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起来妈妈顺手拿起衣服准备给女儿穿，张小丫说：“妈妈我都20岁了，你还给我穿呀？”妈妈一惊，手停下来，眼泪奔涌而出。

失而复得的女儿已不是她14岁的小丫丫了。女儿在被拐卖的6年里，已经变了。女儿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都和妈妈记忆中的6年前的14岁的女儿不一样了。

这6年是她一无所知的6年，是她的母爱无论怎样深厚怎样博大都无法触及的一个黑洞。

女儿的身体已不是6年前像蓓蕾一样的稚嫩了，手和脚还留在少女时代，很细小，但身体已是少妇的了，身上还有明显的生育的痕迹，少女和少妇不协调地组合在女儿身上，很刺眼。

拐卖

1994年12月19日，张小丫早晨起床有点发烧。她刚做阑尾手术刀口还没好利索。但期末考试在即，她要到学校去上早自习。爸爸说别去了，她说不行，并说晚上有晚自习，让爸爸去接她。

“那一天，小丫穿了一身红色的校服，外面穿着一件红色的牛仔大衣，边下楼边和我们说着话，早晨起来我怕她来不及，衣服都是我给她穿的。这就是她最后的样子，这样子老在我眼前晃，6年没变过。”小丫的妈妈说。

张小丫：“那是早晨6点多，天下着大雪，又冷又黑，马路边的小店铺都没有开门，路上也没什么人。前面停的一辆面包车上下来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挺时髦挺漂亮的，操着北京口音来问路，她问我到世界公园怎么走，我就告诉了她，可她好像怎么也听不懂，我给她说了好几遍，她说上车再说吧，我可以把你带到学校门口。上车后，她让我喝牛奶，我不喝，她突然灌起来，牛奶是热的，在一个保温瓶里，洒了我满身都是。我忽然困起来，车子过没过学校门口我就不知道了。”

张小丫那一天从家走出不过100多米远就消失了。而她的学校————北京丰台区一中也就离她家300多米远。这里在丰台火车站的背后，有一个铁路的岔口，小店铺把马路挤得很窄，路边堆着垃圾，操各种口音的人来来往往，小路的拐弯处就是学校。小丫的爸爸说，小丫丢的时候这里还没有这么多的店。中午的时候张小丫没有像往常一样到姥姥家去吃饭，爸爸去学校找，老师说没来呀。

这一天，雪下了整整一天，刮着大风，爸爸和亲人们找了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查看了来来往往的列车。这时正是民工回乡过年的日子，爸爸的心里早就慌了。

第二天学校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姓李的老人说，小丫是在一个弹棉花的小店门口被人弄上了车。相同的消息互相印证，一家人才知道孩子被拐了。张小丫70岁的爷爷当即脑溢血，不久死去。

张小丫：“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发现我躺在一间屋子的沙发上，屋里点着灯，一些人在灯下吃饭。我说我要回家，哭起来，一个男人过来开始往外拉我，在屋外的雪地里，他扯着脱我的校服，撕下我的校徽，搜出了我的学生证，

连我书包里的红领巾也拿走了，然后把我往一间小黑屋里推。我不进去，拼命挣扎，那个人就把我按在雪地里狠狠打了一顿，把我拖进小屋，门从外边锁上了。”

“我当时脑子还不是特别清醒，药力可能还没过去，也吓昏了，只知道哭叫、砸门，第二天才看清这是一间没窗、没电灯、没床、没桌椅的小屋子，我只能从门缝透进的光知道天亮了、天黑了。他们有时一天开一次门送进一点冷饭或凉水，

然后就不理我，我尿尿、拉屎在屋里，晚上和屎尿睡在一起。”

张小丫的妈妈觉得女儿没被冻死是个奇迹，在她的印象中那一年冬天特别冷。

她反复问女儿：发烧是怎么好的？阑尾的刀口是怎么长好的？发没发炎？晚上没被子盖怎么能睡？嗓子哭哑没有？有没有得感冒？张小丫都说不记得了，因为当时太害怕了，她身上的痛都不记得。她的右手受伤，留下抽筋的毛病，她不知道

是被打的还是她拽着门框不走硬拉伤的。

但她记得她反复喊的一句话：“我要回家！我要妈妈！”

强奸

张氏夫妇为了寻找自己的女儿，跑了全国十来个省的五六十个县市。他们在电视、报纸、杂志上做广告，自印了三四万元的寻人启事到处张贴。

6年，他们都奔波在寻女的路上了。

6年中经他们找到线索解救出的张姓或北京的被拐女子就有三个。一次在湖南一个也姓张长得也极像小丫的女孩子已被折磨得病入膏肓，只会哭不会说话了，张氏夫妇转身走时，有人说，看，多狠心，怕弄个病人回去，竟丢下不管了。张师傅说：“要是我女儿就是尸首我也要抬着回去。”说完已是满脸的泪水。张氏夫妇不知道，他们心爱的独生女就被卖在河北省高碑店市肖官营乡顿豆夏村，离北京只有十元钱的车票钱。甚至后来有同村人看到了他们在电视上做的广告问小丫：你爸爸说有重谢给多少钱？

张小丫：“我也不知道在小屋里关了多长时间，感觉是一个星期吧！一天小屋的门开了，一伙人准备了一辆三轮小拖拉机，要把我弄上车，我说我要回家，他们不说话硬要把我往车上拉，我又哭又叫大喊救命，那天晚上打我的那个男人

又把我打了一顿。我上了车一个劲地要往下跳，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一下把我按在车箱里，用屁股坐着我，就这么坐了一路，我的脸贴在车箱底下，喘不过来气，也哭不出来了。”

张小丫后来才渐渐知道，关她的小屋所在地叫“高二”（音），这家的主人，也就是常打她的男人叫田志样，是买她的男人田志宾的叔伯哥哥，拉她去的地方是顿豆夏村。

张小丫：“我关在一间屋里，屋里有一张土炕。那些人在另一间屋里吃饭喝酒，我冷极了，饿极了。晚上一个男人开了锁上了炕，我求他放了我送我回家，他不说话硬脱我的衣服……”

说到这，张小丫坐在沙发上的身子缩成了一团，头都要埋到腿里了。

张小丫：“我不是十分清楚他脱我的衣服干什么，我只知道他的样子很凶。

我不记得痛不痛，不记得我是不是昏了过去，也不知道后来我是不是哭着睡着了，我只记得特别特别地害怕、特别特别地想妈妈。”“强奸”一词是公安部门拘押田志宾的理由，直到这时张小丫才开始用这个词描述那天晚上她的遭遇，每次说

时都怯怯的难以出口。她被强奸时只有14岁半，而田志宾“已经30多岁了”。

一个星期后小丫被拉到一个地方和这个男人照相，小丫从照相馆里冲出来，边哭边叫“我要回家，我的家在北京”，田志宾从里追出来，“当街开始打起我来，围观的人很多，但没人管，他把我拉进去和他照相。照相时我穿的是一件旧西服，里面是我的红校服”。

不久田志宾的“老姨夫”村党支部书记徐金池送来了户口本、结婚证。户口本上常住人口登记上写着：刘小红，1974年5月15日出生，高碑店市肖官营乡人，身份证号码132404740515（原号码如此，编者注），与户主的关系：妻子。承办人：户籍民警张金良。上面盖有河北省公安厅高碑店市公安局的户口专用章。

就这样张小丫变成了刘小红，有了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生育指标和土地。

后来小丫才知道，分土地的时候村里人起了争执，有人不愿给她分，村领导只好给她分了半个人的地。

国家公安部和全国妇联的调查人员到高碑店市了解小丫怎么有了户口和结婚证，得到的结论是：该地户籍管理混乱是遗留问题，全市一人有两个户口本的有2000多人。而肖官营乡3万人的户口底卡1997年丢了一半，那个叫“刘小红”的人的户口底卡恰恰就在丢失之列。主管户籍民警张金良在1997年前还没调来呢，现在假户口本上的签章只是例行公事而已，谁为小丫办的假户口，无法查证。公安人员传唤了田的老姨夫，他拒绝说出办证的途径。而田志样和田志宾则说小丫是他们“捡的”。

一个被贩卖的14岁的孩子的身份就这样“合法”化了，小丫于是每天都在被“合法”强奸。

张小丫：“有一天田家放起了鞭炮，来了很多人，我被锁在屋里。我从门缝看到了院子里摆了很多桌子，人们在喝酒划拳。晚上田志宾满身酒气地爬上了炕……”

过了很久小丫才知道，那天是办她和田志宾的“喜事”。

生育

张小丫刚过15岁就怀了孕。

张小丫：“没人告诉我我是怎么了，我光知道自己很难受。没人和我说话，大部分时间我被锁在院子里，喂猪、做饭、搓玉米、剥花生。如果饭在他们回来时还没做好，他们就会打我，主要是田志宾和他妈打。他们一家六七口的饭，我又要烧柴看火，又要看着锅里。”

“我熬的玉米碴子粥常常是结成了块，他们只好捞了去喂猪。烙了半年的饼才知道烙饼要放油。”这个出生在城里的14岁的独生女常被田志宾他妈骂————“光知道吃不能干”。

张小丫：“我肚子都已经挺出来了，怀孕大约有五六个月了，一天田志宾的大妹妹（我叫她小姐姐）才对我说，我肚子里有了孩子。我又惊又怕不知该怎么办好。”

“知道了我怀孕，田家的人对我看管松了点，秋忙的时候让我上大田里收玉米棒收花生。冬天和小姐姐一起去集市卖瓜子花生。平静（音）集特别难走，要走河堤。我推着半麻袋瓜子大着肚子不敢骑，上堤的时候怎么都推不上去。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在集上站一上午我的受伤的手老抽筋。”

差一个月16岁的时候，张小丫生下了一个女孩，这个孩子是农历三月初七的生日。

张小丫：“前一天我还在干活，肚子痛时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了。早晨肚子痛，中午来了一个外村的接生的女人，一直到晚上天黑孩子才生下来。”

她说，“当时我特别特别想妈妈，真想她就在跟前，好让我一把抓住她，我就喊着妈妈不停地哭着。”

张小丫：“生下了孩子，我躺在铺了张席的炕上，他们给了我一碗棒子面粥。

没有人给我一句话。喝了一个星期棒子面粥后就开始下地干活了。怎么弄孩子一点都不懂，田志宾的妈妈整天到地里干活也不教我，都是小姐姐告诉我怎么喂奶怎么抱的，当时她刚出嫁还没孩子。”

孩子吃了她一年多的奶，有了孩子后她和田志宾搬到另一个院里去住，田每天早晨出门深夜回来，孩子和小丫锁在院子里，剥花生搓玉米的活拿进来，干完了由田带出去。孩子和她吃的菜用的东西也都是田带回来。

这样囚禁的生活有四年多。

张小丫：“院子的墙特别高，有一面是邻居猪圈的墙矮一点，但插了玻璃。

屋子的窗子都是开向院子的，根本没法出去。”

孩子长到四岁多的时候，人们发现是个哑巴。

不知是小丫太小生育，还是母女俩被囚禁时间太长的原因，这孩子能帮妈妈搓玉米、剥花生，会给妈妈擦眼泪，听得懂妈妈的指令。妈妈会做的饭就是烙饼、熬粥，活动的地方就是院子、屋里。田志宾从不回来吃饭，只回来睡觉，也从不抱她。

她至今也不知道孩子为什么不会说话。直到她逃走的时候，她也没有听到孩子叫她一声“妈妈”。

出逃

2000年12月9日，张小丫终于逃回北京的家。

这一天离她被拐差10天就整6年了。为了这次出逃她蓄谋了好几个月。

6年中逃过多少次小丫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是逃一回，挨一次死打。小丫记得6年中最苦的就是逃跑给抓回去的时候，不光是皮肉受苦，最难受的就是绝望。

张小丫：“一次我从早晨开始逃，一直跑到天黑，不知道跑了多少路，慌乱中一条河过了两次。到了一个村里遇到了一个老奶奶，才知道跑反了方向。老奶奶让我住她家，说她儿子在北京打工，她要到北京看儿子，第二天带我一起去。

“第二天中午她让我买点豆角，吃了饭就走，我出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人，她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们饭还没吃完，田志宾就开着三辆拖拉机带着20多个人来了。原来那个女人是顿豆夏村嫁到这里来的，给田家打了电话。

20多个人下车虎狼般地扑上来，围着我拳打脚踢。衣服被撕破了，鞋也掉了一只。除了田志宾，那些打我的人没有一个姓田的。”

小丫得出一个结论：全村的人都在看着她，只要有人看见她跑就会给田家通风报信。村外是一马平川，从这个村可以看到那个村的院墙，根本没法跑。这次跑的代价是被打得在床上躺了半个月不能动，但她从未放弃过跑的机会。并且她是越逃越有主意、越逃越有经验了。

一次小姐姐带她到田志宾母亲的院里，她发现田家放钱的小柜子没有锁，她偷出了100元钱和她的结婚证、户口本，回家缝在棉大衣里。

张小丫：“我就这么一件衣服，我整天穿在身上。晚上睡觉也不敢放松，就盖在身上。”

怀揣着这个重大的秘密，她惴惴不安地等了几个月。

直到一天田家忘了锁门，而田志宾的小妹妹骑着上学的自行车就扔在门口！

而这时天还没完全亮，村里人还都没有起来！

张小丫：“我抓起自行车就冲出了门。我记得小妹妹说过上学的地方在肖官营乡，顺着路一直往西，我就拼命地骑，一边不停地回头看有没有人追上来。突然，我一头栽下了地，往沟底滚。路基下是人家养螃蟹的池子，拉着电网，挨上就完了。我爬起来顾不得痛抓起自行车再跑。原来我以为肖官营乡不远，没想到骑了那么长时间。

“肖官营乡是村里人赶集常去的地方，好在天早，店铺都没有开门。我扔了自行车，打了一辆面的，说我要去北京，让他拉我去有车的地方。车主要等拉满了人才走，我说给你三十块钱，快拉我去。车主就把我拉到了高碑店市。我看到一个有很多长途车的地方就叫停车。

“下了车就慌忙上了一辆。一会面包车又转了回来，说，你不是到北京吗，这不是上北京的车，我再拉你去北京的长途车站吧。

“我买了十块钱的车票。车子老不开，我怕上来认识我的人，心都要急得蹦出来了。开车后我晕车很厉害，一个劲地吐。在良乡司机停了车要我下去吐，我说你们千万要等我，可我一下车车子就开跑了。

“我又花了三块钱租了一辆三轮车让他带我去良乡派出所。我撕开了棉衣拿出了户口本和结婚证。”

小丫这才知道她逃了6年的回家路只有43块钱这么长。

妈妈接到小丫从良乡打来的电话怎么都不相信电话的那头是自己的女儿：“口音全变了，和小时候说话的声音一点都不像，一口的河北腔。”

张氏夫妇看到女儿时惊呆了：女儿竟然还穿着６年前的红校服！只不过那红色已变成了紫黑色。头发脏乱得像草，又瘦又小的身体抖做一团。

“派出所的人找来电暖气开到最大，小丫还是不住地发抖。我一看这孩子腿上还是穿着6年前的一条毛裤。早都是大洞了。毛裤里面什么都没穿，连一条小裤衩都没有。你说她能不冷吗！”小丫的妈妈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劫后

张小丫：“我回到家，家里什么都没变，比我６年前走的时候更破了点，爸爸为找我把我的游戏机都卖了。”

其实这个家一切都变了，尤其是她。

回家检查身体，她患有乙型肝炎、胆囊炎，不但没长高，还从1.54米降到了1.52米。夜夜发烧，以打点滴度日。因为治病所吃的药有副作用，回家三个月体重一下子长了快三十斤。

更主要的是她的人生在6年前断裂了，没法再续上了。

对门的同班同学已经上大学了，来看她，问她，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

学校给她发了个初中肄业证，其实她初中一年级都没有读完。

“在北京这样的文化程度是没法就业的。”全国妇联权益部的李同志说。

一家人愁她的将来。爸爸为她报了个电脑学习班，这是她第一次看见电脑，上面的26个字母她背不下来。又报了一个少儿剑桥英语，两个小时的内容，她用了一个星期才全部把单词查出来。只好放弃了。

现在她整天去练打字，也是班上最慢的。

还有官司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打下来，听说要发回高碑店市检察院，小丫已经哭了好几回了，再回那个地方对她来说太可怕了。爸爸想告给她办了户口、结婚证、生育指标的机关，找了几个律师，人家都劝他别告官，就是告赢了也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而她家里欠着债，连看病的钱都成了问题。

她已经被甩出了北京生活的正常轨道。

一天晚上一家人去散步，遇到一个同学。这个同学装做没有看见小丫径直走过去了，并且和她同行的男人在背后议论着小丫的事，这让小丫很伤心：“我们以前是最好的朋友，一起骑车去买邮票，我们几乎整天在一起。她见了我竟不打招呼。”

她没有朋友，朋友们都一路向前走了，只有她陷在了泥潭里。她一个人在家里绣花，不敢出门，怕田家的人又来了。

更让人担心的是她独自承受着的6年来受的苦难。

最痛的事她连妈妈都不说。妈妈还是第一次在记者采访时知道她生的孩子是哑巴，知道她也想孩子。毕竟那孩子伴她度过了最寂寞的四年。每当说起6年前被拐那天早晨上车的经过，她都会加上一句：要不是发烧难受，我也不会上那辆车的。好像有人在责备她犯了错似的。

转自陈韵秋February 16, 2022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张小丫为化名。）

--------------------------------------------

附：

（1）徐州位于苏鲁交界地带，本来绝大人口都是汉族，除了有些回族外，基本没有什么其他少数民族。根据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徐州有18个少数民族，共9000余人。但是短短18年以后，到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徐州少数民族增加到47个，共20268人。这期间徐州市人口仅仅增加了30%左右，但是少数民族人口却增加了一倍多。
为什么少数民族增长如此迅猛呢？是徐州经济发达，像广东那样吸引了各地打工人口吗？显然不是。徐州经济原以煤炭、机械等重工业为主，改革开放后就不断衰落。这些新增加的少数民族，无疑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婚姻迁徙方式而来的西南云贵川地区少数民族女性（比如江苏“五普”对来自云南的哈尼族、布朗族、景颇族、佤族、怒族、拉祜族人统计显示，其中女性为3116人，而男性仅有227人，不足总数的7%）。
有必要先指出的是，这些以西南少数民族女性为主的远程地域通婚，普遍都是买卖性质的，或者是非自愿、强迫性婚姻。远嫁东部的女性一般具有学历低、年龄小的特点，根据《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一书作者陈业强教授，对小龙梅所在的福贡县100位跨省婚姻女性所做的调查，只有两人是初中或初中以上学历，其他都是小学以下文化程度或文盲。
因此，这些女性对婚姻选择缺乏判断能力，即使出于人的本性来讲，也不愿背井离乡来到陌生遥远的地区，她们往往都是都是父母贪图买婚者的彩礼，或者受他人胁迫拐骗而成婚的。
另外，根据专门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女性流动的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杨筑慧教授的调查访谈，这些远嫁东部的女子，家人一般都不知道她们去了哪里，她们走之后也很少跟家里联系，更凸显了这种婚姻的买卖交易性质。徐州发布的八孩母亲调查报告，展示的细节显然符合这些特征。
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徐州市人口的民族细分统计（表一），揭示了这种买卖、强迫性婚姻的一角，结合社会学者们的研究，以及更多的人口统计资料，我们可以看出：

（表一，徐州市2000年“五普”民族人口统计，来源：《徐州市志》第1169-1171页）
第一，这种买卖、强迫性质的婚姻不是偶发个例，而是广泛存在、成千上万，仅官方统计的徐州市西南少数民族女性就多达近6000人。如果加上近二三十年来自西南贫困地区的汉族女性，及其他地方的少数民族女性，数量更为庞大，可以说买卖强迫婚姻几乎每个村都有数例。
并且，官方的人口普查统计也不完整全覆盖的，徐州发布的调查结果称小龙梅为来自云南福贡县的傈僳族，然而，2000年及2010年的两次人口调查均显示，风县没有傈僳族人口。因此，可以说明，在人口统计之外，本地仍有不少被拐卖的妇女。
第二，这些买卖、强迫婚姻女子，普遍进入苏鲁落后地区的乡村，比如“五普”显示，嫁入来江苏的傈僳族789名女性，仅有18人来到城市，其他绝大多数都是嫁入苏北农村。她们婚姻匹配的家庭，又无一例外都是当地最贫困的家庭。因此，这意味着她们在婚姻迁徙中，一般都是流落到当地社会最底层，注定了她们很多人的婚后生活并不幸福。
第三，由人口统计数据倒推到他们的来源地，可以发现，这些迁徙婚姻涉及了几乎所有西南少数民族，甚至连基诺族、普米族、怒族、布朗族此类居住在最边远深山、人口稀少的民族也都被裹挟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买卖婚姻洪流中。可见当年西南地区人口拐卖是多么严重，几乎渗透到云贵川桂的每个角落。
（2）现在人们把矛头都指向徐州，似乎这是徐州特有的现象，其实买卖人口（不仅包括买卖妇女，更包括买卖儿童）这在苏南以外的整个江苏，以及附近的山东、皖北都是很普遍的事情，甚至在一些地方比徐州更严重。
比如，江苏省的少数民族人口在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比1990年的“四普”增加了62%以上，增量为10万余人，最主要来源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女性，其中苗族1.7万人，侗族7394人，彝族6284人，布依族6167人，哈尼族1926人，白族1847人，傣族993人，傈僳族789人。
这些外来女性的流向又集中在封建意识较为浓厚的苏北苏中地区。以彝族在江苏的分布情况为例，70%分布在苏北和苏中地区，最多的依次是徐州934人、宿迁856人、连云港689人、盐城575人，而苏南地级市都在400人以下。显然，这种人口迁徙不是经济务工因素驱使，而是婚姻迁徙因素所导致的。
跟徐州毗邻的山东省，改革开放以来流入的西南少数民族女性数量要比江苏更多。从2010年的“六普”统计看，山东是全国傈僳族、哈尼族、拉祜族、景颇族女性第二多的省份，仅次于他们的主要聚居地云南；也是普米族女性第三多，布朗族女性第四多，傣族女性第五多的省份（国家统计局：《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民族人口资料》，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
处于最东部沿海的山东与西南地区，远隔千山万水，按照人口自然分布辐射规律，本来不应该有什么西南少数民族人口；从经济上讲，山东是人口总体迁出地区，外出务工经商的多，吸引的外地人口少。山东有如此规模突出的西南少数民族女性，显然也是非自愿性婚姻迁徙的结果。
（3）为什么徐州，乃至苏鲁两省的非自愿性婚姻如此普遍，并且屡禁不止呢？从根本来讲，这是长期重男轻女的恶果。
首先，重男轻女导致严重性别失调。实行计划生育之前，苏鲁新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03－107的正常范围，1990年山东和江苏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16和114，2010年分别为119和117。作为封建传统家庭伦理观念最顽固的苏北鲁南地区尤其高，比如徐州达到121。徐州自进入21世纪以来，男女人口差异就在30万以上，这就意味着如果完全是本地婚配的话，有30万男人找不到媳妇。
其次，重男轻女加剧了那些过剩的男性必须要结婚、传宗接代的意愿，进而加剧这些地方婚姻市场上的供需不平衡。为了解决这种婚配不平衡，像董志民那样的、在本地没有婚姻竞争优势的男性，通过买卖的方式，从比本地更落后的西南边远地区引进女性，成为解决婚姻供给短缺的最重要途径。
我们可以看出，同样作为东部省份的浙江以及东北地区，因为女性地位相对高，社会风气相对开化，流入的西南少数民族女性就少的多。比如，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山东、江苏两省的哈尼族女性分别是2938、1926人，而浙江789人、辽宁74人；佤族分别是山东4424人 、浙江230人、辽宁69人；景颇族分别是山东335人、浙江38人、辽宁6人。因此，人口拐卖与女性权利保障程度，与经济发展情况没有必然关系，传统的男女观念，是导致女性受压迫的罪恶之源。
再次，在重男轻女的社会氛围下，无论是政府，还是普罗大众，在骨子里都普遍缺乏对女性权益的尊重，他们都认为这种强迫性婚姻是无罪的、天经地义的，整个社会都在默许纵容这种丑恶现象。比如，在买卖婚姻最猖獗的时候，苏鲁某地政府有关部门曾经专门发文要求：“对外省婚嫁妇女，要认真核实，想方设法办理户口迁移”，（许新民：《少数民族迁入**以后》，《中国民族》2003年第二期）。最近，很多网友又搜出很多地方公安机关到丰县解救被拐卖妇女失败的新闻。

可以说，由于强大的传统意识，在保护女性权益方面，法律和公权力都出现失灵，女人既不能免除被贩卖的自由，也不能在进入婚姻状态后，免于家暴或虐待的自由。苏鲁地区比较传统的社会，存在着这种令人绝望的链条陷阱：重男轻女——男多女少——买卖婚姻——政府和社会默许——女性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女人在这个链条中始终是牺牲品，尤其是那些外地过来的，她们是这个以繁殖为主要目的的社会系统内最卑贱、权利最无法得到保护的人群。这次丰县事件，县政府及当地老百姓对此事的高度容忍，见怪不怪，就是这种病态社会文化的反映。
因此，社会有必要继续保持对徐州丰县事件的关注，这并不是简单地为某个个体伸张正义的问题。“铁链女”的遭遇并非孤例，在徐州周边数百公里内，居住着两三亿人口社会中不知还存在多少买卖、虐待妇女的丑恶现象。在中国很多地方，社会开化、文明进步，路漫漫其修远兮！