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生反感西方文明，这不是一个结论，而是一个现象。
最近《人物周刊》访问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丛日云，并写了一篇人物专刊。
同时也把中国历史和西方文明的进程进行对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程，针对的是低年级的学本科生，是政法大学新生的必修课。
他这个课程的讲授很是让人意外。
中国政法大学是国内的顶尖学府队列之一，是中国最高级培养政法人才的学校。
对这门课，这些低年级的学生有三种反应：
第一种，就是很受启发，耳目一新；
第二种反应呢？会感觉到三观民族情感受到伤害；
第三种反应则是向学校打小报告。
他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其实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前，清政府和英法联军谈判失败。
谈判失败之后，清政府就把这英法代表团29个人抓到北京去，包括记者，还有他们的家眷。
抓到北京去虐待，虐待到什么地步呢？
残忍地杀害了21人，剩余活下来的是8人，还肢解他们的尸体，活下来的人都身上长了蛆，有些人还疯掉了。
因为这个残忍的虐待，英法联军就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来惩罚这个清朝皇帝。
丛日云说，上课讲这些历史的时候，这些学生的认知被颠覆，情感上接受不了。
他说： “我希望学生们接受一种健康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国防应该将她安顿在爱他人，爱社区，爱民族，爱国家，爱人类生态地球的序列当中爱国也不能以对别人的盲目仇恨来实现。”
当然他的表述肯定也要符合他自己的生存环境，这个我们都能理解。
从丛日云语这个访谈，回想一下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成长经历，又何尝不都是如此。
从六七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也许你生活的地方不同，城市或偏僻的乡村；
或许不同年代物质和信息的丰富度有差异，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在历史课的学习上可以说基本上都差不多。
他说他理解现在孩子们在思想上的困境和困惑，很婉转地表述了现在孩子们所面临的这种教育环境。
三观的形成会指导人的生活行为
一个人的的精神世界一旦形成，会影响一辈子。
想跳出那个框架来思考问题，就必须借助外部的思想资源，但在他成长的初期，在文革那种完全封闭的条件下，想获得不同的信息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要给低年级的学生开一门通识教育课。
在他看来，通识教育能够打通打开信息流通的渠道，让学生得到更多元更平衡的信息，让学生学会用合乎逻辑的思考，接受现代文明价值的熏陶。这说的非常婉转。
一个人的思想框架是受他所处环境的宣传教育形成的，如果你再提供一个和他原有接受的信息完全不同的信息时，他是往往接受不了的。
现实中，我们经常会遇到有人这么说，“你怎么老说美国好，难道我们中国就不好吗？你不是中国人吗？”
还有人会说“你如果不喜欢中国你就不要说中文吗？你说别的语言嘛”，这种反应是基于一种情感，不是一种理性的思考，是情感支配判断。
这种现象不仅在只学生中，在成人世界里也很普遍，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反应，最难接受的还是中西方关系的历史。
实际上近百年来中西关系很复杂，那么当你还原的时候，情感上就是接受不了。
在这里跟大家再举一个例子，1863年，一个美国的女传教士Douw . D. M.，她当时去北京传教，她在北京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
当时中国是没有厕所的，中国是没大街上都是屎尿，她亲眼目睹了中国妇女生产的情况。
看见一个产妇难产，一个老式接生婆在孩子刚露出来的脚上穿上一只鞋，认为这样孩子就可以自己走出来，结果因此母子二人都失去了生命。
在当时，孩子生出来时难产一定会死掉的，没有难产，顺产下来的把这个脐带剪掉，一把香炉灰上去就是止血。
然后呢，小孩子就很可能会感染死掉，孕妇也会死掉，也是因为感染。
目睹了这种“巫术般”的老式接产方法，以及它给妇女、婴儿带来的严重灾难。
她看到当时中国新生儿的成活率，还有产妇的生存率非常的低，就回到美国募资募捐。
募到资金后，于1885年她回到北京，在安定门北二条盖了12间平房，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妇产科医院，叫道济医院。
根据1920年的统计，这是一个比较早期的统计，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建了820家医院。
当然，中国当时是没有医院的，当时中国的所有医院，都是传教士建的。
目前中国各地所有你见到的医院，除了解放军的医院之外，基本上所有的三甲医院，它的前身大都是教会医院。
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我们在看有关清朝电视剧的时候，总会发现那些满族官员在皇帝面前一口一个奴才的自我称呼，但是却没有一个汉臣这样，这是为什么呢？
鲁迅的杂文《隔膜》说：“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 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佳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
鲁迅这样说，是由于清朝首崇满州，汉丞事实上比满臣地位低。也就是说，在清朝，汉人连做奴才的资格都没有。
在这个访谈中，丛日云谈到为什么说通识教育很重要，这是因为通识教育是人的教育，也是公民教育，是高层次的文明教育和完备的人性教育。
目的是培养具有现代文明教养的人和负责任的公民，所以它承担着传播现代文明基本价值的使命，是现代文明价值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
传播现代文明价值的基础工作包括“除障、解蔽、矫正”的工作，就是学会正确的思考，把被蒙蔽的东西发掘出来，把被歪曲的东西纠正过来。
的确历史学习很重要，历史学习为什么重要？这是因为历史构建了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基础。
我们每个人都会问“我从哪里来，我要干什么，我要到哪里去”。
“我要干什么”是现在；“我要到哪里去”是未知；“我从哪里来”就是历史，它是构建我们身处的世界和文明源头的关联。
对历史的学习往往会影响我们看待世界的态度和角度，影响和决定着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我是学工科出身，虽然过去也算是一个业余历史爱好者，但近十多年随着眼界的逐步开阔，信息源的增加，发现了自己少年成长期接触学习到的许多历史知识，有许多的问题。
尤其是近一两年通过对华夏历史文化和欧洲中世纪历史较为系统的学习对比，对丛日云教授所说的现象更是深有同感。
如果我们，还有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就构建了虚假的带有仇恨色彩的历史观，对华夏传统历史和文化缺乏一个清醒的认知。
那就不仅仅是盲目的排外，不接纳外来世界先进的文明，还会形成阶级斗争哲学，窝里斗，难免就会成为当代的“义和团”和“红卫兵”。
传统文化固有的劣根性
我们中国人很聪明，也很勤奋，但这都是环境逼迫下的聪明和勤奋。我们的思想特征有五个特点，这里我只说些局限性，也是为了更好去直视我们的“劣根”。
第一个特征就是“排他性”。
“排他性”来自于“一致性”的要求，中国二三千年专制文化推崇的“独尊儒术”，形成这一思想特征，缺乏包容性和多元化。
第二个特征就是“排外性”。
“排外”的结果就是“仇外”，仇西方，仇视别人的先进，仇视别人的发达，仇视比我们优胜的所有的一切。
当然你仇视他们，你就不会接触他们，你就会拒绝他们的帮助，而且你不会向他们看齐。
有一个成语“见贤思齐”，正常情况之下，人们对“民主”的反应，应该是“你就民主了我也应该民主”。但在排外的情绪之下，你就会恨民主，不要求民主，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帝王术。
第三个特征是“极端性”。
你看现在不少的年轻人，谈论国际问题，一上来就要打仗，肉体消灭，就要“核平”。什么叫“核平”？用核武器炸平就叫“核平”，非常极端。
这就是那种所谓的“上帝视角”，上帝视角是什么？上帝视角就是我看着你不顺眼，就搞你一下，但对你来说就是灭顶之灾。这种上帝视角其实是非常极端的。
第四个特征就是“狭隘性”。
狭隘性就是信息量少造成的，就是你获得的信息量只有那么多，只要是和统治者的理论体系不匹配的、有差异的以及对立的所有信息全部屏蔽掉，所以他只能看这么多，而且他拒绝接受不一样的东西。
第五个特征是“封闭性”。
这是最重要、也是最要命。华夏社会地理位置的封闭，再加上历代王朝专制统治，造成了整个社会接受外来文明的不方便，甚至阻隔，长期处于世界主流文明传播的边缘。
开眼看世界
回到丛日云的这个访谈，我现在总算是明白了之前的一个困惑，就是我一直不明白我们中国人，包括我自己，那个莫名其妙的文化优越感是从哪里来？
我一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想通，在我看完丛日云的这个访谈，我现在不说全部明白了，也算是明白了一些。
这种优越感来自于无知和狭隘，其实就是“夜郎自大”，这个成语说的就是这个。
早些年有机会去欧美的时候，无论是游荡在城市大街上，还是走在乡间的小路，我很喜欢看建筑。
有一年，去了美国洛杉矶。我发现美国的民宅，随随便便就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当时我就很感叹，一百多年前美国人就有这样的房子。
这样的生活方式，马桶、浴缸，洗手盆等，并且欧美很多房子的造型和风格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再看看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不仅说家里没有厕所，连公共厕所都没有。作为上点年纪的过来人，儿时留下最深刻记忆的“茅房”应该算是一个了。
如果你再去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你会发现中国古代皇帝的生活品质也不过如此。
看一下别人的生活方式，你就知道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其实和西方国家差很远，而美国一百多年前还是个殖民地，你还没去英国看看呢。
而“日不落帝国”昔日的辉煌首先就体现在伦敦大街建筑上。
对比一下，冲击很大，我突然意识到，整个华夏文明二三千年历史，竟然连个房子都不会建，包括我们的民宅。
即使今天，现代西方建筑技术早已输入中国，但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千篇一律的面貌也让国内的旅游变得索然无味。
所以说，我们需要了解真实的历史，不仅是我们，还有我们的下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