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底将大国定位为“战略对手”后的两年时间里，中美关系经历了以贸易对抗为核心的巨大震荡，日益滑入彼此敌视的不归路。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初两国恢复关系后，中美关系从以建设性为基调转向以战略竞争为基调，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然而从战略对手到战略敌人的关系转换却表现出快速演进的趋势。短短两年时间里，双方关系突破“战略敌人”的新临界点越来越近。
从经济战线到意识形态领域，从印度-太平洋的广阔区域到大国境内及周边的敏感点，从重启中程弹道导弹项目到建立太空军扩大太空战略优势，美国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在将大国作为假想敌，并采取切实的步骤和措施，以预应挑战和危机。
正如很多美国政要所言，华盛顿对华政策新共识已经形成。驱使其就对华认识和政策作出重大改变的是以一种“必然论”替代另一种“必然论”。
在美国朝野政治圈子里，弥漫着一股追悔莫及的浓厚气氛。美国各界反省甚至指责从尼克松到克林顿都错误地认为，对大国采取接触的融合政策，促进大国融入世界秩序，就会使大国接受经济自由价值观，变得开放，变得更像美国。他们失望地觉得，正好相反，自那以后，美国变得更像大国，美国为了帮助大国发展经济，为了全球目标，牺牲了本国人民福祉，并且受到来自大国的漆片和改变，美国人是在自掘坟墓。
回到历史现场，在大国加入WTO的关键时刻，为此开绿灯的美国在冷战后的首任和平总统——克林顿，曾在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高级研究院的讲坛上热情洋溢地面对听众说道，“大国的道路自己主宰，我们只能尽量影响而无法决定大国的抉择。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可以把大国朝着正确的方向猛推一把，也可以把大国往错误的深渊里狠踹一脚——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选择。”“美国的繁荣与安全，乃至世界的繁荣与安全，和大国息息相关”，这些协议（指批准大国加入WTO）“将不可逆转地促使大国按要求向全世界开放自己的市场，向我们的商品和各种新型服务业态敞开大门。”
美国现任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当时正在野，这位瘦高个的律师不遗余力地向兴致勃勃的克林顿和他的美国支持者泼下冷水：“经济增长不一定能带来郑智自由”，“牢固的贸易关系并不是和平关系的保证，相反，繁荣往往助长冲突”。在《我们终将后悔的一项交易》中，莱特希泽更是从正面指出，大国意在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毫不顾及美国的正当关切。
克林顿代表了自尼克松以来美国的主流人群的主流立场，代表了美国建国以来对华善意的基本面，代表了美国官方的对华政策逻辑。而莱特希泽则代表了与克林顿们形影不离的另一种声音，它们一直在不屈不挠地发出，但在多数时候并未实际影响政府政策。从目前的状况看，莱特希泽的话犹如先知般令一些人醍醐灌顶。
然而看待中美关系，还需要更宽广的视野，需要从大历史、大格局中予以审视。
美国在建国以后的一个半多世纪里，孤立主义主导了国家政策，闷声不响地发展经济，改善政治，对世界事务表现得漠不关心。在亚欧大陆，它仅仅满足于支持或构建地区均势。比如在欧洲，它支持英国构建的大陆均势；在亚洲，它提出“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积极推动构建亚洲特别是东亚的地区均势。
在相当长时间里，美国人对领导世界秩序表现得三心二意。
十九世纪末，美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和最强大的海军，但它并不急于从日不落帝国那里“抢班夺权”，而是依然对其保持总体尊重和支持。
一战期间，眼看着世界秩序即将毁于一旦，美国才在最后时刻出手挽救危局，并在战后心不在焉地倡导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由于孤立主义国策尚未改变，这项努力并不成功，因此十余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爆发。
孤立主义仍然桎梏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如果不是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美国绝不会那么快加入战争，也不会迅速改变战争格局。
二战后，美国在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半个世纪后，水到渠成地开始领导世界秩序，基于“四警察”理论，主导构建战后世界秩序。
在意识到苏联可能带来的战略威胁后，美国联合盟友发起了冷战，捐弃前嫌与大国合作，最后赢得冷战胜利，并成为有史以来唯一的全球首要大国。
美国是一战的关键终结者，二战实际领导者，并在战后领导创建了世界新秩序。冷战后，凭着独一无二的地位，美国又试图打造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普世价值全球化为核心的全新世界秩序。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美国从建国以来都稳健地走在成功的道路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世界秩序中。它并不急于或者乐于充当世界的领导者，直到它认为，除非本国成为世界的支柱，否则这个世界就无宁日，于是挺身而出擘画了战后的新世界。
一旦它下定决心，总能笑到最后。
美国外交政策正在回归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特朗普政府认为它的数个前任政府对于历史前提的假设是错误的，用事实肯定了“莱特希泽式预言”。然而至少从表面上看，美国人从一个“必然论”陷入了另一个“必然论”，即认为大国崛起后必然会成为其“掘墓人”。然而并非如此。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美国设计的以自由为核心的全球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可能会有曲折或者短暂的停滞及方向的改变，然而其自身规律决定了，它有难以逆转的自我纠错机制，任何国家都无法走向其反面，或者脱离其轨道而自行建立一条新的路径，无论它看上去有多么强大。这就是“全球化魔咒”。
将国会和新闻媒体作为主要阵地的美国建制派遵循一种传统的思维和政策模式，对华设计一条新型冷战——次冷战路线。
在特朗普看来，那些正统的美国人想错了，不仅仅是克林顿、奥巴马这些他所鄙夷的前总统们，而且包括现有体系中的那些建制派。
比起建制派们的固执思维，特朗普显得与众不同，它不太热衷于正治和价直观，尽管他重视军事，并将军事手段作为最后威慑，但其政策主线是地产商模式，将经济战作为其对大国政策的核心手段，旨在通过一系列极限施压和经济对抗，迫使对方接受全球化秩序下的美国“规矩”，达到不以“热战”甚至是“正治战”、“意思形态战”的方式，而仅仅以商业化模式，屈大国之“兵”，迫使其回到其所新定义的全球化秩序——或者直截了当地说——美国秩序中。
姑且称之为特朗普式的世界新秩序。他的“退群”及“消解”WTO之所为，正是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起始。
美国和美国人的真正挑战是，如何将建制派们的战略和特朗普的战略融合为一套新的战略。而它一旦最终成型，将意味着在热战和冷战之后开辟一条新的战线。对于它的对抗者来说——除非它不遵循“全球化魔咒”，一意走向全球化的反面，一丝不挂地脱离全球化秩序，否则美国的挑战将是致命的。
而再次回到小国寡民状态，对于任何人来讲都是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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