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政府於2017年底將大國定位為“戰略對手”後的兩年時間裡，中美關係經歷了以貿易對抗為核心的巨大震盪，日益滑入彼此敵視的不歸路。
從上個世紀九十年初兩國恢復關係後，中美關係從以建設性為基調轉向以戰略競爭為基調，經歷了漫長的過程，然而從戰略對手到戰略敵人的關係轉換卻表現出快速演進的趨勢。短短兩年時間裡，雙方關係突破“戰略敵人”的新臨界點越來越近。
從經濟戰線到意識形態領域，從印度-太平洋的廣闊區域到大國境內及周邊的敏感點，從重啟中程彈道導彈項目到建立太空軍擴大太空戰略優勢，美國在幾乎所有方面都在將大國作為假想敵，並採取切實的步驟和措施，以預應挑戰和危機。
正如很多美國政要所言，華盛頓對華政策新共識已經形成。驅使其就對華認識和政策作出重大改變的是以一種“必然論”替代另一種“必然論”。
在美國朝野政治圈子裡，瀰漫着一股追悔莫及的濃厚氣氛。美國各界反省甚至指責從尼克松到克林頓都錯誤地認為，對大國採取接觸的融合政策，促進大國融入世界秩序，就會使大國接受經濟自由價值觀，變得開放，變得更像美國。他們失望地覺得，正好相反，自那以後，美國變得更像大國，美國為了幫助大國發展經濟，為了全球目標，犧牲了本國人民福祉，並且受到來自大國的漆片和改變，美國人是在自掘墳墓。
回到歷史現場，在大國加入WTO的關鍵時刻，為此開綠燈的美國在冷戰後的首任和平總統——克林頓，曾在霍普金斯大學中國高級研究院的講壇上熱情洋溢地面對聽眾說道，“大國的道路自己主宰，我們只能儘量影響而無法決定大國的抉擇。但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可以把大國朝着正確的方向猛推一把，也可以把大國往錯誤的深淵裡狠踹一腳——這一切都取決於我們的選擇。”“美國的繁榮與安全，乃至世界的繁榮與安全，和大國息息相關”，這些協議（指批准大國加入WTO）“將不可逆轉地促使大國按要求向全世界開放自己的市場，向我們的商品和各種新型服務業態敞開大門。”
美國現任貿易談判代表萊特希澤當時正在野，這位瘦高個的律師不遺餘力地向興致勃勃的克林頓和他的美國支持者潑下冷水：“經濟增長不一定能帶來鄭智自由”，“牢固的貿易關係並不是和平關係的保證，相反，繁榮往往助長衝突”。在《我們終將後悔的一項交易》中，萊特希澤更是從正面指出，大國意在成為亞洲的主導力量，毫不顧及美國的正當關切。
克林頓代表了自尼克松以來美國的主流人群的主流立場，代表了美國建國以來對華善意的基本面，代表了美國官方的對華政策邏輯。而萊特希澤則代表了與克林頓們形影不離的另一種聲音，它們一直在不屈不撓地發出，但在多數時候並未實際影響政府政策。從目前的狀況看，萊特希澤的話猶如先知般令一些人醍醐灌頂。
然而看待中美關係，還需要更寬廣的視野，需要從大歷史、大格局中予以審視。
美國在建國以後的一個半多世紀裡，孤立主義主導了國家政策，悶聲不響地發展經濟，改善政治，對世界事務表現得漠不關心。在亞歐大陸，它僅僅滿足於支持或構建地區均勢。比如在歐洲，它支持英國構建的大陸均勢；在亞洲，它提出“門戶開放、利益均沾”，積極推動構建亞洲特別是東亞的地區均勢。
在相當長時間裡，美國人對領導世界秩序表現得三心二意。
十九世紀末，美國已經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和最強大的海軍，但它並不急於從日不落帝國那裡“搶班奪權”，而是依然對其保持總體尊重和支持。
一戰期間，眼看着世界秩序即將毀於一旦，美國才在最後時刻出手挽救危局，並在戰後心不在焉地倡導一種新的世界秩序。由於孤立主義國策尚未改變，這項努力並不成功，因此十餘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再次爆發。
孤立主義仍然桎梏着美國的外交政策。如果不是日本發動珍珠港事件，美國絕不會那麼快加入戰爭，也不會迅速改變戰爭格局。
二戰後，美國在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半個世紀後，水到渠成地開始領導世界秩序，基於“四警察”理論，主導構建戰後世界秩序。
在意識到蘇聯可能帶來的戰略威脅後，美國聯合盟友發起了冷戰，捐棄前嫌與大國合作，最後贏得冷戰勝利，並成為有史以來唯一的全球首要大國。
美國是一戰的關鍵終結者，二戰實際領導者，並在戰後領導創建了世界新秩序。冷戰後，憑着獨一無二的地位，美國又試圖打造以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普世價值全球化為核心的全新世界秩序。
回顧歷史，可以看出，美國從建國以來都穩健地走在成功的道路上，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世界秩序中。它並不急於或者樂於充當世界的領導者，直到它認為，除非本國成為世界的支柱，否則這個世界就無寧日，於是挺身而出擘畫了戰後的新世界。
一旦它下定決心，總能笑到最後。
美國外交政策正在回歸大國競爭和地緣政治。特朗普政府認為它的數個前任政府對於歷史前提的假設是錯誤的，用事實肯定了“萊特希澤式預言”。然而至少從表面上看，美國人從一個“必然論”陷入了另一個“必然論”，即認為大國崛起後必然會成為其“掘墓人”。然而並非如此。
從大歷史的角度看，美國設計的以自由為核心的全球化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可能會有曲折或者短暫的停滯及方向的改變，然而其自身規律決定了，它有難以逆轉的自我糾錯機制，任何國家都無法走向其反面，或者脫離其軌道而自行建立一條新的路徑，無論它看上去有多麼強大。這就是“全球化魔咒”。
將國會和新聞媒體作為主要陣地的美國建制派遵循一種傳統的思維和政策模式，對華設計一條新型冷戰——次冷戰路線。
在特朗普看來，那些正統的美國人想錯了，不僅僅是克林頓、奧巴馬這些他所鄙夷的前總統們，而且包括現有體系中的那些建制派。
比起建制派們的固執思維，特朗普顯得與眾不同，它不太熱衷於正治和價直觀，儘管他重視軍事，並將軍事手段作為最後威懾，但其政策主線是地產商模式，將經濟戰作為其對大國政策的核心手段，旨在通過一系列極限施壓和經濟對抗，迫使對方接受全球化秩序下的美國“規矩”，達到不以“熱戰”甚至是“正治戰”、“意思形態戰”的方式，而僅僅以商業化模式，屈大國之“兵”，迫使其回到其所新定義的全球化秩序——或者直截了當地說——美國秩序中。
姑且稱之為特朗普式的世界新秩序。他的“退群”及“消解”WTO之所為，正是打破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起始。
美國和美國人的真正挑戰是，如何將建制派們的戰略和特朗普的戰略融合為一套新的戰略。而它一旦最終成型，將意味着在熱戰和冷戰之後開闢一條新的戰線。對於它的對抗者來說——除非它不遵循“全球化魔咒”，一意走向全球化的反面，一絲不掛地脫離全球化秩序，否則美國的挑戰將是致命的。
而再次回到小國寡民狀態，對於任何人來講都是無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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