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潘景寅当副驾驶时拉过几次江青

    我是河南巩义人，1959年8月，我读高中三年级，很顺利地通过了飞行员考试，那一年我20岁，接到通知书的时候，我还在地里干活儿。当时全市的高中应届生被挑中了3个，由于身体、技术等原因，最后只有我一个人飞了出来。正式入伍后，我被分到涿州的空军第六飞行学院，当时叫第六航空学校，从初级教练机苏制雅克-18飞机开始，学习驾驶歼击机。
    1964年，4年的航校学习生涯结束，学员基本上被淘汰了一半，两个班合成了一个班，被分到了空军第34师，也就是唯一担任国家专机任务的专机师。毛泽东建国后第一次坐飞机是1956年从北京飞广州，当时就是专机师的苏制里-2飞机担任的。
    当年能被挑进专机师的，当然都是“根红苗正”，我在学员班任班长，很快就被选拔出来学习飞相对先进的苏制“伊尔-14”。经过一段集中训练后，除了给老飞行员做副驾驶执行任务之外，我也可以自己担任机长单独执行任务。在我刚刚完成夜间的飞行训练科目不久，我又被调到专机师的第100团。100团是专机师主力团，重要任务都是由100团来执行的，比如毛泽东1956年从北京飞广州，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坐飞机，就是我们用苏制的“里-2”专机送的。100团的主力机型是苏制伊尔-18，这是当时最好、最大的专机。当时周总理出访一般都用这个机型。因为执行中央领导一级的任务，在部队里多少有些优越感，感觉像“御林军”一样。
    1970年初，中国从巴基斯坦引进4架三叉戟飞机。当时负责去巴基斯坦交涉买飞机之事的，是34师副师长潘景寅。回来后，也由他牵头组建了三叉戟中队，他的副手是陈联炳。那时我已是伊尔-18的中队长，就成了我们班唯一被挑出来训练飞三叉戟的人选。我们组成一个三叉戟空勤中队，我任中队长。我们一起到广州白云机场接受巴基斯坦方面的培训。
    三叉戟的飞行性能比伊尔-18要好，它的飞行速度也不亚于现在的波音和空客，但缺点是耗油量过大，进入上世纪90年代就逐渐被淘汰。但在当时，因为三叉戟采用涡轮喷气式发动机，而且位于飞机尾部，不但飞得快，噪音又小，江青很快就看上了三叉戟，成为第一批乘客。
    我给潘景寅当副驾驶拉过几次江青。江青坐飞机有一个特殊要求：飞行起飞前不准在地面滑行，飞机只能停在跑道上待命。此刻，其他飞机一律不能起飞、落地。我记得有一次回北京落地后，同样要停在跑道上。当时正赶上北京刮大风，我们从飞机的窗口往外看，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等人穿着军大衣在跑道旁边接机，冻得直跺脚。但江青还是不慌不忙在飞机上洗漱，大概过了20多分钟才下了飞机。
    江青每次出行，要带炊事员、医生、卫士、护士等一大堆人，我们专机也有自己的服务员。有一次飞行结束后，我们的服务员告诉我们，在飞行上她看见江青的服务员沏好咖啡后，把手伸到咖啡杯里试温度，她很惊讶地问为什么，江青的服务员说：“咖啡热了不行，冷了也不行，我又不能自己喝一下来尝温度，所以只能这样。”还有一次江青想从广州去上海，但上海下大雪，天气条件不利于飞行，但江青坚持一定要去，最终惊动了周总理，总理不同意飞。江青说自己的衣服没带够，又派专机从北京给她送了一趟衣服。
    最后一架，也就是第4架256三叉戟是在1971年夏天交付给我国的。是我带领机组和机务人员去广州负责交接。

  

    我以为9月12日派256号去北戴河，是接“林副统帅”回京参加国庆
    4架三叉戟飞机就全部到齐了，它们的号码分别是250、252、254和 256。其中 250和252号算是一般的专机，254号是江青经常乘坐的专机，256是这4架飞机中设备与客舱改装比较好的一架。
    三叉戟来之前，林彪冬季和夏季都来往于北京—扬州、北京—北戴河—山海关之间，坐的都是英国的“子爵号”，专机师有两架“子爵号”。从1967年以后，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中央决定不让他坐飞机，因此，“林副统帅”的任务在专机的级别中就是最高的。所以，虽然没人明说，但大家都知道，“林副统帅”肯定是这个专机的第一人选。
    每逢10月1日国庆盛典，林彪是必须参加的，所以在我的潜意识里，1971年9月12日派256号去北戴河，是接“林副统帅”回京参加国庆的。此前，我从来没有拉过林彪，但我做梦也不会预料到，这竟然是一次走向死亡的飞行……
    山海关机场原是海军航空兵驻军基地，飞行部队及飞机已经撤走，只留下负责机场警卫、通讯调度、后勤保障等场站工作人员。当晚256号飞机落地后的一切工作，基本上是同海军方面打交道。因为是重要专机，当晚海军特别安排排以上干部担任飞机警卫。不仅如此，山海关场站还特意在停机坪的边上临时加装一部场内分机电话。
    9月12日晚上，到达山海关机场后，一切都顺利。我们在整理飞机的时候，那两个年轻女兵突然又回到飞机上，各自拿了军用挎包下去。晚上9点多，我们机组一起到食堂吃饭的时候，看到程洪珍和那两个女兵也在食堂吃饭。程洪珍身边放着一个特别精制的手提皮箱，两位女兵左肩斜背着刚从飞机上拿下来的军用挎包。因为互不认识，我们分坐在两张桌子上开始就餐。那两个女孩子显得比较沉默。
    晚上我们就住在山海关机场的招待所里。潘景寅是师级干部，被安排在单独的高干房间，服务员小魏和那两个女兵住在一起。剩下我们7个人住在另一栋基本连在一起的平房里。房间是我分的：最东边第一间是我们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李海彬，他本来应该在北京工作，后来只要林彪在北戴河，空军就专门派他在山海关负责调度；第二间住的是程洪珍；第三个房间正好有3张床，我分给了3个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和张延奎；我与领航员李成昌住第四个房间；第五间是陈联炳和陈松鹤。过了一会儿，潘景寅来了，我们机组9个人聚集在3个机械师的房间里。按惯例，在飞行结束后有个讲评会，潘景寅简单地评了一下当天的飞行。小魏还检讨自己没固定好用具，摔了个茶杯。关于第二天的飞行，我还插嘴问了句：“到现在航线还不知道，明天怎么看天气？”他说：“这就甭管了，空军航行局都掌握呢，咱们听他们的。”潘景寅最后交代：“明天6点起床，6点半吃饭，然后早些到机场准备飞机，待命。”
    睡觉的时候接近晚11点了。我就睡在靠近窗户的床上，我的窗离机械师们的房间不到1米远。9月份的山海关夜晚已经有点寒意，临睡前我还特地把窗户关得严严的。睡得正香，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李海彬在门外急呼：“首长到了！快起床！”接着又听到猛敲隔壁房门的声音。我一下子就爬起来了，打开电灯，李成昌也起来了，我们都以最快的速度穿衣服。当我穿第二只皮鞋的时候，突然听见很响的一声“轰——”，这声音我太熟悉了，是三叉戟发动机的轰鸣声。我更着急了，没顾上系鞋带，衣扣也没扣好，提个包就往机场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