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起來媽媽順手拿起衣服準備給女兒穿，張小丫說：“媽媽我都20歲了，你還給我穿呀？”媽媽一驚，手停下來，眼淚奔涌而出。

失而復得的女兒已不是她14歲的小丫丫了。女兒在被拐賣的6年裡，已經變了。女兒的一舉一動一笑一顰都和媽媽記憶中的6年前的14歲的女兒不一樣了。

這6年是她一無所知的6年，是她的母愛無論怎樣深厚怎樣博大都無法觸及的一個黑洞。

女兒的身體已不是6年前像蓓蕾一樣的稚嫩了，手和腳還留在少女時代，很細小，但身體已是少婦的了，身上還有明顯的生育的痕跡，少女和少婦不協調地組合在女兒身上，很刺眼。

拐賣

1994年12月19日，張小丫早晨起床有點發燒。她剛做闌尾手術刀口還沒好利索。但期末考試在即，她要到學校去上早自習。爸爸說別去了，她說不行，並說晚上有晚自習，讓爸爸去接她。

“那一天，小丫穿了一身紅色的校服，外面穿着一件紅色的牛仔大衣，邊下樓邊和我們說着話，早晨起來我怕她來不及，衣服都是我給她穿的。這就是她最後的樣子，這樣子老在我眼前晃，6年沒變過。”小丫的媽媽說。

張小丫：“那是早晨6點多，天下着大雪，又冷又黑，馬路邊的小店鋪都沒有開門，路上也沒什麼人。前面停的一輛麵包車上下來一個20多歲的女孩子，挺時髦挺漂亮的，操着北京口音來問路，她問我到世界公園怎麼走，我就告訴了她，可她好像怎麼也聽不懂，我給她說了好幾遍，她說上車再說吧，我可以把你帶到學校門口。上車後，她讓我喝牛奶，我不喝，她突然灌起來，牛奶是熱的，在一個保溫瓶里，灑了我滿身都是。我忽然困起來，車子過沒過學校門口我就不知道了。”

張小丫那一天從家走出不過100多米遠就消失了。而她的學校————北京豐臺區一中也就離她家300多米遠。這裡在豐臺火車站的背後，有一個鐵路的岔口，小店鋪把馬路擠得很窄，路邊堆着垃圾，操各種口音的人來來往往，小路的拐彎處就是學校。小丫的爸爸說，小丫丟的時候這裡還沒有這麼多的店。中午的時候張小丫沒有像往常一樣到姥姥家去吃飯，爸爸去學校找，老師說沒來呀。

這一天，雪下了整整一天，刮着大風，爸爸和親人們找了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查看了來來往往的列車。這時正是民工回鄉過年的日子，爸爸的心裡早就慌了。

第二天學校接到一個電話，一個姓李的老人說，小丫是在一個彈棉花的小店門口被人弄上了車。相同的消息互相印證，一家人才知道孩子被拐了。張小丫70歲的爺爺當即腦溢血，不久死去。

張小丫：“我醒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我發現我躺在一間屋子的沙發上，屋裡點着燈，一些人在燈下吃飯。我說我要回家，哭起來，一個男人過來開始往外拉我，在屋外的雪地里，他扯着脫我的校服，撕下我的校徽，搜出了我的學生證，

連我書包里的紅領巾也拿走了，然後把我往一間小黑屋裡推。我不進去，拼命掙扎，那個人就把我按在雪地里狠狠打了一頓，把我拖進小屋，門從外邊鎖上了。”

“我當時腦子還不是特別清醒，藥力可能還沒過去，也嚇昏了，只知道哭叫、砸門，第二天才看清這是一間沒窗、沒電燈、沒床、沒桌椅的小屋子，我只能從門縫透進的光知道天亮了、天黑了。他們有時一天開一次門送進一點冷飯或涼水，

然後就不理我，我尿尿、拉屎在屋裡，晚上和屎尿睡在一起。”

張小丫的媽媽覺得女兒沒被凍死是個奇蹟，在她的印象中那一年冬天特別冷。

她反覆問女兒：發燒是怎麼好的？闌尾的刀口是怎麼長好的？發沒發炎？晚上沒被子蓋怎麼能睡？嗓子哭啞沒有？有沒有得感冒？張小丫都說不記得了，因為當時太害怕了，她身上的痛都不記得。她的右手受傷，留下抽筋的毛病，她不知道

是被打的還是她拽着門框不走硬拉傷的。

但她記得她反覆喊的一句話：“我要回家！我要媽媽！”

強姦

張氏夫婦為了尋找自己的女兒，跑了全國十來個省的五六十個縣市。他們在電視、報紙、雜誌上做廣告，自印了三四萬元的尋人啟事到處張貼。

6年，他們都奔波在尋女的路上了。

6年中經他們找到線索解救出的張姓或北京的被拐女子就有三個。一次在湖南一個也姓張長得也極像小丫的女孩子已被折磨得病入膏肓，只會哭不會說話了，張氏夫婦轉身走時，有人說，看，多狠心，怕弄個病人回去，竟丟下不管了。張師傅說：“要是我女兒就是屍首我也要抬着回去。”說完已是滿臉的淚水。張氏夫婦不知道，他們心愛的獨生女就被賣在河北省高碑店市肖官營鄉頓豆夏村，離北京只有十元錢的車票錢。甚至後來有同村人看到了他們在電視上做的廣告問小丫：你爸爸說有重謝給多少錢？

張小丫：“我也不知道在小屋裡關了多長時間，感覺是一個星期吧！一天小屋的門開了，一伙人準備了一輛三輪小拖拉機，要把我弄上車，我說我要回家，他們不說話硬要把我往車上拉，我又哭又叫大喊救命，那天晚上打我的那個男人

又把我打了一頓。我上了車一個勁地要往下跳，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一下把我按在車箱裡，用屁股坐着我，就這麼坐了一路，我的臉貼在車箱底下，喘不過來氣，也哭不出來了。”

張小丫後來才漸漸知道，關她的小屋所在地叫“高二”（音），這家的主人，也就是常打她的男人叫田志樣，是買她的男人田志賓的叔伯哥哥，拉她去的地方是頓豆夏村。

張小丫：“我關在一間屋裡，屋裡有一張土炕。那些人在另一間屋裡吃飯喝酒，我冷極了，餓極了。晚上一個男人開了鎖上了炕，我求他放了我送我回家，他不說話硬脫我的衣服……”

說到這，張小丫坐在沙發上的身子縮成了一團，頭都要埋到腿里了。

張小丫：“我不是十分清楚他脫我的衣服幹什麼，我只知道他的樣子很兇。

我不記得痛不痛，不記得我是不是昏了過去，也不知道後來我是不是哭着睡着了，我只記得特別特別地害怕、特別特別地想媽媽。”“強姦”一詞是公安部門拘押田志賓的理由，直到這時張小丫才開始用這個詞描述那天晚上她的遭遇，每次說

時都怯怯的難以出口。她被強姦時只有14歲半，而田志賓“已經30多歲了”。

一個星期後小丫被拉到一個地方和這個男人照相，小丫從照相館裡衝出來，邊哭邊叫“我要回家，我的家在北京”，田志賓從里追出來，“當街開始打起我來，圍觀的人很多，但沒人管，他把我拉進去和他照相。照相時我穿的是一件舊西服，裡面是我的紅校服”。

不久田志賓的“老姨夫”村黨支部書記徐金池送來了戶口本、結婚證。戶口本上常住人口登記上寫着：劉小紅，1974年5月15日出生，高碑店市肖官營鄉人，身份證號碼132404740515（原號碼如此，編者注），與戶主的關係：妻子。承辦人：戶籍民警張金良。上面蓋有河北省公安廳高碑店市公安局的戶口專用章。

就這樣張小丫變成了劉小紅，有了戶口本、身份證、結婚證、生育指標和土地。

後來小丫才知道，分土地的時候村里人起了爭執，有人不願給她分，村領導只好給她分了半個人的地。

國家公安部和全國婦聯的調查人員到高碑店市了解小丫怎麼有了戶口和結婚證，得到的結論是：該地戶籍管理混亂是遺留問題，全市一人有兩個戶口本的有2000多人。而肖官營鄉3萬人的戶口底卡1997年丟了一半，那個叫“劉小紅”的人的戶口底卡恰恰就在丟失之列。主管戶籍民警張金良在1997年前還沒調來呢，現在假戶口本上的簽章只是例行公事而已，誰為小丫辦的假戶口，無法查證。公安人員傳喚了田的老姨夫，他拒絕說出辦證的途徑。而田志樣和田志賓則說小丫是他們“撿的”。

一個被販賣的14歲的孩子的身份就這樣“合法”化了，小丫於是每天都在被“合法”強姦。

張小丫：“有一天田家放起了鞭炮，來了很多人，我被鎖在屋裡。我從門縫看到了院子裡擺了很多桌子，人們在喝酒划拳。晚上田志賓滿身酒氣地爬上了炕……”

過了很久小丫才知道，那天是辦她和田志賓的“喜事”。

生育

張小丫剛過15歲就懷了孕。

張小丫：“沒人告訴我我是怎麼了，我光知道自己很難受。沒人和我說話，大部分時間我被鎖在院子裡，餵豬、做飯、搓玉米、剝花生。如果飯在他們回來時還沒做好，他們就會打我，主要是田志賓和他媽打。他們一家六七口的飯，我又要燒柴看火，又要看着鍋里。”

“我熬的玉米碴子粥常常是結成了塊，他們只好撈了去餵豬。烙了半年的餅才知道烙餅要放油。”這個出生在城裡的14歲的獨生女常被田志賓他媽罵————“光知道吃不能幹”。

張小丫：“我肚子都已經挺出來了，懷孕大約有五六個月了，一天田志賓的大妹妹（我叫她小姐姐）才對我說，我肚子裡有了孩子。我又驚又怕不知該怎麼辦好。”

“知道了我懷孕，田家的人對我看管鬆了點，秋忙的時候讓我上大田裡收玉米棒收花生。冬天和小姐姐一起去集市賣瓜子花生。平靜（音）集特別難走，要走河堤。我推着半麻袋瓜子大着肚子不敢騎，上堤的時候怎麼都推不上去。那一年冬天特別冷，在集上站一上午我的受傷的手老抽筋。”

差一個月16歲的時候，張小丫生下了一個女孩，這個孩子是農曆三月初七的生日。

張小丫：“前一天我還在幹活，肚子痛時我還不知道是怎麼了。早晨肚子痛，中午來了一個外村的接生的女人，一直到晚上天黑孩子才生下來。”

她說，“當時我特別特別想媽媽，真想她就在跟前，好讓我一把抓住她，我就喊着媽媽不停地哭着。”

張小丫：“生下了孩子，我躺在鋪了張席的炕上，他們給了我一碗棒子麵粥。

沒有人給我一句話。喝了一個星期棒子麵粥後就開始下地幹活了。怎麼弄孩子一點都不懂，田志賓的媽媽整天到地里幹活也不教我，都是小姐姐告訴我怎麼餵奶怎麼抱的，當時她剛出嫁還沒孩子。”

孩子吃了她一年多的奶，有了孩子後她和田志賓搬到另一個院裡去住，田每天早晨出門深夜回來，孩子和小丫鎖在院子裡，剝花生搓玉米的活拿進來，幹完了由田帶出去。孩子和她吃的菜用的東西也都是田帶回來。

這樣囚禁的生活有四年多。

張小丫：“院子的牆特別高，有一面是鄰居豬圈的牆矮一點，但插了玻璃。

屋子的窗子都是開向院子的，根本沒法出去。”

孩子長到四歲多的時候，人們發現是個啞巴。

不知是小丫太小生育，還是母女倆被囚禁時間太長的原因，這孩子能幫媽媽搓玉米、剝花生，會給媽媽擦眼淚，聽得懂媽媽的指令。媽媽會做的飯就是烙餅、熬粥，活動的地方就是院子、屋裡。田志賓從不回來吃飯，只回來睡覺，也從不抱她。

她至今也不知道孩子為什麼不會說話。直到她逃走的時候，她也沒有聽到孩子叫她一聲“媽媽”。

出逃

2000年12月9日，張小丫終於逃回北京的家。

這一天離她被拐差10天就整6年了。為了這次出逃她蓄謀了好幾個月。

6年中逃過多少次小丫自己也說不清楚。反正是逃一回，挨一次死打。小丫記得6年中最苦的就是逃跑給抓回去的時候，不光是皮肉受苦，最難受的就是絕望。

張小丫：“一次我從早晨開始逃，一直跑到天黑，不知道跑了多少路，慌亂中一條河過了兩次。到了一個村里遇到了一個老奶奶，才知道跑反了方向。老奶奶讓我住她家，說她兒子在北京打工，她要到北京看兒子，第二天帶我一起去。

“第二天中午她讓我買點豆角，吃了飯就走，我出去的時候遇到了一個女人，她看了我一眼什麼也沒說就走了。我們飯還沒吃完，田志賓就開着三輛拖拉機帶着20多個人來了。原來那個女人是頓豆夏村嫁到這裡來的，給田家打了電話。

20多個人下車虎狼般地撲上來，圍着我拳打腳踢。衣服被撕破了，鞋也掉了一隻。除了田志賓，那些打我的人沒有一個姓田的。”

小丫得出一個結論：全村的人都在看着她，只要有人看見她跑就會給田家通風報信。村外是一馬平川，從這個村可以看到那個村的院牆，根本沒法跑。這次跑的代價是被打得在床上躺了半個月不能動，但她從未放棄過跑的機會。並且她是越逃越有主意、越逃越有經驗了。

一次小姐姐帶她到田志賓母親的院裡，她發現田家放錢的小沒有鎖，她偷出了100元錢和她的結婚證、戶口本，回家縫在棉大衣里。

張小丫：“我就這麼一件衣服，我整天穿在身上。晚上睡覺也不敢放鬆，就蓋在身上。”

懷揣着這個重大的秘密，她惴惴不安地等了幾個月。

直到一天田家忘了鎖門，而田志賓的小妹妹騎着上學的自行車就扔在門口！

而這時天還沒完全亮，村里人還都沒有起來！

張小丫：“我抓起自行車就衝出了門。我記得小妹妹說過上學的地方在肖官營鄉，順着路一直往西，我就拼命地騎，一邊不停地回頭看有沒有人追上來。突然，我一頭栽下了地，往溝底滾。路基下是人家養螃蟹的池子，拉着電網，挨上就完了。我爬起來顧不得痛抓起自行車再跑。原來我以為肖官營鄉不遠，沒想到騎了那麼長時間。

“肖官營鄉是村里人趕集常去的地方，好在天早，店鋪都沒有開門。我扔了自行車，打了一輛面的，說我要去北京，讓他拉我去有車的地方。車主要等拉滿了人才走，我說給你三十塊錢，快拉我去。車主就把我拉到了高碑店市。我看到一個有很多長途車的地方就叫停車。

“下了車就慌忙上了一輛。一會麵包車又轉了回來，說，你不是到北京嗎，這不是上北京的車，我再拉你去北京的長途車站吧。

“我買了十塊錢的車票。車子老不開，我怕上來認識我的人，心都要急得蹦出來了。開車後我暈車很厲害，一個勁地吐。在良鄉司機停了車要我下去吐，我說你們千萬要等我，可我一下車車子就開跑了。

“我又花了三塊錢租了一輛三輪車讓他帶我去良鄉派出所。我撕開了棉衣拿出了戶口本和結婚證。”

小丫這才知道她逃了6年的回家路只有43塊錢這麼長。

媽媽接到小丫從良鄉打來的電話怎麼都不相信電話的那頭是自己的女兒：“口音全變了，和小時候說話的聲音一點都不像，一口的河北腔。”

張氏夫婦看到女兒時驚呆了：女兒竟然還穿着６年前的紅校服！只不過那紅色已變成了紫黑色。頭髮髒亂得像草，又瘦又小的身體抖做一團。

“派出所的人找來電暖氣開到最大，小丫還是不住地發抖。我一看這孩子腿上還是穿着6年前的一條毛褲。早都是大洞了。毛褲裡面什麼都沒穿，連一條小褲衩都沒有。你說她能不冷嗎！”小丫的媽媽把孩子緊緊地摟在懷裡。

劫後

張小丫：“我回到家，家裡什麼都沒變，比我６年前走的時候更破了點，爸爸為找我把我的遊戲機都賣了。”

其實這個家一切都變了，尤其是她。

回家檢查身體，她患有乙型肝炎、膽囊炎，不但沒長高，還從1.54米降到了1.52米。夜夜發燒，以打點滴度日。因為治病所吃的藥有副作用，回家三個月體重一下子長了快三十斤。

更主要的是她的人生在6年前斷裂了，沒法再續上了。

對門的同班同學已經上大學了，來看她，問她，你怎麼這麼長時間才回來？

學校給她發了個初中肄業證，其實她初中一年級都沒有讀完。

“在北京這樣的文化程度是沒法就業的。”全國婦聯權益部的李同志說。

一家人愁她的將來。爸爸為她報了個電腦學習班，這是她第一次看見電腦，上面的26個字母她背不下來。又報了一個少兒劍橋英語，兩個小時的內容，她用了一個星期才全部把單詞查出來。只好放棄了。

現在她整天去練打字，也是班上最慢的。

還有官司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打下來，聽說要發回高碑店市檢察院，小丫已經哭了好幾回了，再回那個地方對她來說太可怕了。爸爸想告給她辦了戶口、結婚證、生育指標的機關，找了幾個律師，人家都勸他別告官，就是告贏了也不知要花費多少時間和金錢。而她家裡欠着債，連看病的錢都成了問題。

她已經被甩出了北京生活的正常軌道。

一天晚上一家人去散步，遇到一個同學。這個同學裝做沒有看見小丫徑直走過去了，並且和她同行的男人在背後議論着小丫的事，這讓小丫很傷心：“我們以前是最好的朋友，一起騎車去買郵票，我們幾乎整天在一起。她見了我竟不打招呼。”

她沒有朋友，朋友們都一路向前走了，只有她陷在了泥潭裡。她一個人在家裡繡花，不敢出門，怕田家的人又來了。

更讓人擔心的是她獨自承受着的6年來受的苦難。

最痛的事她連媽媽都不說。媽媽還是第一次在記者採訪時知道她生的孩子是啞巴，知道她也想孩子。畢竟那孩子伴她度過了最寂寞的四年。每當說起6年前被拐那天早晨上車的經過，她都會加上一句：要不是發燒難受，我也不會上那輛車的。好像有人在責備她犯了錯似的。

轉自陳韻秋February 16, 2022

（應被訪者要求，文中張小丫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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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徐州位於蘇魯交界地帶，本來絕大人口都是漢族，除了有些回族外，基本沒有什麼其他少數民族。根據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統計，徐州有18個少數民族，共9000餘人。但是短短18年以後，到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徐州少數民族增加到47個，共20268人。這期間徐州市人口僅僅增加了30%左右，但是少數民族人口卻增加了一倍多。
為什麼少數民族增長如此迅猛呢？是徐州經濟發達，像廣東那樣吸引了各地打工人口嗎？顯然不是。徐州經濟原以煤炭、機械等重工業為主，改革開放後就不斷衰落。這些新增加的少數民族，無疑絕大多數都是通過婚姻遷徙方式而來的西南雲貴川地區少數民族女性（比如江蘇“五普”對來自雲南的哈尼族、布朗族、景頗族、佤族、怒族、拉祜族人統計顯示，其中女性為3116人，而男性僅有227人，不足總數的7%）。
有必要先指出的是，這些以西南少數民族女性為主的遠程地域通婚，普遍都是買賣性質的，或者是非自願、強迫性婚姻。遠嫁東部的女性一般具有學歷低、年齡小的特點，根據《怒江傈僳族婦女跨省婚姻遷移研究》一書作者陳業強教授，對小龍梅所在的福貢縣100位跨省婚姻女性所做的調查，只有兩人是初中或初中以上學歷，其他都是小學以下文化程度或文盲。
因此，這些女性對婚姻選擇缺乏判斷能力，即使出於人的本性來講，也不願背井離鄉來到陌生遙遠的地區，她們往往都是都是父母貪圖買婚者的彩禮，或者受他人脅迫拐騙而成婚的。
另外，根據專門研究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女性流動的學者中央民族大學楊築慧教授的調查訪談，這些遠嫁東部的女子，家人一般都不知道她們去了哪裡，她們走之後也很少跟家裡聯繫，更凸顯了這種婚姻的買賣交易性質。徐州發布的八孩母親調查報告，展示的細節顯然符合這些特徵。
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徐州市人口的民族細分統計（表一），揭示了這種買賣、強迫性婚姻的一角，結合社會學者們的研究，以及更多的人口統計資料，我們可以看出：

（表一，徐州市2000年“五普”民族人口統計，來源：《徐州市志》第1169-1171頁）
第一，這種買賣、強迫性質的婚姻不是偶發個例，而是廣泛存在、成千上萬，僅官方統計的徐州市西南少數民族女性就多達近6000人。如果加上近二三十年來自西南貧困地區的漢族女性，及其他地方的少數民族女性，數量更為龐大，可以說買賣強迫婚姻幾乎每個村都有數例。
並且，官方的人口普查統計也不完整全覆蓋的，徐州發布的調查結果稱小龍梅為來自雲南福貢縣的傈僳族，然而，2000年及2010年的兩次人口調查均顯示，風縣沒有傈僳族人口。因此，可以說明，在人口統計之外，本地仍有不少被拐賣的婦女。
第二，這些買賣、強迫婚姻女子，普遍進入蘇魯落後地區的鄉村，比如“五普”顯示，嫁入來江蘇的傈僳族789名女性，僅有18人來到城市，其他絕大多數都是嫁入蘇北農村。她們婚姻匹配的家庭，又無一例外都是當地最貧困的家庭。因此，這意味着她們在婚姻遷徙中，一般都是流落到當地社會最底層，註定了她們很多人的婚後生活並不幸福。
第三，由人口統計數據倒推到他們的來源地，可以發現，這些遷徙婚姻涉及了幾乎所有西南少數民族，甚至連基諾族、普米族、怒族、布朗族此類居住在最邊遠深山、人口稀少的民族也都被裹挾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買賣婚姻洪流中。可見當年西南地區人口拐賣是多麼嚴重，幾乎滲透到雲貴川桂的每個角落。
（2）現在人們把矛頭都指向徐州，似乎這是徐州特有的現象，其實買賣人口（不僅包括買賣婦女，更包括買賣兒童）這在蘇南以外的整個江蘇，以及附近的山東、皖北都是很普遍的事情，甚至在一些地方比徐州更嚴重。
比如，江蘇省的少數民族人口在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比1990年的“四普”增加了62%以上，增量為10萬餘人，最主要來源是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女性，其中苗族1.7萬人，侗族7394人，彝族6284人，布依族6167人，哈尼族1926人，白族1847人，傣族993人，傈僳族789人。
這些外來女性的流向又集中在封建意識較為濃厚的蘇北蘇中地區。以彝族在江蘇的分布情況為例，70%分布在蘇北和蘇中地區，最多的依次是徐州934人、宿遷856人、連雲港689人、鹽城575人，而蘇南地級市都在400人以下。顯然，這種人口遷徙不是經濟務工因素驅使，而是婚姻遷徙因素所導致的。
跟徐州毗鄰的山東省，改革開放以來流入的西南少數民族女性數量要比江蘇更多。從2010年的“六普”統計看，山東是全國傈僳族、哈尼族、拉祜族、景頗族女性第二多的省份，僅次於他們的主要聚居地雲南；也是普米族女性第三多，布朗族女性第四多，傣族女性第五多的省份（國家統計局：《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分民族人口資料》，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
處於最東部沿海的山東與西南地區，遠隔千山萬水，按照人口自然分布輻射規律，本來不應該有什麼西南少數民族人口；從經濟上講，山東是人口總體遷出地區，外出務工經商的多，吸引的外地人口少。山東有如此規模突出的西南少數民族女性，顯然也是非自願性婚姻遷徙的結果。
（3）為什麼徐州，乃至蘇魯兩省的非自願性婚姻如此普遍，並且屢禁不止呢？從根本來講，這是長期重男輕女的惡果。
首先，重男輕女導致嚴重性別失調。實行計劃生育之前，蘇魯新出生人口性別比在103－107的正常範圍，1990年山東和江蘇出生人口性別比分別為116和114，2010年分別為119和117。作為封建傳統家庭倫理觀念最頑固的蘇北魯南地區尤其高，比如徐州達到121。徐州自進入21世紀以來，男女人口差異就在30萬以上，這就意味着如果完全是本地婚配的話，有30萬男人找不到媳婦。
其次，重男輕女加劇了那些過剩的男性必須要結婚、傳宗接代的意願，進而加劇這些地方婚姻市場上的供需不平衡。為了解決這種婚配不平衡，像董志民那樣的、在本地沒有婚姻競爭優勢的男性，通過買賣的方式，從比本地更落後的西南邊遠地區引進女性，成為解決婚姻供給短缺的最重要途徑。
我們可以看出，同樣作為東部省份的浙江以及東北地區，因為女性地位相對高，社會風氣相對開化，流入的西南少數民族女性就少的多。比如，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山東、江蘇兩省的哈尼族女性分別是2938、1926人，而浙江789人、遼寧74人；佤族分別是山東4424人 、浙江230人、遼寧69人；景頗族分別是山東335人、浙江38人、遼寧6人。因此，人口拐賣與女性權利保障程度，與經濟發展情況沒有必然關係，傳統的男女觀念，是導致女性受壓迫的罪惡之源。
再次，在重男輕女的社會氛圍下，無論是政府，還是普羅大眾，在骨子裡都普遍缺乏對女性權益的尊重，他們都認為這種強迫性婚姻是無罪的、天經地義的，整個社會都在默許縱容這種醜惡現象。比如，在買賣婚姻最猖獗的時候，蘇魯某地政府有關部門曾經專門發文要求：“對外省婚嫁婦女，要認真核實，想方設法辦理戶口遷移”，（許新民：《少數民族遷入**以後》，《中國民族》2003年第二期）。最近，很多網友又搜出很多地方公安機關到豐縣解救被拐賣婦女失敗的新聞。

可以說，由於強大的傳統意識，在保護女性權益方面，法律和公權力都出現失靈，女人既不能免除被販賣的自由，也不能在進入婚姻狀態後，免於家暴或虐待的自由。蘇魯地區比較傳統的社會，存在着這種令人絕望的鏈條陷阱：重男輕女——男多女少——買賣婚姻——政府和社會默許——女性權利無法得到保障。
女人在這個鏈條中始終是犧牲品，尤其是那些外地過來的，她們是這個以繁殖為主要目的的社會系統內最卑賤、權利最無法得到保護的人群。這次豐縣事件，縣政府及當地老百姓對此事的高度容忍，見怪不怪，就是這種病態社會文化的反映。
因此，社會有必要繼續保持對徐州豐縣事件的關注，這並不是簡單地為某個個體伸張正義的問題。“鐵鏈女”的遭遇並非孤例，在徐州周邊數百公里內，居住着兩三億人口社會中不知還存在多少買賣、虐待婦女的醜惡現象。在中國很多地方，社會開化、文明進步，路漫漫其修遠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