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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亭亭是兇手
(劉少奇的第八個孩子)

劉亭亭，原籍湖南寧鄉。王光美的第三個孩子，原國家主席劉少奇的第八個孩子。
1951年生於北京。 1954年，她隨父母一起移居中南海，她的童年和少年在中南海度過。中學畢業後，先是被分配到順義維尼綸廠，後調北京儀器儀錶廠，做了一名普通工人。 “文革”中親歷了嚴酷的政治鬥爭和父母的冤案，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後考入哈佛大學商學院。畢業後，她成為一名成功的商人。 1989年為照顧母親，回國創業。 2006年王光美彌留之際，將傾注了自己晚年全部心血的“幸福工程”託付給她。
一層終於捅破了的窗戶紙——紀念紅八月受難者卞仲耘老師和證人林莽（陳洪濤）老師

47年前的今天，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被該校紅衛兵活活打死。這起光天化日之下的謿福兩裎戳福瑑詞忠琅f逍遙法外。文革結束後，苦主王晶垚先生一直通過司法和政治途徑為亡妻申訴，他採取了迂迴的作法，告一個叫袁淑娥的教唆犯，而不是直接告兇手。案發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以案件逾期為名，不予起訴。殺人罪逾期，突顯中國法律特色。

   美國兇殺案專家佛羅裡達州檢察官本傑明·哈裏斯就此案這樣評論中美兩國刑法：“二者之間有著深刻的區別。美國刑法專注於個體：個體保護和個體責任。其最重要的目標是，首先，不讓任何無辜的人受到犯罪指控；其次，除非證據確鑿不能判刑；再次，個體罪犯得到確認並受到懲罰。中國政府從未逮捕過任何一個殺害卞仲耘的罪犯，就我所知，這個案子也從未經過調查。”

   2008年11月，哈裏斯先生利用假期，自費來到北京調查這件兇殺案。所有被採訪人不約而同問他：“您為什麼要管這事？”他的回答也是他來華調查的基礎：“卞仲耘遇害事件對中國具有歷史意義，然而，假使不是那麼多紅衛兵—包括宋彬彬和劉亭亭—已經移民美國，從而將這件兇殺案從純粹的中國內部事務變為美國人，至少我這個美國人的份內該管之事，我是不會參與的。因為我是受美式訓練的法律工作者，一生的事業就是起訴兇殺案，這件兇殺案也具有專業的意義。”

   在哈裏斯看來，這件兇殺案其實很容易審理：“兇殺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持續幾個小時之久，為證人指認兇手提供了理想的條件。此外，目擊者有幾十個，他們都認識兇手。因此，並不存在妨礙逮捕的證據不足問題。毋寧說，沒有逮捕是因為中國政府裁定該兇殺案發生在群眾邉訔l件下，所以沒有應對其負責的個體，而只應由社會負責。”哈裏斯的第一個採訪對像是王晶垚先生，第一個問題是：“您認為誰應該為殺害您的妻子負責？”王先生不假思索答道：“毛澤東！”令哈裏斯不解的是，“王先生從來沒有要求我為他尋求公正，他從來沒有告訴我他要我所說的那種公正—確認殺害卞仲耘的兇手，將她們從人群中區別開來。”後來他們又見過兩次面，哈裏斯來華的計畫沒有進展，王先生留給他印象最深的話是：“ 在中國，人情大於人命。”哈裏斯終於認識到，對於兇手的認識，中美兩國除了法制上的區別，還有民間哲學上的差別。

   難道是這種人情大於人命的哲學，讓幾十個人嚴嚴實實守著一個秘密，使卞仲耘案47年不能突破？

    有兩個敢於作證的目擊者，女附中退休教師林莽（陳洪濤）是其中之一，另一位老師在案發當天用左手給王晶垚先生先生寫了一封匿名信，證明卞校長是被活活打死的。 2006年，卞仲耘遇難40週年之際，林莽先生挺身而出，在胡傑的紀錄片《我雖死去》中為這場慘無人道的兇殺案作證，並撰寫《目擊並身曆其境者言》，詳述卞氏遇難過程，雖然沒有指出具體人名，但描繪了一個個紅衛兵的行為，比如，“有一個女將個子又高又大，腿又長，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隻穿著軍靴的大腳。” 還有那個紅衛兵命令卞仲耘幹什麼，命令他幹什麼，哪個紅衛兵對卞仲耘施加了哪種暴行，等等。

   上個月，50年代師大女附中的一位老校友來訪，這位老師也是林莽先生的摯友，告知林莽先生離世前用左手寫下證言：1966年8月5日最後一腳踩死卞仲雲校長的是劉亭亭。由此方知先生已於去年9月21日去世，自責閉塞，上網補課，想看看各界對這位錚錚之士的評價。結果一無所獲，連女附中（如今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的網站都沒發個訃告。林莽先生50年代就在女附中供職，人情竟是如此淡薄！其實不難理解，先生幾次為卞仲耘之死作證，不僅是當年女附中紅衛兵們的眼中釘，也是藉90週年校慶表一顆忠心，非要樹毛女、毛媳和給毛獻紅衛兵袖章的宋彬彬為榮譽校友的袁愛俊校長的肉中刺，如今袁校長成名譽校長了，忠心不改，餘威猶在，絕不能讓林莽的名字出現在任何她管得到的地方。

   林莽先生離開這個世界前，捅破了那層46年的窗戶紙：那個又高又大穿軍靴的紅衛兵是劉亭亭，是她最後一腳要了卞校長的命。

   人情大於人命，原來是天大的人情。刑不上大夫，面對兇殺案，這就是中國的法制和中國的民間哲學。發動文革的毛澤東是千古罪人，具體參與迫害致人死者，因為出身權門，所以不負刑事責任。一個國家受這樣的法制和哲學束縛，永遠清算不了文革反人類罪行。文革過來人都知道，1966年六、七月留守北京，一面發動揭批彭、羅、陸、楊，一面向中學和大學派工作組，往死裏整人的正是劉少奇。林莽先生的文章裏也提到，工作組進校第二天就叫他去聽訓示：“老老實實接受勞動改造！……打掃大操場及全校男女廁所……”一個在職教師，平白無故變成了勞改犯！劉少奇家人緊密配合，王光美親自率工作組進駐清華，停課整學生。除了女附中的紅衛兵劉亭亭，他們的女兒劉平平(現名王晴)是師大一附中紅衛兵頭頭，兒子劉源是殺戮平民最狠的西糾紅衛兵，只有六歲的劉瀟瀟沒參與。劉少奇與前妻之女劉濤配合繼母王光美，成立清華大學紅衛兵和革委會，兼兩個暴力組織的頭目。文革之後，王光美率全家與毛家人握手言歡，其子劉源上將在文革復闢逆流裏配合薄熙來，扮演了“軍”師的角色，宣揚膜拜戰爭的文化史觀。這種全武行的紅衛兵不清算，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又要“千百萬人頭落地了”。

   那麼多目擊者在近半個世紀裏守著一個罪惡的秘密，不僅是束於人情，更因為兇嫌劉亭亭是國家公主。尤有甚者，某企業家為文革中被殺害的母親塑像，竟請老紅衛兵劉亭亭揭幕。比起這些“草民”來，林莽先生是大樹，中國人缺少的正是林莽先生不畏權貴的高大人格。僅以此文紀念被紅衛兵打死的卞仲耘老師和為紅衛兵暴行作證的林莽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