民主国家；很多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甚至无法维持基本的社会稳定，08年以来巴基斯坦、肯尼亚、津巴布韦都有因选举引发的骚乱。 现在民主的观察者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民主要想运行良好，肯定不仅仅依赖于实现国家领导人的选举。在选举之外，还有很多其它的因素是民主制度良好运行的条件。那么，什么是那些"其他因素"呢？而美国政治，就给了观察这些"其它的"因素的机会。
地大物博的自然条件肯定是因素之一：地大物博能够大大缓冲人口和资源的矛盾，从而使经济发展不受资源、环境、土地瓶颈的制约，而经济发展总是缓解社会矛盾的良方。新兴移民国家的历史、文化条件肯定也是因素之一：作为一张白纸，美国没有多少历史债务需要清偿，也没有多少等级尊卑的文化禁锢，相反冒险、创新、实干、个人奋斗从一开始就代表了美国精神。 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我更关心的是这些"其他因素"中的政治制度因素，从这个角度去思索民主良性运行的条件。在美国的这七年，给了我观察这些制度因素的机会。如果说美国的民主当年对托克维尔冲击最大的是其"平等因素"，它对我冲击最大的，则是其"制衡因素"。在这个复杂的政治机器中，权力每启动一次，就有无数的闸门同时被启动，每一扇闸门都要鉴定这次权力的实施属于良性恶性，然后才决定是否"放行"。 三权分立、司法审查、联邦制、媒体监督、非政府组织监督、投票……这些制衡机制，我们早已通过书本耳熟能详，但是从小接受的教育却是把这些词汇揉成一团，扔到"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箩筐里不予正视。"西方的民主全都是骗人的东西"，是我们时不时能听到的论断----对于那些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极尽嘲讽之能事，确实是中国社会的奇异景观之一。不了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拒绝了解，并为这种拒绝而洋洋得意。中国早就改革开放了，现在很多中国人可以全球到处留学、旅行和出差，但不幸的是，很多人并没有克服精神上的闭关自守。"精神上开放"并不是说要去无条件地顶礼膜拜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而是指放下以前所积累的成见，保持一点虚心，一点好奇心，暂且搁置政治上的判断，真正出于知识的兴趣，去从细节上、从实际事务上去观察、去比较不同社会的运转方式。只有当一个人观察那些书本里的词汇如何在现实政治中展开时，才能认识到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且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公共生活方式。
在"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里，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可以告倒一个大型制药公司Merck，为其丈夫的死获得2.3亿美元的巨额补偿；民权组织、法院、主流媒体会联合起来为外国恐怖分子嫌疑人的权利打抱不平；普通民众可以以抗议示威的方式逼迫"有权有势"的政客将自己涨上去的工资给压回去；一个政府公务人员一年不能接受吃请超过100美元；一个"厅级干部"可以因为公车私用而丢官职；穷人可以享受政府发放的食品券以及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一个英语都不会讲的海地"民工"可以通过地方工会成功击败有钱有势的哈佛大学；非法移民的受教育权、享受医疗救助权得到法律的保护；医药公司作电视广告必须同时广播药品的副作用；哪怕比尔盖茨一年最多只能给选举捐款4.7万美元，以防止有钱人"购买"选举结果；喜剧明星可以在电视里天天调侃恶搞自己的总统……"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并不是华盛顿市一尊供人朝拜的佛像，而是一把凿子，打造每一个人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这不是说民主没有"失灵"的时候。事实上，今天很多欣赏西方民主的人往往忘记"罗马不是一天之内建成的"。美国的军队不是没有开枪射杀过示威游行的群众（1877年铁路工人大罢工），美国也有过野蛮的"强制拆迁"（1830年代开始实施的"印第安人迁徙法"），美国煤矿工人也遭受过层出不穷的矿难，美国19世纪末也存在普遍的"买官卖官"现象，到1950年代初，黑人竟然还必须把公车前面的座位让给白人……可以说，很多今天在中国引起民怨沸腾的现象其实都曾惊人相似地在美国上演过，只不过因为年代久远，人们往往忘记了"白天鹅"也有"丑小鸭"的历史。 美国政治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它的历史多么清白无辜，而在于作为一个"制衡机器"，它具有相当的自我纠错能力，从而能够实现点滴改良，而不是陷于暴政的死循环。纵观中国两千年的专制历史，民众也不是没有反抗，事实上中国农民起义史恐怕是世界上最"波澜壮阔"的，但每一次朝代的更替都使中国重新陷入暴政的新一轮循环，原因归根结底就在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权力制衡"这一制度创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政治匮乏的不是"民主传统"----西方国家的"民主传统"也非常薄弱，希腊民主经过两千年的中断很难说对西方现代民主的兴起有多少实际指导意义，中国政治匮乏的是"制衡传统"----相比之下，由于国王和贵族、教会和国王之间长期的权力争斗，西方国家的制衡传统却很发达。美国"开国之父"们制宪时就发挥了这种"充分制衡意识"，所以虽然他们制定的宪法有很多不民主、不平等、不公正之处，但是制衡的政治构造却打好了"自由"这块地基，从而使民主、平等、公正这些砖砖瓦瓦可以不断往上添加。民主成了制衡的一个衍生物，它的众多维度之一。
美国政治的"制衡机器"有多个路径：国会、政府、法院三权分立是最显然的一个路径。200年前制宪者们就发明了这种各个权力机构相互掣肘的模式：总统可以提案，但是国会必须批准；总统可以否决国会议案，但是参议院可以启动弹劾总统；国会可以立法，但是法院可以宣布法律违宪；法院虽然独立判案，但是大法官由总统提名；总统虽然可以提名法官，国会必须批准提名……这种"你虽然拽住了我的头发，但是我踩住了你的脚，他虽然扭住了你的胳膊，但是你拧住了他的脖子"的复杂格局使得任何一个权力机构都不敢轻举妄动、任意妄为。
联邦制为制约路径之二。美国从成立伊始就是个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市政府之间各有各的决策范围，互相不能干预。在同一个领域里，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不需要保持步调一致，就是相互唱反调，也稀松平常。开国之父们制宪时处心积虑限制中央政府权力，而将绝大部分公共政策的制定权交给了地方政府。虽然后来由于打击地方种族主义势力的需要、以及大萧条之后的福利国家建设，联邦中央政府权力大大加强，但至今在大多数事务上，州级政府享有自主权。
活跃的公民组织是制度制衡的第三个路径。政治学家罗伯特·布坎南曾经写过一本书叫《让民主运行起来》，其核心观点就是：只有一个充满着活跃公民组织、团体的社会政治民主才有健康运行。他用了一个词"社会资本"来形容公民组织的发达程度，"社会资本"越丰厚，民主越健康，反之则否。这与托克维尔当年对美国的观察相互印证-----在他看来，美国社会的"奇观"之一就是它叽叽喳喳、热闹纷呈的民间自治团体。
媒体和文化产业为是制衡路径之四。独立媒体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无以伦比的。911之后美国政府对恐怖分子嫌疑人的窃听计划，就是被《纽约时报》最先抖露出来，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丑闻。《圣地亚哥联合报》因为最先挖掘出前国会议员Cunningham的受贿案而获得06年普利策奖（"耳朵上的记号"）。美国的电视节目上每天既有对美国政府冷嘲热讽的恶搞节目，也有很多专家关于时政的严肃访谈和辩论。无数电影、电视、歌曲、书籍不断反思美国政治中的污点问题，在政治家耳边"警钟长鸣"。重要的是，在自由的土壤上，一般来说，对任何问题"左中右"几派的意见都可以得到呈现。麦克摩尔虽然是"布什政府的眼中钉"，这不妨碍他获得美国电影艺术学院颁发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哥大教授NicolasDeGenova虽然非常"卖国"地四处宣扬希望美国在伊战中战败，哥大校方却拒绝解雇他。查韦斯、卡斯特罗虽然是"反美斗士"，美国人不但可以拍《对民主的战争》、《卡斯特罗》这样为他们歌功颂德的电影，而且电影的播放在美国也畅通无阻。虽然这些媒体报道和文化产品时常让政府颜面失尽，却也常常能够督促政府"悬崖勒马"，避免酿成灾难性的结局。
最后一个制衡路径是投票选举本身。如前所述，民主从功能上讲是制衡的一个维度。"民主不仅仅是选举"这个道理，几乎已经家喻户晓，不过有些人似乎把这句话诠释成了"民主不需要选举"。我以为，对选举的认识不能矫枉过正。对于真正的民主制度而言，"选举"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选举是万万不能的。选举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给民众一次机会将他们不满的政治家赶下台，同样重要的是选举动员过程所激活的公共生活：它带动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讨论----比如
08年美国总统竞选过程，奥巴马、希拉里等人的一言一行带动媒体、公众讨论合理的贸易政策是什么样的、合理的环保政策应以什么为重、美军从伊拉克何时撤军合适、资本收入该不该加税……等等重大公共政策；它向政治家传达民间的声音，迫使他们根据民意的风吹草动来调整自己的议程；它给民众提供一个参政的渠道，每次美国大选都有无数普通人通过捐款、志愿者行动等方式卷入选举进程；它促进公民的公共意识，训练公众的组织能力-----选举带动了政党的产生，政党带动了草根民间组织的产生，草根民间组织将普通人卷入公共事务……总之，"真正的民主不仅仅选举"，但是真正的选举也不仅仅是投票，而是一个无数公民向公共生活凝聚的动态过程。
当然权力制衡也有失效的时候。历史上而言，制衡失败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奴隶制问题的长期悬而不决。1857年最高法院以黑人不是公民为理由，在
DredScottv.Sandford案中驳回了一个黑奴DredScott争取成为自由民的诉讼请求，从而使黑奴问题失去了在宪政体制内得以解决的机会。后来虽然奴隶制在南北战争中被废除，而且1868年的宪法第14修正案赋予了黑人公民地位，该修正案却长期得不到实施。甚至在1896年的
Plessyv.Ferguson案例中，最高法院判决种族隔离政策并不违宪（该判例直到1954年才被推翻），再次说明权力的层层关卡和制衡并不总能产生保护人权和自由的结果。当然，当各个权力机构、公民社会、媒体都不能启动闸门纠正一个错误时，很可能是因为整个社会的"觉悟"还不够高，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这到底是政治的失败，还是社会的失败了。 今天我们还是能看到不少制衡"失灵"的地方。比如很多人认为03年国会批准伊战以及后来的批准大额战争拨款，就是立法机构对布什政府失去制衡意识的表现。又比如由于相关利益集团的强大力量，美国的军费开支匪夷所思地庞大----比如，一项分析表明，美国政府每年用于能源研发的费用，仅仅相当于军费一天半的开支-----但没有足够的体制制衡力量去纠正这种荒唐。巨额农业补贴，在巴以冲突上的"拉偏架"……都可以说是民主制度失灵的表现。虽然这些失灵值得批评，但因此把民主制度说得一文不值却是一种"智力上的懒惰"。承认民主既给美国社会带来很多切实的进步和改善，同时也承认它还是有无力解决的问题，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杯子不是满的，同时也承认半满的杯子总比全空的杯子要好，才是一种智力上的承担。
权力制衡的意义在于促进利益均衡。通过充分制衡做出来的决策，一般不至于"赢者全赢，输者全输"，各方利益都能沾点光，从而缓和政治矛盾。比如，07年提高最低工资的通过，经过参众两院、共和民主两党、国会政府经过多方博弈，最后一方面提高了最低劳工工资，另一方面也附带了给小企业减税条款，雇工和雇主的利益同时得到了一定限度的保护。又比如06年那次纽约地铁工人大罢工，最后一方面工人的养老金低贡献率得以维系，另一方面工人又必须略微提高对医疗保险的贡献率，同样是"斗争双方"都必须做出妥协。第三个例子，新泽西州政府与州议会为消费税增加闹僵之后，最后的结果是：议会同意增税，但是政府必须同意将部分税收返回老年贫困群体。无数这样的例子表明，充分制衡的结果就是，在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中，谁也不能全面得逞，在有所得的同时也要有所让。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我们始终不大愿意正视政治的"利益集团"特征，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宁愿使用"人民群众"这样含糊其辞的概念。其实，哪有什么抽象的"人民群众"呢？当纽约地铁工人以搞瘫全市交通要挟涨工资时，这些地铁工人固然是"人民群众"，但那些怨声载道的纽约居民就不是"人民群众"吗？当美国的那些宗教右翼坚决反对堕胎时，他们固然是"人民群众"，但是那些支持妇女堕胎权的自由左翼就不是"人民群众"吗？同理，北京上海人愿意维系本地人较低的大学录取分数线，在这个问题上，北京上海居民是人民群众，全国其他地方的居民就不是人民群众吗？当政府向偏爱的大型国企贷款从而保护了国企员工的利益时，国企员工自然是"人民群众"，但很多因此失去贷款机会的中小民营企业员工就不是"人民群众"吗？正是那种常见的"整体主义"的"
人民群众观"，那种不同社会阶层、团体具有统一利益的幻觉，导致了那种"整体主义"的政治观，似乎一个政治势力就可以全方位地代表全体"人民群众"。
除了利益均衡，充分制衡另一个更大的好处是提高政治决策的理性成分。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不同利益之间的简单加减法，而是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对话当中找到一个最合乎公共利益的政策方案。当代有不少政治哲学家都倡导一个叫"协商式民主"的观念。"协商式民主"是针对"统计式民主"而言的，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注重民主过程所推动的政治协商，而后者仅仅注重选票的计算。一个充分制衡的政治制度，等于无形中增加这个制度里的"协商点"，从而尽量消减公共政策中的专断性。从总统到国会，从参议院到众议院，从国会到法院，从政府到公众、到NGO、到媒体，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当一个权力机构试图说服另一个权利机构为其倡议"打开闸门"时，都必须"给个理由先"。如果它无法做到"给个理由先"，要么它必须将其政策修正到对方认为"合理的程度"（比如07年最低工资法的制定过程中，参议院共和党迫使民主党在提高最低工资的同时给小企业减税），要么该政策得不到通过或者只能在小范围内实施（比如有很多州拒绝执行"爱国法令"中的"窃听恐怖分子嫌疑人"条款）。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民主200年来具有越来越强大的纠错能力。充分制衡意味着强制性的对话，而根据哈贝马斯，充分、有效的对话是政治现代性的要旨。虐俘丑闻出现之后，美国各界声势浩大的抗议迫使政府"悬崖勒马"，审判虐俘者并签署反虐待条款。当"给个理由先"这个尚方宝剑时时刻刻伸出来挡住一个公共政策的去路时，这个政治机器的理性程度也就被迫不断提高。 托克维尔----乃至以前的柏拉图的观念失误正在于此：他们高估了民主制度的"统计"功能，低估了民主所推动的"协商"过程，所以才悲观地预测民主终将导致"多数暴政"和整个社会的"平庸化"。事实上，我们观察今天美国的民主，既能看到democracy（民主），也能看到meritocracy（优者胜出）。一方面"多数人"的福利底线能够通过民主得到维护，另一方面"少数人"的精英主义冲动也没有因此被消灭，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不但能够在这个制度中找到展示途经，而且一般来说能够得到相应回报。所谓实现"美国梦"不仅仅是住上"洋房花园"，而是指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正反馈机制中实现个人尊严。 当然美国式的富足也造就了无数坐在沙发上吃着垃圾食品、看着垃圾电视节目的"平庸"人群----而这正是托克维尔所担心的，但是美国无论在科技、艺术、音乐、文化、商业、金融……领域，各行各业里优秀人才仍然层出不绝，那些没有民主化的国家、或者那些自称更民主的国家，似乎都很难号称自己的科技、文化、商业产品更"优秀"。当无数普通民众开始走进大都会博物馆欣赏艺术品，去林肯中心听歌剧，坐在咖啡馆里聊政治，谈论貌似"事不关己"的全球变暖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民主最后的结果不仅是"大量贵族的平民化"，更是"大量平民的贵族化"。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又可以说美国民主之所以避免了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暴政"和"社会平庸化"，正是因为美国国父们将"托克维尔式的悲观"溶入了制宪时的考虑。他们对暴政----无论来自政府还是民众---有着充分的估计和警觉，所以才设计了一个各方"充分制衡"的复杂政治机器。联邦党人害怕"多数暴政"，所以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中加入了很多精英主义的成分，刻意回避古希腊式的直接民主；反联邦党人害怕"政府暴政"，所以在制度中加入了很多个人权利条款，为权利的平等化发展打下了制度基础。复杂的制衡装置使精英主义和平民权利、理性和利益之间形成一种均衡互动，维系美国200多年来大多数时候的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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