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祝願所有萬維的朋友們馬年新春佳節快樂! 謝謝大家過去一貫的支持和鼓勵. 從你們身上我受益良多,更享受到分享藝術的喜悅和愛的溫暖.更祝願所有專制土地上的人們儘早融入民主世界的大家庭,過上言論自由,毫無恐懼的舒暢日子. 艾未未回國的悖論 威廉 “我是中國人，當我回到中國時，並不感到焦慮或迷惘，也不認為這個決定充滿危險。”這句話出自艾未未之口，立刻在中文輿論場炸開了鍋。說話的人，不是普通回鄉探親的華僑，而是曾在汶川地震後用藝術撕開權力傷疤、在 2011 年被關押 81 天、在西方被當作“中國最危險的人”的異見藝術家。 10 年前，艾未未帶着“被國保盯上”“護照被扣”的經歷離開中國，在柏林、倫敦、葡萄牙輾轉居住，如今卻在德媒、華文媒體的專訪中，反覆強調歐洲的生活困難是中國的“十倍”，抱怨德國社會冷漠、官僚，稱在瑞士開不了戶，在德國多次被銀行關賬戶，反倒是北京的銀行幾分鐘就幫他把多年不用的賬戶重新激活；北京的日常生活在他眼中更自然、更有人情味。 更讓人驚詫的是，他在談到地緣政治時說：中國不是試圖對外擴張的國家，但在民族尊嚴和國家自尊問題上“絕不會妥協”。這句話在台灣問題上很容易被解讀為為強硬路線“站台”。於是，一個直觀的問題擺在眼前：艾未未變了，還是世界變了？
從“豆腐渣校舍”到“最危險的人” 回顧艾未未之前的軌跡，很難否認他在一段時間內站在了中國公共討論的最前沿。2008 年汶川地震後，成百上千所學校倒塌，家長指控校舍偷工減料。官方遲遲不肯公布遇難學生姓名，並淡化“豆腐渣工程”的責任問題。艾未未帶着志願者一戶一戶去核對名單，整理出學生姓名，然後在 2009 年慕尼黑“悼念”裝置中，使用九千個彩色書包，在美術館外牆拼出那句母親的話：“她在這個世界上開心地生活過七年”。 這件作品後來被他稱作“讓我成為中國最危險的人的作品”。危險，並不是因為形式，而是因為它逼着公眾直視那些被掩蓋的死亡，把“責任”這個詞放在體制面前。 2011 年 4 月，他在首都機場被以“經濟犯罪”名義帶走，秘密關押 81 天，隨後獲釋，但護照被扣，長期不得出境。直到 2015 年，才在外界持續關注下拿回護照，離開中國赴德居住。那幾年，紀錄片《Ai Weiwei: Never Sorry》在歐美上映，他憑藉汶川調查、草泥馬杯子、北京監控攝像頭等作品，成了西方眼中“中國一切問題”的象徵人物，也成了許多中國人心中“敢說真話”的藝術家。 可以說，這一階段的艾未未，把個人藝術實踐變成了公共現場。他把對權力的質疑、對人權的關注，清清楚楚寫在裝置、影像、社交媒體和採訪里。無論對其作品美學如何評價，他的立場當時是明確的：揭露、衝撞、拆穿。 艾未未當年之所以被視為“最危險的人”，正是因為他逼迫社會面對那些“不方便談”的現實。在 2026 年的今天，這些現實不但沒有消失，反而在許多領域更為嚴厲。 天安門鎮壓已經過去 36 年，但中國人權捍衛者組織在人權日發布的報告指出，至少還有 14 名當年參與或隨後因紀念“六四”被捕的人，至今仍在獄中或反覆被以其他罪名囚禁。這些人既不是“境外勢力”，也不是被資本包裝的藝術家，只是堅持講述 1989 年記憶的普通公民。 藝術界的打壓同樣在升級。2024 年 8 月，長期以諷刺毛澤東雕塑著稱的高氏兄弟之一高震，在從美國回國探親時被以“侮辱英雄烈士”罪名拘捕，警方搜走他十多年前創作的“毛的懺悔”等作品；根據《英雄烈士保護法》的新條款，他可能面對最高三年刑期。國際人權組織指出，這種對舊作的“追溯性處罰”，嚴重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這與艾未未當年因“經濟問題”被帶走、四年不能出境，顯然屬於同一種國家邏輯：不允許對官方敘事作出“非授權的解讀”。 從律師到公民記者，從勞工維權者到網絡寫作者，這些年中國出現過一波又一波被捕、被失蹤的人。每一波浪頭裡，都可以看到當年艾未未所關心的那些關鍵詞：程序正義、信息公開、責任追究。可以說，他早年的作品，對應的是一種至今仍在加碼的現實。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曾經因為汶川、因為人權被稱為“異見者”的藝術家，回國後若只是出於孝心探母，保持沉默，本身並不會引起太多苛責。外界真正敏感的，是他一邊享受“安全回國”的機會，一邊用自己的名聲去為一個並未改弦更張的政治秩序“美言幾句”。 這就是艾未未悖論：他放棄了他曾經用藝術抗爭的表達思想的權利，從此進入了一個中國政府為他的犬儒行為鋪就的幸福生活，於是，他10分鐘就激活了多年未用的銀行賬戶，於此同時，我們知道一些在海外批評中國政府的“異議人士”的銀行賬戶被政府凍結，退休金被取消。
價值觀的斷裂：制度與日常不能互相抵消 離開中國十年後，艾未未從柏林日報到華文媒體的發言，呈現出一種明顯的轉向。在《柏林日報》專訪中，他描述德國社會“冷漠”“官僚”，說自己十年間“幾乎沒有人邀請他去家裡做客”，形容在歐洲作為個體“感到束縛和不安全”。他抱怨德國銀行關閉他的賬戶，在瑞士開不了戶，而在北京幾分鐘就能恢復多年不用的賬戶，得出的結論是：歐洲日常生活的困難“至少是中國的十倍”。 這些抱怨並非憑空捏造。過去幾年，歐洲確實在反洗錢、制裁、合規上不斷收緊，一些銀行對“敏感客戶”關戶或拒絕開戶，已經有不少報道；西歐社會普遍存在的冷淡、邊界感，也與中國大城市的“熱鬧熟人社會”氣氛不同。這些感受有其真實的一面。 問題在於，艾未未沒有停在“個人經驗”的層面，而是把這些生活中的麻煩，直接推演成一種文明比較：“在歐洲，日常困難是中國的十倍”；“北京普通人的生活更自然、更有人情味”。在另一篇英文報道中，他甚至說：“你們西方已經沒法和中國競爭了”（Ai Weiwei, interview, The Times, 15 Jan. 2026）。 當一個曾經深知戶籍、喝茶、被失蹤滋味的人，開始用“辦事效率”“日常便利”來為一個高壓體制增添光環，這種反差讓熟悉他的人感到非常驚詫。 艾未未的經歷，給人的矛盾感，恰恰在於這種斷裂。過去，他用汶川書包裝置、用“草泥馬”杯子、用鏡頭中的被拆民居和訪談，把“人權”“公民權利”這些抽象詞變得具體可感。今天，他用歐洲的銀行流程、鄰里冷淡，去否定歐洲的價值傳統，這是同一條生命里截然不同的兩種敘述。 歐洲當然並不完美。近年來，歐洲內部的民粹主義、種族主義、難民問題、經濟停滯，確實讓這個“舊大陸”疲憊不堪。歐元危機後，英國脫歐、法國黃背心、德國極右翼崛起，美國自身則經歷了大選爭議、國會山暴力衝擊等憲政壓力測試。對很多旁觀者來說，“西方模式”已經不再輕易自信。 但是，銀行難開戶、官員辦事拖拉、鄰里不熱情，這些日常問題，不能簡單推翻憲政制度本身的價值。歐洲的司法獨立、新聞自由、多黨競爭、三權分立，依舊在運作。政府可以被罵，政黨可以下台，媒體可以調查總理，藝術作品可以直接諷刺國家元首而不用擔心“侮辱領袖”入罪。在最糟糕的日子裡，歐洲的記者、作家、藝術家，仍然可以對本國權力“窮追猛打”。 這些制度性保障，並不會因為一個藝術家在銀行受了委屈就突然消失。同樣，中國城市的商業便利、支付系統的高效、街頭的熟人氛圍，也不會沖淡《國家安全法》《英雄烈士保護法》背後那些實實在在的案件。把這兩類東西混在一起比較，並把“日常舒服”當成“政治正確”，是一種很容易誤導公眾的敘事方式。
台灣、擴張與“民族尊嚴”的雙重語境 在這次風波中，艾未未那句“中國不是試圖對外擴張的國家，但在民族尊嚴和國家自尊問題上絕不妥協”，格外敏感。單看這句話，它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民族主義防禦論”：中國不會主動擴張，但不會在國家尊嚴上讓步。問題在於，這句話落在俄烏戰爭、台海局勢、美中博弈的當下，很難不被聽成對“用武力統一台灣”的潛在辯護。 過去十年，台灣問題已經被當作最高權力者手裡最重要的一根槓桿。反腐、整軍、黨內集權之後，要進一步鞏固權威，需要一個能夠持續動員情緒、轉移矛盾的議題，台灣剛好承擔了這個角色。每逢國際局勢緊繃、國內經濟下行，“反獨促統”“祖國統一大業”就會被反覆強調，變成電視新聞、社交媒體、校園教育的共同背景。民族主義被一點點推高，愛國與否被簡化成對“武統”態度的表態。 在這種敘事框架下，北京在周邊的海洋擴張已經從“爭議”變成“既成事實”。南中國海大規模填海造島、部署軍機雷達，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劃設，幾乎每周都有的軍機、軍艦繞台行動，本質上都在製造一種“既然每天都在來，將來再跨一步不過是順勢而為”的心理。對台灣社會而言，這不是抽象的“壓力”，而是日常生活中的騷擾：民航航線需要調整，漁船作業要避開軍演區，年輕人一邊準備考試、上班，一邊在新聞上刷到“今日共機擾台架次”。 如果把這些現實放在桌面上，就很難再用“不是試圖對外擴張的國家”一句話一筆帶過。執政者想建立的，不只是一個“和平崛起”的現代國家，而是一個包括台灣在內、對周邊海域擁有實質控制權的“大中華帝國”，這一點已經擺在桌面上。問題變成：如何認識這個事實？如果在不放棄武力選項的前提下去追求這個目標，將把整個中華民族拖向怎樣的深淵？ 俄烏戰爭已經給世界上了一課：當一個政權口中“歷史疆域”“民族復興”的敘事，遇上“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底線，戰爭並不是抽象的推演，而是真實的血與火。對於講普通話、看同一批綜藝、刷同一個短視頻平台的兩岸民眾來說，一場台海戰爭意味着什麼，很難誇大：大量年輕人被推上戰場，沿海工業心臟地帶被炸毀，國際產業鏈重新布置，幾十年建設一夜清零，戰後還要面對長期的軍管、清洗與寒蟬效應。那將是一場以“民族尊嚴”為名、以整個民族為代價的大災難。 就政治現實而言，台灣問題已經成為現任領導人擴張權力、重塑黨國結構的核心議題之一。對內，可以借“反分裂”“反滲透”之名進一步壓縮言論空間，把不同意見打成“配合敵對勢力”；對外，可以用“核心利益”“底線”迫使周邊國家在經貿與安全之間選邊站。戰爭即便不爆發，長期高強度備戰也會把社會資源大量抽走，用在軍備競賽和對內維穩上。 在這樣的格局裡，“民族尊嚴”被不斷與“領土完整”“統一大業”捆綁在一起。媒體反覆強調“收復台灣才能洗雪百年恥辱”“不統一就談不上真正的民族復興”，讓公眾逐漸接受一個前提：只要掛上“尊嚴”和“統一”的牌子，任何代價都可以討論。久而久之，“尊嚴”從保護個體免遭侮辱與壓迫的權利，悄悄變成國家可以要求人民隨時犧牲的理由。 從邏輯上說，“民族尊嚴”並不必然等於“以武力解決政治爭端”。真正的尊嚴，可以體現在尊重少數民族與弱勢群體的權利，體現在容許不同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並存，體現在承認台灣 2300 萬人的意願與安全也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不是被犧牲的一角。但在當前官方語境中，“尊嚴”和“領土”“統一”往往被緊緊捆在一起，特別容易滑向一種對內對外都一味強硬的姿態。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有過汶川經驗、坐過 81 天黑牢、長期以人權議題聞名的藝術家，如果在談到中國與世界、台灣與大陸時，只是順着這套話術往前走一步，說“不是擴張國家，但在尊嚴問題上絕不妥協”，效果就不僅是“話說得不夠細”，而是給一整套危險的政策框架加上了道義包裝。一個真正熱愛和平的藝術家，按理更需要毫不含糊地反對用戰爭解決內部與鄰里的矛盾，特別是在看到俄烏戰爭、加沙衝突帶來的慘烈教訓之後，更應該對任何形式的“武統浪漫主義”保持清醒警惕。 從這個角度看，艾未未在這裡沒有展開任何必要的反思，只是順着當下高頻出現的“尊嚴—統一”話術走了一步。這一步，對許多曾經把他視為“時代前面的思想領袖”“站在人權高地的藝術家”的人來說，是難以接受的。因為它不只是一個人的立場變化，而是在一個本來需要反戰聲音的現場，缺席了一個本應清晰的“不”。
中國人權現實：艾未未當年批評的對象並沒有消
歷史上，知識分子“流亡—回國”的故事並不少見。中國內部就有不同的路徑。 范曾在 1980 年代末後旅居法國，後來在官方邀請和安撫下回國任教、辦展，漸漸成為體制內的“國畫大師”，頻頻出現在官方文化外交場合，被包裝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代表”。他回國後的氣質很清楚：以弘揚傳統文化為主，避免觸碰敏感政治議題，與官方敘事保持高度一致。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一種主動融入體制的選擇。 與此相對，索爾仁尼琴的回國路徑完全不同。這位揭露勞改營體系的“俄羅斯良心”，在佛蒙特小鎮流亡多年後，於 1994 年蘇聯解體後返回俄羅斯。他在演講和寫作中，對葉利欽時期的俄羅斯仍然保持尖銳批評，既不為舊體制洗白，也不為新寡頭資本主義站台。他感謝美國鄉鎮給予他的庇護和寧靜生活，同時明確指出俄羅斯仍有長期的精神和政治危機。 兩種回國路徑，一個是與政權互相成就，一個是懷着批判之心重返故土。 放在今天的艾未未身上，情況更加微妙。中國不像 1994 年的俄羅斯，政治體制沒有發生本質變化，反而在過去十幾年裡明顯收緊；言論空間比他當年被捕前更窄，藝術和出版的審查更嚴。艾未未選擇回國探母，這是人之常情；但在講話時，如果把矛頭主要指向歐洲，把批評火力集中在西方媒體、金融體系和“政治正確”，而對中國內部的人權問題隻字不提，再加上那句“在民族尊嚴和國家自尊問題上絕不會妥協”的“補位”，整體效果就變成了為北京的強硬路線加了一層“流亡者背書”。 這與他當年因為汶川孩子的書包被視作“危險人物”的形象，形成了強烈反差。 近年不少華語公共人物，都出現了一種類似的軌跡：年輕時批評中共，離開中國後逐漸把批判重心轉向西方，把中國問題放到一邊。這種轉向，有其心理和現實層面的原因。 長期流亡與移民生活，確實容易帶來疲憊感、邊緣感，藝術家在異國的邊緣處境，也會與當地“政治正確”“文化市場”發生摩擦。艾未未本人與德國文化圈的關係，並非一直順暢，作品、展覽和他對歐洲難民危機、以巴問題的觀點，也曾在西方輿論場引發爭議。 在這種情況下，把個人在西方遭遇的不公、冷淡甚至誤解，歸結到“西方文明的虛偽”“歐洲民主的沒落”，是一條很誘人的敘事捷徑。既可以解釋自身挫折，又可以獲得一部分中國觀眾的共鳴——尤其是在國內輿論長期強調“西方雙標”的背景下。 問題不在於能不能批評歐洲，而在於用什麼坐標來批評。 如果坐標仍然是“權力是否受制約、個體是否有基本權利保障”，那麼可以也應該看到西方在對待難民、少數族裔、貧困階層時的制度失靈，也可以批評歐洲在對華關係中對人權議題的軟弱與交易。 但如果坐標悄悄變成了“哪裡辦銀行卡更方便”“哪裡鄰居更熱情”“哪裡生活沒那麼累”，那就等於把當年自己堅持的人權標準放到了後排。這樣的批評，只會讓聽眾產生一種錯覺：好像西方的問題已經嚴重到可以把中國的系統性壓制一筆勾銷。
被清零的記憶，被驅逐的良心 如果把時間拉長，艾未未這次爭議，也可以看作是整整一代“ 80 後— 10 後中國公共記憶”的縮影。 汶川學生的名字，被他和志願者一點點從家長口中拼出，最後變成美術館外牆上的巨幅書包，這是“記憶抵抗遺忘”的象徵。天安門的死者、良心犯、被迫流亡的作家、被禁錮的藝術家，構成了近四十年中國政治史中另一條地下河。 今天，這些記憶在官方敘事中被不斷“清零”：教科書不寫，網絡平台屏蔽，公共空間禁止談論。與此同時，創作過《毛的懺悔》的高震被長期羈押，許多因網絡言論入罪的年輕人被關進看守所。從這個角度看，中國仍然是一個巨大的“軟監獄”：鐵窗之外，有發達的消費與基礎設施；但在言論、結社、新聞自由和政治權利層面，高牆無處不在。 艾未未曾經是這座“軟監獄”牆上的一個裂縫，讓人透過他的作品看到裡面的陰影。現在，當他回到牆內，告訴外面的世界“這裡其實挺好”“那邊的問題更嚴重”，這道裂縫反而被用來粉刷牆面。這種象徵上的反轉，才是許多人感到心寒的原因。 回國，可以。探母，可以。在體制沒有實質改變、人權狀況沒有好轉、六四和汶川的問題沒有被正視的情況下，保持沉默，也是人的自由。真正難以接受的，是一個曾經為被壓迫者說話的人，開始把話語借給壓迫結構本身。 艾未未這次回國與發言，不會抹去他早年為汶川遇難學生所做的工作，也不會讓那九千個書包的形象從公眾記憶中消失。那段歷史已經寫進全球當代藝術與中國人權史的教科書，無論他後來如何選擇，那些孩子的名字不會因此被“反向刪除”。 但是，這次轉向提醒人們，一個時代不能把全部道德期待壓在個別“符號人物”身上。藝術家也會老去，也會疲憊，也會猶豫，也會在現實利益與安全感面前做出妥協。對關心中國前途和人權議題的人來說，更重要的，也許不是糾纏於“艾未未是不是叛變了”“他算不算小粉紅”，而是重新把目光投向那些沒有名氣、沒有話語權、仍在牢房、仍在尋子、仍在維權的人——天安門的“餘波”、維權律師的消失、高氏兄弟案、各地“尋求正當程序而被重判”的普通公民。他們的名字需要被知道。 同時，也要警惕一種新的敘事陷阱：把西方的結構性問題，當成否認自由、法治、憲政價值的理由。美國的憲政危機、歐洲的極右翼崛起，確實暴露了民主制度的弱點，但也同時證明，只有在有制衡、有獨立司法、有自由媒體的體系內，這些危機才有機會被公開討論、被糾正、被反思。 在這一點上，歐洲仍然是當下世界重要的民主燈塔之一。燈光可能昏黃，燈罩可能布滿裂痕，但與那些主動熄燈、禁止別人談論黑暗的地方相比，它仍然提供了基本方向。 艾未未可以回去，可以選擇更輕鬆的生活方式，也可以選擇什麼都不說。然而，當他用自己的經歷來為一個高壓體制減罪、為一個未改初心的政權背書，就不得不接受來自過去“自己”的質問：當年在慕尼黑外牆上寫下“她在這個世界上開心地生活過七年”的那個人，到底相信什麼？這個問題，不只屬於艾未未，也屬於每一個在東西方夾縫中尋找立場的中國人。 參考文章： Lianhe Zaobao, “艾未未突然從『異見藝術家』變成『小粉紅』？”, 聯合早報, 18 Jan. 2026） Ai Weiwei, “The Artwork That Made Me the Most Dangerous Person in China,” The Guardian, 15 Feb. 2018 Ai Weiwei, So Sorry exhibition, Haus der Kunst, 2009 “Aleksandr Solzhenitsyn: The Exile Returns,” The New Yorker, 14 Feb. 1994；“A Tiny Village in Vermont…”, NEH Humanities, 2018） Susanne Lenz, interview with Ai Weiwei, Berliner Zeitung, 11 Jan.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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