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鞋”一詞是源於老北京的“八大胡同”。八大胡同起始於清朝乾隆時期，青樓女子也是需要“營業許可證”的，而那些沒有憑證字號的女子為了生意，便會在大門外掛上一隻繡花鞋。天長日久，風吹日曬，繡花鞋也便成了破鞋。
有的客人便戲稱來此地是為了“搞破鞋”，因為說的有趣，“破鞋”一詞便由此傳開了。 破鞋這個詞語傳遍大江南北，常指作風不正派、不守禮教規矩的女人女性。
老電影裡常常有這樣的場景，一個寡婦和別的男人好上了，整個村子都沸騰地要將“姦夫淫婦”浸豬籠，這樣的村子往往還有一塊非常諷刺的貞節牌坊，女人要麼一頭撞死在上面謝罪，要麼就是活活被淹死。
文革時期“斗破鞋”更成了舞台戲，成了一場盛大的節日，人們歡呼雀躍着看“破鞋”奇裝異服的樣子---有的被剃了“陰陽頭”，有的被塗上了誇張的口紅，最具標誌性的的就是胸口用繩子繫着一雙破鞋。
文革時，人們最興奮的事情莫過於斗“破鞋”了。那時，我也多次親眼目睹斗“破鞋”的宏大場面。記得每逢包頭市青山區斗“破鞋”時，總是人山人海，馬咽車闐，猶如盛大的節日。人們嘻笑着、歡呼雀躍着，比看“樣板戲”熱鬧多了。“破鞋”的裝扮也十分藝術，有剃“陰陽頭”的；有反穿皮襖的；有口紅塗得像瑪麗蓮·夢露的；還有把一雙破鞋用繩子系住，掛在胸前的。
“破鞋”的頭低的不能再低，臉紅如布、汗如雨下。人們都快意地笑着，也有孩子往“破鞋”身上扔泥巴；女人往“破鞋”的臉上吐口水。在此事上，女人從來不同情女人，反而充滿了仇恨，不知道仇恨源於何處？
“打死她！”有人在喊。我知道，正常男人是不捨得把女人打死的，打死女人屬於資源浪費。尤其我的那些一年只回一次家的師傅們，他們的憤恨是出於心理不平衡，其實他們和阿Q想的都一樣：為啥“和尚動得，我動不得？”男人戴着道德的面具，憐憫但又殘忍。他們恨不得立即把“破鞋”扒個精光，三點畢現。但這不是誰想干就能幹的，於是只能把自己的欲望寄託到主持人身上，他動手，你也就樂享其成了。“不能打，摸摸也行，看看她的反應。”這麼想着，難以自己，於是就群情振奮了。這是盛筵，歡樂人群如潮水般洶湧。我也每每被攪得暈頭轉向，但也在心理上得到了滿足。
“食色性也。”語出《孟子·告子上》；孔子亦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熾烈的文革也沖不淡男女躁動的情慾。記得我第一次看到的“破鞋”，是個一機廠的女工，她與姦夫都被五花大綁遊街示眾。脖子上還被人套着繩索，用皮帶抽着，像狗一樣牽着走，臉上被墨汁印油塗抹的如同戲子一樣。女青年胸前掛着的大牌子上寫着“大破鞋×××”；男青年戴着紙糊的高帽子，上寫“大流氓×××”。聽揭批的人說，這對男女多次在傍晚單獨走進防空洞裡，個把鐘頭後才出來。這回被單位基幹民兵堵住，抓了個現行。這對男女是“插友”，在農村插隊時就已經產生戀情。後來聽一機廠的朋友說，他倆都被戴上了“壞分子”的帽子，接受群眾監督改造。那個女青年從此總是像個罪人一樣羞慚地低着頭，面容呆滯。
我第二次在街上看到的那個“破鞋”，是二機廠機關廣播站的播音員，是個嬌媚的女人；姘夫在機關做宣傳幹事，是個身材一米八的小伙子，人長得又帥又斯文。那天晚上，機關在食堂開職工大會，他倆負責在後台管控音響設備。會至中途，有人經過後台窗口時，發現這對男女正在親嘴。結果，他們被保衛科帶去審訊，這對老實的男女竟然供出他們曾發生過性關係。後來男的被定為“流氓罪”，送去勞動教養；女的再也不能做播音員了，發配到裝卸隊做裝卸工。最不值得同情的是包頭“五二研究所”的一對“壞分子”。“破鞋”是幼兒園的一位女老師；“大流氓”是所革委會分管宣傳的常委。據知情人說，那位女老師想參加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參加毛宣隊競爭非常激烈，需要常委最後定奪。一次，女老師在打牌時，將秀足從桌底伸到常委的椅子上，探到常委的襠部。常委心領神會，於是一拍即合發生姦情。數次後被人撞見，扭送公安局。再後來常委被革職處理，女老師被開除公職。以上三對男女都在青山區造成了轟動，給人們乏味的生活增添了無窮的樂趣。
在電建公司的土建工地，也有一位著名的“破鞋”。很多老師傅談起她來，都眉飛色舞、興奮異常。談的內容，好像都是她如何如何自己送貨上門；跟她做愛如何如何有趣；她的技巧如何如何高明之類。當然，聽那口氣，幾乎每個人都跟她有過一腿。但是，如果看見這個“破鞋”本人，卻似乎一點都感覺不到人們所說的風騷。她長得並不好看，只是眉目靈動，身體比較豐滿而已。那時，幾乎每個工地都有一兩個“生活作風”不好的女人。其實她們無非是比其他結過婚的女人的稍微風騷或淫蕩一點而已，多半是占了便宜或者想占便宜的男人，用自家的嘴巴製造出來的，好給單調的生活增添一點趣味。文革在批鬥“地富反壞右”的同時，總有那麼一些與政治不搭邊的女人也成為批鬥對象，那就是所謂的“破鞋”了。其實那些所謂的“破鞋”用現在的眼光來看，根本算不上什麼，她們大多數其實並沒有寬衣解帶，也許就是性格開朗了一點；對美的追求多了一點；穿着修飾講究了一點；甚至也就是比大多數女人長得好看了一點。於是讓身邊的革命群眾不高興了，群起而攻之，必先羞辱搞臭而後快。
在文革那個特殊的年代，中國人捉姦、遊街、批鬥的熱情異常高漲。整天忙得不亦樂乎，各種打擊手段也是花樣百出、令人驚心動魄：破門而入、堵在床上、掛上破鞋、五花大綁。有書信往來一定是情書；面帶笑容想必是懷春；單人外出，疑似約會；男女同行，定有勾連。人人都是造反派；個個都是革命家。人人都看牢了自己下半身；個個都緊盯着他人下半身。即便在舅舅家得勝堡，“斗破鞋”也是種娛樂活動。農忙時，大家都很累，隊長就說：“今天晚上娛樂一下，鬥鬥破鞋。”於是“斗破鞋”便成了一場以娛樂面目出現的道德教育儀式，基本與法律無關。得勝堡的於連長原來當過兵，從部隊復原，回村當了民兵連長。於連長剛退下來時總穿着原來的綠軍裝，形象讓人感覺不錯，於是對郭玉梅產生了吸引力。郭玉梅也是民兵，訓練時自然有接觸的機會，於是兩個人終成“好事”。由于于連長也有老婆孩子，家裡房子也不大，沒有合適的地方歡愛，最後他倆在郭家的一個很大的柴草垛里築了一個愛巢。不幸的是，幾個月後終於被郭的兒子發現，當場捉姦，於是郭玉梅就成了經常被斗的“破鞋”。“斗破鞋”那叫葷案子，葷得流油，審起來真是有滋有味。哪裡有中國人，哪裡就有人捉姦！“捉姦”一旦披上政治崇高的遮羞布，擁有了淨化政治道德的合法性，就會使偷窺突然變得合情合理甚至明目張胆。窺視就極易從自發變成自覺，大家相互告發隱私成為習慣。偷窺甚至從無聲變成有聲，“捉姦”延伸成了“鬥地主”儀式的一種道德翻版。電建公司在文革中還辦過多次“流氓學習班”。有個師傅的未婚妻從老家來看他，倆人晚上在工地上的僻靜處親熱被聯防隊員抓獲，於是被送往“流氓學習班”改造。我還清楚記得學習班裡有兩個“破鞋”，一個叫二板頭，另一個叫四閨女。她們的“流氓行為”就是跟男徒工在一起“鬼混”，一起喝酒、抽煙。於是就被通知搬鋪蓋去學習班報到，一天到晚地接受批判。
文革時期陷害人清白最有效的手段，莫過於散布對方男女關係的醜聞。而如果是被組織或者對手結結實實抓住了這一方面的把柄，不僅單位要“嚴肅處理”，周圍的同事也要同仇敵愾、憤怒譴責。甚至一些不相干的人也喜歡指指戳戳、奚落嘲笑。從此顏面掃地、無地自容。年輕人成長時期的性發育現象，也要納入道德品質的範圍去衡量裁度。在那個特殊年代裡，不知製造了多少荒誕、殘酷的人生悲劇。
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實行的是一大二公的准供給制。組織管理非常嚴格，也非常簡單。黨的組織幹部能把許多複雜的問題都排隊、歸納、整理成各種系列問題：個人問題、組織問題、生活問題、作風問題（還可以細化成工作作風、機關作風、生活作風問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在一個略有腥風血雨卻於無聲處聽驚雷的夜晚，“生活”與“作風”被悄悄組裝在一起，成就了“生活作風”一詞。我等可以發現，如今中國人嘴裡心中時常裝着這些詞組。它們都是漢語詞典里沒有的，卻能流行於世，招搖而過，就是運用了漢語詞彙的組裝機制而成的。凡是漢語的詞彙，相互組成詞組，既是原本沒有關聯，也可因過度地使用，而產生意義。或開始時還很牽強，但越用就越順當，慢慢地也就成了一個常用詞組。但這種依附機制並沒有滿足於此，而是繼續運作，就出現了“生活作風問題”。“生活作風問題”的生成過程是這樣的：生活 ——> 作風 ——> 問題。也就是說，意思抵達將“生活”從“作風”傳遞到“問題”上，當生活、作風成了問題時，許多人就開始遭殃了。我們民族的捉姦熱情歷來令人驚訝，文革更是登峰造極：有信來定是情書，面含笑大約懷春；單人外出，可視密約；男女同行，疑似通姦；旅館監督，嚴格審查；小腳偵緝隊、警民大聯防；破門而入，堵在床上；人人衛道士，個個革命家；人人看牢了自己的性器，個個緊盯着他人的臍下三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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