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联合国副秘书长叛逃记
联合国秘书长，从来不由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人担任，但常任理事国的人可以担任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工作。
在联合国众多的副秘书长中，最轰动的一个要数苏联外交官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谢夫钦柯了。他之所以闻名全球，并非因为做出了什么了不起的贡献，而是他在任内背叛了苏联、投奔了美国。1978年4月6日，一辆从美国纽约出发的白色小轿车抵达宾西法尼亚州的波可诺斯，从车上匆匆走下一个神秘的中年人，直奔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座安全楼。4月11日《纽约时报》显著位置刊出特大新闻《苏联公民、瓦尔德内尔的助手谢夫钦柯在联合国叛逃》，举世震惊。一个联合国副秘书长竟然是间谍，并且叛逃对立阵营，这在冷战时期无疑是轰动世界的大案。那么，谢夫钦柯是如何进入外交界，并平步青云，做到联合国副秘书长职位的？身为苏联高级外交官，谢夫钦柯怎么会成为美国间谍？已经达到事业顶峰的他，又为何甘愿冒险，叛逃西方？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谢夫钦柯1930年出生于乌克兰，其父是一名苏共党员、医生，母亲具有犹太血统。1949年9月1日，谢夫钦柯考入了苏联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国际法专业。不久，他加入了苏联共产党。1951年他和苏联外贸学院的的丽昂金娜结婚。第二年，丽昂金娜为他生了一个儿子。1954年他毕业后又考取了研究生，继续在该学院深造，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国际裁军问题。在研究生期间，谢夫钦柯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甚至影响到他的一生。当时，国际关系学院的图书馆里不仅有大量的苏联报刊书籍，还有专门的阅览室，藏有西方国家的各类报刊、书籍等，然而，这一阅览室必须持有特许出入证的人才被准许进入。不过，由于图书馆的一位管理员违反规定，给谢夫钦柯开了后门，使得他也能在该阅览室翻阅西方报刊书籍。谢夫钦柯对另一个与苏联完全不同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后来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我原先所不知道的各种问题、思想以至解决办法，我受到教导的许多东西是否正确，在看过那些东西后，使我在思想上更为混乱和更加怀疑了。”然而，谢夫钦柯并没有在公共场合流露出自己的这种思想变化。在所有人的眼里，他还是信仰共产主义和相信苏维埃制度的。1955年的一天，担任《国际生活》杂志主编的葛罗米柯之子、谢夫钦柯的同班同学安纳托利建议谢夫钦柯和他一起为《国际生活》杂志合写一篇文章，论述国会在和平事业和裁军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这一天赐良机使谢夫钦柯很快结识了葛罗米柯并得到了他的赏识，不久之后，他就成了葛罗米柯的私人秘书。1956年，谢夫钦柯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并立即被分配到苏联外交部主管裁军的特别科工作。在当时，苏联对停止核武器谈判的兴趣很大，赫鲁晓夫本人有时甚至亲自研究谈判细节。1958年，谢夫钦柯以国际裁军问题专家的身份跟随苏联代表团前往联合国参加了裁军会议。1960年9月，赫鲁晓夫亲率苏联代表团，乘坐“波罗的海”号客轮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谢夫钦柯也是代表团中的一员。有一天，谢夫钦柯瞅准机会和赫鲁晓夫单独谈话，陪他玩森林盘的游戏，并和赫鲁晓夫一起在甲板上散步。不久谢夫钦柯被提升为代表团的宣传和政治事务部主任。20世纪60年代，谢夫钦柯被派往美国，在苏联驻美大使馆任职。他终于见识到了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为此倾心不已。1969年，谢夫钦柯开始担任葛罗米柯的顾问。1972年12月，葛罗米柯把谢夫钦柯叫到他的办公室里，态度之亲切是以往所极少见到的。“有人向我建议提名你为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候选人，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考虑一下，明天答复我。”此时的谢夫钦柯几乎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这种梦寐以求的事情，还用得着考虑吗？1973年4月，在苏联政府的推荐，年仅43岁的谢夫钦柯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走上了事业的顶峰。在赴美就任前，谢夫钦柯碰到一件让他很郁闷的事。苏联谍报机关，克格勃第一总局副局长伊万诺夫将军接见了他，并要他为克格勃、为苏联提供情报。谢夫钦柯自然不敢拒绝。不过，他却感到愤懑极了，因为他根本就不愿意受制于克格勃。当然，这些还不是最让谢夫钦柯感到不满意的，他最不满意的无疑就是苏联的制度。客观地说，苏联的制度虽然在它初创时期显示出了巨大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缺陷也很明显地暴露了出来。谢夫钦柯当初进入外交部，并不是为了献身外交事业，而是为了能有机会出国。从事外交工作后，谢夫钦柯虽然表面上积极要求进步，但其内心深处却对外交部的严格纪律“十分厌恶”，盼望过一种“自由”的生活。在联合国总部工作期间，谢夫钦柯的这种情绪更加浓重了。美国式的民主在眼前“精彩”地展开，他心向往之。况且，自打来到美国之后，谢夫钦柯几乎每时每刻都感到有人在跟踪他，简直一点儿自由都没有。虽然身为联合国副秘书长，但是他却时时遭到克格勃特工的监视，联合国总部里就有很多克格勃安插进来的人。要是有人认为谢夫钦柯一开始就想为美国人当间谍的话，那就错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并非自愿当间谍”。谢夫钦柯和妻子莉娜一样，非常喜欢纽约的生活，认为纽约比莫斯科自由得多。他在纽约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来越迷恋西方的生活方式。作为联合国副秘书长，谢夫钦柯当然知道如何与美国方面取得联系。1975年的一天，谢夫钦柯在联合国总部和一个美国朋友邂逅，他当时便敏感地意识到这位朋友或许就是能够帮助他的美国人，因为此人在美国政府和很多机构内部都有着值得信赖的关系。于是，谢夫钦柯悄悄告诉他说有重要的事情商谈。因为在下一个星期将举办一场外交晚宴，谢夫钦柯便和这位美国朋友约定在晚宴时详谈。外交晚宴的时间终于到了。谢夫钦柯悄悄对他的美国朋友说出了他的逃离计划。这件事危险性太大，所以，他特别希望在事前就能了解到自己如果向美国寻求政治避难的话，美国的反应将会如何。谢夫钦柯的这席话可着实吓了那位美国朋友一大跳，他不敢相信，一个身为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苏联人，竟然说要与苏联决裂！谢夫钦柯见这位美国朋友露出很惊诧的神情，便表示“自己是认真的，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的”。然而，美国朋友依然将信将疑地说道：“好吧，我可以尽力帮助你。但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介入此事，不能让人再一次看见我们两人在一起。我会安排下一次见面的。”经那位朋友牵线，谢夫钦柯在一个秘密地点跟一位从华盛顿来的人见面了。此人名叫罗伯特·约翰逊。在两人会面过程中，约翰逊很少说话，他更多的是在平静地听谢夫钦柯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约翰逊是聪明的，他知道怎么控制谢夫钦柯，他想让眼前这位苏联籍的联合国副秘书长为中央情报局服务，成为一名美国间谍！那么，对于美国人希望他当间谍的要求，谢夫钦柯会同意吗？对于美国要他成为一名中央情报局间谍的要求，谢夫钦柯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同意。他只是要与苏联决裂，过上一种自由的生活，而绝不是成为一名间谍。
中情局官员约翰逊说，也不是完全要他充当间谍，谢夫钦柯只要把他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诉中情局就可以了。因为中情局很清楚一位联合国副秘书长、一位国际裁军问题专家、一个曾经在苏联外交部部长身边工作的人，分量有多重。像谢夫钦柯这样的人，肯定知道有关苏联政策以及动向的信息，知道联合国内部大量的重要信息。只要谢夫钦柯说出这些信息就够了。到这时候，谢夫钦柯才终于明白，自己刚从克格勃的“深渊”中跳出来，却又跳到中情局的“深渊”中去了。他陷入到一种身不由己的境地，必须跟中情局合作，不然的话，中情局很可能会对他进行讹诈，到时候一切就全完了。第一次会面后不久，中情局又派特工跟谢夫钦柯进行第二次会面。这次，特工们还给谢夫钦柯拍了照、取了指纹。谢夫钦柯明白，自己是越陷越深了。他开始害怕起来，因为他很清楚背叛克格勃的下场，如果被克格勃发现并抓到，他的命运将是悲惨的。时间一晃就到了1976年的夏天，谢夫钦柯还在为中情局服务。他非常害怕自己突然有一天被召回莫斯科，即使没有被召回莫斯科，他也害怕克格勃派特工跟踪、监视他。这种担惊受怕的情绪一直影响着他，让他惶惶不可终日。在这段时间里，谢夫钦柯按照中情局的要求，告诉美国人很多重要情报，包括克格勃在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中潜伏的特工、苏联在伏尔加到乌拉尔地区开发油田的情况、苏联在军备控制谈判中的立场，甚至就连克里姆林宫中的内幕新闻都有。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谢夫钦柯还帮助不少美国特工人员打入到苏联的情报机构中去。这让中情局大为兴奋。作为苏联的裁军问题专家和联合国高级官员，谢夫钦柯的情报具有很高的价值。他对本国关于军备控制谈判中限制战略武器和其他类似谈判的立场甚至包括苏联对谈判中作出让步的方案都了如指掌。这些情况对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来说，每一份都是无价之宝。克格勃在事后的调查中发现，在谢夫钦柯叛逃前的30个月里，他为美国提供的情报无以计数，对苏联造成的损失，甚至在许多年以后都无法完全调查清楚。而这段时间谢夫钦柯也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他认为这样做，终有一天会形迹败露的。1977年初，苏联人发现，美国对苏联在限制武器谈判中所持的立场和政策一清二楚，这很自然地引起了苏联人的极大怀疑。苏联人认为要不是自己内部出现了美国间谍的话，美国人肯定不会知道这么多、这么清楚。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到1978年，克格勃发现，能够给美国政府提供如此重要并且有预见性信息的嫌疑人只有3个：一个是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一个是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特罗扬洛夫斯基，还有一个就是联合国副秘书长谢夫钦柯了。为了从他们三人中间找到真正的间谍，克格勃决定，抛出一个诱饵，引诱鱼儿上钩。不久，多勃雷宁、特罗扬洛夫斯基和谢夫钦柯三人同时都收到了一份原始的“绝密文件”，内容是苏联政府关于限制武器谈判的最新政策立场，并同时派人对他们分别监视。结果，只有谢夫钦柯一个人接到文件后行动诡秘，设法躲开了克格勃的监视。在第二天苏美双方的非正式谈判中，苏联政府代表发现美方果然已经知道了那份“绝密文件”的内容。1978年3月31日，谢夫钦柯收到莫斯科来的电报，苏联外交部先是赞扬谢夫钦柯工作成绩突出，国内同意让他再留任两年。但同时又说由于谢夫钦柯要在纽约接着工作，所以有些事情需要他在方便时回莫斯科谈一谈。谢夫钦柯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此刻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立即叛逃美国。当时克格勃的人员几乎遍布联合国机构的所有角落，即使在联合国总部叛逃也非常困难。如果稍有不慎，不但叛逃不成，反而会丢了性命。4月5日，谢夫钦柯忽然想起美国人曾经给过他一个电动剃须刀，让他在紧急时刻使用。他马上拿出剃须刀，一按电钮，微电机开始“丝丝”作响，同时底部闪现出一行字：“明天子夜开始行动，在某处有辆车等你。但是，你必须从联合国秘书处出发，一路上有暗哨保护，绝对安全。”在接下来的整个白天，谢夫钦柯都是在焦躁不安中度过的，他不得不同时扮演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表面上佯装做好一切回国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则是在制订叛逃计划。天黑之后，谢夫钦柯驱车回到家中。他本来想说服妻子跟他一道留在美国，但是他又害怕一旦说出真相，妻子会告发他。最后，谢夫钦柯决定给妻子留下一封信，说明他叛逃的原因，并劝她能够留在美国。他还将20万美元偷偷塞进妻子的衣袋里，作为她今后的生活费用。谢夫钦柯没有与睡梦中的妻子道别，便匆匆走出家门。回到联合国秘书处，经过一番化妆的谢夫钦柯，取出手枪，将子弹压满，走进了茫茫夜色。他小心翼翼，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倘若碰见克格勃特工，将是一场殊死搏斗。不过他很幸运，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就到了约定地点。他立即钻进美国的轿车，一路狂飙抵达宾西法尼亚州的波可诺斯，那里有中央情报局的一座安全楼。至此，这位联合国副秘书长，苏联外交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彻底走上了叛国之路。叛逃后，谢夫钦柯被中央情报局安排在一所秘密住宅里，算是安全了。第二天一早，他又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没想到接电话的却是一个陌生男子。谢夫钦柯意识到自己的家已经被克格勃控制了。事实上正是如此，1978年4月9日，苏联当局将丽昂金娜召回了莫斯科。于是，谢夫钦柯给莫斯科方面写了一封信，又通过律师跟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交涉，想要救出丽昂金娜和他们的孩子。 然而，克格勃却表示，如果谢夫钦柯立即返回莫斯科，将既往不咎。谢夫钦柯没有回去，因为他对克格勃并不信任。大约一个月后，丽昂金娜吞服安眠药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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